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转制，理念先行。正在市场化的传媒业能否在满足受众特定需求的同时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的双重最大化，准确的角色定位和正确的传播理念显得非常关键。对于传媒业转制的关注与参与，促使人们为了现实需要求得前史之鉴。五四时期“课艺派”杂志的一度繁荣，或可提供某些历史的启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日趋深入，推动着报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有几百种之多，因以发表学生的课业为主，故被称为“课艺派”。这些杂志往往为传媒史研究者所忽略。但是，它们涌现于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其面向青年学生和思想启蒙的办刊理念，不仅在当时曾产生过一定影响，而且对于今天如何以现代传播理念实现传媒产业化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受者亦传者：刊登课业
　　
　　因刊登学生优秀的作业而得名的“课艺派”杂志，其读者往往也是编者、作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受传者亦即传播者。如1915年创办的《中华学生界》，以培养品德、指导读书为主旨，内容涉及征题征答、优秀习作、外语学习、国文成绩等。1917年创办的《南开思潮》，主要发表学生写作的正论、小说和一般作业。1915年发行的《国学》杂志，设有“学校课选”、“函授课选”两项。发行时间最长的《学生杂志》，专设“文苑”、“杂纂”等栏，其稿源来自全国26所各类大、中学校。这些杂志刊登的“课艺”，其观点也许不够准确和恰当，但有助于激发学生读书、研究的热情，因而深受读者欢迎。
　　
　　引导与提升：增加学术含量
　　
　　作为面向青年学生的刊物，“课艺派”杂志不仅为他们建立共享的发表园地，而且通过提高刊物学术含量，引导阅读，提升读者。如《学艺杂志》在创刊之初就发动一场关于唯物史观的辩论，将有关讨论引向深入。并发表范寿康《柏格森的时空论》等文，介绍西方近代哲学。这些学术性很强的专题论文和学术争鸣，有助于青年学生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和学术前沿的信息，进而发现新的研究起点。在刊物的指导下，不少读者崭露头角，走上学术研究之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邹韬奋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字《读司马光资治通鉴苻坚淝水之败书后》，即发表于《学生杂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目前所见最早的历史学论文《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则发表于《学艺杂志》。
　　
　　对话平台：读者专栏
　　
　　“课艺派”杂志在刊物定位上以受众为本，非常重视读者的意见，大多开设“通讯”专栏，不失时机地把握读者需求，进行及时的调整。如有些读者对《学生杂志》提出批评，该刊即从八卷七号起“大加改良”。《学艺杂志》的读者谢民立留意到，该刊发表的胡霖《劳农政府之人物与政纲》一文关于列宁父亲及家世问题，与《新青年》李大钊所撰《俄罗斯研究》的相关论述有出入，故请杂志记者予以澄清“足那一位弄错了”。对读者意见的回应和调整，或有经济因素的考量。刊物办得越好，自然可以争取越多的读者。不过，读者的意见，也显示了他们促使这方发表园地益臻化境的善意。
　　
　　“受众为本”：历史的启示
　　
　　五四时期“课艺派”杂志的编者们虽然还不具备现代传播学的知识，但他们已经不自觉地运用了传播学的理念，密切传、受关系，通过不断增加学术含量引导与提升读者，开设“通讯”等读者专栏，为他们开辟了一片成果展示、表达与交流的天空。在传媒业竞争非常激烈的今天，对于“课艺派”杂志的历史考察，给我们的借鉴和启示是：第一，提高传媒核心竞争力，有必要重新审视自身角色和责任，树立以受众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第二，在受众群体日益走向“分众化”的趋势下，处于市场化改革中的传媒业效率和利润的提高，有赖于对自己的受众有清醒的认识，并根据受众所需有所行动。第三，通过发现、引导和影响受众，提供诸如读报俱乐部等附加服务或者组织公益性文化活动，不失为提高传媒影响力、彰显“受众为本”传播理念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