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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西南地区的重庆和成都，对人口城市化和统筹城乡发展方面的改革有相当大的突破，在户籍改革、土地改革、住房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税收体制改革等方面开展了丰富的改革探索。特别是重庆的改革实践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重庆改革的经验及风险提示
重庆改革最大的特点还不仅是其户籍改革和大规模的城市化，而是通过综合配套改革的策略，使整个城市化过程形成了良好的循环。具体来说：重庆的改革在农民进城过程中推动土地流转和宅基地置换，通过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将宅基地和农村建设用地转换为城市建设用地，通过城市建设用地建设公共租赁房和增加人口居住，利用城市建设用地促进招商引资发展产业提供就业岗位，通过提供就业和住房支持农村人口进城，并为其提供户籍和解决社会保障，在城市化过程中促进内需和经济发展。如果促进城市化过程良性循环起来，重庆的改革就能够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成功模式。正是因为其改革策略是环环相扣和相互促进的，相对来说重庆的改革方案比较务实和现实，重庆的改革应该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
重庆的改革有许多经验值得加以借鉴，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其城市化过程中的若干风险产生足够的注意：
第一，能否使城市化进程循环起来的一个关键是得到足够的城市建设用地，在农村耕地红线限制下能否得到足够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非常重要，否则会带来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用地成本的升高，不利于农民进城和吸引产业投资。
第二，城市化发展的另一个风险是能否创造出足够的产业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否则会造成失业问题、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无业人口社会流荡和社会稳定问题。
第三，财政能力的风险。迅速的城市化过程带来迅速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城市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与民生福利的发展需要大量财政投入，依靠债券抵押的国有企业投资本身也是以财政能力为担保的。地方财政风险的积累会弱化产业投资和经济增长，并制约城市化的进程。
第四，城市贫困化的风险，当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后无法获得足够的居住和就业时，就不可避免降低居住条件出现贫民窟，不可避免增加非正规就业的发展，这样会带来城市的衰败化和社会分化的加剧。
如何走好内生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
重庆的发展令人深感兴趣，还因为她在当前这个发展阶段中高调崛起，一定程度上与书本上的一些区域经济理论大有差别。例如，按照梯度发展理论，经济发展应该从我国东部地区率先进行，然后通过产业转移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那么当前时期，东部地区的率先转型仍在探索，中部地区承接转移还没有充分展开，在中国西部地区高起点地建设国家经济中心城市是否可能？
重庆特大城市的发展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正在探索一条内陆城市从低经济起点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这样的发展道路和目前成功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发展道路是完全不同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东部这些城市的经验是难以复制的。就重庆的改革战略来说，其更需要走出一条内陆开放型大城市的发展道路。
作为内陆开放型的城市发展道路，首先需要走一条内生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
所谓内生性，第一个特点是投资的内生性。珠三角地区发展起步的经济环境是1980年代依靠香港和台湾的产业转移和外部投资，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是1990年代浦东开放以后吸引的大量国际资本直接投资。随着东部地区土地成本和用工成本上升，我们希望产业资本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是外资可能并不向中国内陆转移，随着当前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国际投资在低端生产环节可能更容易向这些周边发展中国家转移，重庆在吸引国际投资上并没有1980～1990年代的国际环境。
内生性第二个特点是市场的内生性。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业，国际市场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需求。而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贸关系正在调整再平衡，世界产业分工格局也正在调整，从重庆产业发展的消费市场看，难以再继续采用东部地区出口加工生产的模式，其产业市场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内消费市场。
内生性的第三个特点是劳动力市场的内生性。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吸纳了从中部和西部的大量移民劳动力，例如目前重庆还有约500万的人口外出打工，是一个劳动力对外输出的地区。因此对于重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主要将依靠本地劳动力而不是外来移民。
对于在重庆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内陆城市，探索一条内生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建议应该要重视几个方面：
第一，应该从其人口基础和经济社会基础出发，不是直接采取一种中产阶级推动的城市化模式，而可以探索一条更加有利于穷人的城市化道路。在某种程度上，重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甚至可以向印度学习。印度发展形成了适应穷人的工业化的典型特点，例如其Nano汽车只需2500美元，其他包括极低价格的饮水机、笔记本电脑等等，因此将经济发展的内需着眼于收入相对较低的人口，并通过从低端社会发育的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对于重庆以及中国广大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这样的从内部消费需求发育起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值得加以借鉴。
第二，从内生性发展出发，重庆的发展当然要积极向世界招商引资，但是可能更应该重视利用国内资本，鼓励吸引国内产业资本投资。特别是在重视国有企业资本投资和运营的同时，更需要鼓励民间资本的投资，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中国东部地区有大量民间资本寻找出路，重庆和中国中西部地区应该积极抓住这个发展契机，积极吸引内资带动产业发展。
第三，这种内生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应适应重庆作为人口大市、四川作为人口大省所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优势，适应其仍然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实际特点，结合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具体背景，将本地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农民进城就业，并在农民进城的过程中重视其人力资本投资，加强教育培训的作用，从而在促进就业中推动产业逐步升级转型。
因此，与这样一条适应内陆城市的更加内生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相应，重庆的城市化发展要避免几个倾向：第一，应坚持稳步推进，避免贪高求快。在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上还是应结合具体实际，结合区域具体需求，逐步推动改革和发展；第二，避免过分强调政府主义，政府由上到下的推动对于重庆发展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企业主体的充分发育，如果没有金融资本、研发创新和社会组织的充分网络关系，具有活力和创新性的经济体制就难以充分形成；第三是避免复制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模式，重庆的发展应更加从节约土地资源、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强化城市集聚效应和从建设紧凑型城市的角度加以推动。
重庆未来发展需要善于处理好几个“开放”关系
探索内陆内生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并非是要建设一个封闭性的大城市。恰恰相反，重庆因其所在区位的枢纽地位，要求重庆加强与国内经济、包括国际经济的开放性，包括资本和产业联系的开放型，以及市场的开放性。从扩展重庆内陆性大都市的开放性角度看，重庆未来发展需要善于处理好几个开放关系：
第一是对长江的开放。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全球城市、到世界级的长三角城市群，到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示范区，到武汉城市群、长珠潭城市群，以及在长江上游的重庆，构成了以长江为轴线以长江流域为腹地的城市走廊和工业化地带。重庆历史的发展与长江就密不可分，也将对重庆未来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应努力发挥长江航运的作用，加强沿长江港口群和城市群的合作，将长江作为重庆扩展开放的重要资源。
第二是对大西南的开放。作为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作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枢纽型城市，如何构造西部城市网络，特别是加强和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木齐、昆明等西部大城市的合作联系，对于国家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西部发展至关重要。
第三是对世界的开放。作为内陆城市的世界开放，重庆更应充分利用现代新技术革命，重视通过信息化弥补交通成本，通过信息化扩展世界合作。同时在发展铁路和航运的基础上，特别重视强化建设世界航空运输枢纽。通过发展航空枢纽和空港产业，促进重庆更紧密地和世界相联系，并改进其吸引世界投资的基础环境。
正在重庆发生的改革实践，其富有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和改革实践将给中国发展带来新的经验和新的启示。这样的改革实践值得关注，也必然在改革过程中将面临许多突出重要的难题，包括治理贫困、农民进城、土地改革、征地、贫富分化和民生福利等等，如何在此过程中实现和谐均等化的城市化，实现促进内需和有利于民生福利进步的城市化，将是重庆模式需要不断探索和尝试加以解决的。（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重庆改革的经验及风险提示
重庆改革最大的特点还不仅是其户籍改革和大规模的城市化，而是通过综合配套改革的策略，使整个城市化过程形成了良好的循环。具体来说：重庆的改革在农民进城过程中推动土地流转和宅基地置换，通过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将宅基地和农村建设用地转换为城市建设用地，通过城市建设用地建设公共租赁房和增加人口居住，利用城市建设用地促进招商引资发展产业提供就业岗位，通过提供就业和住房支持农村人口进城，并为其提供户籍和解决社会保障，在城市化过程中促进内需和经济发展。如果促进城市化过程良性循环起来，重庆的改革就能够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成功模式。正是因为其改革策略是环环相扣和相互促进的，相对来说重庆的改革方案比较务实和现实，重庆的改革应该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
重庆的改革有许多经验值得加以借鉴，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其城市化过程中的若干风险产生足够的注意：
第一，能否使城市化进程循环起来的一个关键是得到足够的城市建设用地，在农村耕地红线限制下能否得到足够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非常重要，否则会带来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用地成本的升高，不利于农民进城和吸引产业投资。
第二，城市化发展的另一个风险是能否创造出足够的产业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否则会造成失业问题、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无业人口社会流荡和社会稳定问题。
第三，财政能力的风险。迅速的城市化过程带来迅速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城市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与民生福利的发展需要大量财政投入，依靠债券抵押的国有企业投资本身也是以财政能力为担保的。地方财政风险的积累会弱化产业投资和经济增长，并制约城市化的进程。
第四，城市贫困化的风险，当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后无法获得足够的居住和就业时，就不可避免降低居住条件出现贫民窟，不可避免增加非正规就业的发展，这样会带来城市的衰败化和社会分化的加剧。
如何走好内生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
重庆的发展令人深感兴趣，还因为她在当前这个发展阶段中高调崛起，一定程度上与书本上的一些区域经济理论大有差别。例如，按照梯度发展理论，经济发展应该从我国东部地区率先进行，然后通过产业转移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那么当前时期，东部地区的率先转型仍在探索，中部地区承接转移还没有充分展开，在中国西部地区高起点地建设国家经济中心城市是否可能？
重庆特大城市的发展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正在探索一条内陆城市从低经济起点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这样的发展道路和目前成功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发展道路是完全不同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东部这些城市的经验是难以复制的。就重庆的改革战略来说，其更需要走出一条内陆开放型大城市的发展道路。
作为内陆开放型的城市发展道路，首先需要走一条内生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
所谓内生性，第一个特点是投资的内生性。珠三角地区发展起步的经济环境是1980年代依靠香港和台湾的产业转移和外部投资，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是1990年代浦东开放以后吸引的大量国际资本直接投资。随着东部地区土地成本和用工成本上升，我们希望产业资本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是外资可能并不向中国内陆转移，随着当前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国际投资在低端生产环节可能更容易向这些周边发展中国家转移，重庆在吸引国际投资上并没有1980～1990年代的国际环境。
内生性第二个特点是市场的内生性。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业，国际市场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需求。而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贸关系正在调整再平衡，世界产业分工格局也正在调整，从重庆产业发展的消费市场看，难以再继续采用东部地区出口加工生产的模式，其产业市场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内消费市场。
内生性的第三个特点是劳动力市场的内生性。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吸纳了从中部和西部的大量移民劳动力，例如目前重庆还有约500万的人口外出打工，是一个劳动力对外输出的地区。因此对于重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主要将依靠本地劳动力而不是外来移民。
对于在重庆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内陆城市，探索一条内生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建议应该要重视几个方面：
第一，应该从其人口基础和经济社会基础出发，不是直接采取一种中产阶级推动的城市化模式，而可以探索一条更加有利于穷人的城市化道路。在某种程度上，重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甚至可以向印度学习。印度发展形成了适应穷人的工业化的典型特点，例如其Nano汽车只需2500美元，其他包括极低价格的饮水机、笔记本电脑等等，因此将经济发展的内需着眼于收入相对较低的人口，并通过从低端社会发育的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对于重庆以及中国广大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这样的从内部消费需求发育起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值得加以借鉴。
第二，从内生性发展出发，重庆的发展当然要积极向世界招商引资，但是可能更应该重视利用国内资本，鼓励吸引国内产业资本投资。特别是在重视国有企业资本投资和运营的同时，更需要鼓励民间资本的投资，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中国东部地区有大量民间资本寻找出路，重庆和中国中西部地区应该积极抓住这个发展契机，积极吸引内资带动产业发展。
第三，这种内生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应适应重庆作为人口大市、四川作为人口大省所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优势，适应其仍然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实际特点，结合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具体背景，将本地劳动力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农民进城就业，并在农民进城的过程中重视其人力资本投资，加强教育培训的作用，从而在促进就业中推动产业逐步升级转型。
因此，与这样一条适应内陆城市的更加内生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相应，重庆的城市化发展要避免几个倾向：第一，应坚持稳步推进，避免贪高求快。在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上还是应结合具体实际，结合区域具体需求，逐步推动改革和发展；第二，避免过分强调政府主义，政府由上到下的推动对于重庆发展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企业主体的充分发育，如果没有金融资本、研发创新和社会组织的充分网络关系，具有活力和创新性的经济体制就难以充分形成；第三是避免复制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模式，重庆的发展应更加从节约土地资源、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强化城市集聚效应和从建设紧凑型城市的角度加以推动。
重庆未来发展需要善于处理好几个“开放”关系
探索内陆内生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并非是要建设一个封闭性的大城市。恰恰相反，重庆因其所在区位的枢纽地位，要求重庆加强与国内经济、包括国际经济的开放性，包括资本和产业联系的开放型，以及市场的开放性。从扩展重庆内陆性大都市的开放性角度看，重庆未来发展需要善于处理好几个开放关系：
第一是对长江的开放。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全球城市、到世界级的长三角城市群，到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示范区，到武汉城市群、长珠潭城市群，以及在长江上游的重庆，构成了以长江为轴线以长江流域为腹地的城市走廊和工业化地带。重庆历史的发展与长江就密不可分，也将对重庆未来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应努力发挥长江航运的作用，加强沿长江港口群和城市群的合作，将长江作为重庆扩展开放的重要资源。
第二是对大西南的开放。作为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作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枢纽型城市，如何构造西部城市网络，特别是加强和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木齐、昆明等西部大城市的合作联系，对于国家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西部发展至关重要。
第三是对世界的开放。作为内陆城市的世界开放，重庆更应充分利用现代新技术革命，重视通过信息化弥补交通成本，通过信息化扩展世界合作。同时在发展铁路和航运的基础上，特别重视强化建设世界航空运输枢纽。通过发展航空枢纽和空港产业，促进重庆更紧密地和世界相联系，并改进其吸引世界投资的基础环境。
正在重庆发生的改革实践，其富有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和改革实践将给中国发展带来新的经验和新的启示。这样的改革实践值得关注，也必然在改革过程中将面临许多突出重要的难题，包括治理贫困、农民进城、土地改革、征地、贫富分化和民生福利等等，如何在此过程中实现和谐均等化的城市化，实现促进内需和有利于民生福利进步的城市化，将是重庆模式需要不断探索和尝试加以解决的。（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