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面对每个人都试图僭越规则的情形，深谙民主共和的汤化龙显然有太多的无奈。
当汤化龙在酒楼里用餐时，死神已经在楼外徘徊等候他了。晚上八点宴会结束，汤化龙走出酒楼，与众人在街上散步，一名杀手突然窜出，迎面枪击，第一枪打中汤的挂表，第二枪直接击中头颅。
1918年9月1日，清末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汤化龙，在加拿大温哥华市遇刺身亡，时年四十四岁。
在警察的追赶下，凶手逃到没有出路的死胡同，无法脱身，遂用手枪自尽。经调查，此人名叫王昌，是一名海外的国民党人。事后，其遗体由当地国民党支部运回广州，在孙中山指示下，以前所未有的党礼，葬于黄花岗——这里安葬着为推翻帝制而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
曾经射向清廷的子弹，拐了个弯，射向了昔日志同道合的盟友，辛亥革命的余声，吊诡而悲壮。
“必除此虐政”
1911年4月26日，当汤化龙准备启程赴京时，眼中亦曾经闪现出同样的悲壮。
这一天，在武汉六渡桥，各团体代表数百人前来为他送行，有人发表演讲，称汤化龙如有不测，请汉口全镇闭市，为汤开追悼大会，然后大家入京，继续拼争。汤化龙大为感动，表示“路亡与亡”。
此前，湖北民众得知，清廷准备将已经交由民办的铁路收归国有，由盛宣怀向四国借款兴办。此事关乎人们的切身利益，又牵涉到对于“卖权卖国”的敏感神经，因此舆论顿时沸反盈天，反对之声不绝。恰逢第二届谘议局联合会即将在北京召开，作为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决心赴京为民请愿。
当汤化龙走上火车的时候，大清也已经走到了万丈悬崖的边上。自庚子之乱以来，“立宪救国”成为席卷朝野上下的主流思潮，可相较于人们迫切的心情，清廷的立宪步伐始终吞吞吐吐，其公信力慢慢丧失。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离世后，改革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年轻的摄政王载沣只知强化统治，社会不满进一步激化。1911年，大清已然风雨飘摇。然而，它的昏招还未出完。
5月8日这天，多数谘议局代表已经抵京，准备开会，京城中却突然传出了惊人的消息：清廷端出了以皇室成员为主的“责任内阁”，这意味着立宪的努力基本化为泡影。一天后，清廷又正式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保路运动自此开始。
谘议局联合会已经炸开了锅。汤化龙受命起草了一份上奏案，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者，有不能相容之性质”，折子交上去，石沉大海。汤化龙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对旁人说道，此次上奏，充其量上面讨论一下，然后搁置不理，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类似的冷落，汤化龙太熟悉了。
1874年，汤化龙出生于湖北浠水，祖上世代经商，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然而他却并非养尊处优的公子哥。那时州县中命案频频发生，均是土豪与官员勾结，鱼肉弱小。汤化龙曾跪在母亲面前发誓：“儿将为御史者，必除此虐政。”
1904年，汤化龙在最后一次科举中考上进士，随后自请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当目睹明治维新的成功后，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铲除恶政的方法。
毕业回国后，汤化龙即在湖广总督陈夔龙手下积极主张君主立宪，人称“宪迷”。1909年，清廷在各省筹设的代议机关“谘议局”纷纷建立，汤化龙被推选为副议长，后改为正议长，从此成为了湖北立宪派的核心人物。
立宪派们摩拳擦掌，他们指陈时弊，畅言实业、教育，试图利用谘议局这块阵地大干一场，却很快发现自己被冷落在一边。“开会议决之案，一入行政长官之手，可以束之高阁而不顾。”汤化龙在一次报告中无奈地说道。
时局紧迫，江苏谘议局于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各省代表一连三次，云集在宫门外叩头，请求速开国会，汤化龙也派人前往。舆论压力下，清廷只得将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缩短了三年。第四次请愿，清廷将东三省代表押送回籍，天津代表温世霖发配新疆充军。满怀希望的汤化龙再受打击，他对清廷开始绝望。
1911年6月，第二届谘议局联合会闭会。汤化龙做了一番耐人寻味的发言。他首先强调，皇族内阁问题，大概不会有什么令人满意的结果了。如今的办法，就是“布告国民，确知现政府之不可恃，生出种种恶感，将来政府一定能够推倒，此是确有把握的”。
四个月后，汤化龙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文士造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第二天，革命党人邀请汤化龙到谘议局开会，建议他出任都督。面对众人，汤化龙当场表示：“对于革命，鄙人素表赞成。”接着他说，自己并非军人，不知怎么用兵，关于军事，自己可以从旁“尽力协助”。于是，大家又将躲在家中的新军将领黎元洪找了出来，推为统帅。
此后，汤化龙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间开始了。
当天会议一结束，汤化龙便指示谘议局送来了大批银元宝，是为军政府的第一笔经费。在汤化龙的带动下，商人们纷纷解囊相助，黎元洪后来在接见一个日本人时兴奋地说道，“吾等决不忧军费之缺乏矣”。
随后，汤化龙以谘议局的名义通电全国，呼吁各省有识之士不要当清廷的炮灰，而应该积极响应。辛亥革命后来之所以扩大到全国，汤化龙的这份电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汤化龙甚至成功劝说了海军反正。他先给奉命镇压起义的海军统帅萨镇冰去信，晓以利害，萨镇冰心领神会，托病回到了上海。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趁机在海军率部起义，不久，即投入了对清军的作战。
以士绅阶层为主的立宪派投身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汤化龙的一系列举动，令京城权贵目瞪口呆，叹道“文进士武统领都造反了！”
然而，汤化龙和革命党人的“蜜月”没有维持多久。
随着军事形势逐渐稳定，革命党人对汤化龙的猜忌愈发浓重起来。一些人认为汤化龙揽权过多，始终是个心腹大患。一位名叫周鹏程的革命党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汤化龙就是立宪派，几面倒的。政事部所引用人，大半是他的党羽，将来我们的革命军难免不受他的牵制，吃他的暗亏。”
发展到后来，革命党人竟然还编了一首歌谣：“狡哉汤化龙，保皇叹未成，武昌起革命，坐地享其成。”将他描述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还有人耸人听闻地宣称，武昌起义后，汤化龙曾经给清廷发了密电，表示尽忠。首义领袖孙武更打算在一次会后将汤暗杀，幸而被人劝止。
武昌首义过早地演变成为争名逐利的倾轧，这是汤化龙万万没有想到的。为了予以保护，黎元洪派汤化龙前往上海，与孙中山方面接触，从而使他离开了纷纷扰扰的武昌。此时，汤在军政府中早已靠边站了。
1912年2月12日，清廷发布逊位诏书，结束了267年的统治。有形的皇帝没有了，但是，根深蒂固于每个人心中，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皇帝”怎么清除，革命显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
共和转向
民国初年，大大小小政治派别粉墨登场。
据时任《民国报》记者的梁漱溟回忆，国会召开期间，在北京的火车站，各党都设有招待所，派专人拿着旗子在站台迎候，只要见到一个议员下车，则招待人员蜂拥而上，一通拉扯，均以拉到自己的招待所为胜利，某人的党籍即以住入某党的招待所为定。也不乏有人住入一家招待所几天甚至一两个月后，忽然又住到另一家招待所去了。
——尽管议会政治滥觞，而隐藏于其后的民主共和精神，却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
宋教仁是为数不多的理解者之一。1912年8月25号，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和上海两地同时举行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原先以暴力革命为手段、为推翻旧统治而存在的同盟会，被改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
汤化龙则以当年的谘议局联合会为班底，通过若干轮兼并，于1913年春组成进步党，与国民党形成了两党相争的局面，梁启超、张謇等名流均是该党的理事。
尽管是对手，宋教仁私下与汤化龙、梁启超却早有默契。他曾秘密拜访梁启超，表示两党轮替执政，本是应有之义。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如果梁启超当政，他则愿意在野相助，如果他本人当政，则请梁善意监督。梁启超对此十分感动，事实上，这也是他和汤化龙一直以来的梦想。
但是，这个梦想，随着一声枪响，化作泡影。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于上海沪宁车站，与其私交甚厚的汤化龙极为悲痛，亲自写了一副长达百余字的对联，其中有一句：“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
正如他的哀叹，宋教仁的死，逆转了共和政治的方向。
当时正在日本游历的孙中山，得知这个消息后火速回国，并拒绝了在法律之内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第一时间通电武力讨袁，史称“二次革命”。
汤化龙对此举并无好感。进步党人认为，民主共和刚刚开始进入正轨，不应在事情还未水落石出前就“兴兵昌乱”，于是通电申讨。此后，国民党兵败，孙中山重新流亡海外，建立中华革命党，以谋东山再起。
在国内，袁世凯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并收缴了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以至于国会无法继续开会，身为众议院院长，汤化龙据理力争：“今宪法尚未成，即国会竞寝罢，公将何以处民国”。袁世凯不为所动，1914年1月10日，他索性一道命令，把国会解散了。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到了1915年中旬，袁世凯的心思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称帝。
汤化龙对袁世凯已经没有了信心，这一年，他辞去职务，按照进步党人的建议，准备前往日本，一边避祸，一边观察事态发展。
规则之殇
1915年12月的一天，汤化龙登上轮船，次日傍晚到达大连，正在吃晚餐，忽然听到窗外卖号外的声音，买来报纸一看，才知道云南已经于近日出兵讨袁。
他立即改变主意，转而去了上海，开始进行倒袁工作。彼时，他的弟弟汤芗铭任湖南将军，是为袁氏手下的心腹大将。在护国战争的关键时期，汤化龙几次派人劝说、策动，终于促使汤芗铭通电讨袁，完成了对袁世凯的致命一击。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声讨声中忧愤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一职，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国会复开，汤化龙重任众议院议长。
从民国建立至今四年，宋教仁死了，国会一度解散，战乱不绝，以至于连一部宪法都没有制定出来。而议会政治，这套本应为所有人遵循的新规则，被弃之如敝屣，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士开始反思自己耽误的时光。
汤化龙曾对人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他觉得过去的党争，到头来不过为奸人创造机会，今后宁可不党，好比大家在同一艘小船上，舍小异求大同，互相协作，到了彼岸之后再分道扬镳，为时未晚。
经过一番考虑，他和梁启超等人将进步党改组为“宪法研究会”，化党为派。顾名思义，一心研究制宪的事情。
汤化龙此时特别注重对青年人宪政思想的培养。这一年，湖北旅京学会成立，汤化龙就任会长。据学生回忆，尽管汤化龙当时每天车马盈门，连门房里都坐满了客人，但是学生一来，他就放着其他客人坐冷板凳，跟学生聊天。他告诉众人，毕业后不要在北京找官做，而要做地方议员，还痛骂官僚是蛀虫。一聊往往就是一两个小时。
尽管汤化龙用心良苦，但政坛中不择手段的权势之争仍在继续。这一次，是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在一战中对德宣战的问题上，支持宣战的段祺瑞与反对派黎元洪闹得不可开交。
1917年5月10日，在众议院开全院审议会的时候，一个所谓的“公民团”突然包围众议院，见到汤化龙，称今天必须将宣战案通过，否则不让议员们走出议会大门。双方一直僵持到深夜，段祺瑞才带着警察姗姗来迟。
事后一调查，这个“公民团”正是段祺瑞组织的。黎元洪遂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的职务，两人彻底决裂。支持段祺瑞的皖系势力纷纷宣布独立。黎元洪无奈，令张勋来北京调解，谁知张勋来后，却导演出溥仪复辟的丑剧。民国六年，国事再度大乱。
早前，汤化龙已经在消沉的情绪中辞去了众议院议长。他说道，今天国事闹成这样，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懂得妥协退让，一切都以权威来争取。
此刻的他，已经是一位深谙民主共和精髓的成熟政治家了，然而面对每个人都试图僭越规则的情形，这个政治家有太多的无奈。
无奈的受命
1917年7月，段祺瑞打败张勋，再度上台，成为了“再造共和”的功臣。内阁重组，段祺瑞邀请汤化龙当内务总长。汤化龙一度坚辞不就，后来无奈接受了任命。
虽然入阁，但汤梁等人显然没有多少实际地位。新国会选举，全由段祺瑞手下徐树铮等人暗中操纵，汤化龙几乎不能过问，结果选出来的议员，90%皆为段祺瑞的“安福系”；而段政府的币制改革、对日借款等，本应由财长梁启超主管，却由交通总长曹汝霖秘密办理，梁启超一无所知。对于不听指挥的西南军阀，段祺瑞则向内阁提交了武力征服办法。
汤化龙至此心灰意冷。1917年底，他与梁启超等人一同辞职，从此离开了民初政坛。他后来说道：“使吾意想中之国会政府，一日见诸实事，而国家犹无治效者，则吾乃死心削迹矣。”
只是，他梦想中的那个议会政府，始终停留在梦想之中。
1918年3月，汤化龙决定赴日本和美国考察，以开拓胸襟，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临行前回到故乡浠水，汤化龙作诗道：“挥泪看山非眼福，抽身出世悟神通”，一片凄楚。
6月5日，汤化龙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按照西洋船舶的规定，晚餐必须换礼服，于是汤化龙问一个朋友，是否自己也要换衣服。答曰，以西洋人换否为准。果然，看到有几个西洋人便服进入餐厅，汤化龙等人也就不换了。在当天的日记中，汤化龙感慨地写道：“守规则之习惯，全在社会共同之力”，即便一个来自规则社会之人，进入不规则社会，那么也便安于不规则了。
或许，在记叙这件小事时，民初政坛的一幕幕场景，都会进入他的脑海。
9月1日，汤化龙在温哥华遇刺身亡。国民党人事后给他安插的头衔是“袁之走狗，段之帮凶”。凶手王昌在遗书中写道，“我不忍坐视国亡，实行铁血主义”。
汤化龙的灵柩运回北京，梁启超写下了一副挽联，“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锁点朝班”，感叹岁月的流逝，其心态如何，人们已无从知晓，只是二十年代后，人们只能在清华大学找到他了。
而王昌所提倡的“铁血”，成为后世民国的关键词，在人人争做皇帝的氛围里，不同派系的军阀你攻我防。1928年，蒋介石更是凭着武力荡涤全国，开始了一党独大的时期。
汤化龙，这个辛亥革命的功臣，民主共和的推动者，留给世人的，只是一座寂静的新坟。
当汤化龙在酒楼里用餐时，死神已经在楼外徘徊等候他了。晚上八点宴会结束，汤化龙走出酒楼，与众人在街上散步，一名杀手突然窜出，迎面枪击，第一枪打中汤的挂表，第二枪直接击中头颅。
1918年9月1日，清末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汤化龙，在加拿大温哥华市遇刺身亡，时年四十四岁。
在警察的追赶下，凶手逃到没有出路的死胡同，无法脱身，遂用手枪自尽。经调查，此人名叫王昌，是一名海外的国民党人。事后，其遗体由当地国民党支部运回广州，在孙中山指示下，以前所未有的党礼，葬于黄花岗——这里安葬着为推翻帝制而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
曾经射向清廷的子弹，拐了个弯，射向了昔日志同道合的盟友，辛亥革命的余声，吊诡而悲壮。
“必除此虐政”
1911年4月26日，当汤化龙准备启程赴京时，眼中亦曾经闪现出同样的悲壮。
这一天，在武汉六渡桥，各团体代表数百人前来为他送行，有人发表演讲，称汤化龙如有不测，请汉口全镇闭市，为汤开追悼大会，然后大家入京，继续拼争。汤化龙大为感动，表示“路亡与亡”。
此前，湖北民众得知，清廷准备将已经交由民办的铁路收归国有，由盛宣怀向四国借款兴办。此事关乎人们的切身利益，又牵涉到对于“卖权卖国”的敏感神经，因此舆论顿时沸反盈天，反对之声不绝。恰逢第二届谘议局联合会即将在北京召开，作为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决心赴京为民请愿。
当汤化龙走上火车的时候，大清也已经走到了万丈悬崖的边上。自庚子之乱以来，“立宪救国”成为席卷朝野上下的主流思潮，可相较于人们迫切的心情，清廷的立宪步伐始终吞吞吐吐，其公信力慢慢丧失。1908年慈禧、光绪相继离世后，改革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年轻的摄政王载沣只知强化统治，社会不满进一步激化。1911年，大清已然风雨飘摇。然而，它的昏招还未出完。
5月8日这天，多数谘议局代表已经抵京，准备开会，京城中却突然传出了惊人的消息：清廷端出了以皇室成员为主的“责任内阁”，这意味着立宪的努力基本化为泡影。一天后，清廷又正式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保路运动自此开始。
谘议局联合会已经炸开了锅。汤化龙受命起草了一份上奏案，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者，有不能相容之性质”，折子交上去，石沉大海。汤化龙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对旁人说道，此次上奏，充其量上面讨论一下，然后搁置不理，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类似的冷落，汤化龙太熟悉了。
1874年，汤化龙出生于湖北浠水，祖上世代经商，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然而他却并非养尊处优的公子哥。那时州县中命案频频发生，均是土豪与官员勾结，鱼肉弱小。汤化龙曾跪在母亲面前发誓：“儿将为御史者，必除此虐政。”
1904年，汤化龙在最后一次科举中考上进士，随后自请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当目睹明治维新的成功后，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铲除恶政的方法。
毕业回国后，汤化龙即在湖广总督陈夔龙手下积极主张君主立宪，人称“宪迷”。1909年，清廷在各省筹设的代议机关“谘议局”纷纷建立，汤化龙被推选为副议长，后改为正议长，从此成为了湖北立宪派的核心人物。
立宪派们摩拳擦掌，他们指陈时弊，畅言实业、教育，试图利用谘议局这块阵地大干一场，却很快发现自己被冷落在一边。“开会议决之案，一入行政长官之手，可以束之高阁而不顾。”汤化龙在一次报告中无奈地说道。
时局紧迫，江苏谘议局于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各省代表一连三次，云集在宫门外叩头，请求速开国会，汤化龙也派人前往。舆论压力下，清廷只得将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缩短了三年。第四次请愿，清廷将东三省代表押送回籍，天津代表温世霖发配新疆充军。满怀希望的汤化龙再受打击，他对清廷开始绝望。
1911年6月，第二届谘议局联合会闭会。汤化龙做了一番耐人寻味的发言。他首先强调，皇族内阁问题，大概不会有什么令人满意的结果了。如今的办法，就是“布告国民，确知现政府之不可恃，生出种种恶感，将来政府一定能够推倒，此是确有把握的”。
四个月后，汤化龙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文士造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第二天，革命党人邀请汤化龙到谘议局开会，建议他出任都督。面对众人，汤化龙当场表示：“对于革命，鄙人素表赞成。”接着他说，自己并非军人，不知怎么用兵，关于军事，自己可以从旁“尽力协助”。于是，大家又将躲在家中的新军将领黎元洪找了出来，推为统帅。
此后，汤化龙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间开始了。
当天会议一结束，汤化龙便指示谘议局送来了大批银元宝，是为军政府的第一笔经费。在汤化龙的带动下，商人们纷纷解囊相助，黎元洪后来在接见一个日本人时兴奋地说道，“吾等决不忧军费之缺乏矣”。
随后，汤化龙以谘议局的名义通电全国，呼吁各省有识之士不要当清廷的炮灰，而应该积极响应。辛亥革命后来之所以扩大到全国，汤化龙的这份电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汤化龙甚至成功劝说了海军反正。他先给奉命镇压起义的海军统帅萨镇冰去信，晓以利害，萨镇冰心领神会，托病回到了上海。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趁机在海军率部起义，不久，即投入了对清军的作战。
以士绅阶层为主的立宪派投身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汤化龙的一系列举动，令京城权贵目瞪口呆，叹道“文进士武统领都造反了！”
然而，汤化龙和革命党人的“蜜月”没有维持多久。
随着军事形势逐渐稳定，革命党人对汤化龙的猜忌愈发浓重起来。一些人认为汤化龙揽权过多，始终是个心腹大患。一位名叫周鹏程的革命党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汤化龙就是立宪派，几面倒的。政事部所引用人，大半是他的党羽，将来我们的革命军难免不受他的牵制，吃他的暗亏。”
发展到后来，革命党人竟然还编了一首歌谣：“狡哉汤化龙，保皇叹未成，武昌起革命，坐地享其成。”将他描述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还有人耸人听闻地宣称，武昌起义后，汤化龙曾经给清廷发了密电，表示尽忠。首义领袖孙武更打算在一次会后将汤暗杀，幸而被人劝止。
武昌首义过早地演变成为争名逐利的倾轧，这是汤化龙万万没有想到的。为了予以保护，黎元洪派汤化龙前往上海，与孙中山方面接触，从而使他离开了纷纷扰扰的武昌。此时，汤在军政府中早已靠边站了。
1912年2月12日，清廷发布逊位诏书，结束了267年的统治。有形的皇帝没有了，但是，根深蒂固于每个人心中，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皇帝”怎么清除，革命显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
共和转向
民国初年，大大小小政治派别粉墨登场。
据时任《民国报》记者的梁漱溟回忆，国会召开期间，在北京的火车站，各党都设有招待所，派专人拿着旗子在站台迎候，只要见到一个议员下车，则招待人员蜂拥而上，一通拉扯，均以拉到自己的招待所为胜利，某人的党籍即以住入某党的招待所为定。也不乏有人住入一家招待所几天甚至一两个月后，忽然又住到另一家招待所去了。
——尽管议会政治滥觞，而隐藏于其后的民主共和精神，却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
宋教仁是为数不多的理解者之一。1912年8月25号，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和上海两地同时举行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原先以暴力革命为手段、为推翻旧统治而存在的同盟会，被改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
汤化龙则以当年的谘议局联合会为班底，通过若干轮兼并，于1913年春组成进步党，与国民党形成了两党相争的局面，梁启超、张謇等名流均是该党的理事。
尽管是对手，宋教仁私下与汤化龙、梁启超却早有默契。他曾秘密拜访梁启超，表示两党轮替执政，本是应有之义。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如果梁启超当政，他则愿意在野相助，如果他本人当政，则请梁善意监督。梁启超对此十分感动，事实上，这也是他和汤化龙一直以来的梦想。
但是，这个梦想，随着一声枪响，化作泡影。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于上海沪宁车站，与其私交甚厚的汤化龙极为悲痛，亲自写了一副长达百余字的对联，其中有一句：“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
正如他的哀叹，宋教仁的死，逆转了共和政治的方向。
当时正在日本游历的孙中山，得知这个消息后火速回国，并拒绝了在法律之内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第一时间通电武力讨袁，史称“二次革命”。
汤化龙对此举并无好感。进步党人认为，民主共和刚刚开始进入正轨，不应在事情还未水落石出前就“兴兵昌乱”，于是通电申讨。此后，国民党兵败，孙中山重新流亡海外，建立中华革命党，以谋东山再起。
在国内，袁世凯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并收缴了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以至于国会无法继续开会，身为众议院院长，汤化龙据理力争：“今宪法尚未成，即国会竞寝罢，公将何以处民国”。袁世凯不为所动，1914年1月10日，他索性一道命令，把国会解散了。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到了1915年中旬，袁世凯的心思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称帝。
汤化龙对袁世凯已经没有了信心，这一年，他辞去职务，按照进步党人的建议，准备前往日本，一边避祸，一边观察事态发展。
规则之殇
1915年12月的一天，汤化龙登上轮船，次日傍晚到达大连，正在吃晚餐，忽然听到窗外卖号外的声音，买来报纸一看，才知道云南已经于近日出兵讨袁。
他立即改变主意，转而去了上海，开始进行倒袁工作。彼时，他的弟弟汤芗铭任湖南将军，是为袁氏手下的心腹大将。在护国战争的关键时期，汤化龙几次派人劝说、策动，终于促使汤芗铭通电讨袁，完成了对袁世凯的致命一击。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一片声讨声中忧愤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一职，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国会复开，汤化龙重任众议院议长。
从民国建立至今四年，宋教仁死了，国会一度解散，战乱不绝，以至于连一部宪法都没有制定出来。而议会政治，这套本应为所有人遵循的新规则，被弃之如敝屣，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士开始反思自己耽误的时光。
汤化龙曾对人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他觉得过去的党争，到头来不过为奸人创造机会，今后宁可不党，好比大家在同一艘小船上，舍小异求大同，互相协作，到了彼岸之后再分道扬镳，为时未晚。
经过一番考虑，他和梁启超等人将进步党改组为“宪法研究会”，化党为派。顾名思义，一心研究制宪的事情。
汤化龙此时特别注重对青年人宪政思想的培养。这一年，湖北旅京学会成立，汤化龙就任会长。据学生回忆，尽管汤化龙当时每天车马盈门，连门房里都坐满了客人，但是学生一来，他就放着其他客人坐冷板凳，跟学生聊天。他告诉众人，毕业后不要在北京找官做，而要做地方议员，还痛骂官僚是蛀虫。一聊往往就是一两个小时。
尽管汤化龙用心良苦，但政坛中不择手段的权势之争仍在继续。这一次，是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在一战中对德宣战的问题上，支持宣战的段祺瑞与反对派黎元洪闹得不可开交。
1917年5月10日，在众议院开全院审议会的时候，一个所谓的“公民团”突然包围众议院，见到汤化龙，称今天必须将宣战案通过，否则不让议员们走出议会大门。双方一直僵持到深夜，段祺瑞才带着警察姗姗来迟。
事后一调查，这个“公民团”正是段祺瑞组织的。黎元洪遂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的职务，两人彻底决裂。支持段祺瑞的皖系势力纷纷宣布独立。黎元洪无奈，令张勋来北京调解，谁知张勋来后，却导演出溥仪复辟的丑剧。民国六年，国事再度大乱。
早前，汤化龙已经在消沉的情绪中辞去了众议院议长。他说道，今天国事闹成这样，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懂得妥协退让，一切都以权威来争取。
此刻的他，已经是一位深谙民主共和精髓的成熟政治家了，然而面对每个人都试图僭越规则的情形，这个政治家有太多的无奈。
无奈的受命
1917年7月，段祺瑞打败张勋，再度上台，成为了“再造共和”的功臣。内阁重组，段祺瑞邀请汤化龙当内务总长。汤化龙一度坚辞不就，后来无奈接受了任命。
虽然入阁，但汤梁等人显然没有多少实际地位。新国会选举，全由段祺瑞手下徐树铮等人暗中操纵，汤化龙几乎不能过问，结果选出来的议员，90%皆为段祺瑞的“安福系”；而段政府的币制改革、对日借款等，本应由财长梁启超主管，却由交通总长曹汝霖秘密办理，梁启超一无所知。对于不听指挥的西南军阀，段祺瑞则向内阁提交了武力征服办法。
汤化龙至此心灰意冷。1917年底，他与梁启超等人一同辞职，从此离开了民初政坛。他后来说道：“使吾意想中之国会政府，一日见诸实事，而国家犹无治效者，则吾乃死心削迹矣。”
只是，他梦想中的那个议会政府，始终停留在梦想之中。
1918年3月，汤化龙决定赴日本和美国考察，以开拓胸襟，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临行前回到故乡浠水，汤化龙作诗道：“挥泪看山非眼福，抽身出世悟神通”，一片凄楚。
6月5日，汤化龙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按照西洋船舶的规定，晚餐必须换礼服，于是汤化龙问一个朋友，是否自己也要换衣服。答曰，以西洋人换否为准。果然，看到有几个西洋人便服进入餐厅，汤化龙等人也就不换了。在当天的日记中，汤化龙感慨地写道：“守规则之习惯，全在社会共同之力”，即便一个来自规则社会之人，进入不规则社会，那么也便安于不规则了。
或许，在记叙这件小事时，民初政坛的一幕幕场景，都会进入他的脑海。
9月1日，汤化龙在温哥华遇刺身亡。国民党人事后给他安插的头衔是“袁之走狗，段之帮凶”。凶手王昌在遗书中写道，“我不忍坐视国亡，实行铁血主义”。
汤化龙的灵柩运回北京，梁启超写下了一副挽联，“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锁点朝班”，感叹岁月的流逝，其心态如何，人们已无从知晓，只是二十年代后，人们只能在清华大学找到他了。
而王昌所提倡的“铁血”，成为后世民国的关键词，在人人争做皇帝的氛围里，不同派系的军阀你攻我防。1928年，蒋介石更是凭着武力荡涤全国，开始了一党独大的时期。
汤化龙，这个辛亥革命的功臣，民主共和的推动者，留给世人的，只是一座寂静的新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