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上游街度过的。上游街是南阳东关的一条老街。它东西走向，全长不过三四百米，倘若两辆汽车在街上偶遇，非得有一辆“上台儿”避让不可，因此汽车们非必要不敢贸然入内。街的东端接入南北走向的仲景路，街的西端是一个不甚规则的十字路口，那同样窄小古旧的三条街，蜿蜒通向北关、西关和南关，它们分别叫书院街、粮行街和进贤街。我家所在上游街上的小胡同，距十字口仅十米左右。同样的距离，在进贤街上是誉满全城的按摩医院。而大名鼎鼎的市第一高级中学就藏在距十字口二十多米远的书院街上。和市一高隔墙有一所小学，市第八小学，那是我和我的伙伴们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
　　古三
　　古三和我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伙伴。我们两家住在一个小胡同院里。出于防洪的需要，老城区临街的民房都建在一个高台或高坡上，我们住的这个胡同也是如此，进院前得上九级台阶。红砖青石砌的台阶，被小院里十多户人家踩了几十年，踩得棱角皆无，没一点儿样。小胡同的形状像一个打好了结的领带，进院过了三户人家后有一个小空场，空场往里的两条叉道，你随便走哪一条，最后还会绕回来。古三家就住在空场边，也就是领带结的那个地方。我家和他家隔壁，就是进胡同的第三户人家。我们是很近的邻居。
　　那时候国家还没有推行计划生育，老院里每家都有三四个孩子。稍大点儿的孩子住在学校或邻居家，只有最小的孩子和父母一块儿住。打记事起我就没有见过古三的父亲，古三自己对父亲也没有印象，是古三的妈妈一个人拉扯他们兄弟三人。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古三的脑袋里聪明智慧的自生自长。他是小院里孩子们的灵魂人物，小宁、小飞和我，我们都爱跟着古三玩。不光因为古三比我们大两岁，多知道点儿东西，还因为古三的脑子里随时都能想出好主意，更因为古三的嘴巴特别会说，他能把正在哭的人劝笑了，也能把正在笑的人给气哭了。我们就像当今的追星族一样追着他玩，哪怕他故意骗我们，我们也愿意，真的！
　　1978年，古三是个小学生了。他每天都要神气活现地背着个洗得发白的军绿书包，在我家门口过几趟。放学回来还津津有味地讲述学校里的新奇见闻，老师怎么上课啦，同学们怎么一起玩啦，把我们都羡慕得回家直哼哼要上学，还要“解放军书包”。有一回，古三放学后家里没人，就背着书包出去玩了。1978年的时候，自行车还是一个“主贵”东西，上游街上更是难觅其芳踪。因此，街道上就是天然的大操场，安全的很。学生们下午放了学到吃饭这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街上玩。撂凹儿、打梢儿、推铁环、打陀螺、拼三角、甩四角儿、弹玻璃球，这些都是当年男孩子们爱玩的游戏。女孩子们则凑在一块儿玩跳绳、跳皮筋、丢沙包等游戏。家长们若是做好了饭，到街上喊一嗓子，“三儿呀”，“六儿呀”，“回家吃饭了”，“三儿”们、“六儿”们就都乖乖地回家吃饭了。如果喊着不回，五分钟后条帚头刷子头就该落到“三儿”们“六儿”们的身上了。那一天，古三的妈做好饭后站在坡上喊古三，喊了好几遍还不见古三回来，就一路嘟囔着“兔娃子又跑到谁家玩去了，回来非揍死他个鳖孙”回家去了。那时候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小孩们凑在另外一个胡同里或同学家玩，玩过了饭时才回家，有时候干脆在同学家住一夜。家長们都不急着找，反正知道丢不了，一个比一个心大。古三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他并没有急着回家，而是神秘兮兮地把我喊到院外面：“我给你变个魔术。”
　　古三双手胡乱在空中舞了舞，然后“啪”地往书包上一拍，说“变”，竟从书包里掏出一个苹果来。望着我一脸的惊奇和羡慕，古三得意地说：“送给你，吃吧！”1978年城市平民的伙食还很单调，水果基本上属于奢侈品，一年到头也不一定吃上一回。所以那个飞来的苹果味道香甜极了。
　　第二天下午，古三放学回来，把书包往家里一扔就拉着我外往走：“走，变苹果去。”我们穿过进贤街来到前街口，古三让我站在街口等着他，一个人走过了街口。对面开着一家国营副食品店，里面整天散发着一股糖果、饼干、酱油醋的混合味道，十分诱人。那家副食品店是附近好几条街上小孩子们的向往所在，狠心的家长们从不主动给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买点儿好吃的。除非我们生病了，才能得到几颗糖果或一小包饼干的安慰。那天副食品店的门口支了两个大筐，里边散乱地堆着一些苹果。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头无精打采地坐在门里，拿着一个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苹果筐里的苍蝇。古三来到副食品店门口，并不进去，而像一个贪玩的小孩在门口来回转悠。一会儿，有人进店买东西，老头转身去招呼客人。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老头转身的一刹那，古三一手就抓住了一个苹果，飞一般地跑了过来。我跟着他一起往回跑。我们拐进了一个僻静的胡同，等大口大口地喘匀了气，确定没人追上来时，才敢放心地一口一口啃那个苹果。可能是因为心慌意乱，我觉得那个苹果没有头一天晚上的好吃。古三不久就终止了那个冒险的游戏。因为他看到那老头逮着一个比他高一年级的小孩儿。老头把小孩儿训得痛哭流涕，闻讯而来的家长又把小孩儿打得满嘴流血。
　　一晃我也上小学了。一年级的时候我们搬了一回家，从小胡同搬进了工厂的家属院。我和古三平时只能在学校里见着面，星期天的时候偶尔也凑到一起玩。古三的聪明总是表现在学习以外，以至于他总是留级。到了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他正在上第二个四年级。勉勉强强，古三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
　　辍学后的古三在玻璃厂干临时工。临时工古三仍然很快乐。只要不学习，他的脑袋就又舒坦又轻松，新奇的想法连绵不绝，嘴巴里整天冒着快乐的泡泡。虽然我们见面的次数渐少，但是凑在一块儿的时候仍然很开心。我们之间的亲切感一点儿不比亲兄弟差，真的。
　　我上中学的时候，古三有一天兴冲冲来找我。他满脸藏不住的兴奋：“我现在是治安队员了！”他告诉我，干得好的话，还有可能转成正式民警呢。他还学着老电影里国民党军官的样子说：“本人甘脑涂地，愿为党国效劳。”我故意气他：“哼！别高兴早了，等我考上了警校，回来直接当所长，让你扫垃圾去。”
　　也就半年以后吧，我到小宁家写作业，小宁告诉我：“古三前几天叫派出所抓走了。”“不会吧！”“还有院里的小冬，也叫抓走了。”我知道辍学后古三和小冬爱在一起玩，他俩同病相怜嘛！别人都上着学呢。可怎么会被派出所抓走了呢？他俩能干什么坏事呢？ 　　小宁说，古三和小冬合伙在夜里偷了街口的储蓄所，临走还放了一把火。这个案子本来没破，小冬又在偷别的地方时被抓，供出了这个案子，也供出了古三。我一时愕然。我宁愿相信古三是一念之差，因为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谁生来也不是专门为了将来要当坏蛋，何况古三和我亲如兄弟，情同手足！
　　那一年，古三刚满16岁。
　　1993年的秋天，古三坐完了6年大牢，刑满释放了。我闻讯回老院去看他。那时候古三的大哥以文革初中生的底子自学成才，开了一个家用电器维修部，二哥到广东开了几年车，回来后自己又买了辆中巴跑运输，他们的家庭条件有所改善。古三见了我也很高兴，但是很拘谨，眼睛还习惯性地不时看脚尖，双手不是抓耳挠腮，就是卷衣裳角。那情景跟老电影上解放军首长同资本家、伪保长谈话的情景如出一辙，好像我不是他儿时的伙伴。我感到很好笑，就拉他去看电影。我们小时候最爱看电影了，大人如果不带我们去，我们就三五成群地去混票。混票很容易，趁着刚开始入场人群拥挤的时候，随便捏着一个大人的衣裳角就混进去了。电影院里把门的只顾验票，谁还管我们这些小毛孩子。虽然那时候的老电影（特别是战斗片）我们自己都能演了，可是我们还是爱看。那个时候看电影是最高最美的享受了。
　　当然，这回我们是买了票的。那场武打加枪战的电影开始后，古三的情绪好像又回到了从前。我们小声地聊着天，古三的谈吐渐渐自然起来，诚实地回答我的每一个提问：
　　“当初我们撬开保险箱，里面只有一万多块钱，单凭这也判不了几年，都怨小冬那个烟头！临走时他无意中把烟头扔在了床上，引着了床单被子。这事儿我们根本不知道！当警察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挺冤。”
　　“也不能怨小冬（招供），自己毕竟做了案，翻船是早晚的事。不在这件事儿上翻船，以后还会在别的事儿上翻船。”
　　“身体比以前棒多了。整天在山上打石头，现在100多斤的东西扛上就走。以前咱俩都是豆芽身材，现在我都变成茄子了。”
　　“以后有啥打算？学一门手艺，安安生生过日子。我大哥说想让我学厨师。先歇歇再说吧。山里人刚进城，眼花缭乱的。”
　　“不喝酒，不吸烟，不乱看女人。结婚？这辈子不想了。”
　　……
　　看完了那场打得一塌糊涂的电影，我们心情愉快地往回走。分手的时候我还鼓励他：“以前的事就算过去了，以后好好干！”
　　“那是。”
　　出狱后的古三怕见熟人，从不串门。因此，我们见面的次数也不多。古三很忙，有好几次我去找他都扑了个空。从古三妈的口中我知道了古三的行踪：古三学过厨师，到食品厂干过临时工，最后到新开的亚细亚商场做了配货员。
　　我见到过他在商场工作的情景。古三一身整齐的工装，很卖力地把箱子搬来搬去摆放到位。我真的希望古三从此过上新生活。
　　小冬也出狱了，在古三出狱一年后。
　　小冬出狱后似乎没干什么正经事，整天瞎混。后来古三介绍小冬去商场当了保安。用古三的话说：“哪个家伙心怀不轨，我们一眼就能瞄出来。”这也算是人尽其才吧。我当然希望小冬和古三一起“以史为镜，面向未來”，共同开创崭新的生活。然而，事实告诉我，我想错了。
　　有天晚上，我去找古三下棋。古三正和小冬还有一个戴着眼镜的看起来很斯文的长发青年在一起喝酒。古三招呼我坐下，给我介绍说：“这位是宏哥。”我喊了声宏哥，跟他握了握手。宏哥问我：“兄弟在哪儿发财呀？”古三忙说：“这是一个院里住的小兄弟，在工厂上着班呢。”宏哥很不见外，好像我是老熟人似的无需提防，继续他们的话题。他们正在很放肆地谈论商场的女营业员，哪个漂亮，哪个好上，哪个奶大，哪个臀圆，哪个明骚，哪个暗浪。宏哥好像还很忙，腰间的传呼机隔个一二十分钟就“嘀嘀嘀”地响。趁宏哥上街口小卖铺回电话的空，我问古三：“宏哥是干什么的呀？”古三说：“宏哥是小冬的狱友，早出来两年。人很牛逼，在号里是老大，现在专门帮人讨债。”“讨债？”“啊！现在社会上不是乱欠帐吗？欠帐的不是爷吗？宏哥手下有十多个兄弟，他们专门帮人解决这个难题。”
　　小冬插话说：“宏哥收帐就像演戏。先来文的。他戴个眼镜跟人家文刍刍地说，人家要是不买帐，他手下的兄弟们就轮翻上阵，用尽各种软办法，什么装疯卖傻，恶性传染病，粪桶尿桶一齐上，非把对方闹得乖乖送出钱来不可。如果对方脸皮够厚，心底够黑，还不认输，就开始来武的。一阵打砸下来，在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上，人们都知道命要紧。”
　　宏哥打完电话回来了，满脸笑容地说：“不好意思，生意忙啊！来，喝酒！”从那天晚上起，我对戴眼镜的人多了一重认识：戴眼镜的不一定都是知识分子，极有可能是一些阴险狡猾的家伙，例如：眼镜蛇！
　　小冬很快就不在商场干了，跟着宏哥混。跟着宏哥混的小冬，用起了定型摩丝，戴起了大号墨镜，身边也有了可疑的女人。受榜样的鼓舞，古三也下海跟了宏哥混。古三从此很少回家，在外面租房子住，就连古三的妈也只是知道他的传呼号码。有天晚上，我试着呼了他的号码，古三很快回了电话：“喂，好兄弟，过来玩吧，我在月光卡拉OK玩呢。”话筒背景里证明似的传出鬼哭狼嚎般的“歌声”和若干男女疯狂的笑声。“噢，算了，没事，你们玩吧！”我匆匆挂了电话。看来，古三他们过得挺快活。
　　之后我们就断了联系。我忙着上班，古三忙着挣钱。我们都很忙。
　　2003年夏季的一个上午，阳光很灿烂，我去前街口邮所交电话费。有人在身后不轻不重地擂了我一拳。我扭头一看，古三正笑眯眯地站在我身后。他样子没变，只是多了点儿沧桑。为了纪念这久别的重逢，古三拉我去附近的餐馆撮了一顿。言谈之间，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彼此手足般的亲情。但是古三绝口不提自己在干什么，只说“瞎忙”。看着我杞人忧天的样子，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兄弟，放心吧！我现在也有老婆孩子了，该咋混，我心里有数。”
　　那一瞬间，我想起了1978年的那个苹果，那香甜的滋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还有那个因扩街而变成路面的国营副食品店，与它那亲切柔和的诱惑相比，如今任何大型超市都会黯然失色。古三也说：“是啊，扩街把好多东西都扩没了，老城区变得面目全非了。这城市发展得太快，我都有点儿陌生了！” 　　大宝
　　2004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临近中午时分，我去八小接外甥。外甥现在八小上三年级，说起来我们还是校友。
　　我把自行车扎在书院街口，蹲在路边台上等外甥。如今这几条街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民房都翻新成了二层、三层小楼，临街房全部租给了做小生意的，且长期占道经营不思悔改，一到放学时候，路上堵得连自行车都挪不动。想当年，我上小学时同学们几乎都没人接送，现在的小学生没有一个不是包接包送。街还是那条街，人流车流翻了几倍，加上占道经营违章建筑，不堵才怪。别说在街上玩了，能在街上走就不错了。
　　一辆送液化气的四轮小货车紧贴着我的自行车停下，还起劲地摁喇叭，大有让我挪车子的意思。这也太霸道了吧，再挪我的车子就该上台了。我正要下台去跟这“鸟司机”理论，却瞥见那个手握方向盘又黑又瘦的家伙正在车里边呲牙咧嘴冲我直乐。
　　噢！——噢！——噢！是刘大宝啊！这个鬼家伙！多年不见，模样和德性都没变。
　　刘大宝是我的小学同学，他们家就在学校旁边的胡同里住，在学校门口还开了间小卖铺。刘大宝中学毕业后参了军，当的是汽车兵，车技自然了得。刚退伍回来那阵儿，大宝整天找我喝酒下棋谈人生。孤灯下陋室中，大宝的种种想法都是那么具体和美好，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真的是一个很开朗、很乐观的人。我知道刘大宝有一张能开任何车辆的顶级驾照，还有一张能自由出入任何寺庙的佛教协会会员证。他还有个法名，好像叫“悟能”什么的，记得我曾指着他的照片说过：“这哪儿是‘悟能’啊！分明是‘悟空’嘛！”唉，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四五年就过去了。我们同在一个城里混日子，竟然四五年间都没偶遇过。瞧这日子过的！是忙啊，还是懒啊？
　　半个小时后，在刘大宝家的客厅里，我们又开始了“煮酒论英雄”。虽然房子由陋室变成了厅堂，喝酒还是老规矩，用茶碗对饮，边喝边谈。
　　刘大宝告诉我：“咱现在也是经理了。”我问他在哪个部门，大宝说：“在我们液化气公司，除了总经理，剩下的全是经理。所有的经理们整天都开着辆送气车满城乱窜。”那种车全城的人都不陌生，就跟放大了的旱冰鞋似的。虽然统一漆成了粉红色，但无一例外都斑驳破旧伤痕累累，比上过战场的军车都惨不忍睹。车顶支的大功率小喇叭整天以最高音量循回播放着“送液化气，送液化气，液化气公司的送气车来了，送液化气……”把人都烦死了！想不到里面坐的全是“经理”！啊！本城经济的发展速度已经赶上了深圳：从楼顶上往下扔块砖头，砸倒十个人，有九个是经理，剩下的一个是总经理或副总经理。
　　“婚了吗？”我问他。
　　“婚了。又离了。前后就半年吧。现在还是单身，有房又有钱，你看着有合适的就尽管提。”大宝一脸的轻松。
　　“我靠！你赶时髦赶得也太紧了吧？”
　　“我也是受害者呀！”大宝说：“以前家里穷，你也知道。刚退伍那阵，我在家招呼小卖部，整天忙得团团转，还挣不了几个钱。后来上班了，起早贪黑地干，公私两不误。那时候是真忙，吃饭都是乱对付，根本顾不上谈朋友。现在你看，这二层楼，这150摩托，手机、影院、背投，该有的咱都有了。咱忙，可有人不忙。那些不忙的人整天就爱嚼舌头根子。你穷的时候，他们看不起你；你富了以后，他们就眼红，他们就嫉妒你，他们在背后用各种恶毒的语言诽谤你。所以，那段婚姻只有半年。我并不（感到）可惜。现在的社会，你还想指望婚姻有多长？也别跟我提爱情，世上真有那玩意儿？我怀疑！”
　　我相信大宝对那段婚姻并不感到惋惜。它真的出了问题。
　　“何胖子呢？”我想聊点儿轻松的话题。大宝、何胖子、卫民他们三个都住在学校旁边，经常凑在一起玩。何胖子在同学当中是个大活宝，整天笑嘻嘻的。何胖子的妈在食品厂上班，当年何胖子的书包里总有一股饼干味。数学老师曾恨铁不成钢地说过何胖子：“再吃就变成猪了。”何胖子在文艺演出中扮过胖兔子，何胖子在拔河比赛中当过“秤砣子”，何胖子还是我们班上唯一的“独生子”。
　　“何胖子死了。”大宝平淡地说。
　　“啊？！”我差点没噎住：“不会吧？”
　　“死了有三四年了吧。”大宝说：“何胖子找了份兼职，晚上给车队看车。你知道，他是又吸烟又喝酒的。那天晚上他去看车，喝得醉醺醺的，倒头就睡。而他手里的烟头掉在了床上。就这样简单，他自己把自己烧死了。”
　　“那他老婆孩子呢？”
　　“哪儿有哇，（他）还没结婚呢。”大寶语气始终很平淡。
　　“这事儿弄的……算球！”我感慨，一口干了碗里的酒。
　　在此之前，离婚和死亡对我来说只是词典上的词语，我对它们的理解也仅限于词语后面的解释。然而，它们就像两颗精确制导的巡航导弹，穿过时间空间的纬度，越过抽象具体的界限，于2004年这个阳光明媚的中午，在我的眼前轰然炸响！人生真的很无常啊！
　　“一切皆有可能！”大宝蹩脚地模仿了一句央视广告语，又向我端起了茶碗。
　　那天中午，我俩都喝高了。
　　王博士
　　王博士名叫王锋，是个漂亮的女孩，她是我的小学同桌。王锋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有着一个像英国人一样的鹰勾鼻子，一张巧嘴说起话来语速较快。因了这张巧嘴和那个鹰勾鼻子，王锋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妮子挺傲气”。其实这妮子一点儿都不傲气，只是长相有点儿洋气。至于她为什么会有个男孩儿的名字，我猜测那大概是她父母想要个男孩。不过她父母的这个愿望没有落空。因为，王锋还有个弟弟，名叫王刚。
　　王锋家在进贤街上的按摩医院住。王锋的父亲是按摩医院里一位医技高超的盲人按摩师。凡是接受过他治疗的患者，无不对他那精准而富有力度的手法印象深刻——尽管他们被按得呲牙咧嘴哎哟直叫。以至于90年代以后按摩医院搬迁到了大西关，还是有许多人穿城而过，慕名前去找“老王”。以老王的水平完全可以跳槽或者单干挣大钱，然而他却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按摩医院。由此可见，老王骨子里是个很传统的人。很传统的老王教育子女毫不马虎。王锋从小就养成了自己的碗筷自己涮，自己的衣服自己洗的良好劳动习惯。她的这个良好劳动习惯被班主任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很多回。对王锋的学习，老王督促的很紧，考上大学前，王锋一直在重点中学读书。学习期间老王坚决反对王锋和同学们比吃穿，“要比就比学习！”老王还在微薄的工资中硬挤出一部分让王锋学琴。这在80年代初期是一个相当超前的举动，于城市平民家庭来说，更是一个奢侈的项目。然而老王坚持做到了。王锋在小学的文艺演出中为大家弹过手风琴独奏，在中学时演奏过脚踏琴，在大学时则是钢琴自弹自唱。这时候的王锋跟同学们比，简直是鹤立鸡群了。 　　王锋的妈妈是一位和蔼的家庭妇女，见人总是笑呵呵的。她一个人包揽了全部家务，还用一双巧手剪、切、缝、熨，为街坊邻居们做衣服补贴家用。在我的印象中，王姨就没有闲着的时候。王锋小学时曾穿着一件王姨做的漂亮的朝鲜族服装表演过节目，惹得很多女同学眼红。王姨十二分地欢迎王锋的同学们到她家去玩。小时候她用糖果逗我们玩儿，现在则是喝着茶聊家常——而她手中的缝纫机一直在“嗡嗡”作响。
　　1995年初秋的一个晚上，我在夜校上完课，骑着自行车慢慢悠悠往家赶。桔黄的街灯把一切都涂上了一层暖色调，白天里喧嚣的街市因而柔静下来。市广播电台在路两旁安装的有线立体声音箱里，悠悠扬扬地传来了“老狼”的歌声：“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我只是偶然才想起，曾经是同桌的你……”一路上我跟着音乐哼哼，哼着哼着就想起王锋来了。就是啊，这丫头正上大三，这会儿在学校忙啥呢？回到家我就给王锋写了一封信，从当年桌子中间的“三八线”说到今天晚上“老狼”的歌声，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工人阶级对莘莘学子的亲切慰问，鼓励她好好学习，混个高文凭，将来挣大钱。末尾还掇上了我的新电话号码。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家吃饭，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只“喂”了一声，电话里就“呵呵呵”笑开了。我一听就知道是王锋，她笑起来跟她说话一样，又短又快。
　　“我正吃饭呢，你再笑就把我呛着了！”我逗她。
　　“我给你说个号码，你先打过来再说，谁叫你挣工资了呢！”
　　我照着她给的号码拨过去，王锋开聊第一句就是：“老同学，打完这个电话，食堂可能就没饭了。你是不是该赔我一顿饭？”
　　“赔！当然赔，肯定赔。你现在从电话里钻出来，我马上就赔。”
　　王锋又“呵呵呵”笑开了。我们那次聊得很愉快，毕竟是老同学，百无禁忌。王锋告诉我，她明年本科毕业后要考研究生。我对她能考上研究生丝毫不怀疑，倒是有点担心她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她的弟弟王刚那年也考了本地一所大学。一个普通家庭同时供两个大学生，这在计划经济时代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在高等教育也走产业化、市场化的今天，无论如何是个大问题。因为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并没有随着“走市场化经济”而有显著的提高，仍然由国家计划着发。暴富与普通老百姓无缘。但是上学又不是个坏事。所以，我预祝她考研成功。
　　一年后，王锋果然是个研究生了，专攻有机物理。研究生王锋在物理学知识的海洋里专注地钻着牛角尖，两耳不闻窗外事。大学里的女生，有热衷于谈恋爱的，有同居堕胎的，有当三陪二奶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根本与王锋同学无缘。研究生王锋一心向学的目的只有一个——考上博士生。
　　王锋的这个志向让老王和王姨喜忧参半。此时，王刚已经大学毕业上了班，现在这个家庭下一个重大的事项就是王刚的婚事。老王和王姨不得不为王刚的婚事费点儿心。除了托人隔三差五给王刚介绍对象，还得为王刚攒一笔结婚的费用。因为王刚虽说上了班，但每月的工资还不够他自己消费。用王姨的话说就是：神情猖狂，行踪不定时，肯定是刚发工资；面无表情，按时回家吃饭，那一准是钱包空了。
　　王刚结婚的时候，王锋还在上学，上的是博士。博士生王锋给老王和王姨带来了很大的荣耀，整个按摩医院谁不知道老王把女儿培养成了博士！街坊邻居哪个不晓王姨是博士的妈！多年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老王额头的皱纹因此变得光堂了些，而王姨的视力随之也上升了若干个小数点儿——做衣服的活儿接得少了，也该歇歇了。
　　2003年的暑假，即将博士毕业的王锋回来了。我携妻将子来到她家，庆祝她学业功德圆满。王姨特别喜欢我那一岁半的小宝宝，又是给小宝宝洗澡，又是给小宝宝喂饭，还把小宝宝抱到老王面前：“老王你摸摸，老王你摸摸，这孩子多可爱！”老王就伸出双手把小宝宝的小脸蛋摸了摸，又把小手和小脚丫捏了捏，感慨地说：“王锋和王刚小时候也是这样……时间过多快呀！现在他们姐弟俩一个二个开始跟我斗嘴皮子了！”
　　我知道老王和王姨又在为王锋的终身大事操心了。如果王锋当初不上硕士博士，而是選择工作、结婚，恐怕孩子也该这么大了。中国人讲究天伦之乐，含饴弄孙更是老年人生活的一种调剂一大乐趣。而王锋的博士帽又让许多追求者望而却步。好像有本婚恋杂志上把男人和女人分成若干等级，说是一等的男人找二等的女人，二等的男人找三等女人，以此类推，一等的女人和末等的男人成了“老大难”。王锋现在就遭遇了这种现象。几个月前，王锋硕本连读的那个学校搞校庆，校方特邀王锋博士回母校观光。王博士白天参加了一些活动，晚饭后就一个人随意在母校走走。王锋本来就是个漂亮的女孩子，那天心情又轻松，就显得可爱了些。路上有个男生过来搭讪：“我们交个朋友吧？”王锋见他长得不难看，就说：“好啊！”男生以骄傲的口气说：“我是本校经济系研究生，硕三班的。”王锋很平静地说：“我是华南理工大物理系研究生，博士毕业班的。”男生赶忙谦虚地说：“请问贵姓？”“王锋。”男生惊讶地说：“你就是王锋？！学校老师们老说你的名字，我们听得耳朵都出茧子了！你是我们学校的骄傲，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噢，我还有点儿事，先走了，再见。”说完就飞也似地逃走了。那情景，仿佛王锋是老狼麦克，而他是兔子杰瑞。王锋跟我们讲这段儿时还笑着说：“博士怎么了？博士不是人吗？”
　　我问王锋准备到哪儿工作，留在广东还是回河南。王锋回答：“我还要上博士后。”王刚侃道：“姐，别上了，再上都成烈士了。”王姨问：“这博士后是啥玩意儿？”王刚抢着说：“博士后就是一群拿着博士文凭的待业青年凑在一块儿搞研究。因为是在上完博士以后，所以叫博士后。”王姨说：“管你是上啥时候，别再让我掏钱就行。”王锋说：“上博士后不花钱的，开始挣工资了。”
　　王锋仍然考虑的是上学问题，老王和王姨考虑的是成家问题。看来，任何时期都会有矛盾。正如哲人所说：生活是矛盾的统一体。
　　2003年的秋天，王锋回到广东上博士后去了。王锋临走还给我打电话：“有空的话，就带上你的小宝宝到我们家玩，也算给我妈解解闷儿。”我说好的。 　　博士后王锋在为祖国的科研事业贡献青春的过程中，终于遇上了一个敢于追求她的人，虽然那人只是个硕士。2005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我去王锋家玩，王姨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王姨说：“那个硕士生本来就对王锋情有独钟，有一次陪王锋去一家企业的博士后工作站，企业组织了一个欢迎仪式。企业老总一把握住刚从车上下来的硕士生的手说：‘欢迎王博士，欢迎王博士！’硕士生赶忙纠正：‘错了，错了！她才是王博士！’企业老总愣了愣才去握王锋的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非常欢迎您的到来！’硕士生对此感受很深，从此下决心跟定了王锋，‘哪怕提鞋倒茶也心甘情愿’。”
　　王姨还拿出了王锋最近寄回的照片让我看，大概是王锋和硕士生俩人游玩时互拍的，照片上的王锋笑的很甜。王姨有点儿心疼地說：“这丫头在我跟前从没这样笑过，在我跟前就一个腔：‘妈，掏钱！不多，才1万！才8千！’她‘才’一下，我就得一两年攒。”虽然王姨对硕士生的长相不太满意，但王姨尊重王锋自己的选择。用王姨的话说就是：“人好就中！”照片上的硕士生可能是不太上相，照得有点儿像年轻时代的冯小刚。
　　我对王姨说：“现在好了，您可以宽宽心了，儿女们都过得不错。等王锋春节回来让她给我打电话，我给她准备了一个很幽默的笑话。”
　　王姨说：“你就不会先说出来让我笑笑！”
　　“您要是想听我就说！这是从杂志上看来的，专门为博士生量身定做的。说是IBM公司新造了一台专门测试智商的高性能电脑，叫做‘更更更更更更更深的蓝’，然后找来一个本科生、一个硕士生和一个博士生来检验。本科生先把头伸进去，电脑发出一阵悦耳的音乐后说：‘恭喜你，你的智商是150，你是个天才！’然后硕士生把头伸进去，电脑平淡地说：‘你的智商是100，你是个人才！’最后博士生也把头伸进去，电脑叽哩咕噜地响了一阵儿后说：‘不许往机器里扔石头！’博士生气愤极了，他找到程序管理员要求查看原代码，管理员同意了。博士生认真检查并修改了原程序，直到他自己满意为止。博士生又把头伸进去，电脑叽哩咕噜响了一阵之后说：‘讨厌！谁又往机器里扔石头！’博士生愤怒了，当真往机器里扔了一块石头，电脑又是一阵叽哩咕噜，之后说：‘啊！原来您是位博士！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王姨听得哈哈大笑，说：“我们王锋，脑袋跟石头也差不多了。”
　　“她脑袋要真是石头还不算坏，现在很多人的脑子里都成浆糊了。”
　　真的，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他（她）们的自我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