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负面影响我国幼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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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试教育负面影响我国幼教
  
  在日前召开的第四届陶行知幼儿教育思想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指出,应试教育正在对我国幼儿教育产生日渐严重的不良影响,幼儿园课程与教学秩序的混乱现象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整治。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博士储昭辉说,一些民办幼儿园受经济利益驱动,在教育教学上违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以开发智力为名,搞所谓的“快速成才”“双语教育”“早期识字阅读”“珠心算”等活动,实质是蒙骗家长,额外收取费用。这种提前进行知识传授的做法往往超越儿童心理发展水平,不具有促进智力发展的意义,反给儿童带来巨大压力,降低了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对学习产生无能感,甚至丧失信心。
  (2006年11月14日新华网)
  
  上海一中学实行“分数协商制”
  
  考试分数不再一锤定音,根据学习态度、课堂表面等因素,学生可在考后向老师“申述”,双方协商成绩。这是上海浦东云台中学新推出的一个大胆尝试:分数协调制。
  校方认可老师和学生协商分数,但不硬性规定具体做法。有的语文老师根据学生平时课外书的阅读量予以加分考虑;有的英文老师则鼓励学生大胆开口……高三语文老师葛才林则给学生开设了分数银行,分数如货币一般可存可取。他说,分数在传统评价体制内似乎变成了老师给学生施压的宝,但他觉得,分数还有激励学生的作用。
  “测试检验的是学生阶段知识的掌握能力,而非像高考一样,具有选拔功能。对于分数的淡化,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信心,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校长助理吕兴家这样认为。(2006年11月15日《新闻晨报》)
  
  专家认为,咀嚼可以提高孩子注意力
  
  在中国青少年注意力状况研讨会上,专家建议,“咀嚼”可以作为孩子在学习、备考或运动时提高注意力和警觉性的有效尝试。研究表明,“咀嚼”这一反复性运动,可能增加脑部血液流量,对包括集中注意力在内的智力功能产生积极影响。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梅建说,很多运动员在比赛时都会嚼口香糖,这有助于注意力的提高。国外一些行为研究已表明,咀嚼口香糖可以显著增强记忆力、注意力,增强情绪调节能力。(据《新华每日电讯》)
  
  古今名人治学三字经
  
  三到:宋人朱熹认为读书是“三到”,即心到、眼到、口到。
  三贵: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读书时主张“三贵”,即贵博、贵精、贵通。
  三多:据陈师道《后山诗话》,欧阳修谓为文有“三多”,即看多、做多、商量多。
  三者:英国戏剧家肖伯纳把学者分为“三类”,即最好不的是读者,较好的是思索者,最好的是观察者。
  三个步骤:法国文学家卢梭把读书分为“三个步骤”,即储存、比较、批判。
  三种境界:清代大学者王国维认为凡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据《现代教育报》)
  
  创造型教师应掌握开发学生智力的本领培养创造力从批作业做起
  
  在日前召开的“2006全国小学创造教育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创造型老师应掌握开发学生智力的本领,对儿童作业的评价应作为培养其创造力的一个阶段。
  有专家举了一个例子:一名美国7年级学生数学考试时,在考卷上画了一只树熊。这种情况若发生在国内,很多老师会提出批评,但那名学生的美国老师却在答题的基础上,根据图画给学生加了0.3分,其给出的解释是:“一个人一生会碰到无数次考试,但人与生俱来的兴趣很少,打灭一个就不会再来了。”
  与会专家指出,想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激发学生的潜力,保护学生的兴趣是前提。上海市教委科技处副处长苏忱指出,“对学生萌发的兴趣,教师不能因其表现出来的某种荒唐性就随意扼杀。”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学会尊重孩子的潜能也因此被与会专家所肯定。(《新闻晨报》2006年10月27日)
  
  日本教育评论家:填鸭式教育导致严重后果
  
  日本教育评论家、法政大学教授尾木直树在最新一期日本《经济学人》周刊撰文指出,日本小学暴力事件激增,是填鸭式教育酿成的悲剧。
  尾木直树认为,孩子们面临的课业压力不断增加,而教师无暇及时解决问题,导致压力越积越大,最终只得以极端形式释放。
  尾木直树认为,小学暴力事件激增与日本实施的五日制教学和新学习指导大纲有关。五日制教学是为了实现所谓“轻松教育”,新指导大纲则提出了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和成绩的方针,重视中小学生的基础课程,在阅读等课程中推行严格的考试制度。既要缩短教学时间,又要提高教学要求,这无疑使学生和老师面临的压力突然增加。许多学校为完成教学要求,不得不开始了填鸭式教育。由于无法让学生在授课时间内充分消化所学内容,不少学校缩短暑假时间,抽出一周到10天时间来补课。还有的学校把三学期制改成了两学期制,尽量减少假期。
  尾木直树说,学习如此紧张,孩子们当然会感到压力。调查发现,7.8%的日本小学生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其中20-25%被确诊患有抑郁症。教师的处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小学引入分级制度,在同一个年级分出“轻松”、“普通”和“快速”等不同进度的班。由于语文和数学等主要科目按进度分班授课,许多班主任只有约1/4的时间在本班上课。班主任没有时间与全班同学共同生活、加深了解,不能及时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教师人事考评制度更让事态雪上加霜。如果班上出了问题,班主任担心的是自己的晋级或加薪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被学校开除,因此他们宁愿捂住问题,不敢找校长和教导主任商量解决办法。
  尾木直树总结说:“教师不能充分把握学生的心理,学生就容易出问题。问题又不能及时被发现,等到被发现的时候,局势往往已经超出可以控制的范围,导致暴力事件频频发生。那些问题原来可以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结果却酿成了悲剧。”
  (四川在线2006年10月21日)
  
  传统游戏受学生喜爱
  
  从去年寒假到今年暑假,上海市文明办、教委、体育局和妇联等单位举办了几次上海市传统游戏比赛,统一制作游戏器具,制定游戏规则,组织游戏比赛,由孩子们和家长组成家庭队伍一起玩滚铁环、打弹子等民间传统游戏。这些传统游戏现在还成了上海中小学课余体育锻炼的内容。
  (《教师报》2006年11月26日)
  
  教育部直属院校师范生有望免费读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日前透露,为提高我国师资队伍水平,国家正酝酿在教育部直属的六所师范院校中重新推行师范生免费制度,希望借此吸引优秀的贫困大学生未来从事教育工作,为未来的骨干教师培养储备资源。
  据透露,接受免费生政策的学生要与学校签订有关协议,协议将对这些国家培养对象的未来就业进行约束,尽可能保证这些学生未来能留在教育岗位上。
  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华中师范大学(武汉)、陕西师范大学(西安)、西南师范大学(重庆,现该校已于2005年7月经教育部批准与原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成了西南大学)。
  (《光明日报》2006年10月25日)
  
  调查显示:教学重点应偏向过程,而非内容
  
  澳大利亚专家指出,基于对青少年脑的研究,教师的教学方式应该有更大的灵活性。
  埃迪科文大学的洛林·哈蒙德博士说:“青少年的脑的额叶仍处在发育之中,这会影响他们的推理能力、构思文章的能力以及解数学题的能力。”
  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教师需要关注学习是如何在正处于发育过程中的脑中发生的,而不是根据一个既定的模式按部就班。“在学生的脑发育过程中,教师应该提供培训、指导和支持。”
  哈蒙德博士以研究脑科学成果对阅读教学的影响而著名。她认为,中学教师的教学重点应该更多地偏向过程,而非内容。
  “激发学生对你的话题的兴趣是一回事,挑战学生把知识分解成相互关联的模块,使新的思想与已有概念的关系变得明晰,又是另外一回事。学生要有所学,必须知道怎样去探寻,怎样处理信息和认知策略之间的关系。”
  哈蒙德博士说,青少年的脑的关键区域是额叶,负责判断、计划。利用脑扫描技术的最新研究显示,这个区域的发展在青春期落后于荷尔蒙和情感的发展。这让我们对于青少年的典型行为有了更多的理解。
  “你出生时的脑,跟你将来死去时的脑是不同样的。”哈蒙德说,“你的神经回路也许会跟普通的脑部构造一致,但也受你的生活经历和学习经历塑造。因此,你所处的环境具有增强或减弱你的个性天赋的能力。”
  一些研究者认为,智力跟脑对变化的可塑性或适应性相关。研究显示,在恰当刺激的前提下,脑用得越多,使学习得以发生的联结也就越强。“曾经有过这样的认识,即智商完全是由基因决定的,因为儿童的智商与其父母的智商通常相差不超过10分。”哈蒙德说,“但是,证据显示,智商的提高或下降取决于脑接触何种刺激。这使得神经可塑性成为一个关键的概念。”
  “没有学生的注意力,就不会有投入和学习。”哈蒙德博士说,“提高注意力的方式有很多,例如,叫学生的名字,给予明确的反馈,让学生感到教室里随时会有有趣的事情发生,等等。”教学的关键是教会学生如何独立地、创造性地思考。利用比较成熟的技术,如布卢姆的分类法、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德·波诺的“六顶思维帽”或赖安的“思想家的钥匙”,都能增强他们的思维能力。(《中国教师报》2006年10月11日)
  
  纵情发展孩子的天性
  
  有位生物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一群老鼠放在一个桌面上,让他们往下面两个门跳:跳向左边的门,会碰得头破血流;而跳向右边的门,门会自动打开,门后放着甜美的奶酪。经过几次训练,老鼠们尝了甜头,争先恐后往右门跳去。就在老鼠们的选择方式固定了的时候,生物学家把奶酪从右门移到了左门。老鼠还没有回过神,仍争先恐后朝右门跳,个个碰得鼻青脸肿。经过最初的慌乱,老鼠又渐渐熟悉了新的情况,转身跳向左门。刚尝到甜头,情况又变了:生物学家把奶酪一会儿放左,一会儿放右。这时老鼠们惶惑了,反应也迟钝了。可怕的场面出现了:老鼠们变得固执起来,你就是明明白白把奶酪放在左门边,让它看见,它仍旧不顾一切地朝右门跳去,哪怕碰得血肉模糊也在所不惜……由此,生物学家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如果强迫动物去不断地改变行为方式,在它应变不过来的时候,就会坚决拒绝,甚至以自戕来抗拒。
  确实,人也如此。孩子有孩子的天性。可大人们常常用自己的意志去左右孩子。瞧: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刚走进家门,气还没喘匀,你就命令他马上做作业;他刚放下饭碗,又让他坐在钢琴前。好不容易盼来了双休日,周六上午带他到少年宫学画画,下午又到文化馆学写字;周日,又是学跆拳道,又是学踢足球。孩子出了差错那就更不得了:老师家访,说你的孩子最近有门功课成绩下降,你让孩子罚站,一站就是两小时……
  无休止的指令和一项项的目标,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能茁壮成长吗?即使不会“崩溃”,恐怕也很难大有作为。一位教育学家说得好:“只有纵情发展孩子们的天性,才能培养出大胆创新、勇敢质疑的头脑。如果一心一意要培养顺从听话的‘乖’宝宝,就不要梦想培育出智慧如天马行空的优秀人才。”
  (《人民日报》2006年10月26日)
  
  “红得发紫”的由来
  
  中国封建社会等级尊卑十分严格,连服饰穿戴也有严格规定。如黄色是皇帝的专用服色,其他人(除太监外)一概不能“染指”。各级官员服饰也不相同,不能乱穿。官职品级不同,衣服颜色也各异。这种制度就是“品色衣”制度。
  “品色衣”制度起始于北周,形成于唐朝。宋、元、明、清沿用时,只是在局部作了一些小的调整。就唐代而言,官分九品,三品以上穿紫色,四品深红,五品浅红,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着紫穿红者便是身居高位者,而穿青色衣服者,官卑职微。唐代诗人白居易“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句,其中就有遭贬后的官职低微之意。于是,人们便以红色作为发达的标志,而达到紫色则是位居三品以上的高官了。故人们常以“红得发紫”来代替那些官运亨通、仕途畅达的人。
  (据《知识窗》2006年第11期)
  
  “弘文大学堂”促教师成长
  
  最近,浙江省教研室附小通过整合各种优势资源,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学习组织结构——弘文大学堂,邀请省教研室的专家团队及教育界的社会知名人士,不定期以讲座、沙龙、合作教研活动等形式开展活动。弘文大学堂将组织对教师专业化发展、各学科的教学理论与实践、校园组织文化等多层面的教育热点问题进行探讨,力求以道弘文,以文贯道。
  (《教师报》2006年11月26日)
  
  股市缘何称“牛”“熊”
  
  牛市是指股票市场行情普遍看涨、延续时间较长的大升市,与股票行情普遍看淡、延续时间较长的大跌的熊市相对应。
  那么,为何选取“牛”这一意象来描述大盘上升的股票市场呢?这要追溯到英国的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当时盛行一种叫做“斗牛”或“斗熊”运动(bear and bull baiting),人们把“牛”或“熊”拴在一个木桩上,观看它们与狗群的搏斗,以此娱乐。牛在攻击对手的时候,往往都是往前冲,用角抵对手,把对手抛高;而熊则相反,往往熊掌朝下,或者身子下倾去攻击对手。这两种动物攻击对手的方式,恰与股票走势相似,因此人们往往把持续上升的股市称为牛市,而把行情下跌称为“熊市”。这是目前经济学界对“牛”一词来源的最通行的解释。
  (据《天津老年报》)
  
  努力发掘孩子的“美”
  
  加德纳说,“所谓科学的教育,就是发展儿童优势,增强儿童薄弱环节教育”。个性化教育(IEP)主要借鉴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它认为每个儿童都是一个潜在的天才儿童,只是经常表现为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不同的个性而已。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让每个儿童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每个儿童的优势和薄弱环节都是不同的,表现各异:有的表现在数学逻辑方面;有的表现在音乐方面;有的表现在语言方面;有的表现在身体——运动方面;有的可能同时表现在几个方面;有的可能什么也没有表现出来。因此,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给孩子真正的爱和理解,一定要对孩子充满好奇心,努力去探索、发现孩子的“美”;让每个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智能的同时,不断增加信心,带动弱势智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人。
  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完全一样的,同样也没有两个孩子是完全一样的。其他成功的教育方法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但绝对不能机械地照搬、照抄。为每个孩子开发出适合他自己的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是我们每个老师和家长有责任做好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从孩子口中讲出的道理,许多成人是永远讲不出来的。教育是没有权威的,即使再高明的研究者也只能为家长提供某种思考方式和解决方式;教育家只有帮助家长和老师成长,但绝对不能代替家长和老师成长。真正了解孩子的还是家长和老师。只要他们有足够的爱心,就完全有能力找到一种教育孩子的好方法。无论老师和家长受教育程度如何,经济状况和职业如何,每个老师、每位家长都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教育家和心理咨询师,每个孩子都能成长为一个哲学家。(《教育双周刊》2006年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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