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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层面政策的变化，即便再剧烈，下沉到微观个体，家长们关心的头等大事，只是自己的孩子能否在一所承受范圍内性价比最高的幼儿园，接受优质的早期教育。
甜蜜的期待
家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的陈女士，最近收到一件意料之外的“大礼包”。
去年3月初，她给在家门口幼儿园上学的孩子交了一个学期保教费1620元，学期末时突然退回300多元;9月，她接到通知只需交1134元，算起来比上学期又少交了一截。“怎么还能变少了？”陈女士对这份天降“喜事”有点搞不清缘由。
对此，孩子所在幼儿园园长解释：经区教育局评定，育英幼儿园为四级普惠性民办园，区政府对普惠性民办园逐年增加资金补助，学费在扣除相应额度的政府补助金后会逐渐减少，直到与同级同类公办园收费一致。
实际上，当地已取得省、市、区级示范园的普惠性民办园，随着补贴落实，让孩子的学费越交越少，这样的乐事正在陈女士身边发生。
西安市莲湖区的张先生家，却新添了一桩让他日夜惦念的忐忑事。今年下半年，孩子就要达到入园年龄，让他发愁的是，家附近仅有一所公办幼儿园，十分难进，而民办园的学费最便宜也要2000多元。年初时，他看到民办园普惠的政策后倍感欣慰，然而最近看幼儿园的过程中，发现价格不降反涨，“少则二三百，多则七八百”，普惠性民办园在大兴新区只有一所，并且缺少室外活动场地。于是焦急的他在互联网上的地方政府留言通道向市长发问：广大工薪阶层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享受到政策的落地？
对此，莲湖区教育局回复称，将进一步引导和扶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今年力争提高区内普惠性幼儿园占比。在等待中，张先生热切期盼着政策的早日执行，让孩子能赶上充足学位供应的“好时候”。
选择的困惑
4月初，一张北京市昌平区育树家幼儿园的招生简章照片，在网络上流传。简章上显示：幼儿园为响应政策号召，于2018年11月实施普惠性政策。而在招生条件的招生顺序一栏，罗列了足足八项说明。其中，房产是首要入园条件，此后是户籍，幼儿父母名下有房产排在幼儿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有房产之前。“感觉把家长分成三六九等，学区房的压力提前了。”一位天通苑附近的居民如是说。
僧多粥少，幼儿园的门槛也只好越提越高。从事幼教业的赵先生感到担忧：他的儿子原本就读于杭州某小区内一家高端幼儿园，该园因小区配套园属性被划入普惠园范围内，每月学费由5500元骤降至750元。这让他忧心，价格的降低是否会导致服务“减配”。很快，他被通知幼儿园取消了原本每天都有的外教课。
“在网上查询本地妈妈帮，有人问普惠后幼儿园每个班的孩子是不是比之前多，好几个回答都说要增加不少。”一天天看着孩子天真的笑脸，济南市历下区的曹女士觉得，就算克服再多工作困难，也要请假为儿子明年入园的事情奔走。令她最在意的是班级生师比，根据打听到的消息，发现小区的普惠园一个老师要照看十几个到二十个孩子。“孩子多了，老师对孩子的关注度肯定会降低，普通民办园虽然收费高了些，可是孩子能得到更多的关注。”综合考虑后，曹女士忍痛决定放弃普惠园，让孩子进入价格较贵的非普惠民办园。在她看来，学前教育不单单是“看孩子”那么简单，幼儿教师也应该作为孩子自主学习的启蒙者和引导者。
与曹女士抱有教育期待有几分相似的，是住在北京一高端小区的刘女士，然而，可选择的余地却令她无奈。随着孩子打算就读的小区内幼儿园从中高端园变成普惠园，因为外地户口原因，孩子没办法按计划在这里获得学籍，最近的一所能上的民办园比较一般，无法满足她培养孩子特长的需求。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选择这家一般的民办园，然后再额外参加兴趣班;要么借助交通工具，到远距离的一家营利性幼儿园就学。而无论哪种方式，对刘女士而言，都意味着比之前还要大的开销，和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结束语
北方的春天，干燥的空气带着温度，也夹着尘土，随之起起落落的，还有所接触到的民办园举办者对各自的“转普”之路多样的心绪和思索。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比这历史更长久的，是民办教育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跌宕起伏，甚至一度消失，在摸索中前进，写满属于时代的记忆。随着2017年9月新《民促法》的实施，民办教育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占据民办学校九成之多的民办园，无疑是其中最能感触变化的载体。
作为学前教育领域占据重要位置的一支队伍，新中国的民间力量和资源经过几十年发展，其作用已不仅仅是“补充”二字便能简单概括。凭借机制的内生活力，民办教育提高了就业率，与公办教育共同作用于民生的提高，营造出更加多元、开放的教育体系。其发展成绩也同样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与正名：新《民促法》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在草案中“办好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之后，增补了一句“依法支持民办教育发展”，也被视为给民办教育界的一颗“定心丸”。
然而，长久以来，一旦提及“民字头”，有些人总会在有意无意间戴上“有色眼镜”来审视。某种程度上，“有色眼镜”的由来，与营利性的某些原生缺陷有着脱不开的关联。资本对于利润的嗅觉和追逐，带着机会主义的天然属性;以往监管的缺位，使得民办园成了安全事故的“重灾区”。因为有利可图，幼儿教育成为“最昂贵的教育”，与此并不匹配的，是师资力量差、教师待遇低、教学质量无法得到保障等一系列状况。
从国际惯例和发达国家潮流观照，学前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而非资本自由牟利之地;其本质依旧是教育，而非工商业，不能大范围地抛向市场。因此，确保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是及时迫切的必要举措。这就要求政府履行其主导职能，加强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和规则引领。
其中，一方面，政府需要建构提升民办教育质量的监管框架，加强营利园所透明监管，让民办园的质与量相匹配;一方面，实现真正意义上有质量的普惠，也必然需要政府在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对民办园加以扶持。而对民办教育的分类发展与管理，无论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还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中，均有所体现。这既是道摆在举办者面前的题目，也考验着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智慧。只有充分尊重历史的同时完善民办教育的分类管理，才能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吸引更多优质社会资本进入，也才能使公众更加信任民间力量，让更多儿童获得低成本入园的机会。
眼下，对于整个民办教育界来说，是一段重要的窗口期。以往幼教行业粗放发展的草莽时代将要结束，细化的秩序和标准逐步酝酿、出台。“转普”像一面放大镜，将民办园的优势与缺失，困惑与期待，聚焦、碰撞;又似一股潮流，淘洗的阵痛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已经或者正在转向普惠的园所，需要创新和优化教育理念和内容、升级教育管理与技术;而选择营利的那部分，意味着要拿出更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才能获得应有的发展空间。
那些向我们诉说感慨的举办者们，有思索，有犹疑，显然更多的还是希望。他们并未忘记加入教育行列之时让教师与孩子各得其所的初衷与情怀，依旧在对未来的热诚期待中探索前行。
栏目责任编辑：谷珵
甜蜜的期待
家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的陈女士，最近收到一件意料之外的“大礼包”。
去年3月初，她给在家门口幼儿园上学的孩子交了一个学期保教费1620元，学期末时突然退回300多元;9月，她接到通知只需交1134元，算起来比上学期又少交了一截。“怎么还能变少了？”陈女士对这份天降“喜事”有点搞不清缘由。
对此，孩子所在幼儿园园长解释：经区教育局评定，育英幼儿园为四级普惠性民办园，区政府对普惠性民办园逐年增加资金补助，学费在扣除相应额度的政府补助金后会逐渐减少，直到与同级同类公办园收费一致。
实际上，当地已取得省、市、区级示范园的普惠性民办园，随着补贴落实，让孩子的学费越交越少，这样的乐事正在陈女士身边发生。
西安市莲湖区的张先生家，却新添了一桩让他日夜惦念的忐忑事。今年下半年，孩子就要达到入园年龄，让他发愁的是，家附近仅有一所公办幼儿园，十分难进，而民办园的学费最便宜也要2000多元。年初时，他看到民办园普惠的政策后倍感欣慰，然而最近看幼儿园的过程中，发现价格不降反涨，“少则二三百，多则七八百”，普惠性民办园在大兴新区只有一所，并且缺少室外活动场地。于是焦急的他在互联网上的地方政府留言通道向市长发问：广大工薪阶层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享受到政策的落地？
对此，莲湖区教育局回复称，将进一步引导和扶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今年力争提高区内普惠性幼儿园占比。在等待中，张先生热切期盼着政策的早日执行，让孩子能赶上充足学位供应的“好时候”。
选择的困惑
4月初，一张北京市昌平区育树家幼儿园的招生简章照片，在网络上流传。简章上显示：幼儿园为响应政策号召，于2018年11月实施普惠性政策。而在招生条件的招生顺序一栏，罗列了足足八项说明。其中，房产是首要入园条件，此后是户籍，幼儿父母名下有房产排在幼儿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有房产之前。“感觉把家长分成三六九等，学区房的压力提前了。”一位天通苑附近的居民如是说。
僧多粥少，幼儿园的门槛也只好越提越高。从事幼教业的赵先生感到担忧：他的儿子原本就读于杭州某小区内一家高端幼儿园，该园因小区配套园属性被划入普惠园范围内，每月学费由5500元骤降至750元。这让他忧心，价格的降低是否会导致服务“减配”。很快，他被通知幼儿园取消了原本每天都有的外教课。
“在网上查询本地妈妈帮，有人问普惠后幼儿园每个班的孩子是不是比之前多，好几个回答都说要增加不少。”一天天看着孩子天真的笑脸，济南市历下区的曹女士觉得，就算克服再多工作困难，也要请假为儿子明年入园的事情奔走。令她最在意的是班级生师比，根据打听到的消息，发现小区的普惠园一个老师要照看十几个到二十个孩子。“孩子多了，老师对孩子的关注度肯定会降低，普通民办园虽然收费高了些，可是孩子能得到更多的关注。”综合考虑后，曹女士忍痛决定放弃普惠园，让孩子进入价格较贵的非普惠民办园。在她看来，学前教育不单单是“看孩子”那么简单，幼儿教师也应该作为孩子自主学习的启蒙者和引导者。
与曹女士抱有教育期待有几分相似的，是住在北京一高端小区的刘女士，然而，可选择的余地却令她无奈。随着孩子打算就读的小区内幼儿园从中高端园变成普惠园，因为外地户口原因，孩子没办法按计划在这里获得学籍，最近的一所能上的民办园比较一般，无法满足她培养孩子特长的需求。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选择这家一般的民办园，然后再额外参加兴趣班;要么借助交通工具，到远距离的一家营利性幼儿园就学。而无论哪种方式，对刘女士而言，都意味着比之前还要大的开销，和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结束语
北方的春天，干燥的空气带着温度，也夹着尘土，随之起起落落的，还有所接触到的民办园举办者对各自的“转普”之路多样的心绪和思索。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比这历史更长久的，是民办教育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跌宕起伏，甚至一度消失，在摸索中前进，写满属于时代的记忆。随着2017年9月新《民促法》的实施，民办教育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占据民办学校九成之多的民办园，无疑是其中最能感触变化的载体。
作为学前教育领域占据重要位置的一支队伍，新中国的民间力量和资源经过几十年发展，其作用已不仅仅是“补充”二字便能简单概括。凭借机制的内生活力，民办教育提高了就业率，与公办教育共同作用于民生的提高，营造出更加多元、开放的教育体系。其发展成绩也同样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与正名：新《民促法》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在草案中“办好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之后，增补了一句“依法支持民办教育发展”，也被视为给民办教育界的一颗“定心丸”。
然而，长久以来，一旦提及“民字头”，有些人总会在有意无意间戴上“有色眼镜”来审视。某种程度上，“有色眼镜”的由来，与营利性的某些原生缺陷有着脱不开的关联。资本对于利润的嗅觉和追逐，带着机会主义的天然属性;以往监管的缺位，使得民办园成了安全事故的“重灾区”。因为有利可图，幼儿教育成为“最昂贵的教育”，与此并不匹配的，是师资力量差、教师待遇低、教学质量无法得到保障等一系列状况。
从国际惯例和发达国家潮流观照，学前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而非资本自由牟利之地;其本质依旧是教育，而非工商业，不能大范围地抛向市场。因此，确保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是及时迫切的必要举措。这就要求政府履行其主导职能，加强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和规则引领。
其中，一方面，政府需要建构提升民办教育质量的监管框架，加强营利园所透明监管，让民办园的质与量相匹配;一方面，实现真正意义上有质量的普惠，也必然需要政府在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对民办园加以扶持。而对民办教育的分类发展与管理，无论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还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中，均有所体现。这既是道摆在举办者面前的题目，也考验着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智慧。只有充分尊重历史的同时完善民办教育的分类管理，才能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吸引更多优质社会资本进入，也才能使公众更加信任民间力量，让更多儿童获得低成本入园的机会。
眼下，对于整个民办教育界来说，是一段重要的窗口期。以往幼教行业粗放发展的草莽时代将要结束，细化的秩序和标准逐步酝酿、出台。“转普”像一面放大镜，将民办园的优势与缺失，困惑与期待，聚焦、碰撞;又似一股潮流，淘洗的阵痛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已经或者正在转向普惠的园所，需要创新和优化教育理念和内容、升级教育管理与技术;而选择营利的那部分，意味着要拿出更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才能获得应有的发展空间。
那些向我们诉说感慨的举办者们，有思索，有犹疑，显然更多的还是希望。他们并未忘记加入教育行列之时让教师与孩子各得其所的初衷与情怀，依旧在对未来的热诚期待中探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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