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的人，走出乡村的人，望着乡村的人，回到乡村的人，谁都无法忘记那些以电影邀约的乡村派对，那是那些灰色乡村日子里唯一的亮色。如今，乡村的日子亮色了，乡村的电影却渐行渐远……
　　谁也说不清村里是什么时候放了最后一场电影，但是大家都记得村里放的第一场电影。
　　电影这个城里的词语传到乡村的时候是1975年的五月，那是一个赶场天。“电影来啦！”乡里的书记从电话中听到县里的书记的声音，说是县上买了一台放映机，要一个村一个村地巡回放电影。“电影来啦！”像是老街上小酒馆刚炒了一盘鸡蛋，香气一下飘满青石板的街道。
　　其实电影还在路上，乡里正派了几个壮劳力从山外的公路抬着机器，一步一步向山里走来。
　　中午乡场快要散场的时候，村里的支书满场找村里的男人，要组织他们抬电影。支书不知是喝了酒还是家里的猪卖了个好价钱，脸比山上的杜鹃花还要红艳，“快，抬电影去！我抓到啦！”抢来的？后来才知道全乡12个村都抢着放第一场电影，乡里书记面对脸红脖子粗的各村支书，最后的办法：抓阄！
　　山里的第一场电影就在我们村庄。
　　电影抬进村里的大黄葛树下，树下早围满了人，除了几大箱机器，就两个我们不认识的说是放电影的人。大家就问支书，唱戏的就他们两个？支书已经没有了乡场上那般红光满面，闷声闷气地说唱戏的在那个铁盒子里。
　　两个人？一个铁盒子？有什么好戏？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村里的老祠堂院坝上竖起了两根竹竿，竹竿上挂着一方白布，白布的四周是方框式的黑布，一根竹竿上挂着一个黑匣子——这是什么戏？
　　太阳刚一落山，乡亲们纷纷从自家屋中出来，从小路汇聚到大路，从大路汇聚到那方雪白银幕高挂的院坝。
　　一阵轰鸣之后，放映机扁担上的那颗亮晶晶的玻璃唰地一声亮起来，哇！院坝上一声惊叫，院坝之上的天空一片明艳！
　　天哪！放电影的，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叫一个乡村从没有听过的手艺人名字——放映员，很多很多唱戏的人，从放映员脚下的铁盒子里走到那收音机一般的机器上，踏着一束亮亮的光柱走向银幕——小河流水，枪声响起来，歌声响起来，姑娘笑起来……
　　电影叫《柳堡的故事》。
　　当银幕上现出“剧终”时。院坝上的人没有一个要走，放映员说今晚的电影到此结束，以后他们还会来的。大家这才纷纷起身，有人却围在扁担下的灯泡下，举着一个又一个空瓶子，央求放映员把扁担上的灯油给大家倒一点，说这个点灯会很明亮。
　　就这样，电影继续在村庄巡走，我们也跟着巡走，直到电影去了更远的村庄……
　　我们的手中多出了小木枪，我们的帽子上多出了两颗扣子，我们的口中有了那首百听不厌的歌《九九艳阳天》。村里的大哥哥大姐姐唱着歌，脸红红的;我们唱着歌，心中痒痒的，懵懵懂懂的明白生活中还有比水果糖比小木槍更美妙的东西，开始向往长大后要去找一个二妹子一般眼睛那么美、辫子那么长的美丽爱情……
　　那年我才7岁。
　　县里就那么一台放映机，走遍全县每个村子要两百多天。就算后来乡里买了放映机，走遍全乡也要半个月。火柴，油灯，蜡烛，月亮升起来，星星亮起来，每到夜晚，我们总渴望在乡村某一方院坝有一张幕布挂起来，有一片灯光亮起来，盼望过年一般。
　　哪怕地里的活太累，锅里的饭太稀，不怕！晚上有一场电影哩，心里就热乎乎的。
　　大家坐在院坝上，等着放映机扁担上的灯泡亮起来，等着银幕上的影子动起来。大人们问着庄稼问着牲口，交换抽着旱烟。小伙们晃过来晃过去，眼睛故作不经意地望着某个姑娘。姑娘们的衣服显然是走亲戚或者赶场的那一身，笑声没有一个关得住的。最幸福的自然还是孩子们，兜里有糖，哪怕没有糖，也有大人们炒香的葵花籽。手里的玩具完全是银幕上那套行头，小木枪，金箍棒，木军刀，头上绝对不忘套上一圈柳条，一圈杜鹃花，大家都成了小兵张嘎。
　　电影最兴盛的时候，乡里有放映队，私人也有放映队。乡里放映队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轮着放，私人放映队是谁家有红白喜事请到就在哪家放。婚丧嫁娶，大家都要请一场电影以谢乡邻，喜事不断的时候，一周可能看上七八场。记得当年我在宣传部工作的时候，老家一个养羊的专业户致了富，专门请了电影说给农村承包责任制过生，那场电影从日落放到日出，直到银幕上实在留不住影子，电影才结束，给乡亲们过了个电影饱瘾。后来被本地日报的记者知道写了新闻《给责任制过生》，获得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
　　碰上村里两家同时请电影的时候，最苦的是我们，我们两头跑着看，哪边武打、枪战就往哪边跑。只有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坐得住，守着那谈情说爱的片子，心花怒放地看，碰到些脸红的镜头，总会捂住嘴眼，其实指缝间永远没有合上。我们没有她们的忠贞不一，奔着枪声走，跟着拳头走，板凳不是坐在地上，是坐在头上，根本没有时间让板凳坐下来。
　　回到今天的乡村，到处是灯光，村子却空无一人般地静，大家关着门看电视，看影碟，多年前把电影搬到屋里的愿望实现了，乡村的夜晚却一下寂寥了几十年……
　　渴望一场电影。
　　在乡村，那是乡村最幸福的派对。
　　责任编辑  杨  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