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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中国经济转型已经不再是一个如何进行的问题，而是如何深化与升级的问题。不论是“后发优势”，还是“边缘革命”，抑或是“画马理论”，记载的都是前三十年改革激动人心的图景。中国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变革路径，在大多数人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思考时，已经一点点地走上了全新的道路。
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来说，改革开放虽然只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它开启的是全新的中国现代化之路，注定会成为改变历史的重要一环。尽管中国已从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从经济总量看，也已经重新回到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今天的人们争论改革是否已经取得最终的成功，还为时尚早。在今天中国的媒体和网络上，发表自己对当今中国和未来走势的看法是政府官员、社会公知、城市白领们比较热衷的公共活动之一。尽管人们经常毫不留情地批评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腐败、环境、经济结构、社会治理、教育医疗……但赚钱的冲动并没有让人们变得忘却对命运的思考，那些或左的或右的，或激进或保守的争论，足以预示着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始终在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变革模式期待高质量转型
当前的中国反腐，叫做“苍蝇老虎一起打”。苍蝇老虎这样的说法，旨在形象地比喻各种大小贪官。每只老虎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森林，成为圈外人士无法想象的森林大帝。中央政府的反腐口号迅速演变成了一场风暴，得到了民众支持的最高领导层，看来有决心与之前的腐败决裂。反对腐败本身找准了解决社会问题的突破口，如果处理得当，将对弥合社会因收入分配而带来的裂痕起到积极作用。
但决策层所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止反腐那么简单。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矛盾的焦点，而不是矛盾本身。社会的矛盾更多来自于：社会成员缺少共同价值观，对于国家、改革等议题的认知混乱错位，社会缺少一种便捷有效的方法拉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观点分歧，社会治理体系倾向于掩盖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等。善良的说法是，随着改革的深化，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慢慢会随着改革的深化迎刃而解；恶毒一点的说法是，只要我的任期内不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就好，解决问题自有后来人。
实用主义，而不是任何一种舶来的或者原创的其他有名有姓的主义，成为中国真正居于统领地位的思想模式。诚然，实用主义给了人们打破原有体系的机会，鼓励人们创特例，抄近路，绕规则，“先上车，后补票”，使新生事物有了发芽生长的空间，但也造成人们普遍性地无视任何规则，习惯于通过破坏规则的方法来谋求个人与组织的短期利益，无视集体和长期利益。
竞争性企业的行业自律和自我约束出现类似的问题。在市场竞争中，买方与卖方的信息不对称，给卖方一个暂时的信息优势，机会主义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乐此不疲地利用这一优势赚取短期利益。中国的微观市场层面，产品质量和安全性一直是公众担忧的焦点。上海福喜事件是最新发酵的食品公共安全事件，与之前的案例不同，这不是一家街边作坊或者黑心小店，这是一家具有良好声誉的所谓国际品牌，其在母国和其他国家的声誉一直良好，并且受到几乎所有中国一线国际快餐品牌的信任，是麦当劳、肯德基、棒约翰、必胜客、汉堡王、德克士等品牌的主要供货商。尽管肯德基与麦当劳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无数次的产品质量争议，但这一次无疑是其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家在其他国家记录良好的企业，却在中国“本地化”为一家干着恶劣勾当的无良商家。中国消费者感觉到了被区别对待的被欺骗感，他们的失望是建立在对国际品牌更高信任基础上的，但国际品牌显然没有珍惜消费者难得的信任。
食品企业的问题，仅仅是整个微观企业竞争的缩影。随着媒体的开放，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在公众面前，既让人觉得恼火，也为问题的暴露和解决提供了可能。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对于企业竞争秩序的批评，并不代表一种悲观主义，相反，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问题能够暴露并经由媒体公开讨论与指责，很可能是信息传播模式带来的变化，而不见得是市场秩序的恶化。今天与以前最大的区别，是信息垄断的减弱，使同样的问题有了公开探讨的机会。
从微观企业的竞争，我们又不得不引申到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制。中国的经济管制逻辑，与西方工业国正好相反。英美经济管制的特点，是先有自由市场，在自由市场暴露出问题以后，逐步形成政府监管。中国经济管制的特点，是先有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崩溃以后，逐步在不同的领域有限度放松。中国改革的三十年，就是政府向市场偿还权利的三十年。在改革三十年以后，中国依然是一个高度依赖计划体系管制的经济体，政府部门对于市场的发育成长进行指导和控制，惯于用审批而不是监管的方式管理经济。上海自贸区的推动，是中央政府试图给全国的政府部门一个明确的信号，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负面清单管理”是还权于民的最好方式。尽管这一信号并没有得到各级政府公务部门行动上的热烈响应，但其象征意义代表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于什么是理想中的市场经济有着正确的看法和坚定的信仰。
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个人、企业和政府，都没有能够很好地思考长远利益，而是醉心于眼前财富的积累与成功。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年以后，平均主义思潮再次回到了底层民众当中，仇富、仇官对于部分人来说，已经成为他们获取心里平衡的重要释放。平均主义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实用主义正在矫枉过正，帶领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严重的拜金主义、贫富分化，个人财富膨胀、社会秩序混乱，也将把社会引向另外一个灾难。这种现实回归到邓小平所讲的中国主要是防止“左”的局面上去了。
实用主义已然深刻改变了中国，但它无法许给这个国家更好的未来。
中国社会需要调整旧有的变革模式，寻求更高质量的转型。今天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存量的改革，也不仅是增长模式的改革，而是整个社会变革模式的改革。
复杂格局下的改革突破点
新政府所选择的改革突破点，有些超出大部分人的预料。薄案之后，打击苍蝇老虎的步伐并没有停止。新政府太了解中国当前矛盾的根源，收入分配不公以及公众对产生收入分配不公背后原因的痛恨，主要来自于改革三十年来寻租阶层脱序的行为方式。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编织出庞大的腐败网络，制造出各种离奇的故事。民众对这些贪污腐败行为恨之入骨。对腐败的拒不妥协的态度，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凝聚民心，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打掉那些名义上支持改革，实则拼尽全力维护特权的腐败团体，为进一步制度化的改革铺路。 打击苍蝇老虎之外，新政府的外交策略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国际政治中，单个国家的选择，往往没有特别多的选项。尤其是对于国力日渐上升的新兴国家来说，风欲静而树不止，有时候能做的选择，也只是顺应潮流。邓小平留下的外交遗产，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韬光养晦”。这四个字也经常是中国官场文化，甚至为人处世哲学中，对年轻一代的基本要求。通过低调行事，决不当头，先让自己强大起来，再与别人进行抗衡。
肃贪和外交尽管都非常重要，不过对于新政府来说，经济发展依然是更为严峻的考验。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后续乏力、国有企业快速扩张、私人经济深感压抑的背景下，新政府需要推出一些果断的政策，重拾民众在经济发展领域对政府的信心。
自贸区效益与改革经济学
2013年8月22日，商务部通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决定，使得“负面清单管理”这一词汇，迅速地在中国普及。中国民间，尤其是普通百姓，做梦也难以理解一个近乎看不到政府的经济，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形。人们虽然知道远在上海的那一小块地方和自己不一定有什么关系，但大都意识到这必定是新政府向外释放的一个重要政策信号。政府官员们的理解自然就深刻得多了，因为他们最清楚，中国武装到牙齿的各种审批、准入制度是为何被制定以及如何被制定的。“负面清单管理”意味着，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事项，企业都是可以做的，只要不触犯法律和监管底线，一切都应该由企业和个人自主决定。对于一线的政府管理人员来说，自贸区政策如果在全国逐步推开，将意味着，他们中的大部分职位不再有设立的意义。
随着自贸区政策示范效应，国务院推广的负面清单管理，首先以取消部分行政审批的方式推开了。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要求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自推行以来，中国国务院已经取消和下放了100多项行政审批权。这意味着，建设更加自由的市场环境的改革已经正式开始。
除此之外，新政府处理经济事务的手法也与前一届政府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被巴克莱公司总结为“克强经济学”的新的经济政策原则也已经初现雏形。内容包括了“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其核心是向市场放权让利。
2013年5月开始，中国资金市场出现了非常紧张的局面，6月份，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飙升，市场流动性紧张。中国政府并没有如以往一样出台宽松的政策，或者出面紧急救市，中国央行发表的言论都显示，中国决策者决心约束国内的放贷机构。虽然这一做法引发了中国股票和信贷市场的短暂动荡，但中国决策者也看到了一些支持力量。比如，财新网就在一篇社评文章中说，央行坚持审慎的货币政策、拒绝被利益集团所挟持的做法是正确的。甚至在北京的金融圈，货币宽松政策的受益者们中，也不乏该政策的大批支持者，他们认为，尽管短期内会经历一些困难，但从长期看，金融风险的控制、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都必须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
“克强经济学”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些阵痛，不过中央政府显然已经做好了承受痛苦的准备，高层更希望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铺平道路。巴克莱银行的分析表明，决策者们可能也希望将强化市场纪律作为放开利率和资本项目的一个预备步骤。从中国正在进行的各种政策讨论看，改革预计还将在其他几个领域展开。这些领域包括行政控制、土地使用和垄断行业等。甚至连李克强总理自己所强调的城镇化，也没有如往常一样出现一窝蜂地圈地和扩张的态势，而是表现为更加有条不紊地推进。
更大的考验来自经济下滑，因为经济下滑经常会伴随着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企业业绩下降、大批倒闭、大面积失业、政府财政收入下滑、债务问题凸显、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等。作为凯恩斯主义在全球最大的信徒，中国政府三十年来应对经济下滑的策略是基本一致的，甚至还对凯恩斯主义做了小小的修正，主要是修正那些对扩大政府权力不利的地方。中国的凯恩斯主义实践的主要表现是，在财政政策上，从来都不涉及大规模的减税，只是不断地增加财政收入和支出。中国政府把这种政策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凯恩斯所宣称的“宽松的财政政策”。比如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就是这一修正理论的典型应用。
中国理论界感受到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最为令人激动的时期，变得异常活跃，一场又一场的改革方案解读、自贸区探讨、各种纪念会议。让人看到了十五年来不曾有过的活跃。
发生在杨小凯纪念研讨会上的林（毅夫）张（维迎）之辩，代表了两个改革家之间用不同视角观察中国后的争论，他们的争论，正是今天中国真实改革所面临挑战的写照。这两位经济学家都背负了诸多压力，前者经常被网友指责为给政府唱赞歌，后者则被抨击为资本家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这场由复旦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林毅夫盛赞中国的有为政府，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一直沿着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前行，未来的中国是充满希望的。张维迎则坚持，政府需要反思管理经济的方式，如果到今天还不能减少干预，那么改革的未来难以预言成功。
很明显，对于政府来说，充分吸收左中右各派的观点，对于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性政策，非常重要。
从渐进改革到微创革命
“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个观点，它们只是从不同角度来尝试解释改革。“后发优势”所阐述的，是由于已经有先进国家的标杆，后起国家只要认真总结经验，努力学习，就有可能在技术、制度等各个方面缩短摸索的时间，更快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后发劣势”的担心，是后起国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技術层面，而忽视了制度层面的改革，错过了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从而把经济从长期中拖入低增长、多矛盾的陷阱。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用语，叫做“拉美化”，就是指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出现长期的经济危机、政权更迭与社会矛盾激化。要防止“拉美化”或者防止后发劣势的出现，需要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适时地改进社会治理、平衡收入差距、健全市场机制，让社会安然地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后发劣势”的强调者担心政府对于早期经济增长的经验过度沉迷，从而使得自己无法适时转型。
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传统的渐进改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不能忽视：
一是“摸着石头过河”。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摸石头的理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时，就需要对改革做出更加细致的规划，以免走到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从“十二五”规划开始，中国政府把“顶层设计”一词放到了政府文件中。这个变化，将是未来的渐进改革与过去渐进改革的一个重要区别。
二是边缘革命。正如科斯所言，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精心构造的改革，而是为了解决面临的问题而一点点采取的对策。发端于民间的创新而不是政府控制的核心部门的创新，是中国经济创新的主要来源，科斯将其称为“边缘革命”。而政府不断地释放市场空间，是保证创新进行的一个重要基础。到今天，中国政府给市场所释放的空间，已经越来越接近于饱和。如果不重新调整未来社会治理的创新机制，边缘革命就有弹尽粮绝的危机。因此，未来的社会创新，需要由政府和市场机构共同来完成。
政府的顶层设计，与市场积极创新的结合，必将改变之前略带“盲目”的渐进改革和边缘革命模式，而进入到有明确目标的更为精准的创新模式，我们把这种新的模式称为“微创革命”。
与之前的改革模式相比，“微创革命”更加注重改革的质量，需要通过更为精准的靶心式的精细调整，在关心公众心理、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良治政府等的条件下，通过制定完整可行的改革思路，对需要改革的病痛位置，适量用药，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不适，实现经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顺利渡过中等收入陷阱。“微创革命”是对渐进改革和边缘革命的自然延续，是前三十年改革模式的升级版本。它不谋求进行暴风骤雨的改革，也要防止改革进入到更加困难的境地。
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改革，已经被描述出清晰的原则和目标。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采用“微创革命”的方法，一步步执行既定的目标。当下打造“改革的执行力”，而不是反复无解的争论，是摆在全体改革者面前的最重要课题。培养一批了解中国与世界的改革实干派社会精英，是关乎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改革执行力的真正来源。
（作者分别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来说，改革开放虽然只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它开启的是全新的中国现代化之路，注定会成为改变历史的重要一环。尽管中国已从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从经济总量看，也已经重新回到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今天的人们争论改革是否已经取得最终的成功，还为时尚早。在今天中国的媒体和网络上，发表自己对当今中国和未来走势的看法是政府官员、社会公知、城市白领们比较热衷的公共活动之一。尽管人们经常毫不留情地批评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腐败、环境、经济结构、社会治理、教育医疗……但赚钱的冲动并没有让人们变得忘却对命运的思考，那些或左的或右的，或激进或保守的争论，足以预示着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始终在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变革模式期待高质量转型
当前的中国反腐，叫做“苍蝇老虎一起打”。苍蝇老虎这样的说法，旨在形象地比喻各种大小贪官。每只老虎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森林，成为圈外人士无法想象的森林大帝。中央政府的反腐口号迅速演变成了一场风暴，得到了民众支持的最高领导层，看来有决心与之前的腐败决裂。反对腐败本身找准了解决社会问题的突破口，如果处理得当，将对弥合社会因收入分配而带来的裂痕起到积极作用。
但决策层所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止反腐那么简单。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矛盾的焦点，而不是矛盾本身。社会的矛盾更多来自于：社会成员缺少共同价值观，对于国家、改革等议题的认知混乱错位，社会缺少一种便捷有效的方法拉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观点分歧，社会治理体系倾向于掩盖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等。善良的说法是，随着改革的深化，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慢慢会随着改革的深化迎刃而解；恶毒一点的说法是，只要我的任期内不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就好，解决问题自有后来人。
实用主义，而不是任何一种舶来的或者原创的其他有名有姓的主义，成为中国真正居于统领地位的思想模式。诚然，实用主义给了人们打破原有体系的机会，鼓励人们创特例，抄近路，绕规则，“先上车，后补票”，使新生事物有了发芽生长的空间，但也造成人们普遍性地无视任何规则，习惯于通过破坏规则的方法来谋求个人与组织的短期利益，无视集体和长期利益。
竞争性企业的行业自律和自我约束出现类似的问题。在市场竞争中，买方与卖方的信息不对称，给卖方一个暂时的信息优势，机会主义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乐此不疲地利用这一优势赚取短期利益。中国的微观市场层面，产品质量和安全性一直是公众担忧的焦点。上海福喜事件是最新发酵的食品公共安全事件，与之前的案例不同，这不是一家街边作坊或者黑心小店，这是一家具有良好声誉的所谓国际品牌，其在母国和其他国家的声誉一直良好，并且受到几乎所有中国一线国际快餐品牌的信任，是麦当劳、肯德基、棒约翰、必胜客、汉堡王、德克士等品牌的主要供货商。尽管肯德基与麦当劳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无数次的产品质量争议，但这一次无疑是其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家在其他国家记录良好的企业，却在中国“本地化”为一家干着恶劣勾当的无良商家。中国消费者感觉到了被区别对待的被欺骗感，他们的失望是建立在对国际品牌更高信任基础上的，但国际品牌显然没有珍惜消费者难得的信任。
食品企业的问题，仅仅是整个微观企业竞争的缩影。随着媒体的开放，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在公众面前，既让人觉得恼火，也为问题的暴露和解决提供了可能。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对于企业竞争秩序的批评，并不代表一种悲观主义，相反，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问题能够暴露并经由媒体公开讨论与指责，很可能是信息传播模式带来的变化，而不见得是市场秩序的恶化。今天与以前最大的区别，是信息垄断的减弱，使同样的问题有了公开探讨的机会。
从微观企业的竞争，我们又不得不引申到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制。中国的经济管制逻辑，与西方工业国正好相反。英美经济管制的特点，是先有自由市场，在自由市场暴露出问题以后，逐步形成政府监管。中国经济管制的特点，是先有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崩溃以后，逐步在不同的领域有限度放松。中国改革的三十年，就是政府向市场偿还权利的三十年。在改革三十年以后，中国依然是一个高度依赖计划体系管制的经济体，政府部门对于市场的发育成长进行指导和控制，惯于用审批而不是监管的方式管理经济。上海自贸区的推动，是中央政府试图给全国的政府部门一个明确的信号，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负面清单管理”是还权于民的最好方式。尽管这一信号并没有得到各级政府公务部门行动上的热烈响应，但其象征意义代表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于什么是理想中的市场经济有着正确的看法和坚定的信仰。
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个人、企业和政府，都没有能够很好地思考长远利益，而是醉心于眼前财富的积累与成功。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年以后，平均主义思潮再次回到了底层民众当中，仇富、仇官对于部分人来说，已经成为他们获取心里平衡的重要释放。平均主义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实用主义正在矫枉过正，帶领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严重的拜金主义、贫富分化，个人财富膨胀、社会秩序混乱，也将把社会引向另外一个灾难。这种现实回归到邓小平所讲的中国主要是防止“左”的局面上去了。
实用主义已然深刻改变了中国，但它无法许给这个国家更好的未来。
中国社会需要调整旧有的变革模式，寻求更高质量的转型。今天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存量的改革，也不仅是增长模式的改革，而是整个社会变革模式的改革。
复杂格局下的改革突破点
新政府所选择的改革突破点，有些超出大部分人的预料。薄案之后，打击苍蝇老虎的步伐并没有停止。新政府太了解中国当前矛盾的根源，收入分配不公以及公众对产生收入分配不公背后原因的痛恨，主要来自于改革三十年来寻租阶层脱序的行为方式。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编织出庞大的腐败网络，制造出各种离奇的故事。民众对这些贪污腐败行为恨之入骨。对腐败的拒不妥协的态度，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凝聚民心，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打掉那些名义上支持改革，实则拼尽全力维护特权的腐败团体，为进一步制度化的改革铺路。 打击苍蝇老虎之外，新政府的外交策略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国际政治中，单个国家的选择，往往没有特别多的选项。尤其是对于国力日渐上升的新兴国家来说，风欲静而树不止，有时候能做的选择，也只是顺应潮流。邓小平留下的外交遗产，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韬光养晦”。这四个字也经常是中国官场文化，甚至为人处世哲学中，对年轻一代的基本要求。通过低调行事，决不当头，先让自己强大起来，再与别人进行抗衡。
肃贪和外交尽管都非常重要，不过对于新政府来说，经济发展依然是更为严峻的考验。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后续乏力、国有企业快速扩张、私人经济深感压抑的背景下，新政府需要推出一些果断的政策，重拾民众在经济发展领域对政府的信心。
自贸区效益与改革经济学
2013年8月22日，商务部通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决定，使得“负面清单管理”这一词汇，迅速地在中国普及。中国民间，尤其是普通百姓，做梦也难以理解一个近乎看不到政府的经济，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形。人们虽然知道远在上海的那一小块地方和自己不一定有什么关系，但大都意识到这必定是新政府向外释放的一个重要政策信号。政府官员们的理解自然就深刻得多了，因为他们最清楚，中国武装到牙齿的各种审批、准入制度是为何被制定以及如何被制定的。“负面清单管理”意味着，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事项，企业都是可以做的，只要不触犯法律和监管底线，一切都应该由企业和个人自主决定。对于一线的政府管理人员来说，自贸区政策如果在全国逐步推开，将意味着，他们中的大部分职位不再有设立的意义。
随着自贸区政策示范效应，国务院推广的负面清单管理，首先以取消部分行政审批的方式推开了。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要求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自推行以来，中国国务院已经取消和下放了100多项行政审批权。这意味着，建设更加自由的市场环境的改革已经正式开始。
除此之外，新政府处理经济事务的手法也与前一届政府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被巴克莱公司总结为“克强经济学”的新的经济政策原则也已经初现雏形。内容包括了“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其核心是向市场放权让利。
2013年5月开始，中国资金市场出现了非常紧张的局面，6月份，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飙升，市场流动性紧张。中国政府并没有如以往一样出台宽松的政策，或者出面紧急救市，中国央行发表的言论都显示，中国决策者决心约束国内的放贷机构。虽然这一做法引发了中国股票和信贷市场的短暂动荡，但中国决策者也看到了一些支持力量。比如，财新网就在一篇社评文章中说，央行坚持审慎的货币政策、拒绝被利益集团所挟持的做法是正确的。甚至在北京的金融圈，货币宽松政策的受益者们中，也不乏该政策的大批支持者，他们认为，尽管短期内会经历一些困难，但从长期看，金融风险的控制、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都必须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
“克强经济学”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些阵痛，不过中央政府显然已经做好了承受痛苦的准备，高层更希望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铺平道路。巴克莱银行的分析表明，决策者们可能也希望将强化市场纪律作为放开利率和资本项目的一个预备步骤。从中国正在进行的各种政策讨论看，改革预计还将在其他几个领域展开。这些领域包括行政控制、土地使用和垄断行业等。甚至连李克强总理自己所强调的城镇化，也没有如往常一样出现一窝蜂地圈地和扩张的态势，而是表现为更加有条不紊地推进。
更大的考验来自经济下滑，因为经济下滑经常会伴随着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企业业绩下降、大批倒闭、大面积失业、政府财政收入下滑、债务问题凸显、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等。作为凯恩斯主义在全球最大的信徒，中国政府三十年来应对经济下滑的策略是基本一致的，甚至还对凯恩斯主义做了小小的修正，主要是修正那些对扩大政府权力不利的地方。中国的凯恩斯主义实践的主要表现是，在财政政策上，从来都不涉及大规模的减税，只是不断地增加财政收入和支出。中国政府把这种政策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凯恩斯所宣称的“宽松的财政政策”。比如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就是这一修正理论的典型应用。
中国理论界感受到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最为令人激动的时期，变得异常活跃，一场又一场的改革方案解读、自贸区探讨、各种纪念会议。让人看到了十五年来不曾有过的活跃。
发生在杨小凯纪念研讨会上的林（毅夫）张（维迎）之辩，代表了两个改革家之间用不同视角观察中国后的争论，他们的争论，正是今天中国真实改革所面临挑战的写照。这两位经济学家都背负了诸多压力，前者经常被网友指责为给政府唱赞歌，后者则被抨击为资本家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这场由复旦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林毅夫盛赞中国的有为政府，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一直沿着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前行，未来的中国是充满希望的。张维迎则坚持，政府需要反思管理经济的方式，如果到今天还不能减少干预，那么改革的未来难以预言成功。
很明显，对于政府来说，充分吸收左中右各派的观点，对于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性政策，非常重要。
从渐进改革到微创革命
“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个观点，它们只是从不同角度来尝试解释改革。“后发优势”所阐述的，是由于已经有先进国家的标杆，后起国家只要认真总结经验，努力学习，就有可能在技术、制度等各个方面缩短摸索的时间，更快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后发劣势”的担心，是后起国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技術层面，而忽视了制度层面的改革，错过了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从而把经济从长期中拖入低增长、多矛盾的陷阱。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用语，叫做“拉美化”，就是指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出现长期的经济危机、政权更迭与社会矛盾激化。要防止“拉美化”或者防止后发劣势的出现，需要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适时地改进社会治理、平衡收入差距、健全市场机制，让社会安然地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后发劣势”的强调者担心政府对于早期经济增长的经验过度沉迷，从而使得自己无法适时转型。
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传统的渐进改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不能忽视：
一是“摸着石头过河”。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摸石头的理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时，就需要对改革做出更加细致的规划，以免走到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从“十二五”规划开始，中国政府把“顶层设计”一词放到了政府文件中。这个变化，将是未来的渐进改革与过去渐进改革的一个重要区别。
二是边缘革命。正如科斯所言，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精心构造的改革，而是为了解决面临的问题而一点点采取的对策。发端于民间的创新而不是政府控制的核心部门的创新，是中国经济创新的主要来源，科斯将其称为“边缘革命”。而政府不断地释放市场空间，是保证创新进行的一个重要基础。到今天，中国政府给市场所释放的空间，已经越来越接近于饱和。如果不重新调整未来社会治理的创新机制，边缘革命就有弹尽粮绝的危机。因此，未来的社会创新，需要由政府和市场机构共同来完成。
政府的顶层设计，与市场积极创新的结合，必将改变之前略带“盲目”的渐进改革和边缘革命模式，而进入到有明确目标的更为精准的创新模式，我们把这种新的模式称为“微创革命”。
与之前的改革模式相比，“微创革命”更加注重改革的质量，需要通过更为精准的靶心式的精细调整，在关心公众心理、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良治政府等的条件下，通过制定完整可行的改革思路，对需要改革的病痛位置，适量用药，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不适，实现经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顺利渡过中等收入陷阱。“微创革命”是对渐进改革和边缘革命的自然延续，是前三十年改革模式的升级版本。它不谋求进行暴风骤雨的改革，也要防止改革进入到更加困难的境地。
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改革，已经被描述出清晰的原则和目标。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采用“微创革命”的方法，一步步执行既定的目标。当下打造“改革的执行力”，而不是反复无解的争论，是摆在全体改革者面前的最重要课题。培养一批了解中国与世界的改革实干派社会精英，是关乎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改革执行力的真正来源。
（作者分别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