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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尔德一家三代将总计72年的时间和心血，奉献给了中国的医疗和高等教育
1892年初，加拿大人启尔德携新婚妻子从中国上海坐蒸汽小轮溯长江而上，经南京、武汉，在宜昌换乘木船穿越三峡。途中，他为岸上的中国少年感动不已，他们衣衫破烂，光着脚丫，成群结队地追赶洋人的船只，天真憨直地冲洋人挥手、大笑。
到达重庆后，启尔德一行休憩一天，鼓起勇气去吃了顿火锅。传说重庆火锅辣得就像地狱，不过启尔德觉得还可以接受，没有那么可怕。自重庆上行到川南乐山，一个山青水秀、文人辈出的码头城市，再摇一橹乌篷船，即抵达成都锦江码头。
启尔德的路线，也是近代以来外人入蜀的经典路线，他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照片甚至视频，为我们真实再现了当年艰辛、刺激而又快乐的入蜀旅程。
锦江桨声灯影，锦城花团锦簇，锦里美人如玉，不过这一切不会让启尔德忘掉他的使命。25岁的他刚拿到英国金斯顿王后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就向加拿大卫斯理会写信，自愿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前往中国四川，开拓华西教区。
站在锦官城，启尔德雄心无限，他不会想到，两个月后，他会跟新婚妻子永别——妻子感染疾病去世。
启尔德并非来华传教第一人。早在唐代，即有基督教传教士入华。英国学者李约瑟说：“中國历史上有四次接受有组织的基督教：一次是公元八世纪叙利亚景教徒来到时；一次是13世纪方济各会的大主教来北京时；还有一次是17世纪耶稣会教士代表团来临时的光辉时期；最后一次是19世纪新教徒的使者来中国设立医院并翻译科技书籍”。
作为第四期的传教士，启尔德有前三期传教士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1780年前后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1789年发源于法国的民主革命，19世纪遍及欧美的科技革命这三大革命，使得传教士具备了大举进入中国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理念。而基督新教也因为其主张个人主义、崇尚竞争、热心慈善、坚信进步，后来居上，其传播及影响渐渐超过天主教。
世界正在变平，基督教的普遍主义也由此滋生，以北美的“伟大觉醒运动与英国的“福音运动”为代表的宗教复兴，掀起了海外传教热潮，尤以英、美、德为著。比如，19世纪后期美国掀起“学生志愿国外传教活动”，口号是“在我们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天下”。1886-1918年，美国共派出8000多名传教士（牧师、医师、护士等均是广义的“传教士”），其中2500多名被派往中国。
需要指出的是，在传教士的热忱背后，也笼罩着不平等条约的阴影。1858年的《天津条约》与1860年的《北京条约》给了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置产的特权，自此中国对传教士门户洞开。学者蒋梦麟形象地比喻说：“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启尔德所到的四川，是西南门户，为历代传教士重视。早在唐代，四川就是景教流行的地区之一。当时，从波斯传入的景教在成都西门石笋街、峨眉山等地建有大秦寺。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年），天主教葡萄牙耶稣会教士利类思 “首先入川，传扬福音”，在今绵竹、成都、重庆、宜宾、西昌等地建立教堂，传教布道。清代，入川传教士不断增多，至清中叶，四川已成为天主教在中国最大的教区。基督新教正式进入四川则始自1877年，来自英国的牧师麦卡悌在重庆开设第一个布道所。抵至1920年，各差会在四川的51个城镇开辟了76个总堂（下有369个礼拜堂和众多布道所），仅次于广东、江苏，居全国第三位。
启尔德此行，是要用他精湛的医术来打开传教局面。近代西人传教，医疗、教育和出版是三大支柱事业，而医疗排在首位。一是传教士多有这样的理念，“拯救人灵魂，也意味着拯救其肉体”；二是中国人多是现实主义者，通过救死扶伤的事迹，可以快速打动他们。
百年前的四川，环境恶劣、卫生落后、缺医少药，脚气、霍乱、狂犬病、伤寒、天花、血吸虫病、性病、黑热病、腹泻、肺病、麻疯、鼠疫等时常流行，威胁着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和生命。中国“公共卫生之父”、曾任华西协和大学教员的陈志潜回忆：在上世纪初的成都，当草药治疗失败，市民就会以锣鼓、鞭炮、焚香等“法术”，为病人驱魔逐病。据学者保守估计，当时的粗死亡率可能超过30‰，婴儿的死亡率约为200‰，预期寿命大约是35岁。产妇死亡率颇高，在农村甚至超过25%，这些不幸者近半是死于可控制疾病。
一般民众因贫困而无力请医生，患病后往往请巫婆神汉或听天由命。后来成为启尔德在华西医学院的同事的莫尔思医生曾说：“巫术、迷信在民间治疗中占很大部分……迷信、巫术和宗教与中医联系在一起”。不过，莫尔思日后部分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并撰写图文并茂长篇论文介绍中医针灸，1932年更在纽约出版《中华医学》，此书为最早介绍中医到西方的专业著作之一。
让我们把视线回到启尔德这个西医先行者身上。1892年春，启尔德与斯蒂文森在成都东门的四圣祠街（今四圣祠北街）创建“福音医院”（后更名“仁济医院”），是四川第一家西式医院。又买下一片菜地，用于修建礼拜堂。启尔德除了担任院长，还身兼医生、护士、护工等多职。
但他很快发现，由于语言沟通问题，他无法与患者交流，于是不得不暂停诊所，请中国老师教授自己中文。油灯下，启尔德苦读中文的身影，颇似参加高考的中学生。二十多年后，启尔德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1917年，他为在四川的外国人专门编写了一本生动活泼、幽默风趣的教材 《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其中的四川方言相当地道：“走二十里路吃早饭/今天落雨，路烂，又溜/今天走得拢吗？走不拢？今天横顺要走拢！”
掌握中文后，1893年，启尔德的诊所重新开张。他的出诊费是800文，包括雇佣轿子的花费。中国病人很少拒交或拖延支付医疗费用，启尔德写道：“中国病人付费时的爽快，让人感到吃惊。尽管很多人看上去经济拮据，但对至少要支付伙食费大多没有异议，并多对提供的食物表示满意。有时，医院也会遇到假装生病的流浪汉，误将之收容进医院，但这类错误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最初，医院的生意并不好，因为中国人对西医还心存怀疑。对他们来说，西方现代医学是一个全新的医疗体系。最早来福音医院的多是社会底层人士，因为西医便宜（甚至免费）。随着时间推移，福音医院以其现代治疗方式和疗效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求诊者，当地士绅也加入求医的人群。医院的事业蒸蒸日上，加拿大的余安、赫尔和王春雨等医生陆续加入。
除了新加盟的同事，1893年，启尔德更迎来生命中另一个最重要的同行者——启希贤（Retta G. kilborn ）。启希贤也是加拿大人，在当时女性很难被允许学医的情况下，她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她也是四川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执业的女医生。
1893年，启希贤以医学教友志愿队队员的身份来四川创建女会和妇孺医院。启尔德去上海迎接她及队友。10月初，启希贤一行5人开始进入中国内陆的长途旅行。他们乘坐蒸汽船到汉口，然后包乘了一大一小两艘帆船，小船装他们的行李，大船坐人，沿长江逆行到重庆。那时长江逆行全靠纤夫拉船行驶，进入三峡河道变窄，水流湍急、暗礁密布，隨时都有翻船、触礁的危险。一天傍晚，纤夫们弯着腰、弓着背拉船在江上航行，只听嘭的一声，启希贤等乘坐的大帆船撞到江中暗礁，船体裂口，江水涌入。船工们花了近一刻钟才使船停靠在江边浅滩，避免了船沉人亡。
旅途充满艰难险巇，但沿途秀美风景让启希贤深感中国迷人。1894年3月，他们终于到达成都。在到达之前，启希贤与启尔德已在长江上坠入爱河。同年5月，他们喜结连理。
闲暇时分，启尔德夫妇经常在华西坝上闲逛，看川剧、逛庙会、吃担担面、坐鸡公车，看农妇缫丝、看挑水夫劳作、看龙骨水车转动……为减少当地人抵触，他们换上中国传统服装，剃光前额，还在脑后装上假辫子。据说，当时着中国服饰和发型的洋人，可以享受与中国人一样的服务价格，穿西装的洋人则要多付几文。一张启尔德与亲友的照片有趣地再现了这个场景。清朝打扮的洋人，女士倒还妩媚漂亮，男子则不无滑稽了。
日常，启尔德不只待在成都，还屡屡外出行医，嘉定（今乐山）、自流井（今自贡）、荣县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与同仁在各地陆续开设仁济医院。到1922年，全川境内的仁济医院达到11家。
1895年5月，“成都教案”爆发，启尔德的医院及住所也被掠毁。当年末，启尔德在原址重建福音医院（后更名仁济医院）。重建医院，而且是在原址上，他要面对的不仅是心理创伤，还有现实风险。毕竟，教案导致6名中国人被处斩，17人被流放，人们是否会迁怒于教堂和医院，很难预测。但是，启尔德真就这么做了。
仁济医院主要面对男病人，女宾就诊有诸多不便。1896年，在启尔德的帮助下，启希贤于附近新巷子里建立四川第一座妇女儿童医院——仁济女医院，以适应这个国家“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当年11月，开始专门接待妇女和儿童看病。
1902年，四川红灯教女首领廖观音起事，四圣祠礼拜堂再度被毁，三年后，获得清政府1500两黄金赔款。这笔钱被用来修建了一幢四层楼的医院，即1907年竣工的四川红十字福音医院。除了成都本地人，在当时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还有郫县、大邑及资中一带的病人慕名而来。医院采用收取富人诊费以补贴穷人的办法，对穷苦人“治疾不收半文，且资助钱粮”。除了主持修建四川红十字福音医院，启尔德还是四川红十字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辛亥革命中他赤足草鞋走在泥泞战场，被称作“前所未有的、具有如此仁爱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幅他为受伤士兵手术的老照片。照片中，启尔德聚精会神地为伤员手术，其余士兵在长官的训斥下，于手术台边集体立正，向手术中的医生致意。
在医学实践中，启尔德深深感到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智慧，以及与此不相称的现代教育的匮乏。1909年，启尔德开始筹备华西医学院，他称：“一个原则是断然决定要全部教学用中文，基督教学生和非基督教学生一视同仁。”1910年，在英、美、加五教会的多方筹划下，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启尔德当选第一任校董事会主席。1914年11月2日，启尔德主持创建了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决定了院长、助理的任选。
1919年，启尔德回到加拿大休假，染肺炎而不幸病故，享年52岁。消息传到国内，受他惠泽甚多的成都人，在祭祀孔子的文庙举办了中国传统的祭奠仪式，以中国人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基督徒的敬意。
启尔德的子孙也与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启尔德的长子启真道出生在中国，及长赴加拿大留学，归国后历任华大医学院、医牙学院院长。1952年被迫离开大陆，任香港医学院院长。启尔德一家三代将总计72年的时间和心血，奉献给了中国的医疗和高等教育。这个家族的人也许会对英国传教士戴德生的话深深共鸣：“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专栏作家）
1892年初，加拿大人启尔德携新婚妻子从中国上海坐蒸汽小轮溯长江而上，经南京、武汉，在宜昌换乘木船穿越三峡。途中，他为岸上的中国少年感动不已，他们衣衫破烂，光着脚丫，成群结队地追赶洋人的船只，天真憨直地冲洋人挥手、大笑。
到达重庆后，启尔德一行休憩一天，鼓起勇气去吃了顿火锅。传说重庆火锅辣得就像地狱，不过启尔德觉得还可以接受，没有那么可怕。自重庆上行到川南乐山，一个山青水秀、文人辈出的码头城市，再摇一橹乌篷船，即抵达成都锦江码头。
启尔德的路线，也是近代以来外人入蜀的经典路线，他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照片甚至视频，为我们真实再现了当年艰辛、刺激而又快乐的入蜀旅程。
锦江桨声灯影，锦城花团锦簇，锦里美人如玉，不过这一切不会让启尔德忘掉他的使命。25岁的他刚拿到英国金斯顿王后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就向加拿大卫斯理会写信，自愿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前往中国四川，开拓华西教区。
站在锦官城，启尔德雄心无限，他不会想到，两个月后，他会跟新婚妻子永别——妻子感染疾病去世。
启尔德并非来华传教第一人。早在唐代，即有基督教传教士入华。英国学者李约瑟说：“中國历史上有四次接受有组织的基督教：一次是公元八世纪叙利亚景教徒来到时；一次是13世纪方济各会的大主教来北京时；还有一次是17世纪耶稣会教士代表团来临时的光辉时期；最后一次是19世纪新教徒的使者来中国设立医院并翻译科技书籍”。
作为第四期的传教士，启尔德有前三期传教士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1780年前后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1789年发源于法国的民主革命，19世纪遍及欧美的科技革命这三大革命，使得传教士具备了大举进入中国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理念。而基督新教也因为其主张个人主义、崇尚竞争、热心慈善、坚信进步，后来居上，其传播及影响渐渐超过天主教。
世界正在变平，基督教的普遍主义也由此滋生，以北美的“伟大觉醒运动与英国的“福音运动”为代表的宗教复兴，掀起了海外传教热潮，尤以英、美、德为著。比如，19世纪后期美国掀起“学生志愿国外传教活动”，口号是“在我们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天下”。1886-1918年，美国共派出8000多名传教士（牧师、医师、护士等均是广义的“传教士”），其中2500多名被派往中国。
需要指出的是，在传教士的热忱背后，也笼罩着不平等条约的阴影。1858年的《天津条约》与1860年的《北京条约》给了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置产的特权，自此中国对传教士门户洞开。学者蒋梦麟形象地比喻说：“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启尔德所到的四川，是西南门户，为历代传教士重视。早在唐代，四川就是景教流行的地区之一。当时，从波斯传入的景教在成都西门石笋街、峨眉山等地建有大秦寺。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年），天主教葡萄牙耶稣会教士利类思 “首先入川，传扬福音”，在今绵竹、成都、重庆、宜宾、西昌等地建立教堂，传教布道。清代，入川传教士不断增多，至清中叶，四川已成为天主教在中国最大的教区。基督新教正式进入四川则始自1877年，来自英国的牧师麦卡悌在重庆开设第一个布道所。抵至1920年，各差会在四川的51个城镇开辟了76个总堂（下有369个礼拜堂和众多布道所），仅次于广东、江苏，居全国第三位。
启尔德此行，是要用他精湛的医术来打开传教局面。近代西人传教，医疗、教育和出版是三大支柱事业，而医疗排在首位。一是传教士多有这样的理念，“拯救人灵魂，也意味着拯救其肉体”；二是中国人多是现实主义者，通过救死扶伤的事迹，可以快速打动他们。
百年前的四川，环境恶劣、卫生落后、缺医少药，脚气、霍乱、狂犬病、伤寒、天花、血吸虫病、性病、黑热病、腹泻、肺病、麻疯、鼠疫等时常流行，威胁着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和生命。中国“公共卫生之父”、曾任华西协和大学教员的陈志潜回忆：在上世纪初的成都，当草药治疗失败，市民就会以锣鼓、鞭炮、焚香等“法术”，为病人驱魔逐病。据学者保守估计，当时的粗死亡率可能超过30‰，婴儿的死亡率约为200‰，预期寿命大约是35岁。产妇死亡率颇高，在农村甚至超过25%，这些不幸者近半是死于可控制疾病。
一般民众因贫困而无力请医生，患病后往往请巫婆神汉或听天由命。后来成为启尔德在华西医学院的同事的莫尔思医生曾说：“巫术、迷信在民间治疗中占很大部分……迷信、巫术和宗教与中医联系在一起”。不过，莫尔思日后部分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并撰写图文并茂长篇论文介绍中医针灸，1932年更在纽约出版《中华医学》，此书为最早介绍中医到西方的专业著作之一。
让我们把视线回到启尔德这个西医先行者身上。1892年春，启尔德与斯蒂文森在成都东门的四圣祠街（今四圣祠北街）创建“福音医院”（后更名“仁济医院”），是四川第一家西式医院。又买下一片菜地，用于修建礼拜堂。启尔德除了担任院长，还身兼医生、护士、护工等多职。
但他很快发现，由于语言沟通问题，他无法与患者交流，于是不得不暂停诊所，请中国老师教授自己中文。油灯下，启尔德苦读中文的身影，颇似参加高考的中学生。二十多年后，启尔德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1917年，他为在四川的外国人专门编写了一本生动活泼、幽默风趣的教材 《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其中的四川方言相当地道：“走二十里路吃早饭/今天落雨，路烂，又溜/今天走得拢吗？走不拢？今天横顺要走拢！”
掌握中文后，1893年，启尔德的诊所重新开张。他的出诊费是800文，包括雇佣轿子的花费。中国病人很少拒交或拖延支付医疗费用，启尔德写道：“中国病人付费时的爽快，让人感到吃惊。尽管很多人看上去经济拮据，但对至少要支付伙食费大多没有异议，并多对提供的食物表示满意。有时，医院也会遇到假装生病的流浪汉，误将之收容进医院，但这类错误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最初，医院的生意并不好，因为中国人对西医还心存怀疑。对他们来说，西方现代医学是一个全新的医疗体系。最早来福音医院的多是社会底层人士，因为西医便宜（甚至免费）。随着时间推移，福音医院以其现代治疗方式和疗效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求诊者，当地士绅也加入求医的人群。医院的事业蒸蒸日上，加拿大的余安、赫尔和王春雨等医生陆续加入。
除了新加盟的同事，1893年，启尔德更迎来生命中另一个最重要的同行者——启希贤（Retta G. kilborn ）。启希贤也是加拿大人，在当时女性很难被允许学医的情况下，她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她也是四川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执业的女医生。
1893年，启希贤以医学教友志愿队队员的身份来四川创建女会和妇孺医院。启尔德去上海迎接她及队友。10月初，启希贤一行5人开始进入中国内陆的长途旅行。他们乘坐蒸汽船到汉口，然后包乘了一大一小两艘帆船，小船装他们的行李，大船坐人，沿长江逆行到重庆。那时长江逆行全靠纤夫拉船行驶，进入三峡河道变窄，水流湍急、暗礁密布，隨时都有翻船、触礁的危险。一天傍晚，纤夫们弯着腰、弓着背拉船在江上航行，只听嘭的一声，启希贤等乘坐的大帆船撞到江中暗礁，船体裂口，江水涌入。船工们花了近一刻钟才使船停靠在江边浅滩，避免了船沉人亡。
旅途充满艰难险巇，但沿途秀美风景让启希贤深感中国迷人。1894年3月，他们终于到达成都。在到达之前，启希贤与启尔德已在长江上坠入爱河。同年5月，他们喜结连理。
闲暇时分，启尔德夫妇经常在华西坝上闲逛，看川剧、逛庙会、吃担担面、坐鸡公车，看农妇缫丝、看挑水夫劳作、看龙骨水车转动……为减少当地人抵触，他们换上中国传统服装，剃光前额，还在脑后装上假辫子。据说，当时着中国服饰和发型的洋人，可以享受与中国人一样的服务价格，穿西装的洋人则要多付几文。一张启尔德与亲友的照片有趣地再现了这个场景。清朝打扮的洋人，女士倒还妩媚漂亮，男子则不无滑稽了。
日常，启尔德不只待在成都，还屡屡外出行医，嘉定（今乐山）、自流井（今自贡）、荣县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与同仁在各地陆续开设仁济医院。到1922年，全川境内的仁济医院达到11家。
1895年5月，“成都教案”爆发，启尔德的医院及住所也被掠毁。当年末，启尔德在原址重建福音医院（后更名仁济医院）。重建医院，而且是在原址上，他要面对的不仅是心理创伤，还有现实风险。毕竟，教案导致6名中国人被处斩，17人被流放，人们是否会迁怒于教堂和医院，很难预测。但是，启尔德真就这么做了。
仁济医院主要面对男病人，女宾就诊有诸多不便。1896年，在启尔德的帮助下，启希贤于附近新巷子里建立四川第一座妇女儿童医院——仁济女医院，以适应这个国家“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当年11月，开始专门接待妇女和儿童看病。
1902年，四川红灯教女首领廖观音起事，四圣祠礼拜堂再度被毁，三年后，获得清政府1500两黄金赔款。这笔钱被用来修建了一幢四层楼的医院，即1907年竣工的四川红十字福音医院。除了成都本地人，在当时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还有郫县、大邑及资中一带的病人慕名而来。医院采用收取富人诊费以补贴穷人的办法，对穷苦人“治疾不收半文，且资助钱粮”。除了主持修建四川红十字福音医院，启尔德还是四川红十字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辛亥革命中他赤足草鞋走在泥泞战场，被称作“前所未有的、具有如此仁爱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幅他为受伤士兵手术的老照片。照片中，启尔德聚精会神地为伤员手术，其余士兵在长官的训斥下，于手术台边集体立正，向手术中的医生致意。
在医学实践中，启尔德深深感到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智慧，以及与此不相称的现代教育的匮乏。1909年，启尔德开始筹备华西医学院，他称：“一个原则是断然决定要全部教学用中文，基督教学生和非基督教学生一视同仁。”1910年，在英、美、加五教会的多方筹划下，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启尔德当选第一任校董事会主席。1914年11月2日，启尔德主持创建了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决定了院长、助理的任选。
1919年，启尔德回到加拿大休假，染肺炎而不幸病故，享年52岁。消息传到国内，受他惠泽甚多的成都人，在祭祀孔子的文庙举办了中国传统的祭奠仪式，以中国人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基督徒的敬意。
启尔德的子孙也与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启尔德的长子启真道出生在中国，及长赴加拿大留学，归国后历任华大医学院、医牙学院院长。1952年被迫离开大陆，任香港医学院院长。启尔德一家三代将总计72年的时间和心血，奉献给了中国的医疗和高等教育。这个家族的人也许会对英国传教士戴德生的话深深共鸣：“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