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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在写作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时，是把“现代诗歌符号美学”当作一种普遍性诗学来看待的，亦如我所理解的克罗齐的诗学或者俄国形式主义诗学、新批评诗学。但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已经感受到其中的问题。问题的引起正是由于语言。在此期间，我读到叶维廉先生的《中国诗学》，叶先生谈到文言作为诗的媒介的特性和白话在表达上的限制及新的可能性，讲到中国古代诗歌是一种“以物观物”、“目击道存”的艺术方式，类似于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在谈到白话新诗时，叶先生引用了余光中《钟乳石》的两行诗句，认为由于运用了“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