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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台湾70年代“纸上风云第一人”的高信疆先生，于2009年5月5日病逝于台北，享年65岁。高公的名字与“中国时报”紧密相连，历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时报周刊》总编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总编辑、《中时晚报》社长，在这个舞台上开创了一个文化盛世。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新闻媒体以外，高公与夫人柯元馨于70年代初创办了言心出版社，出版有《夏济安日记》、张系国重要代表作《棋王》，朱天心的第一本小说《方舟上的日子》，动物学家“老盖仙”夏元瑜的《以蟑螂为师》，温瑞安诗集《山河录》和散文集《龙哭千里》等。台湾尔雅出版社发行人隐地先生曾论道：“言心出版社如果今日还在，后来的‘五小’——纯文学、大地、尔雅、洪范、九歌，可能风光会略为减色。”(2003)
从李白到狄德罗
高公是河南武安人，1944年生于陕西西安，父亲是国民政府首任“西北移民处”处长，在任内殉职。后来母亲带着5个子女到达台湾。
作为诗人的高公，给自己取的笔名叫“高上秦”。2000年在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杨澜专访时，高公表示，“陕西称为秦，我虽然生长在台湾，但是因为陕西还是我心灵的故乡，所以我愿意有一天回到陕西，就叫上秦。另外一个意义，在西方像土耳其这些地方称中国为秦，秦既然是中国的代表，我也希望我的一切努力，可以让中国站得更高、高大、更光明，更能让大家看见，把中国抬起来。”
“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对自己的评价。高公九岁时哥哥教他背的第一首古诗就是李白的《下江陵》，此后，李白就成了他一生所追求的风范。
高公自中国文化学院毕业后即进入《中国时报》，年仅26岁，当上中时海外专栏主编，3年后，接手“人间”副刊。诗人高上秦，一变而成媒体英雄高公。高公工作投入，曾有过五天四夜没离开过报社的记录。“我一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为什么这么工作？我读《狄德罗》的传记，看他编辑《百科全书》，开始有钱支持，干了几年以后没人支持，他一直这样工作了二十年，最后终于完成《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狄德罗有一个工作信念，他认为自己是在为人类而工作，所以他才会有巨大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狄德罗给我很深的感动，我觉得他是编辑的伟大榜样。”(《南方周末》，2004)
李白和狄德罗，这两个少年时代的偶像和职业上的榜样，预示着高公一生积极任事、不断寻求突破的行事作风。在高公和中时同事的努力下，《中国时报》的发行量，居然因副刊而快速成长，这在报业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盛事。当年中时曾做过一次读者调查，问他们最先阅读《中国时报》的哪个版，结果75%的读者先看“人间”副刊，然后才看社会新闻、国际新闻；当时《中国时报》每月订费45元，业务部甚至接受一种特别的订户──只订“人间”副刊，每月订费15元。
时势造英雄
一个人的成就除了个人魄力以外，还需天时、地利、人和，而高公可谓躬逢其时。
70年代的台湾，报禁尚未开放，报纸新闻千篇一律，彼此之间并无多大差别，限制只能印一大张半的报纸，真正的看点就是那半张的副刊。彼时社会运动隐然骚动，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在报端点燃，《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则是其中重要的中介，刊登了论战的重要文章。在那个封闭肃杀的年代，高公鼓励报告文学，开设“现实的边缘”专栏；发掘民间艺术，大规模报道了素人画家洪通、雕塑家朱铭、音乐家李达等，让大众能看到这些来自民间的原生力量；开辟海外专栏“春来燕归人不归”，广邀海外学者作家如周策纵、夏志清、余英时等投稿，引进不同的思想文化，激荡思潮；大胆发表李敖复出的第一篇文章《独白下的传统》及向刚出狱的柏杨邀专栏，70年代末又推出当时在台湾仍为禁忌的“五四运动”系列报道。作为副刊主编，他还跨出编辑室，举办座谈、演讲、辩论、画展，开辟电影周、文学周，设置文学奖、电影奖，将“人间”的影响力伸展扩充至前人未及的角落。
如此种种，无不掷地有声。高公说：“作为媒体的一个编辑人，你应当有一个角色的自觉，有一个身份的认知。你这个身份是联系在专业精英跟社会群体之间，你应该做一个很好的桥梁。但是当你在做桥梁的过程中，尤其在一个社会处于变动、转型的时代，你必须有一个理想，就是你要做什么，你为什么来做这个编辑以及你如何做。然后对编辑的责任、使命和方法你都要懂，否则你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编辑人。你是在社会里，你是记录这个时代，甚至探讨现实的社会问题，以及追寻大家一个可能的共同理想，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自觉。这种自觉在我而言就是首先要认识你是谁，你所处的时代是什么，你的环境整体的需求和问题何在。” (《南方周末》，2004)
而在那个禁锢的年代，一个年轻人所开创的文化副刊黄金时代的背后，需要一份对理想的认同、信任和支持。“放纵”高公去开拓的就是时任《中国时报》董事长的余纪忠先生。
高公在做洪通报道的时候，连续5天全版“爆炒”，虽然由此促成洪通画展出现参观者排了两条马路的轰动景象，但也招来很过忌妒。當时某大学毕业公演就演“谋杀洪通”，还有艺术家投书15,000字长文到别的副刊骂高公和《中国时报》。报社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总编辑、总经理、采访部主任、发行部主任、广告部主任五大巨头找高公开会，要求立刻停止报道。高公当时回答：“你们要想停止，很简单，明天贴个布告把我开除掉就可以停止了。如果我还在做副刊主编，我要告诉你们，我还会做下去。”10分钟后，高公接到余老的电话：“我告诉他们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理想性格，你会对报社有大的贡献，所以请他们忍耐，但是你要跟长辈们道歉，你那样讲话不礼貌。”
如此意气风发，难免树大招风。70年代中，高公一度离开中时，后在1978年重掌主编，直至1985年从中时离职。1988年任《中时晚报》社长，却并不是他最可发挥的编辑位置了。
1980年代后期，报禁解除、报纸增张，文字变得泛滥、模糊；又十年，思想退位，电视、电脑主宰了大众耳目……他代表的纸上风云时代，于是走入历史。(陈义芝)
积极参与华人文化交流互动
90年代离开《中时晚报》后，高公受邀担任香港《明报》集团编务总裁、北京《京萃周刊》创办及顾问。这两段经历在各种资料中总显得语焉不详，也许相较“人间”的辉煌时代，这实在算是黯淡吧，无论香港还是大陆，皆跳脱不了时代的流转。但毕竟，“前瞻大陆，回首台湾，人生徜徉至此，亦高人哉！”(李敖《送高信疆归大陆序》)
除了两岸三地，高公对中华文化的关注也及至东南亚。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复刊期间，高公心感有道义要扶助这样一份有风骨的报纸，特地到马来西亚给予编务上的指点。
不应被遗忘的编辑典范
作为媒体人，高公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不管是副刊、新闻、还是出版——而这是不会随时代流逝而消失的。
“人间”副刊在高公的引领下，变被动为主动，推出了“人间参与”、“现实的边缘”等栏目，把策划理念带入了编辑工作。1983年至1985年高公担任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总编辑，策划出版了一套《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把中国历代的名著加了白话的译注。高公认为“中国的古典知识应该而且必须由全民所共享”，但古典名著多艰涩，若要大众化，则需有古文及白话功底深厚、且文笔流畅的作者来“翻译”。台湾专栏作家苏惠昭评论说：“从当下于丹‘论语心得’、易中天‘品三国’在大陆的大流行来看，这套书的构想至少超前了二十多年。”当时登报征订，一个月内就收入4,800万台币，邮局送划拨单是一个大麻袋，非亲身经历难以想象。
内容革新以外，高公还推行了版面的革新，重视插画、照片与设计编排，在以文字为主的版面，由插画家林崇漢每天依主题配画；专题、专稿图文并茂，在当时的报界，甚至整个华文报界，都是水准一流的，令人耳目一新。高公还打破禁忌，开放编辑权，于1981年邀请50个不同领域的专家，每人为“人间”副刊设计一天版面，这些专家设计的版面，今天看来仍然不乏新意。
“人间”副刊也是一个“人才养成所”。季季、骆绅等都是在“人间”成长起来的优秀编辑。《印刻文学生活志》总编辑初安民表示，他这年代干编辑这行的，几乎很少有不受高信疆影响的。
另一项同样出色的本领则是作家的发掘和关系维持。据《中国时报》前社长王健壮回忆，大牌作家像张爱玲、鹿桥、黄春明、王祯和等人，都被戏称是高公的“专属作家”；旅居海外的知名文人只要回台，他从机场接，到机场送，美其名是全程陪伴，其实就是“绑架”，不让其他报社有接触机会。武侠名家温瑞安曾说过一个故事：高公在编海外专栏时，向仍在马来西亚一小埠里念初中的他约稿，还为他写了三十几页的信，对其作品发出感慨，多年之后，他才知晓这位台湾文化界的大将军是几乎从不写长信的、也从来绝少人能得到他的来信。余光中先生有一篇文章谈及写信这件事，把作家的写信风格分为四派，而高公却在这四派之外，“气魄最大”、“根本不写信，只打越洋电话”。高公每月的电话费惊人到连报社财务都来查，而许多人都是因为感念他的午夜电话而发奋提笔，写出了影响那个时代的许多文章。人才的发掘需眼光，而人脉的维持却需用心和尊重。
从1970年进入中时，高公一生起起落落，但对传承中华文化的自觉却从未歇止。得意与失意之间，创造了一个时代，也记录了一个时代。
人们的遗忘速度往往是时间流动的n次方。在回顾和期盼之间，总有一些我们希望能复制的美好，这就是不应被遗忘的典范和标竿。故人往矣，今人能做的是对那个文化盛世的追溯和记录。唯有如此，才能让隔着时光河流眺望的后来者多一点原始的了解，而非道听途说的“传奇”，这才不会辜负开创者的一番心血。
挚友谈高信疆
李欧梵：国民党经常会花重金邀请海内外的著名人士为政府建言，但是国民党建言会的影响力不如《中国时报》的一个“人间”副刊。
季季：他的一生，可说是高度的理想，也高度的燃烧。
张大春：高信疆发明了今天都跟不上的副刊形式，他创造了副刊编务的主动性，不管是创造议题，或是捕捉风潮，或是引发争论，他无役不与。
王健壮：办报纸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反映潮流，另一种是领导风潮，信疆毫无疑问是后者的代表性人物。
杜南发：高信疆是少见的，那种可以出口成章的人……高信疆的非凡文采，思路的清晰是我至今十分少见的。
南方朔：高信疆是台湾过去五十年里，对新文化贡献最大的人，他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巨大的影响力，把文化的关怀范围和新的文化带进来，并用副刊来整合庞大的年轻族群。
阮义忠：高信疆是什么人？就是全部的华人精英都笼络在他的媒体上，以后他会很重要的。
——摘自《中国时报》等相关媒体报道
从李白到狄德罗
高公是河南武安人，1944年生于陕西西安，父亲是国民政府首任“西北移民处”处长，在任内殉职。后来母亲带着5个子女到达台湾。
作为诗人的高公，给自己取的笔名叫“高上秦”。2000年在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杨澜专访时，高公表示，“陕西称为秦，我虽然生长在台湾，但是因为陕西还是我心灵的故乡，所以我愿意有一天回到陕西，就叫上秦。另外一个意义，在西方像土耳其这些地方称中国为秦，秦既然是中国的代表，我也希望我的一切努力，可以让中国站得更高、高大、更光明，更能让大家看见，把中国抬起来。”
“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对自己的评价。高公九岁时哥哥教他背的第一首古诗就是李白的《下江陵》，此后，李白就成了他一生所追求的风范。
高公自中国文化学院毕业后即进入《中国时报》，年仅26岁，当上中时海外专栏主编，3年后，接手“人间”副刊。诗人高上秦，一变而成媒体英雄高公。高公工作投入，曾有过五天四夜没离开过报社的记录。“我一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为什么这么工作？我读《狄德罗》的传记，看他编辑《百科全书》，开始有钱支持，干了几年以后没人支持，他一直这样工作了二十年，最后终于完成《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狄德罗有一个工作信念，他认为自己是在为人类而工作，所以他才会有巨大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狄德罗给我很深的感动，我觉得他是编辑的伟大榜样。”(《南方周末》，2004)
李白和狄德罗，这两个少年时代的偶像和职业上的榜样，预示着高公一生积极任事、不断寻求突破的行事作风。在高公和中时同事的努力下，《中国时报》的发行量，居然因副刊而快速成长，这在报业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盛事。当年中时曾做过一次读者调查，问他们最先阅读《中国时报》的哪个版，结果75%的读者先看“人间”副刊，然后才看社会新闻、国际新闻；当时《中国时报》每月订费45元，业务部甚至接受一种特别的订户──只订“人间”副刊，每月订费15元。
时势造英雄
一个人的成就除了个人魄力以外，还需天时、地利、人和，而高公可谓躬逢其时。
70年代的台湾，报禁尚未开放，报纸新闻千篇一律，彼此之间并无多大差别，限制只能印一大张半的报纸，真正的看点就是那半张的副刊。彼时社会运动隐然骚动，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在报端点燃，《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则是其中重要的中介，刊登了论战的重要文章。在那个封闭肃杀的年代，高公鼓励报告文学，开设“现实的边缘”专栏；发掘民间艺术，大规模报道了素人画家洪通、雕塑家朱铭、音乐家李达等，让大众能看到这些来自民间的原生力量；开辟海外专栏“春来燕归人不归”，广邀海外学者作家如周策纵、夏志清、余英时等投稿，引进不同的思想文化，激荡思潮；大胆发表李敖复出的第一篇文章《独白下的传统》及向刚出狱的柏杨邀专栏，70年代末又推出当时在台湾仍为禁忌的“五四运动”系列报道。作为副刊主编，他还跨出编辑室，举办座谈、演讲、辩论、画展，开辟电影周、文学周，设置文学奖、电影奖，将“人间”的影响力伸展扩充至前人未及的角落。
如此种种，无不掷地有声。高公说：“作为媒体的一个编辑人，你应当有一个角色的自觉，有一个身份的认知。你这个身份是联系在专业精英跟社会群体之间，你应该做一个很好的桥梁。但是当你在做桥梁的过程中，尤其在一个社会处于变动、转型的时代，你必须有一个理想，就是你要做什么，你为什么来做这个编辑以及你如何做。然后对编辑的责任、使命和方法你都要懂，否则你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编辑人。你是在社会里，你是记录这个时代，甚至探讨现实的社会问题，以及追寻大家一个可能的共同理想，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自觉。这种自觉在我而言就是首先要认识你是谁，你所处的时代是什么，你的环境整体的需求和问题何在。” (《南方周末》，2004)
而在那个禁锢的年代，一个年轻人所开创的文化副刊黄金时代的背后，需要一份对理想的认同、信任和支持。“放纵”高公去开拓的就是时任《中国时报》董事长的余纪忠先生。
高公在做洪通报道的时候，连续5天全版“爆炒”，虽然由此促成洪通画展出现参观者排了两条马路的轰动景象，但也招来很过忌妒。當时某大学毕业公演就演“谋杀洪通”，还有艺术家投书15,000字长文到别的副刊骂高公和《中国时报》。报社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总编辑、总经理、采访部主任、发行部主任、广告部主任五大巨头找高公开会，要求立刻停止报道。高公当时回答：“你们要想停止，很简单，明天贴个布告把我开除掉就可以停止了。如果我还在做副刊主编，我要告诉你们，我还会做下去。”10分钟后，高公接到余老的电话：“我告诉他们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理想性格，你会对报社有大的贡献，所以请他们忍耐，但是你要跟长辈们道歉，你那样讲话不礼貌。”
如此意气风发，难免树大招风。70年代中，高公一度离开中时，后在1978年重掌主编，直至1985年从中时离职。1988年任《中时晚报》社长，却并不是他最可发挥的编辑位置了。
1980年代后期，报禁解除、报纸增张，文字变得泛滥、模糊；又十年，思想退位，电视、电脑主宰了大众耳目……他代表的纸上风云时代，于是走入历史。(陈义芝)
积极参与华人文化交流互动
90年代离开《中时晚报》后，高公受邀担任香港《明报》集团编务总裁、北京《京萃周刊》创办及顾问。这两段经历在各种资料中总显得语焉不详，也许相较“人间”的辉煌时代，这实在算是黯淡吧，无论香港还是大陆，皆跳脱不了时代的流转。但毕竟，“前瞻大陆，回首台湾，人生徜徉至此，亦高人哉！”(李敖《送高信疆归大陆序》)
除了两岸三地，高公对中华文化的关注也及至东南亚。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复刊期间，高公心感有道义要扶助这样一份有风骨的报纸，特地到马来西亚给予编务上的指点。
不应被遗忘的编辑典范
作为媒体人，高公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不管是副刊、新闻、还是出版——而这是不会随时代流逝而消失的。
“人间”副刊在高公的引领下，变被动为主动，推出了“人间参与”、“现实的边缘”等栏目，把策划理念带入了编辑工作。1983年至1985年高公担任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总编辑，策划出版了一套《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把中国历代的名著加了白话的译注。高公认为“中国的古典知识应该而且必须由全民所共享”，但古典名著多艰涩，若要大众化，则需有古文及白话功底深厚、且文笔流畅的作者来“翻译”。台湾专栏作家苏惠昭评论说：“从当下于丹‘论语心得’、易中天‘品三国’在大陆的大流行来看，这套书的构想至少超前了二十多年。”当时登报征订，一个月内就收入4,800万台币，邮局送划拨单是一个大麻袋，非亲身经历难以想象。
内容革新以外，高公还推行了版面的革新，重视插画、照片与设计编排，在以文字为主的版面，由插画家林崇漢每天依主题配画；专题、专稿图文并茂，在当时的报界，甚至整个华文报界，都是水准一流的，令人耳目一新。高公还打破禁忌，开放编辑权，于1981年邀请50个不同领域的专家，每人为“人间”副刊设计一天版面，这些专家设计的版面，今天看来仍然不乏新意。
“人间”副刊也是一个“人才养成所”。季季、骆绅等都是在“人间”成长起来的优秀编辑。《印刻文学生活志》总编辑初安民表示，他这年代干编辑这行的，几乎很少有不受高信疆影响的。
另一项同样出色的本领则是作家的发掘和关系维持。据《中国时报》前社长王健壮回忆，大牌作家像张爱玲、鹿桥、黄春明、王祯和等人，都被戏称是高公的“专属作家”；旅居海外的知名文人只要回台，他从机场接，到机场送，美其名是全程陪伴，其实就是“绑架”，不让其他报社有接触机会。武侠名家温瑞安曾说过一个故事：高公在编海外专栏时，向仍在马来西亚一小埠里念初中的他约稿，还为他写了三十几页的信，对其作品发出感慨，多年之后，他才知晓这位台湾文化界的大将军是几乎从不写长信的、也从来绝少人能得到他的来信。余光中先生有一篇文章谈及写信这件事，把作家的写信风格分为四派，而高公却在这四派之外，“气魄最大”、“根本不写信，只打越洋电话”。高公每月的电话费惊人到连报社财务都来查，而许多人都是因为感念他的午夜电话而发奋提笔，写出了影响那个时代的许多文章。人才的发掘需眼光，而人脉的维持却需用心和尊重。
从1970年进入中时，高公一生起起落落，但对传承中华文化的自觉却从未歇止。得意与失意之间，创造了一个时代，也记录了一个时代。
人们的遗忘速度往往是时间流动的n次方。在回顾和期盼之间，总有一些我们希望能复制的美好，这就是不应被遗忘的典范和标竿。故人往矣，今人能做的是对那个文化盛世的追溯和记录。唯有如此，才能让隔着时光河流眺望的后来者多一点原始的了解，而非道听途说的“传奇”，这才不会辜负开创者的一番心血。
挚友谈高信疆
李欧梵：国民党经常会花重金邀请海内外的著名人士为政府建言，但是国民党建言会的影响力不如《中国时报》的一个“人间”副刊。
季季：他的一生，可说是高度的理想，也高度的燃烧。
张大春：高信疆发明了今天都跟不上的副刊形式，他创造了副刊编务的主动性，不管是创造议题，或是捕捉风潮，或是引发争论，他无役不与。
王健壮：办报纸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反映潮流，另一种是领导风潮，信疆毫无疑问是后者的代表性人物。
杜南发：高信疆是少见的，那种可以出口成章的人……高信疆的非凡文采，思路的清晰是我至今十分少见的。
南方朔：高信疆是台湾过去五十年里，对新文化贡献最大的人，他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巨大的影响力，把文化的关怀范围和新的文化带进来，并用副刊来整合庞大的年轻族群。
阮义忠：高信疆是什么人？就是全部的华人精英都笼络在他的媒体上，以后他会很重要的。
——摘自《中国时报》等相关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