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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流动性过剩的研究中，分歧较大的是关于流动性过剩的度量问题。由于学者们所提出的度量标准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和政策建议也就差别很大。文章提出了新的流动性过剩衡量指标，并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对流动性过剩与收入差距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收入差距过大造成过度储蓄，从而形成流动性过剩的存在条件，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来进一步治理流动性过剩。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过度储蓄；收入差距
作者简介：李学彦(1969—)，男，山东莱州人，经济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从事货币金融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流动性过剩的理论框架与中国的现实研究”，项目编号：08A003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5-0060-05 收稿日期：2010-05-12
自2007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虽然对什么是流动性有着不同的阐述，但大多数学者将其理解为货币，如文魁、李学彦，焦方义、徐建中等，基于此，本文也将流动性理解为货币。
在流动性过剩的研究中。分歧较大的是关于流动性过剩的度量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为此，本文首先对流动性过剩评判指标的现有成果进行评述，然后提出自己的判断标准，最后对如何化解流动性过剩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
一、流动性过剩衡量指标的选择
关于如何衡量流动性过剩，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标准。欧洲中央银行(ECB)把流动性过剩定义为“实际货币存量对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并以这种偏离程度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指标。这种方法所反映出的问题与黄达在《金融学》中所称“超额货币现象”，以及李斌(2004)在《经济发展、结构变化与“货币消失”》中所分析的“货币消失”现象是一致的。若以此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标准，虽然看上去要简要明了，但其在均衡货币存量如何界定上，却存在着主观臆断。
Rasmus Rtfffer和Livio Stracca(2006)将流动性过剩解释为货币需求超过当前名义支出的部分，即超额货币部分，将广义货币供给量M2与名义GDP的比值作为流动性过剩的度量指标。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金融深化指标作为流动性过剩指标。M2是一个存量，而GDP是个流量，比值只能反映出经济体系中，至当年末货币供应余额数与当年新增产量之间的关系。这一指标的关键是要找出一个合理适度的数值作为参照，但由于影响这一参照值合理性的因素较多，比较理想的数值不易确定。
余永定(2007)认为，流动性过剩是过剩的流动性资产，是商业银行所拥有的超额准备金。商业银行所拥有的超额准备金越多，金融体系中的过剩流动性资产就越多。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例的调整会严重影响超额准备金，并且商业银行过多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又会倒逼央行被迫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因此，要以此作为判断标准，还应该排除法定存款准备金比例调整的影响。
裴平、黄余送从最优货币供给规则的角度，对适度货币供给增长率进行了测定(m=0.144)，将M2增长率与m作对比得出的L值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与否的指标。由于这一指标是以适度货币供给增长率为依托的，因此，对这一指标的测算至关重要。而裴平等对适度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测算是以费雪交易方程式为基础的，并用M2的数据替代M进行研究。这样处理后其所得出的结论的合理性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彭方平、展凯等(2008)通过代入STSVAR模型系统的一阶泰勒展开式中进行线性对非线性检验后认为，金融机构存贷差是衡量流动性的指标。其结论较为合理，但相应的理论分析尚欠缺。
曾康霖(2007)认为流动性过剩的实质是商业银行的运作成本高，难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他主张以考察多少资产被占用在低效益的资产上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指标。由于曾康霖的解释是基于“流动性是指市场主体持有的资产特别是金融资产在市场中的交易状态”，因此其有别于我们的分析框架。
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指标呢?笔者认为，既然流动性指的是货币，那么流动性过剩指的就只能是货币过剩，只不过这种过剩的衡量标准还有待商榷。我们认为，“过剩”一词是相对于某一相应事物而言的，即流动性过剩是货币相对于什么而言出现了过多。这种过多是一种既存的事实，而不是一种主观的臆测：并且，这种过多是一种可以用“事后”的数据加以衡量的过多。
基于对货币性质及职能的一般认识，货币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既是交易媒介也是贮藏手段。交易也好，贮藏也好，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获得货物和服务，尤其在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已经退化为纸币和电子形态，其价值几乎为零，因此，其存在是要以商品为依托的。所以，货币过剩最为可能的解释是货币相对于商品出现了过剩。这是对流动性过剩的一种较好解读。
也许有人会问，以上说的货币过多不就是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不就是货币相对于商品过多吗?其实不然。的确，通货膨胀是由货币过多引起的，但是那只是原因，通货膨胀是一种经济现象，是由货币过多引起的物价的普遍上涨。而我们这里的流动性过剩是一种经济运行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货币存量过多，但还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相反，这种状态还可能进一步加重经济的不景气，加剧通货紧缩。因此，我们的这种运行状态其实是一种复合体，是一把“双刃剑”，这也正是中国经济的复杂性所在。中国经济的这一症结导致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控经常捉襟见肘，左右为难。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衡量这一过剩呢?笔者认为，应用事后的量来衡量：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也即在通货紧缩或低通胀情况下，金融体系没有核销的巨额呆坏账；而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还应该包括因本外币兑换而投放的本币。
在前人的经济理论中，虽然很难找到关于流动性过剩问题的论述，但在霍布森和凯恩斯的著作中论述了过度储蓄理论，该理论中就描述了“银行里贮有大批游资寻求有利投资而不可得之”的情况。我们认真推敲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其实是从可贷资金的供给与可贷资金的需求的角度来分析流动性过剩的。如果按照这种分析思路，我们对流动性过剩进行度量的话——这里，我们同样需要一个可以“事后”“核对”的量：即无论微观主体的持币行为和动机怎样，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怎样，也无论经济政策的制定初衷如何，其欲实现的最终目标如何，我们都可以通过“事后”的量来认定“事前”可贷资金需求的真实性，那么，作为银行中最能反映出该种状态的指标应该是银行的超额准备金。
上述两个指标虽然能够切中要害，但都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个指标虽然比较理想，但由于 我国在贷款管理过程中，多年以来采取的是贷款四级分类法，直到2002年以后才改为贷款五级分类法，这就影响了数据的连贯性，给实证分析带来了困难。第二个指标则应该是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稳定的情况下才更具说服力，考虑到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经常变动。并且由于我国中央银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要高于超额准备金。因此存在倒逼央行调整比率的动机与可能。因此，以此作为指标也不很理想。
基于这种思考，笔者将两个指标结合起来从而得出更有意义的指标：在既定条件下，银行不断增长的巨额存差额。存贷差作为衡量指标比超额存款准备金作为指标有一定的优越性，前者能体现出剥离出的并未被真正消化的呆坏账因素，而超额存款准备金却体现不了这一重要变化。并且，巨额存差已经表明贷款对储蓄的需求存在一定问题，而这一差额还在不断扩大，则会进一步表明银行业存在流动性过剩问题——储蓄没有办法转化为相应的企业贷款，并进而完成经济学上所说的“投资”。
从金融机构存差构成来看，主要是来自于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的存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不可动用或较难动用的部分。一是财政存款，该项资金不能用于商业银行贷款。二是法定存款准备金，这是整个经济系统为维持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必须付出的成本。三是二级准备金。虽然非法人金融机构无需交纳法定存款准备金，但必须按照其总行要求上缴总行统筹调度的资金，统称二级准备金，一方面用于弥补由总行统一缴存其总行所在地人民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另一方面由总行统一调度用于系统内头寸调剂或购买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等有价证券。四是库存现金。商业银行必须持有为满足客户提取现金需要的库存现金，而这部分资金会随着商业银行业务扩张而有所增加。五是超额存款准备金，这也是所有商业银行普遍持有的，只是数额多寡而已，主要用于满足日常结算和维持流动性的需要。超额存款准备是低息资产，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是不付息的，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商业银行会尽量较少这种资产。商业银行会先运用超额准备金发放贷款，赚取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若贷款风险太大，就会购买国债、归还央行贷款、拆借或存放在其他银行等。我国出于商业银行经营的考虑，一直对准备金存款计付利息。商业银行在宏观经济不景气、贷款风险增加或负债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主动将太量信贷资金上存央行套利，从而削弱了信贷资金对实际经济部门的支持力度。除此之外不排除商业银行在贷款有效需求不足时将资金转存人民银行获取低风险收益的可能。六是不良贷款剥离，这主要是商业银行通过各种方式剥离不良贷款，从而统计上造成在存款余额不变的同时贷款余额虚降，这部分只是统计数据，并不是真实可用的资金。
因此，巨额存差反映出的问题更为深刻，它不仅包括超额准备金和库存现金，而且包括呆坏账因素，它兼顾了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因素。鉴于此，在目前状况下，我们以存贷差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指标。
二、流动性过剩与收入差距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文魁、李学彦(2008)的研究成果表明，流动性过剩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过度储蓄；二是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这为我们探究流动性过剩与收入差距的相关性供了有益的思路。
既然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过度储蓄，那么，如果过度储蓄不存在，即便有国家的过度干预，也很难出现流动性过剩。因此，我们可以从分析过度储蓄人手，寻找流动性过剩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霍布森在他的《帝国主义》中，详细分析了过度储蓄的形成机理。他认为，储蓄过度是与财富分配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的分配不公平所形成的贫富差距造成的。
霍布森的分析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条件，即：一个社会无论生产多少，或能够生产多少，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能消费多少。应该说，这一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产品分配所表现的地租、利润或工资是构成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的组成部分，每个人可以消费这些消费品，也可以同其他需要这种消费品的人来交换其他消费品。每一种东西生产出来，也就有消费的力量跟着产生。霍布森认为：“如果说因为产品不能得到消费，所以一些资本和劳动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则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因为有消费能力的人不对商品提出有效需求。”
霍布森认为，由于现代机器生产的快速发展，使得产品数量得以极大提高。这些产品的消费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条渠道是把产品输送给工人消费；另一条渠道是把产品输送给富人。由于竞争的工资制度阻碍了工资按效率增长的比例而相应得到提高，因此工人的这条渠道就如同在石砌的堤岸之间，不能得到扩大。而雇主则不同，雇主得到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全部收益。霍布森认为，输送商品给富人的这条渠道又分成两条水流：一条水流输送富人本身所消耗的必需品和奢侈品；另一条水流则只是输送给他们储蓄的“泛滥”的水流。输送消耗品的水道，虽然多少可以扩大一些，但由于够得上肆意挥霍的富人毕竟是少数，因此这条渠道也绝不能扩充得很大，而且这同储蓄这条渠道相比，无论如何只占很小的比例，因而过度储蓄就在所难免了。霍布森进一步指出。富人绝不会机敏到将其消费提高到足以阻止生产过剩的程度，而同时富人输送储蓄的那条支流却在不断扩大和加深。储蓄“泛滥”的水流当然不是完全取决于富人的剩余收入，职业界和工业界的中产阶级，以至于少数工人也都有份。但是，“洪流”主要是发源于富人剩余收入的自动储蓄。
那么，“洪流”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呢?在霍布森看来，是由于消费力的分配不当而阻碍了一国对商品及资本的消化和吸收。他认为，这些收入同生产努力毫无自然联系，同消费的满足也不相一致，这些过剩财富渐渐积累就会成为过剩储蓄。他指出，由于人类的需要是无限的，如果收入或消费力的分配符合于需要的这种倾向而发生作用的话，显然消费将随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因而不可能有储蓄过剩。但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如果需要对分配并无固定性的关系，“有些人分配到的消费力大大超过需要或可能的用途，而其他人分配到的消费力甚至不足以满足体力的全部需要。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从而产生了过剩储蓄。
霍布森指出，把不能转化为新资本的大部分国民收入储蓄起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储蓄者的愚蠢，而是一般收入的分配使工人阶级所占的份额太少，雇佣阶级和占有阶级所占的份额太多，而储蓄过度正是由后者所造成的。
在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中，虽然其着重分析的是过度储蓄导致了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从而加强了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最终产生了社会失业问题。但他对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阐述，同样为我们揭示出过度储蓄的根源是收入差距过大。
凯恩斯曾指出，决定储蓄与投资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从行为来看，储蓄者与投资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储蓄是为了保存财富价值 以便未来享受，若能使被储蓄的财富价值升值当然更好。而投资却完全不同，投资者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财产增值，资本的边际效率是决定投资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投资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而其所以崩溃，又在于人们的过度储蓄。“满足人们及家庭的现行的基本生活需要通常要比积累具有较强的动机。只有在达到一定的舒适程度以后。积累的动机才会转变为较强。由于这些原因，当实际收入增加时，人们通常会储蓄掉其收入中的较大比例”。因此，凯恩斯认为正是今天消费的减少，才产生了第二天的衰退。而第二天的衰退，又加深了人们对第三天衰退程度的预期。
由于过度储蓄的存在，凯恩斯认为，治疗之道在于“采取大胆果断的步骤，即以收入再分配和其他办法来刺激消费倾向”，“使维持一定水平的就业量所需要的现行投资量具有较小的数值”。正因如此，罗宾逊夫人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收入分配问题。因此，凯恩斯认为过度储蓄原因在于收入差距非常巨大，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收入再分配进行修正。
收入差距与流动性过剩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机理。首先是收入差距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机理。通过对霍布森和凯恩斯关于过度储蓄与收入差距关系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过度储蓄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并且霍布森和凯恩斯都把造成过度储蓄的原因归结为过大的收入差距。
这样，我们就可以递推出收入差距对流动性过剩的传导机理：收入差距引起过度储蓄，而过度储蓄是流动性过剩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因而收入差距与流动性过剩密切相关，是引起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收入差距缩小甚至不存在，则依据霍布森和凯恩斯的观点，过度储蓄问题也就不存在，进而以此为依托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也就会自然解体。
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过度储蓄只是产生流动性过剩的一个条件，如果流动性过剩的另一条件——国家的过度干预——仍然存在的话，是不是也仍然会造成流动性过剩呢?我们认为，在这一单一条件下，流动性过剩很难出现。因为在只有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的情况下，其提供的过多的流动性只能转化为高数字符号下所对应的物价水平。如果通货膨胀上去了，就不会存在流动性过剩，这时呈现的只是以货币符号衡量的很高的物价。根据弗里德曼的研究结果，如果国家增发货币，向市场注入过多的流动性，其结果必然要以通货膨胀表现出来，虽然这存在一定的时滞，但这种时滞不会很久。因此，在这种没有过度储蓄的情况下，很难出现较长时间的流动性过剩。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将流动性过剩的前提条件进行逐步“瓦解”的方式来化解流动性过剩，这其实也就为我们从根本上化解流动性过剩提供了可能。
其次是流动性过剩对收入差距的反作用。如果对流动性过剩不加治理，任由其发展下去，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造成两极分化。
流动性过剩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是这样的：过剩的流动性必然会被人们以各种形式持有，尤其为富有阶层所拥有。而这些流动性又会以存款利息、入股分红、炒股赢利、房屋租金、房地产炒作获利等形式进～步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并且其增长速度又要远快于劳动收入的增长，其结果只能是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3—2007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超过10％，但是中国最贫穷的10％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不仅没有跟上这个10％，而且他们的总体收入还下降了2.4％，而富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则远高于此。因此，单纯从货币政策人手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是事与愿违的。
三、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人们的过度储蓄，而过度储蓄作为流动性过剩的一个前提条件使其存在成为可能；如果消除人们的过度储蓄，在国家的过度干预的存在，则只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这充分说明，我国为了化解流动性过剩，应该从降低收入差距人手。
由于初次分配容易形成贫富差距，而再次分配又缺乏力度，三次分配尚未形成风气，因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流动性过剩凸显的局面。在政策调整上，我们认为，应该在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以及三次分配上都作进一步的改善。
初次分配上，要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协调统一，增加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据统计，1997—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已从53.4％降至39.74％，而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其比重从21.23％升至31.29％。诚然，合理的收入差距能够激发人们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但贫富差距过大，尤其是不合理的收入所引起的过大差距，则会造成有消费需求的群体没有消费能力，而有消费能力的群体却没有消费需求的窘境。这样就必然要形成产能过剩的不利局面，造成社会效率的极大浪费和社会生产力的无法释放。我们应该看到，平均主义大锅饭会极大地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但贫富差距悬殊同样会束缚生产力，并进一步加剧流动性过剩。因此，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提升低收入就业群体收入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措施(虽然这一政策尚存较大争议)。
再次分配上应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力度，加大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收入的来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仅对个人的所得征税，而不考虑财产、遗产等因素，已经很难对贫富差距进行有效调节。即便是征收个人所得税，其税收来源主体也只是广大工薪阶层，很难对富人的真实收入起到调节作用。因此，应增加我国个人收入的透明度，建立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个人所得税执行的结果并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所得税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所得。目前其征收依据还主要是工资，而并非全部所得。因此，我们应该将个人的所有各项收入都纳入一个帐户进行管理，如果其有未经过该帐户的其他所得，则视为收入来源不明，予以严惩。这样，每个人的所有收入情况才能更加清晰地反映出来，制定和执行相应的税法才更有针对性，其税收调节作用才能更为有效。而通过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则可以有效降低因治理流动性过剩而引发的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
三次分配上要通过大力推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来健全第三次分配机制。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慈善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的发达程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发展慈善事业，通过高收入阶层的自愿捐献，对改善贫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提升社会凝聚力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该营造一个真诚、高尚、充满爱心的大环境，让更多的人主动捐赠财富，使过剩的流动性发挥出其最终的效用。
参考文献
[1]文魁，李学彦，流动性过剩的形成机理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8，(4)
[2]焦方义，徐建中，流动性过剩的成因与宏观调控策略[J]，求是学刊，2008，(1)
[3]裴平，黄余送，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测度方法与实证[J]，经济学家，2008，(5)
[4]霍布森，帝国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5]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过度储蓄；收入差距
作者简介：李学彦(1969—)，男，山东莱州人，经济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从事货币金融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流动性过剩的理论框架与中国的现实研究”，项目编号：08A003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5-0060-05 收稿日期：2010-05-12
自2007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虽然对什么是流动性有着不同的阐述，但大多数学者将其理解为货币，如文魁、李学彦，焦方义、徐建中等，基于此，本文也将流动性理解为货币。
在流动性过剩的研究中。分歧较大的是关于流动性过剩的度量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为此，本文首先对流动性过剩评判指标的现有成果进行评述，然后提出自己的判断标准，最后对如何化解流动性过剩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
一、流动性过剩衡量指标的选择
关于如何衡量流动性过剩，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标准。欧洲中央银行(ECB)把流动性过剩定义为“实际货币存量对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并以这种偏离程度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指标。这种方法所反映出的问题与黄达在《金融学》中所称“超额货币现象”，以及李斌(2004)在《经济发展、结构变化与“货币消失”》中所分析的“货币消失”现象是一致的。若以此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标准，虽然看上去要简要明了，但其在均衡货币存量如何界定上，却存在着主观臆断。
Rasmus Rtfffer和Livio Stracca(2006)将流动性过剩解释为货币需求超过当前名义支出的部分，即超额货币部分，将广义货币供给量M2与名义GDP的比值作为流动性过剩的度量指标。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金融深化指标作为流动性过剩指标。M2是一个存量，而GDP是个流量，比值只能反映出经济体系中，至当年末货币供应余额数与当年新增产量之间的关系。这一指标的关键是要找出一个合理适度的数值作为参照，但由于影响这一参照值合理性的因素较多，比较理想的数值不易确定。
余永定(2007)认为，流动性过剩是过剩的流动性资产，是商业银行所拥有的超额准备金。商业银行所拥有的超额准备金越多，金融体系中的过剩流动性资产就越多。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例的调整会严重影响超额准备金，并且商业银行过多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又会倒逼央行被迫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因此，要以此作为判断标准，还应该排除法定存款准备金比例调整的影响。
裴平、黄余送从最优货币供给规则的角度，对适度货币供给增长率进行了测定(m=0.144)，将M2增长率与m作对比得出的L值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与否的指标。由于这一指标是以适度货币供给增长率为依托的，因此，对这一指标的测算至关重要。而裴平等对适度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测算是以费雪交易方程式为基础的，并用M2的数据替代M进行研究。这样处理后其所得出的结论的合理性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彭方平、展凯等(2008)通过代入STSVAR模型系统的一阶泰勒展开式中进行线性对非线性检验后认为，金融机构存贷差是衡量流动性的指标。其结论较为合理，但相应的理论分析尚欠缺。
曾康霖(2007)认为流动性过剩的实质是商业银行的运作成本高，难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他主张以考察多少资产被占用在低效益的资产上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指标。由于曾康霖的解释是基于“流动性是指市场主体持有的资产特别是金融资产在市场中的交易状态”，因此其有别于我们的分析框架。
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指标呢?笔者认为，既然流动性指的是货币，那么流动性过剩指的就只能是货币过剩，只不过这种过剩的衡量标准还有待商榷。我们认为，“过剩”一词是相对于某一相应事物而言的，即流动性过剩是货币相对于什么而言出现了过多。这种过多是一种既存的事实，而不是一种主观的臆测：并且，这种过多是一种可以用“事后”的数据加以衡量的过多。
基于对货币性质及职能的一般认识，货币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既是交易媒介也是贮藏手段。交易也好，贮藏也好，其最终目的就是要获得货物和服务，尤其在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已经退化为纸币和电子形态，其价值几乎为零，因此，其存在是要以商品为依托的。所以，货币过剩最为可能的解释是货币相对于商品出现了过剩。这是对流动性过剩的一种较好解读。
也许有人会问，以上说的货币过多不就是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不就是货币相对于商品过多吗?其实不然。的确，通货膨胀是由货币过多引起的，但是那只是原因，通货膨胀是一种经济现象，是由货币过多引起的物价的普遍上涨。而我们这里的流动性过剩是一种经济运行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货币存量过多，但还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相反，这种状态还可能进一步加重经济的不景气，加剧通货紧缩。因此，我们的这种运行状态其实是一种复合体，是一把“双刃剑”，这也正是中国经济的复杂性所在。中国经济的这一症结导致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控经常捉襟见肘，左右为难。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衡量这一过剩呢?笔者认为，应用事后的量来衡量：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也即在通货紧缩或低通胀情况下，金融体系没有核销的巨额呆坏账；而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还应该包括因本外币兑换而投放的本币。
在前人的经济理论中，虽然很难找到关于流动性过剩问题的论述，但在霍布森和凯恩斯的著作中论述了过度储蓄理论，该理论中就描述了“银行里贮有大批游资寻求有利投资而不可得之”的情况。我们认真推敲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其实是从可贷资金的供给与可贷资金的需求的角度来分析流动性过剩的。如果按照这种分析思路，我们对流动性过剩进行度量的话——这里，我们同样需要一个可以“事后”“核对”的量：即无论微观主体的持币行为和动机怎样，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怎样，也无论经济政策的制定初衷如何，其欲实现的最终目标如何，我们都可以通过“事后”的量来认定“事前”可贷资金需求的真实性，那么，作为银行中最能反映出该种状态的指标应该是银行的超额准备金。
上述两个指标虽然能够切中要害，但都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个指标虽然比较理想，但由于 我国在贷款管理过程中，多年以来采取的是贷款四级分类法，直到2002年以后才改为贷款五级分类法，这就影响了数据的连贯性，给实证分析带来了困难。第二个指标则应该是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稳定的情况下才更具说服力，考虑到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经常变动。并且由于我国中央银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要高于超额准备金。因此存在倒逼央行调整比率的动机与可能。因此，以此作为指标也不很理想。
基于这种思考，笔者将两个指标结合起来从而得出更有意义的指标：在既定条件下，银行不断增长的巨额存差额。存贷差作为衡量指标比超额存款准备金作为指标有一定的优越性，前者能体现出剥离出的并未被真正消化的呆坏账因素，而超额存款准备金却体现不了这一重要变化。并且，巨额存差已经表明贷款对储蓄的需求存在一定问题，而这一差额还在不断扩大，则会进一步表明银行业存在流动性过剩问题——储蓄没有办法转化为相应的企业贷款，并进而完成经济学上所说的“投资”。
从金融机构存差构成来看，主要是来自于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的存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不可动用或较难动用的部分。一是财政存款，该项资金不能用于商业银行贷款。二是法定存款准备金，这是整个经济系统为维持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必须付出的成本。三是二级准备金。虽然非法人金融机构无需交纳法定存款准备金，但必须按照其总行要求上缴总行统筹调度的资金，统称二级准备金，一方面用于弥补由总行统一缴存其总行所在地人民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另一方面由总行统一调度用于系统内头寸调剂或购买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等有价证券。四是库存现金。商业银行必须持有为满足客户提取现金需要的库存现金，而这部分资金会随着商业银行业务扩张而有所增加。五是超额存款准备金，这也是所有商业银行普遍持有的，只是数额多寡而已，主要用于满足日常结算和维持流动性的需要。超额存款准备是低息资产，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是不付息的，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商业银行会尽量较少这种资产。商业银行会先运用超额准备金发放贷款，赚取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若贷款风险太大，就会购买国债、归还央行贷款、拆借或存放在其他银行等。我国出于商业银行经营的考虑，一直对准备金存款计付利息。商业银行在宏观经济不景气、贷款风险增加或负债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主动将太量信贷资金上存央行套利，从而削弱了信贷资金对实际经济部门的支持力度。除此之外不排除商业银行在贷款有效需求不足时将资金转存人民银行获取低风险收益的可能。六是不良贷款剥离，这主要是商业银行通过各种方式剥离不良贷款，从而统计上造成在存款余额不变的同时贷款余额虚降，这部分只是统计数据，并不是真实可用的资金。
因此，巨额存差反映出的问题更为深刻，它不仅包括超额准备金和库存现金，而且包括呆坏账因素，它兼顾了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因素。鉴于此，在目前状况下，我们以存贷差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指标。
二、流动性过剩与收入差距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文魁、李学彦(2008)的研究成果表明，流动性过剩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过度储蓄；二是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这为我们探究流动性过剩与收入差距的相关性供了有益的思路。
既然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过度储蓄，那么，如果过度储蓄不存在，即便有国家的过度干预，也很难出现流动性过剩。因此，我们可以从分析过度储蓄人手，寻找流动性过剩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霍布森在他的《帝国主义》中，详细分析了过度储蓄的形成机理。他认为，储蓄过度是与财富分配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的分配不公平所形成的贫富差距造成的。
霍布森的分析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条件，即：一个社会无论生产多少，或能够生产多少，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能消费多少。应该说，这一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产品分配所表现的地租、利润或工资是构成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的组成部分，每个人可以消费这些消费品，也可以同其他需要这种消费品的人来交换其他消费品。每一种东西生产出来，也就有消费的力量跟着产生。霍布森认为：“如果说因为产品不能得到消费，所以一些资本和劳动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则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因为有消费能力的人不对商品提出有效需求。”
霍布森认为，由于现代机器生产的快速发展，使得产品数量得以极大提高。这些产品的消费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条渠道是把产品输送给工人消费；另一条渠道是把产品输送给富人。由于竞争的工资制度阻碍了工资按效率增长的比例而相应得到提高，因此工人的这条渠道就如同在石砌的堤岸之间，不能得到扩大。而雇主则不同，雇主得到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全部收益。霍布森认为，输送商品给富人的这条渠道又分成两条水流：一条水流输送富人本身所消耗的必需品和奢侈品；另一条水流则只是输送给他们储蓄的“泛滥”的水流。输送消耗品的水道，虽然多少可以扩大一些，但由于够得上肆意挥霍的富人毕竟是少数，因此这条渠道也绝不能扩充得很大，而且这同储蓄这条渠道相比，无论如何只占很小的比例，因而过度储蓄就在所难免了。霍布森进一步指出。富人绝不会机敏到将其消费提高到足以阻止生产过剩的程度，而同时富人输送储蓄的那条支流却在不断扩大和加深。储蓄“泛滥”的水流当然不是完全取决于富人的剩余收入，职业界和工业界的中产阶级，以至于少数工人也都有份。但是，“洪流”主要是发源于富人剩余收入的自动储蓄。
那么，“洪流”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呢?在霍布森看来，是由于消费力的分配不当而阻碍了一国对商品及资本的消化和吸收。他认为，这些收入同生产努力毫无自然联系，同消费的满足也不相一致，这些过剩财富渐渐积累就会成为过剩储蓄。他指出，由于人类的需要是无限的，如果收入或消费力的分配符合于需要的这种倾向而发生作用的话，显然消费将随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因而不可能有储蓄过剩。但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如果需要对分配并无固定性的关系，“有些人分配到的消费力大大超过需要或可能的用途，而其他人分配到的消费力甚至不足以满足体力的全部需要。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从而产生了过剩储蓄。
霍布森指出，把不能转化为新资本的大部分国民收入储蓄起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储蓄者的愚蠢，而是一般收入的分配使工人阶级所占的份额太少，雇佣阶级和占有阶级所占的份额太多，而储蓄过度正是由后者所造成的。
在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中，虽然其着重分析的是过度储蓄导致了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从而加强了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最终产生了社会失业问题。但他对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阐述，同样为我们揭示出过度储蓄的根源是收入差距过大。
凯恩斯曾指出，决定储蓄与投资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从行为来看，储蓄者与投资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储蓄是为了保存财富价值 以便未来享受，若能使被储蓄的财富价值升值当然更好。而投资却完全不同，投资者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财产增值，资本的边际效率是决定投资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投资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而其所以崩溃，又在于人们的过度储蓄。“满足人们及家庭的现行的基本生活需要通常要比积累具有较强的动机。只有在达到一定的舒适程度以后。积累的动机才会转变为较强。由于这些原因，当实际收入增加时，人们通常会储蓄掉其收入中的较大比例”。因此，凯恩斯认为正是今天消费的减少，才产生了第二天的衰退。而第二天的衰退，又加深了人们对第三天衰退程度的预期。
由于过度储蓄的存在，凯恩斯认为，治疗之道在于“采取大胆果断的步骤，即以收入再分配和其他办法来刺激消费倾向”，“使维持一定水平的就业量所需要的现行投资量具有较小的数值”。正因如此，罗宾逊夫人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收入分配问题。因此，凯恩斯认为过度储蓄原因在于收入差距非常巨大，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收入再分配进行修正。
收入差距与流动性过剩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机理。首先是收入差距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机理。通过对霍布森和凯恩斯关于过度储蓄与收入差距关系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过度储蓄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并且霍布森和凯恩斯都把造成过度储蓄的原因归结为过大的收入差距。
这样，我们就可以递推出收入差距对流动性过剩的传导机理：收入差距引起过度储蓄，而过度储蓄是流动性过剩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因而收入差距与流动性过剩密切相关，是引起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收入差距缩小甚至不存在，则依据霍布森和凯恩斯的观点，过度储蓄问题也就不存在，进而以此为依托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也就会自然解体。
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过度储蓄只是产生流动性过剩的一个条件，如果流动性过剩的另一条件——国家的过度干预——仍然存在的话，是不是也仍然会造成流动性过剩呢?我们认为，在这一单一条件下，流动性过剩很难出现。因为在只有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的情况下，其提供的过多的流动性只能转化为高数字符号下所对应的物价水平。如果通货膨胀上去了，就不会存在流动性过剩，这时呈现的只是以货币符号衡量的很高的物价。根据弗里德曼的研究结果，如果国家增发货币，向市场注入过多的流动性，其结果必然要以通货膨胀表现出来，虽然这存在一定的时滞，但这种时滞不会很久。因此，在这种没有过度储蓄的情况下，很难出现较长时间的流动性过剩。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将流动性过剩的前提条件进行逐步“瓦解”的方式来化解流动性过剩，这其实也就为我们从根本上化解流动性过剩提供了可能。
其次是流动性过剩对收入差距的反作用。如果对流动性过剩不加治理，任由其发展下去，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造成两极分化。
流动性过剩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是这样的：过剩的流动性必然会被人们以各种形式持有，尤其为富有阶层所拥有。而这些流动性又会以存款利息、入股分红、炒股赢利、房屋租金、房地产炒作获利等形式进～步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并且其增长速度又要远快于劳动收入的增长，其结果只能是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3—2007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超过10％，但是中国最贫穷的10％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不仅没有跟上这个10％，而且他们的总体收入还下降了2.4％，而富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则远高于此。因此，单纯从货币政策人手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是事与愿违的。
三、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人们的过度储蓄，而过度储蓄作为流动性过剩的一个前提条件使其存在成为可能；如果消除人们的过度储蓄，在国家的过度干预的存在，则只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这充分说明，我国为了化解流动性过剩，应该从降低收入差距人手。
由于初次分配容易形成贫富差距，而再次分配又缺乏力度，三次分配尚未形成风气，因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流动性过剩凸显的局面。在政策调整上，我们认为，应该在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以及三次分配上都作进一步的改善。
初次分配上，要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协调统一，增加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据统计，1997—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已从53.4％降至39.74％，而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其比重从21.23％升至31.29％。诚然，合理的收入差距能够激发人们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但贫富差距过大，尤其是不合理的收入所引起的过大差距，则会造成有消费需求的群体没有消费能力，而有消费能力的群体却没有消费需求的窘境。这样就必然要形成产能过剩的不利局面，造成社会效率的极大浪费和社会生产力的无法释放。我们应该看到，平均主义大锅饭会极大地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但贫富差距悬殊同样会束缚生产力，并进一步加剧流动性过剩。因此，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提升低收入就业群体收入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措施(虽然这一政策尚存较大争议)。
再次分配上应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力度，加大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收入的来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仅对个人的所得征税，而不考虑财产、遗产等因素，已经很难对贫富差距进行有效调节。即便是征收个人所得税，其税收来源主体也只是广大工薪阶层，很难对富人的真实收入起到调节作用。因此，应增加我国个人收入的透明度，建立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个人所得税执行的结果并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所得税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所得。目前其征收依据还主要是工资，而并非全部所得。因此，我们应该将个人的所有各项收入都纳入一个帐户进行管理，如果其有未经过该帐户的其他所得，则视为收入来源不明，予以严惩。这样，每个人的所有收入情况才能更加清晰地反映出来，制定和执行相应的税法才更有针对性，其税收调节作用才能更为有效。而通过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则可以有效降低因治理流动性过剩而引发的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
三次分配上要通过大力推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来健全第三次分配机制。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慈善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的发达程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发展慈善事业，通过高收入阶层的自愿捐献，对改善贫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提升社会凝聚力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该营造一个真诚、高尚、充满爱心的大环境，让更多的人主动捐赠财富，使过剩的流动性发挥出其最终的效用。
参考文献
[1]文魁，李学彦，流动性过剩的形成机理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8，(4)
[2]焦方义，徐建中，流动性过剩的成因与宏观调控策略[J]，求是学刊，2008，(1)
[3]裴平，黄余送，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测度方法与实证[J]，经济学家，2008，(5)
[4]霍布森，帝国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5]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