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候，有一次搞征文，不大想参加，没好好写。
　　班主任周老师叫我出去谈话，说你怎么不好好写呢。
　　我放空了眼神，露出淡漠又萧索的表情，说：
　　“我最不喜欢把文学和政治扯到一起。”
　　没错我当时居然不要脸地用了一个词叫“文学”。
　　周老师默默看着我。我俩都不高，一大一小两个男人，都在170cm左右的水平线上互相凝视。忽然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瞬间觉得他无比伟岸、无比高大，后来他在课间操的时候踹我，说要踢断我的腿，我都心甘情愿。
　　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白居易的话你都不听吗？”
　　我震惊了，如遭雷轰。
　　是啊，白居易的话，我都不听吗？
　　有时候，一个老师所提点你的，影响你人生的，就是那么关键的一两句话。
　　然后我就跑回去，满怀激情写了一篇征文，题目都记得，叫作《乱云飞渡仍从容》。大意是：现在世界格局风起云涌，正是我们的大好机会。我们要从容旁观，拭目以待，等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狗咬狗打破头，然后一鼓作气直捣黄龙……
　　交给周老师，他皱皱眉，说：幼稚了一点。
　　稿子他拿走了，帮我交了，后来再没下文。
　　华丽出手，居然不中，我感到挺没有面子。那时候我可丝毫不相信自己幼稚，哪个高中生会相信自己幼稚呢？当时只觉得，大爷的，白居易真坑人。
　　很快，到了大学，觉得自己又成熟、凝稳了几分。
　　新生报到后，班主任曹老师到我们宿舍聊天，夜谈，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上铺的家伙说：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都特别成熟、特别懂事。这样过早的成熟到底好吗？
　　曹老师看着我们，说，那很好，懂事好啊。
　　转眼间军训开始了，练队列，踢正步。九月的门头沟，骄阳似火。
　　一天下午集合，忽然班主任神情郑重，对我们说：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两架民航客机撞击了纽约世贸大厦。
　　大家一片欢呼，集体热烈鼓掌。我也在里面欢呼鼓掌。
　　班主任还是默默看着我们。我至今都记得他那种眼神，温和的但又无奈的眼神，像一个无奈的兄长看着一群野孩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眼神。
　　在当时，学生们还用一种叫线上“校友录”的东西，我高中班级的校友录里爆发了一场论战。
　　准确地说，是一群男生和一个女生的论战。
　　那个女生在北大，说你们怎么为恐怖主义叫好？恐怖主义是所有人类的敌人。
　　男生们说你有病，撞美国佬不是大好事吗？美国佬不是全世界欺负人吗？
　　我只旁观，没有参加。我心里想的是：
　　那娘们有病。读书读傻了吧？撞死几個美国人，不是挺好吗？
　　不让敌人先乱起来，我们怎么直捣黄龙呢？
　　当然，这事很快也过去了，时间流逝，我也不大上校友录了，也不大关注国际新闻。
　　我开始乱看些报纸。就记得《体坛周报》变成了每星期三刊，涨价到一块五;后来报亭里又多了个《新京报》;《参考消息》还是最便宜，记得是七毛钱。
　　除了报纸，我还漫无目的地读书，读了不少唐诗的书，也读了不少盗版书、黄书。少年啥啥，少妇啥啥，啥啥岂是啥啥啥，都读过。有一阵看一本书叫《达摩遗经》，后来同学要借，就问你的遗经呢？遗经呢？
　　幸运的是，有那么一天下午，也许是被少年啥啥倒了胃口，我读了《悲惨世界》。
　　是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的二册本，李玉民翻译。
　　我是两天读完的。那两天里，感觉整个宿舍都特别明亮，仿佛有一束神奇的光照耀着我。
　　读完卞汝福主教的故事，再到冉阿让的故事，到芳汀的故事，再到珂赛特、马吕斯的故事，我震惊不已，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伟大的书，原来自己真的是一个贫陋的孩子，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野孩子。
　　那时也开始理解了雨果的一句话叫作：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金庸曾经评价狄更斯的《圣诞颂歌》，说“这是一本伟大温厚的心灵所写出来的伟大的书”。当时我遇到《悲惨世界》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这也是一本伟大温厚的心灵所写出来的伟大的书。
　　而从前的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伟大”和“温厚”为何物。
　　工作后，我当了一名记者，跑时政和政法新闻，也跑突发事件、自然灾害。我开始见到死亡，甚至大批的死亡。
　　有一次有座山垮了，掩埋了底下的村落和矿井。民兵们连夜挖遗体，我和他们打好了招呼，一挖到就通知我。
　　大半天之后，一位民兵让赶快去，说挖到了。我冲上去一看，泥土里露出一只手，向上伸着。有民兵拿住轻轻一拽，就拽起来了，只是半截断手。
　　于是我只能又等。终于，遇难者遗体被陆续挖出，离奇的是他们都拥挤在一个地方。当地人解释说，这里原有一个豁口，山垮塌时大家都往这里冲，想逃生，所以都死在了一起。
　　当时有一名幸存的女村民，她坚持声称：自己打通了失踪丈夫的电话，他还活着。
　　救援人员于是开着挖掘机，拼命帮她挖。女村民先是一直在旁指挥，挖这里，挖那里，数个小时后一无所获，她崩溃了，自己跳上了挖掘机，抱着机身，说：我来指，你挖啊，你挖啊！
　　没人能让她下来。就这样，挖掘机带着她又挖了至少一个小时，她始终不下来。很多人都见证了那一幕。我也在边上，看得暗抹眼泪。
　　那年我25岁。类似这样的许多事情，让我开始明白了死亡到底是什么，明白了一个生命的离去，对于那些爱着他、依靠着他的亲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而过去我是不大明白的。死亡只是云淡风轻的数字，离我很遥远。
　　多年之后，又和一位朋友无意聊起了“9·11”。
　　他说：事发时自己27岁，正在准备GRE，准备留学。母亲忽然在客厅里叫快看电视。他跑出来，看到电视里的画面，第一个内心反应是：天啊，那里面的人怎么办呢？
　　我听了很感触，说你大几岁就是大几岁，我当时只想着直捣黄龙。
　　我们花了很多很多年，经历了许多岁月，读了许多的书，见了许多死亡，才开始学会了第一时间去想一个问题：
　　那里面的人，该怎么办呢？
　　有时候，这甚至是唯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