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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国初期的粮食状况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战争不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到1949年，粮食总产量和单位产量与战前最高年产量(1936)年相比，都大大下降了，但需求却不断增加。首先，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需要由国家供应粮食的军政人员数量增多。其次，当时不少地方灾害严重，需要大批粮食救济灾民。全国合计受灾程度不同的农田约12795万亩，灾民约4000多万人，其中集中大块的重灾区，共约2800万余亩，最需要救济的重灾民约700万人。此外，一些原来靠吃部分进口粮食的大城市由于海口被敌人封锁，进口粮源断绝，也全部需要由国内供应，使得粮食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锐。资产阶级投机势力利用这种情况一再掀起市场粮价的剧烈波动，危害人民生活加剧国家财政经济的困难。
2 遏制粮食市场的涨风(1949年11月~1950年3月)
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然而人民政府虽然在军事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经济上却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要想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巩固新生的人民政府，就必须在城市中搞好经济。1949年6月进行的“银元大战”，利用行政经济等各种手段，沉重打击了投机商的不法活动，有效地制止了银元涨风而引起的物价波动，在较短的时间内，金融投机活动基本被制止，市场得到了初步的稳定。但是一些投机商转而囤积粮食、棉布、面纱和煤炭，哄抬物价。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掀起过四次大涨风，而且往往是粮价带头。
要想打击投机势力，控制粮价涨势，就必须掌握大量的粮食。在1950年的概算中，公粮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1.1%。故粮食收购工作十分重要。新中国建国之前，解放区已逐步建立了粮食管理和经营机构。财政部门领导的各级粮食管理机构负责公粮的征收入库、保管、调度和军粮以及其他财政粮、事业粮的供应管理工作；贸易部门领导的各级粮食公司负责城乡粮食购销、粮食市场管理和财政拨粮的经营业务。虽然如此，但在建国初粮食处于自由购销阶段，国营商业掌握粮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征收公粮作为贸易粮。公粮征收是以农业税的形式纳入国库，税率开始为17%，后降为13%。二是从市场上收购一部分粮食。相比而言，征收的公粮占国家掌握的粮食的绝大部分，只有极少部分是通过市场收购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国家手中掌握了一定的粮食。接下来就是如何对付粮食投机商人促成物价的稳定了。1949年11月13日，中财委下达了陈云亲自起草的《关于对全国物价猛涨应该采取的方针的指示》，共提出十二项措施，对刹住涨风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减少流通的货币。第二，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物资大调运：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之需；财政部须自11月16日至30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21000万斤公粮，以应付面产区粮食销售；第三，指示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零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预定11月底到12月初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
11月20日，中财委发出《关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平稳物价具体措施的指示》，决定把稳定物价的行动提前，要求各地区11月25日一致行动。各地认真贯彻执行中财委的指示之后，立即收到了明显的效果，26日物价开始回跌，投机资本家在这样的突然打击之下叫苦不迭。在利用经济手段的同时，还以行政手段辅之。1949年11月，北京市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29位代表联名提出一个为稳定物价必须打击“粮老虎”的提案。同时上海市公安局也在11月16日传讯了7家哄抬粮价、牟取暴利的米店老板。
1950年春节期间发生了第四次物价波动。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已预料到1950年春节后可能会发生“红盘”涨风，所以比较早就做了准备，中财委部署从苏、皖、浙江和东北、华中、西南向上海调粮，力争旧历年关前后上海粮食公司存米达到4亿斤。上海在陈云和中财委的部署下，广泛开始国营粮点，并连续抛售了两亿多斤大米，逼得投机商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囤积的大笔粮食全部吐了出来。上海粮价逐步稳定下来，粮价的稳定使这次物价波动没有全面蔓延产生了重要作用。
3 持续粮食市场的稳定(1950年3月~1953年)
通过前一阶段的工作，紧张动荡的粮食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国营粮食商业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但当时粮食生产尚未完全恢复，产需矛盾还很尖锐。因此必须进一步巩固国营粮食商业的领导地位，对私营粮食商业继续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同时，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安排好各项用粮的供应工作。只有把这些工作切实做好，才能争取粮食局势的持续稳定，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3.1 粮食机构的建设。为了进一步做好粮食工作，也为了国家好转财政工作的需要，1950年相继建立了中央贸易部所属的中国粮食公司和中央财政部所属的粮食管理总局两大粮食系统，统一领导全国的粮食经营机构和粮食管理机构。
1950年1月下旬，中央贸易部召开的中国粮食公司成立会议上确定了它的经营方针和任务。中国粮食公司于1950年3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其时，各地区的粮食区公司也相继成立。据统计，当时粮食机构总数达2033个，从业人员达75611人。
1949年12月，中央财政部召开全国粮食会议，建议加强粮食部门机构，并建立统一的垂直领导的国家粮食库，统一管理和调度公粮。根据1950年3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定》，各地相继建立了各大行政区、省及省以下的专、县等各级粮食局和中央公粮库。大行政区的粮食局受中央粮食管理总局和大行政区财政部双重领导，省设立的粮食局受大区粮食管理局及省财政厅双重领导。
粮食部门这两大系统在运用不同手段，协同作战，共同为稳定粮食局势的持续稳定而努力。直到1952年9月1日，财政部所属的粮食管理总局与贸易部所属粮食公司合而为一，成立了中央粮食部。原粮食管理总局与原中国粮食公司即行撤销，其所领导的粮食局及粮食公司等单位，均由中央粮食部领导。
3.2 国家对粮源的掌握与控制。当时在国家对粮食的控制中，公粮征收是重要来源，因此国家对公粮的征收十分重视。征收国家公粮的税则和税率，统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各级地方政府不得自定或修改。凡超过中央所分配的公粮任务，其超过之数额，按二八提成奖励，即八成留归地方，二成上交中央。各县附加公粮，其比例不能超过征粮的15%。应按照各户实际收入规定其公粮征收额，最高者不得超过其农业总收入的60%，特殊情况不得超过80%。公粮征收面，即负担人口，一般不得少于农村人口的90%。
由于公粮数量大、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对公粮征收的组织工作、公粮的保管等方面也有严格的规定。组织方面，要求在征收工作开始时各级领导亲自负责下乡，向群众作广泛宣传，把征粮政策、标准、办法讲清楚。各地征粮委员会根据本地区仓库的分布状况和容量大小，划定各仓库接收公粮的地区和接收的数量，确定群众交粮日期和次序。组织群众沿运输公粮的路线卖水卖饭出借房屋，解决运粮群众的食宿困难。对公粮的保管，强调防虫、防腐、防盗；防特与防火，一切较大粮库均须有防火设备。严格执行粮食库管理和检查制度，公粮损耗最高不得超过3%；在环境稳定地区，应以不超过1.5%为原则。
国家除了公粮的征收之外，还在市场上收购一部分粮食，这部分粮食属于农民交纳公粮、留足自己消费后的余粮。对余粮采取了三种解决方法：国家存粮，即国家在市场上收购余粮并存储起来；鼓励农民存粮，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贸易资金有限，不可能将余粮全部收购，因此对于剩余部分余粮，必须动员农民储粮备荒，这对农民对国家都有好处；将一部分余粮出口，既能换回必要的物资，也能打破国民党及帝国主义宣扬的中国政府无法解决“吃饭问题”的谣言。
通过以上途径国家掌握了绝大部分的粮食，但私营粮商继续存在。对此国家在1950年6月和1952年冬两次对私营工商业进行调整。粮食私营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是价格限制以防哄抬物价；二是只保持一定限度的粮食零售，即限制零售店的数量和零售粮食的数量。使得国营粮食商业取得了在经营上的主导地位。
通过以上各种措施，国家对经济命脉之一粮食得以牢固控制，实现了粮食市场的持续稳定。但是，从1953年起国家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但是从1952下半年起，粮食形式日趋紧张，供求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妥善解决粮食问题，中央政府决定在粮食领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收稿日期：2007-12-23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战争不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到1949年，粮食总产量和单位产量与战前最高年产量(1936)年相比，都大大下降了，但需求却不断增加。首先，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需要由国家供应粮食的军政人员数量增多。其次，当时不少地方灾害严重，需要大批粮食救济灾民。全国合计受灾程度不同的农田约12795万亩，灾民约4000多万人，其中集中大块的重灾区，共约2800万余亩，最需要救济的重灾民约700万人。此外，一些原来靠吃部分进口粮食的大城市由于海口被敌人封锁，进口粮源断绝，也全部需要由国内供应，使得粮食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锐。资产阶级投机势力利用这种情况一再掀起市场粮价的剧烈波动，危害人民生活加剧国家财政经济的困难。
2 遏制粮食市场的涨风(1949年11月~1950年3月)
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然而人民政府虽然在军事上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经济上却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要想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巩固新生的人民政府，就必须在城市中搞好经济。1949年6月进行的“银元大战”，利用行政经济等各种手段，沉重打击了投机商的不法活动，有效地制止了银元涨风而引起的物价波动，在较短的时间内，金融投机活动基本被制止，市场得到了初步的稳定。但是一些投机商转而囤积粮食、棉布、面纱和煤炭，哄抬物价。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掀起过四次大涨风，而且往往是粮价带头。
要想打击投机势力，控制粮价涨势，就必须掌握大量的粮食。在1950年的概算中，公粮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1.1%。故粮食收购工作十分重要。新中国建国之前，解放区已逐步建立了粮食管理和经营机构。财政部门领导的各级粮食管理机构负责公粮的征收入库、保管、调度和军粮以及其他财政粮、事业粮的供应管理工作；贸易部门领导的各级粮食公司负责城乡粮食购销、粮食市场管理和财政拨粮的经营业务。虽然如此，但在建国初粮食处于自由购销阶段，国营商业掌握粮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征收公粮作为贸易粮。公粮征收是以农业税的形式纳入国库，税率开始为17%，后降为13%。二是从市场上收购一部分粮食。相比而言，征收的公粮占国家掌握的粮食的绝大部分，只有极少部分是通过市场收购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国家手中掌握了一定的粮食。接下来就是如何对付粮食投机商人促成物价的稳定了。1949年11月13日，中财委下达了陈云亲自起草的《关于对全国物价猛涨应该采取的方针的指示》，共提出十二项措施，对刹住涨风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减少流通的货币。第二，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物资大调运：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之需；财政部须自11月16日至30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21000万斤公粮，以应付面产区粮食销售；第三，指示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零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预定11月底到12月初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
11月20日，中财委发出《关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平稳物价具体措施的指示》，决定把稳定物价的行动提前，要求各地区11月25日一致行动。各地认真贯彻执行中财委的指示之后，立即收到了明显的效果，26日物价开始回跌，投机资本家在这样的突然打击之下叫苦不迭。在利用经济手段的同时，还以行政手段辅之。1949年11月，北京市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29位代表联名提出一个为稳定物价必须打击“粮老虎”的提案。同时上海市公安局也在11月16日传讯了7家哄抬粮价、牟取暴利的米店老板。
1950年春节期间发生了第四次物价波动。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已预料到1950年春节后可能会发生“红盘”涨风，所以比较早就做了准备，中财委部署从苏、皖、浙江和东北、华中、西南向上海调粮，力争旧历年关前后上海粮食公司存米达到4亿斤。上海在陈云和中财委的部署下，广泛开始国营粮点，并连续抛售了两亿多斤大米，逼得投机商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囤积的大笔粮食全部吐了出来。上海粮价逐步稳定下来，粮价的稳定使这次物价波动没有全面蔓延产生了重要作用。
3 持续粮食市场的稳定(1950年3月~1953年)
通过前一阶段的工作，紧张动荡的粮食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国营粮食商业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但当时粮食生产尚未完全恢复，产需矛盾还很尖锐。因此必须进一步巩固国营粮食商业的领导地位，对私营粮食商业继续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同时，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安排好各项用粮的供应工作。只有把这些工作切实做好，才能争取粮食局势的持续稳定，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3.1 粮食机构的建设。为了进一步做好粮食工作，也为了国家好转财政工作的需要，1950年相继建立了中央贸易部所属的中国粮食公司和中央财政部所属的粮食管理总局两大粮食系统，统一领导全国的粮食经营机构和粮食管理机构。
1950年1月下旬，中央贸易部召开的中国粮食公司成立会议上确定了它的经营方针和任务。中国粮食公司于1950年3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其时，各地区的粮食区公司也相继成立。据统计，当时粮食机构总数达2033个，从业人员达75611人。
1949年12月，中央财政部召开全国粮食会议，建议加强粮食部门机构，并建立统一的垂直领导的国家粮食库，统一管理和调度公粮。根据1950年3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定》，各地相继建立了各大行政区、省及省以下的专、县等各级粮食局和中央公粮库。大行政区的粮食局受中央粮食管理总局和大行政区财政部双重领导，省设立的粮食局受大区粮食管理局及省财政厅双重领导。
粮食部门这两大系统在运用不同手段，协同作战，共同为稳定粮食局势的持续稳定而努力。直到1952年9月1日，财政部所属的粮食管理总局与贸易部所属粮食公司合而为一，成立了中央粮食部。原粮食管理总局与原中国粮食公司即行撤销，其所领导的粮食局及粮食公司等单位，均由中央粮食部领导。
3.2 国家对粮源的掌握与控制。当时在国家对粮食的控制中，公粮征收是重要来源，因此国家对公粮的征收十分重视。征收国家公粮的税则和税率，统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各级地方政府不得自定或修改。凡超过中央所分配的公粮任务，其超过之数额，按二八提成奖励，即八成留归地方，二成上交中央。各县附加公粮，其比例不能超过征粮的15%。应按照各户实际收入规定其公粮征收额，最高者不得超过其农业总收入的60%，特殊情况不得超过80%。公粮征收面，即负担人口，一般不得少于农村人口的90%。
由于公粮数量大、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对公粮征收的组织工作、公粮的保管等方面也有严格的规定。组织方面，要求在征收工作开始时各级领导亲自负责下乡，向群众作广泛宣传，把征粮政策、标准、办法讲清楚。各地征粮委员会根据本地区仓库的分布状况和容量大小，划定各仓库接收公粮的地区和接收的数量，确定群众交粮日期和次序。组织群众沿运输公粮的路线卖水卖饭出借房屋，解决运粮群众的食宿困难。对公粮的保管，强调防虫、防腐、防盗；防特与防火，一切较大粮库均须有防火设备。严格执行粮食库管理和检查制度，公粮损耗最高不得超过3%；在环境稳定地区，应以不超过1.5%为原则。
国家除了公粮的征收之外，还在市场上收购一部分粮食，这部分粮食属于农民交纳公粮、留足自己消费后的余粮。对余粮采取了三种解决方法：国家存粮，即国家在市场上收购余粮并存储起来；鼓励农民存粮，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贸易资金有限，不可能将余粮全部收购，因此对于剩余部分余粮，必须动员农民储粮备荒，这对农民对国家都有好处；将一部分余粮出口，既能换回必要的物资，也能打破国民党及帝国主义宣扬的中国政府无法解决“吃饭问题”的谣言。
通过以上途径国家掌握了绝大部分的粮食，但私营粮商继续存在。对此国家在1950年6月和1952年冬两次对私营工商业进行调整。粮食私营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是价格限制以防哄抬物价；二是只保持一定限度的粮食零售，即限制零售店的数量和零售粮食的数量。使得国营粮食商业取得了在经营上的主导地位。
通过以上各种措施，国家对经济命脉之一粮食得以牢固控制，实现了粮食市场的持续稳定。但是，从1953年起国家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但是从1952下半年起，粮食形式日趋紧张，供求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妥善解决粮食问题，中央政府决定在粮食领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收稿日期：2007-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