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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与创新,谢尔顿·沃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以色列与启示,埃里克·沃格林,译林出版社,2009
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伯恩斯主编,三联书店,2009
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观念,莎迪亚·B·德鲁,新星出版社,2009
西方政治哲学以及思想史研究近年来是国内引进译介的热门领域,大量原典以及二手研究著作涌入书市,让人目不暇接。初看起来,引进的品种十分繁杂,难以梳理其门类,但是仔细观察的话,这些引介大多还是有脉络可寻。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专业化本身的逻辑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国内思想界为解决本土思想问题而有意识地进行译介,这两股潮流也使得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出版物看上去一片繁荣,甚至让读者都不知道如何选择阅读,其结果或许是,要么是学院专业化程度越发细致深入,研究的“地盘化”程度加深,另外则可能会让思想界的对话陷入“鸡同鸭讲”的窘境。从这个背景上来看,系统地将新书的引介进行某种轮廓性的梳理与介绍,或许有助于有选择性地阅读与相互交流。
本文介绍的新书书情,基本上从2009年6月份开始,截至2010年年初,虽然笔者尽可能将该年度所出版的图书作一个整体介绍,但是由于资料收集与精力关系,所介绍的图书讯息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
首先想从几本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著作介绍开始,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的《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与创新》(辛亨复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7月)终于被翻译出版,这本1960年初版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在2004年推出了增补版,足足增加了7章内容。论政治立场,沃林算是典型的激进民主派,在这本长篇巨著里,以“政治”这一概念作为核心,呈现出了一幅极富哲学思辨性的政治思想史蓝图。并且在增补的内容里,他还对今天的美国政治作出了一个极富争议的判断,认为今日美国已经是一种“颠倒的极权主义”,从而也意味着沃林的思想史研究以一种对当代政治的诊断而最终完成。值得提及的是,沃林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思想史家,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现实实践感的政治理论家,他对思想史的溯源,都是为了指向当下的“激进民主”实践,因此他不会纠缠于思想史的细节上,而是会将思想史研究看做是他的当代政治理论建构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看,他的思想史研究必须与他的“激进民主”观念结合起来,方能有客观中允的理解。
另一本需要重点推荐的是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五卷本《秩序与历史》中的第一卷《以色列与启示》(霍伟岸、 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0月),其中的另外一卷《城邦的世界》业已于2008年先行推出。沃格林的思想博大精深,再加上他善于制造新词,导致其著作常招人指责,认为晦涩难懂。不过好在他的《自传性反思》(徐志跃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8月)已经翻译出版,这本由其学生桑多兹采访整理的口述传记,清晰地展示出沃格林的思想之路,也为我们把握其思想源流提供了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读物。另外沃格林早年的政治观念史系列中的《中世纪(至阿奎那)》、《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革命与新科学》也已经陆续出版,虽然这套政治观念史系列是沃格林的转型尝试之作,但是对于了解他如何扭转其思想史的思考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沃格林思想的引介如今已初具形态,笔者手中也恰好正在翻译一本介绍沃格林历史哲学的著作,翻译过程中也深感沃格林思想之庞杂与晦涩。这里首先强调的一点是,要理解沃格林,首先或许要暂时搁置当代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说,沃格林并不是一位政治实践者,而是一位“诊断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科学家”(不过值得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沃格林口中的“科学”,是一种古希腊意义上的“科学”,而非现代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基本假设的“科学主义”),也就是观察人类在几千年的文明史里是如何想象政治、实践政治的。尽管他在纳粹时期对其种族理论有过犀利的批判,但是今天看来,毋宁说是沃格林的“政治分析”触碰到“种族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源所在。从根本上来说,他反对一切“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无论是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甚至是自由主义,他认为这些意识形态封闭了超越性问题,最终会带来一种政治上的“迷狂”或“沉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沃格林的思想既非现代意义上的标准专业化学术,也不能成为当代思想战的意识形态利器,而只是一种“观察者”的理论工具。
相比而言,与沃格林齐名的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被引介已有时日,不可尽数。刘小枫主编的“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也陆续有一系列的译介著作推出,如《犹太哲人与启蒙——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一》(张缨等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1月)、《海德格尔的政治时刻》(赵卫国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11月)等,都是该系列中值得注意的著作。其中由迈尔负责主编的斯特劳斯讲演论文集里涉及斯特劳斯如何处理其犹太人与哲学家身份之间的宗教—哲学冲突,犹太教的启示和古希腊理性之间,到底要如何斟酌取舍,值得我们思考。而对于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的表现,学界争论向来甚多,《海德格尔的政治时刻》编入一组分析海德格尔的哲学与政治关系的文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以注意。
有意思的是,虽然斯特劳斯的论著在不断地引进,国内对于斯特劳斯的专业研究却仍然十分缺乏,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时间相对短促,无法形成细致的专业化研究,但或许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内思想界对斯特劳斯思想的引入,更强调的是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现实意义,或者说,是带来一种理解中国当下思想的不同视角与立场,结果就造成了人人都谈斯特劳斯,但是却找不到一本中国人关于斯特劳斯的专业著作的奇妙局面。
中国思想界对于伊赛亚·伯林已经十分熟悉,但是对于他的那位同辈同族——英国著名保守政治理论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却知之不详,虽然后者已有一些著作被翻译进来,但是与伯林的盛名相比,还是差之甚远。国内对其思想的介绍与关注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早年张汝伦先生翻译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节选本是奥克肖特的经典之作,可惜也一直没有看到对此进一步的阐释与分析。奥克肖特本是哲学出身,研究政治哲学算是半路出家,这也使得他对政治的观察,常常来自于对人性的观察。比如他的《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张铭、姚仁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7月)里面所提到的这两种极端政治观念形态以及他们在现实政治中的反映,都让他超越了狭隘的意识形态论辩,而深入政治的“意识”。相比伯林,奥克肖特的“哲学思辨气味”更为浓厚,在超越意识形态方面也更为彻底。另外一本《论历史及其他论文》(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7月)则是奥克肖特关于历史哲学方面的研究,初看起来与“政治”无涉,但是奥克肖特想要说明的问题是“历史”以及关于历史的知识,对于塑造当下我们的观念到底有着怎样的一套运作机理。由此可以看出,奥克肖特对“政治”的理解,都是基于“观念”的本源来展开的。
上述所及,除了沃林外,斯特劳斯、沃格林大抵都是一些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家,这里或许值得澄清一点的是,所谓“保守主义”只是一个非常中性的标签,因为对于不同文化、不同语境,甚至不同历史时段,“保守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多变的,有时候“保守主义”或许会是十分激进的内容,这一切要视每个国家的传统演变过程而定,不可以教条的眼光看待。不过大抵来说,这些保守主义思想家都会用传统来批判现代社会的种种思想的误区,虽然这种批判常被视为盲目复古,但是现实的情况常常证明,许多对现代社会持批判态度的激进主义虽然会以一种进步论的姿态显现,但是也同样会以一种“保守”的姿态出现,足可说明“保守主义”一词的复杂性。
泛泛地谈“保守”,大抵会往前追溯资源,但是各路思想家追溯的各有不同,比如弗朗索瓦·基佐这位自由派的史学家,他在名作《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袁淑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里是将自由传统作为古代社会的遗存,而专制是现代的产物。但是像伯恩斯主编的这套《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程志敏译,三联书店,2009年10月)则试图摆脱“进步论”那种将中世纪视为黑暗年代的简单逻辑,使得中世纪的一些语境化的思想内容重新恢复出来,让我们除了“火刑柱”、“异端法庭”外,能看到中世纪政治思想的真实运作逻辑。政治的残酷与幸福不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完全消除残酷或完全拥有幸福,而是要知道如何避免更大的残酷,追求尽可能多的幸福。
如果美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茱迪·史珂拉聆听此言,或许会欣然赞许这一看法。国内最近刚刚推出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左高山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11月),虽然已经译介过《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这本她的晚期著作,但是国内对于她似乎缺乏足够的热情,可谓“死水微澜”。从政治立场上,她当然属于自由派行列,但是从思想倾向看,她则持一种蒙田式的怀疑论立场,无论是她对乌托邦思想的厌恶,还是对任何激进主义思潮的拒绝,都让她与中国90年代的“反激进思潮”颇为契合,想必朱学勤先生读到史珂拉,必然会引为同调。但是也有人会指责史珂拉的思想“消极有余,积极不足”,无法应对一些具体的政治实践要求,史珂拉本人当然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但是身处20世纪的她,饱受卢梭式的革命思潮冲击,必然对一种“乌托邦式的信念政治”产生深深的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把史珂拉还原到20世纪的革命语境中,方可看到其真正的意义所在。不过史珂拉所生活的美国毕竟具有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中国的某些“自由主义保守派”学者,对“怀疑论”与“反激进”的认可却十分彻底,甚至到了“教条”的地步。这也让我们看到,同一观念在不同语境,所呈现出来的意义也是迥然不同的。另外值得补充的是,史珂拉虽不是著作等身,但是也并不少见,如《寻求乌托邦:政治信仰的衰落》、《平庸的邪恶》都是其扛鼎之作,值得进一步引介。
比起史珂拉的温和、保守,另外一位自由派女将就没那么“温婉可人”了,莎迪亚·B·德鲁的《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观念》(张新刚、张源译,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可算是十分“麻辣劲爆”。如果单看她的《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一书,或许会觉得她的意识形态立场粗暴,将斯特劳斯的思想与现实政治作了一个太过简化的联系。不过她在《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观念》一书中却展现出学者的专业化素养,她将斯特劳斯定位为一个尼采式的精英论者,认为斯特劳斯所勾画的“哲学家”与“庸众”之间的差异,看上去是一种克服现代性的努力,其实背后的事实是,斯特劳斯不是所谓的古典哲人,而是典型的“现代人”。当然阅读此书,还得要找到那本由的斯特劳斯门生Catherine H·Zuckert 与Michael Zuckert夫妇俩合写的《关于列奥·斯特劳斯的真理》(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合观才能看到正反两方交锋的聚焦点。
既然谈到自由主义思潮,我们就不得不追溯到苏格兰启蒙传统,而关于这一路思潮,除了经济学界外,近年来国内少有谈及,但是浙江大学出版社近年推出了一系列的译介,如托马斯·里德的《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李涤非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哈奇森的《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赵红梅、戴茂堂、李家莲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和《论美与德性的根源》(高乐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都是苏格兰启蒙学派主要人物的著作,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哲学方面的内容,但是却反映出英美自由主义、宪政思想的人性预设与知识论预设,套用沃格林的说法,政治制度不过是观念的“表征”而已。评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以色列与启示,埃里克·沃格林,译林出版社,2009
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伯恩斯主编,三联书店,2009
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观念,莎迪亚·B·德鲁,新星出版社,2009
西方政治哲学以及思想史研究近年来是国内引进译介的热门领域,大量原典以及二手研究著作涌入书市,让人目不暇接。初看起来,引进的品种十分繁杂,难以梳理其门类,但是仔细观察的话,这些引介大多还是有脉络可寻。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专业化本身的逻辑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国内思想界为解决本土思想问题而有意识地进行译介,这两股潮流也使得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出版物看上去一片繁荣,甚至让读者都不知道如何选择阅读,其结果或许是,要么是学院专业化程度越发细致深入,研究的“地盘化”程度加深,另外则可能会让思想界的对话陷入“鸡同鸭讲”的窘境。从这个背景上来看,系统地将新书的引介进行某种轮廓性的梳理与介绍,或许有助于有选择性地阅读与相互交流。
本文介绍的新书书情,基本上从2009年6月份开始,截至2010年年初,虽然笔者尽可能将该年度所出版的图书作一个整体介绍,但是由于资料收集与精力关系,所介绍的图书讯息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
首先想从几本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著作介绍开始,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的《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与创新》(辛亨复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7月)终于被翻译出版,这本1960年初版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在2004年推出了增补版,足足增加了7章内容。论政治立场,沃林算是典型的激进民主派,在这本长篇巨著里,以“政治”这一概念作为核心,呈现出了一幅极富哲学思辨性的政治思想史蓝图。并且在增补的内容里,他还对今天的美国政治作出了一个极富争议的判断,认为今日美国已经是一种“颠倒的极权主义”,从而也意味着沃林的思想史研究以一种对当代政治的诊断而最终完成。值得提及的是,沃林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思想史家,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现实实践感的政治理论家,他对思想史的溯源,都是为了指向当下的“激进民主”实践,因此他不会纠缠于思想史的细节上,而是会将思想史研究看做是他的当代政治理论建构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看,他的思想史研究必须与他的“激进民主”观念结合起来,方能有客观中允的理解。
另一本需要重点推荐的是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五卷本《秩序与历史》中的第一卷《以色列与启示》(霍伟岸、 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0月),其中的另外一卷《城邦的世界》业已于2008年先行推出。沃格林的思想博大精深,再加上他善于制造新词,导致其著作常招人指责,认为晦涩难懂。不过好在他的《自传性反思》(徐志跃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8月)已经翻译出版,这本由其学生桑多兹采访整理的口述传记,清晰地展示出沃格林的思想之路,也为我们把握其思想源流提供了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读物。另外沃格林早年的政治观念史系列中的《中世纪(至阿奎那)》、《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革命与新科学》也已经陆续出版,虽然这套政治观念史系列是沃格林的转型尝试之作,但是对于了解他如何扭转其思想史的思考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沃格林思想的引介如今已初具形态,笔者手中也恰好正在翻译一本介绍沃格林历史哲学的著作,翻译过程中也深感沃格林思想之庞杂与晦涩。这里首先强调的一点是,要理解沃格林,首先或许要暂时搁置当代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说,沃格林并不是一位政治实践者,而是一位“诊断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科学家”(不过值得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沃格林口中的“科学”,是一种古希腊意义上的“科学”,而非现代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基本假设的“科学主义”),也就是观察人类在几千年的文明史里是如何想象政治、实践政治的。尽管他在纳粹时期对其种族理论有过犀利的批判,但是今天看来,毋宁说是沃格林的“政治分析”触碰到“种族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源所在。从根本上来说,他反对一切“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无论是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甚至是自由主义,他认为这些意识形态封闭了超越性问题,最终会带来一种政治上的“迷狂”或“沉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沃格林的思想既非现代意义上的标准专业化学术,也不能成为当代思想战的意识形态利器,而只是一种“观察者”的理论工具。
相比而言,与沃格林齐名的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被引介已有时日,不可尽数。刘小枫主编的“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也陆续有一系列的译介著作推出,如《犹太哲人与启蒙——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一》(张缨等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1月)、《海德格尔的政治时刻》(赵卫国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11月)等,都是该系列中值得注意的著作。其中由迈尔负责主编的斯特劳斯讲演论文集里涉及斯特劳斯如何处理其犹太人与哲学家身份之间的宗教—哲学冲突,犹太教的启示和古希腊理性之间,到底要如何斟酌取舍,值得我们思考。而对于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的表现,学界争论向来甚多,《海德格尔的政治时刻》编入一组分析海德格尔的哲学与政治关系的文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以注意。
有意思的是,虽然斯特劳斯的论著在不断地引进,国内对于斯特劳斯的专业研究却仍然十分缺乏,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时间相对短促,无法形成细致的专业化研究,但或许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内思想界对斯特劳斯思想的引入,更强调的是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现实意义,或者说,是带来一种理解中国当下思想的不同视角与立场,结果就造成了人人都谈斯特劳斯,但是却找不到一本中国人关于斯特劳斯的专业著作的奇妙局面。
中国思想界对于伊赛亚·伯林已经十分熟悉,但是对于他的那位同辈同族——英国著名保守政治理论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却知之不详,虽然后者已有一些著作被翻译进来,但是与伯林的盛名相比,还是差之甚远。国内对其思想的介绍与关注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早年张汝伦先生翻译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节选本是奥克肖特的经典之作,可惜也一直没有看到对此进一步的阐释与分析。奥克肖特本是哲学出身,研究政治哲学算是半路出家,这也使得他对政治的观察,常常来自于对人性的观察。比如他的《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张铭、姚仁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7月)里面所提到的这两种极端政治观念形态以及他们在现实政治中的反映,都让他超越了狭隘的意识形态论辩,而深入政治的“意识”。相比伯林,奥克肖特的“哲学思辨气味”更为浓厚,在超越意识形态方面也更为彻底。另外一本《论历史及其他论文》(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7月)则是奥克肖特关于历史哲学方面的研究,初看起来与“政治”无涉,但是奥克肖特想要说明的问题是“历史”以及关于历史的知识,对于塑造当下我们的观念到底有着怎样的一套运作机理。由此可以看出,奥克肖特对“政治”的理解,都是基于“观念”的本源来展开的。
上述所及,除了沃林外,斯特劳斯、沃格林大抵都是一些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家,这里或许值得澄清一点的是,所谓“保守主义”只是一个非常中性的标签,因为对于不同文化、不同语境,甚至不同历史时段,“保守主义”的具体内容是多变的,有时候“保守主义”或许会是十分激进的内容,这一切要视每个国家的传统演变过程而定,不可以教条的眼光看待。不过大抵来说,这些保守主义思想家都会用传统来批判现代社会的种种思想的误区,虽然这种批判常被视为盲目复古,但是现实的情况常常证明,许多对现代社会持批判态度的激进主义虽然会以一种进步论的姿态显现,但是也同样会以一种“保守”的姿态出现,足可说明“保守主义”一词的复杂性。
泛泛地谈“保守”,大抵会往前追溯资源,但是各路思想家追溯的各有不同,比如弗朗索瓦·基佐这位自由派的史学家,他在名作《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袁淑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里是将自由传统作为古代社会的遗存,而专制是现代的产物。但是像伯恩斯主编的这套《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程志敏译,三联书店,2009年10月)则试图摆脱“进步论”那种将中世纪视为黑暗年代的简单逻辑,使得中世纪的一些语境化的思想内容重新恢复出来,让我们除了“火刑柱”、“异端法庭”外,能看到中世纪政治思想的真实运作逻辑。政治的残酷与幸福不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完全消除残酷或完全拥有幸福,而是要知道如何避免更大的残酷,追求尽可能多的幸福。
如果美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茱迪·史珂拉聆听此言,或许会欣然赞许这一看法。国内最近刚刚推出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左高山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11月),虽然已经译介过《美国公民权:寻求接纳》这本她的晚期著作,但是国内对于她似乎缺乏足够的热情,可谓“死水微澜”。从政治立场上,她当然属于自由派行列,但是从思想倾向看,她则持一种蒙田式的怀疑论立场,无论是她对乌托邦思想的厌恶,还是对任何激进主义思潮的拒绝,都让她与中国90年代的“反激进思潮”颇为契合,想必朱学勤先生读到史珂拉,必然会引为同调。但是也有人会指责史珂拉的思想“消极有余,积极不足”,无法应对一些具体的政治实践要求,史珂拉本人当然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但是身处20世纪的她,饱受卢梭式的革命思潮冲击,必然对一种“乌托邦式的信念政治”产生深深的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把史珂拉还原到20世纪的革命语境中,方可看到其真正的意义所在。不过史珂拉所生活的美国毕竟具有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中国的某些“自由主义保守派”学者,对“怀疑论”与“反激进”的认可却十分彻底,甚至到了“教条”的地步。这也让我们看到,同一观念在不同语境,所呈现出来的意义也是迥然不同的。另外值得补充的是,史珂拉虽不是著作等身,但是也并不少见,如《寻求乌托邦:政治信仰的衰落》、《平庸的邪恶》都是其扛鼎之作,值得进一步引介。
比起史珂拉的温和、保守,另外一位自由派女将就没那么“温婉可人”了,莎迪亚·B·德鲁的《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观念》(张新刚、张源译,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可算是十分“麻辣劲爆”。如果单看她的《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一书,或许会觉得她的意识形态立场粗暴,将斯特劳斯的思想与现实政治作了一个太过简化的联系。不过她在《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观念》一书中却展现出学者的专业化素养,她将斯特劳斯定位为一个尼采式的精英论者,认为斯特劳斯所勾画的“哲学家”与“庸众”之间的差异,看上去是一种克服现代性的努力,其实背后的事实是,斯特劳斯不是所谓的古典哲人,而是典型的“现代人”。当然阅读此书,还得要找到那本由的斯特劳斯门生Catherine H·Zuckert 与Michael Zuckert夫妇俩合写的《关于列奥·斯特劳斯的真理》(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合观才能看到正反两方交锋的聚焦点。
既然谈到自由主义思潮,我们就不得不追溯到苏格兰启蒙传统,而关于这一路思潮,除了经济学界外,近年来国内少有谈及,但是浙江大学出版社近年推出了一系列的译介,如托马斯·里德的《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李涤非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哈奇森的《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赵红梅、戴茂堂、李家莲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和《论美与德性的根源》(高乐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都是苏格兰启蒙学派主要人物的著作,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哲学方面的内容,但是却反映出英美自由主义、宪政思想的人性预设与知识论预设,套用沃格林的说法,政治制度不过是观念的“表征”而已。评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