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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慕兰，一位奇女子。出身湘中名门的她却选择了终身以革命为业，作为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她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横跨差不多一个世纪，所接触的知名人士，所亲历的重大事件，足令后人喟叹。
黄慕兰是一位奇女子。这位出身湘中名门的女性，本可以像大多数的世家小姐一样，读一所教会大学，或写诗，或学艺，相夫教子，悠闲平稳地过日子。可是，她却选择了终身以革命为业。作为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她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横跨差不多一个世纪，所接触的知名人士，所亲历的重大事件，足令后人喟叹。
可惜的是，在以往的党史叙事中，关于秘密战线的描述一直都是粗线条似的选择记忆，意识形态宣传所需要的宏大叙事人为地掩盖了史学本应有的精细。这一方面是由历史研究的政治功利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源于鲜活史料的缺乏。随着亲历者们的淡出，抢救史料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建国后黄慕兰曾写过6部回忆录，大多为政治需要而写，由于事涉党内机密，甚至有可能引起对党内定论的重新审视，因此，相当一部分也许永远也无法出版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黄慕兰自传》是经过审查核准出版的，其内容已足令人震惊，可是，这湮没于历史烟云中的秘密，还有多少呢？
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这位不到20岁的妇女运动领袖，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交际能力强，有魄力，曾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留下深刻印象。生性多情的郭沫若甚至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国共分流后不久，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期间，她立下两大奇功。193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旋即自首。《自传》记载：某天下午，她和密友陈志皋在咖啡馆闲聊，偶遇陈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的同学曹炳生，曹谈起了巡捕房最近抓到的一个共产党头头，说此人是个60多岁的老头，酒糟鼻子，镶一口金牙，9个指头，带湖北口音。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黄慕兰马上想到此人可能是向忠发。短短两小时之内，这个消息便由黄慕兰传给了潘汉年，再由潘汉年传给了康生，最后由康生传给了周恩来。向忠发是中央总书记，又是特科领导成员，掌握的情报非比寻常，若不是黄慕兰的这次偶遇，中共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完全有可能在瞬间垮掉。“伍豪事件”是党史上的一大悬案，针对国民党散布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黄慕兰不仅最先向周恩来献策如何反击谣言，而且是具体行动的执行者。《自传》为读者完整地展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澄清了不少可疑史实。1931年，黄慕兰调任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解放前夕，她还在上海组建过渡性统战组织“牛尾聚餐会”，《自传》甚至提供了这个组织争取劝说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反正的一些内幕消息。
除了提供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自传》还为读者展现了中共在革命年代所特有政治生态，以及个体在此大环境中所形成的某些共性，细心的读者甚至还能从中体会出个体利益在与组织利益博弈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无奈。长久以来，党内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闪耀着理想主义光环的“革命联姻”，曾令无数青年向往不已。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宛希俨后来在赣南牺牲，黄则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担任秘书和交通员。在上海，黄慕兰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很快便产生“革命情谊”，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同居。黄、贺的结合令暗恋黄的饶漱石气恼不已，他对黄慕兰冷嘲热讽：“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记录，又嫁给了中央委员贺昌，眼里哪还有我这样的小人物呢？”此话使得黄精神恍惚，在人力车上遗失会议记录本，气急之下便跳了黄浦江。被救起来后，她就编了一个故事说她因失恋跳江的。此事曾成为上海滩轰动一时的新闻。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很快否定了她的请求，并正告她：“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中央给你指定的工作对象是陈志皋。你和陈志皋结合，更加有利于掩护身份，合乎工作需要，这件事组织会向中央证明是服从工作的需要，相信贺昌不会埋怨你的。”1942年，黄慕兰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表扬了她的牺牲精神。她却以陈志皋和初恋情人旧情复燃为由，向周恩来提出要和陈志皋离婚。周恩来劝她：“共产党员要有肚量，民主人士的罗曼史多是逢场作戏，我们不要苛求，要以大局为重。”然而，陈志皋最后还是离开了她，并与初恋情人在国外同居，这段婚姻终以失败告终。《自传》不经意间为读者撩开理想主义的薄纱，叙说着一个革命女性的真实情感历程，理性地告诉我们这种革命浪漫背后包含着的诸多世相。
建国之后的黄慕兰命运十分坎坷。建国初期，她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上海从事里弄居民工作，当她因党籍问题去找当年的“小人物”——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求助时，却被他一顿奚落。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之中，于6月初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出狱后又多次上诉，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80年，得蒙邓颖超召见，她的冤狱才得以平反。
中共特科元老陈赓曾说：“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这是一句很贴切的评语。掩卷而思，笔者突然想起了一位教授在“左翼文学与共产革命”课堂上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革命很奇妙，它的终极是永恒的正义，使人充满激情，它的过程则是残酷的美丽，浪漫与痛苦相伴相随。黄慕兰这样的秘密战线工作者，所经历的，或许更加深刻地体现着这种命运。
(黄慕兰著：《黄慕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
黄慕兰是一位奇女子。这位出身湘中名门的女性，本可以像大多数的世家小姐一样，读一所教会大学，或写诗，或学艺，相夫教子，悠闲平稳地过日子。可是，她却选择了终身以革命为业。作为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她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横跨差不多一个世纪，所接触的知名人士，所亲历的重大事件，足令后人喟叹。
可惜的是，在以往的党史叙事中，关于秘密战线的描述一直都是粗线条似的选择记忆，意识形态宣传所需要的宏大叙事人为地掩盖了史学本应有的精细。这一方面是由历史研究的政治功利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源于鲜活史料的缺乏。随着亲历者们的淡出，抢救史料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建国后黄慕兰曾写过6部回忆录，大多为政治需要而写，由于事涉党内机密，甚至有可能引起对党内定论的重新审视，因此，相当一部分也许永远也无法出版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黄慕兰自传》是经过审查核准出版的，其内容已足令人震惊，可是，这湮没于历史烟云中的秘密，还有多少呢？
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这位不到20岁的妇女运动领袖，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交际能力强，有魄力，曾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留下深刻印象。生性多情的郭沫若甚至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国共分流后不久，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期间，她立下两大奇功。193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旋即自首。《自传》记载：某天下午，她和密友陈志皋在咖啡馆闲聊，偶遇陈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的同学曹炳生，曹谈起了巡捕房最近抓到的一个共产党头头，说此人是个60多岁的老头，酒糟鼻子，镶一口金牙，9个指头，带湖北口音。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黄慕兰马上想到此人可能是向忠发。短短两小时之内，这个消息便由黄慕兰传给了潘汉年，再由潘汉年传给了康生，最后由康生传给了周恩来。向忠发是中央总书记，又是特科领导成员，掌握的情报非比寻常，若不是黄慕兰的这次偶遇，中共在上海的中枢机构完全有可能在瞬间垮掉。“伍豪事件”是党史上的一大悬案，针对国民党散布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黄慕兰不仅最先向周恩来献策如何反击谣言，而且是具体行动的执行者。《自传》为读者完整地展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澄清了不少可疑史实。1931年，黄慕兰调任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解放前夕，她还在上海组建过渡性统战组织“牛尾聚餐会”，《自传》甚至提供了这个组织争取劝说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反正的一些内幕消息。
除了提供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自传》还为读者展现了中共在革命年代所特有政治生态，以及个体在此大环境中所形成的某些共性，细心的读者甚至还能从中体会出个体利益在与组织利益博弈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无奈。长久以来，党内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闪耀着理想主义光环的“革命联姻”，曾令无数青年向往不已。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宛希俨后来在赣南牺牲，黄则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担任秘书和交通员。在上海，黄慕兰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很快便产生“革命情谊”，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同居。黄、贺的结合令暗恋黄的饶漱石气恼不已，他对黄慕兰冷嘲热讽：“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记录，又嫁给了中央委员贺昌，眼里哪还有我这样的小人物呢？”此话使得黄精神恍惚，在人力车上遗失会议记录本，气急之下便跳了黄浦江。被救起来后，她就编了一个故事说她因失恋跳江的。此事曾成为上海滩轰动一时的新闻。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很快否定了她的请求，并正告她：“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中央给你指定的工作对象是陈志皋。你和陈志皋结合，更加有利于掩护身份，合乎工作需要，这件事组织会向中央证明是服从工作的需要，相信贺昌不会埋怨你的。”1942年，黄慕兰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表扬了她的牺牲精神。她却以陈志皋和初恋情人旧情复燃为由，向周恩来提出要和陈志皋离婚。周恩来劝她：“共产党员要有肚量，民主人士的罗曼史多是逢场作戏，我们不要苛求，要以大局为重。”然而，陈志皋最后还是离开了她，并与初恋情人在国外同居，这段婚姻终以失败告终。《自传》不经意间为读者撩开理想主义的薄纱，叙说着一个革命女性的真实情感历程，理性地告诉我们这种革命浪漫背后包含着的诸多世相。
建国之后的黄慕兰命运十分坎坷。建国初期，她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上海从事里弄居民工作，当她因党籍问题去找当年的“小人物”——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求助时，却被他一顿奚落。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之中，于6月初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出狱后又多次上诉，一直没有结果。直到1980年，得蒙邓颖超召见，她的冤狱才得以平反。
中共特科元老陈赓曾说：“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这是一句很贴切的评语。掩卷而思，笔者突然想起了一位教授在“左翼文学与共产革命”课堂上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革命很奇妙，它的终极是永恒的正义，使人充满激情，它的过程则是残酷的美丽，浪漫与痛苦相伴相随。黄慕兰这样的秘密战线工作者，所经历的，或许更加深刻地体现着这种命运。
(黄慕兰著：《黄慕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