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和母亲彭寂宽是云南玉溪的中医师，后到昆明行医。1916年父亲因积劳成疾而病故，当时聂耳刚满4岁。从此全家5口人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来负担。
　　聂耳从15岁开始读马克思著作，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他在云南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云南政局动荡，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学生运动受到压制，因此他决定到外省探索真理、寻求发展。恰好这时，驻在湖南省郴州的滇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为补充新兵，到昆明来招“学生军”。
　　
　　十六军军长是云南人，叫范石生。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战斗失利后，朱德率领部分红军向湖南转移，一度在湖南郴州与范石生建立过反蒋统一战线。于是，青年学生们认为十六军是一支有革命倾向的进步队伍，报名踊跃，几天之中就达到200多人。
　　聂耳认为十六军是一支滇军部队，绝大多数士兵是云南子弟，在军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有较好条件。即使不成，也可以利用这个外出的机会另谋出路。得到中共地下党领导同意后，他背着家里去报名。
　　从昆明到郴州的食宿由“学生军”负担，但生活必需品、看病等要自己掏钱，军装也要到郴州以后才发给。聂耳不敢让老母亲知道，只好向省师两位同学借了14元钱就上路了。1928年11月30日清晨，一声火车汽笛响过后，40多个被录取的“学生军”，坐上了两节四等车厢的云南小火车。
　　
　　历时半月之久，“学生军”最终于12月15日到达湖南郴州——十六军的驻地。
　　经过两天整编后，每人发给一套制服、军帽、油布雨衣、皮带等，聂耳被编到了新兵队。在这里，他过了10天非人的生活。每天“操八字慢步”、挨饿、挨冻、抢锅巴吃;“暗探”难防，每天还要搞“清共”。有的士兵逃营后，被抓回来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残。这时，聂耳才明白，原来招收“学生军”时所作的种种“革命”宣传，什么“进军事学校”等等完全是骗人的。实际上是为补充新兵，为军阀当炮灰。要想在军中开展“士兵运动”，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聶耳想找范石生军长亲自谈话，但是范石生早已下达命令，所有招来的新兵，一律不得见他。不过还算幸运，郴县的宪兵队长毛本芳和聂耳是玉溪同乡，还有几个低级军官也是朋友，经过他们千方百计地奔走、疏通，聂耳终于在1928年12月26日调到一三七团二营六连担任文书上士，每月可领16元工资。但这点钱连伙食费也不够。这时聂耳把自己比作一只“初离母巢的孤雁”，面对着“光明的东方”和“洪涛巨浪”。他想要奔向“自由之乡”。
　　通过这次经历，聂耳深深明白了“理想是直线的，但事实是曲线的”。
　　在郴州当兵的103天，聂耳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虽然遇到了许多困难，但他在信中对二哥说：“你不要以为我是消极的，我并不消极。我的英勇、我的热血，还是继续地沸腾着，决意向着光明的前途上走去。”
　　聂耳到连队当上“文书上士”后不久，十六军军官团被编遣了，收容在第八路总部的军官学校。聂耳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想随军官团进入军官学校学习。经过一些同乡的帮助，聂耳这次终于见到了范石生军长。谈了几次话，范石生军长对聂耳有了好感，认为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爱国热血青年，便同意保送他到黄埔军校深造。
　　然而，因聂耳本来就不是军官，不具备入学资格，虽有范石生军长的推荐函，还是只能发点路费遣散回家。1929年4月9日，聂耳由军官学校迁入旅社，结束了他半年的军队生活。
　　这时，聂耳从报上看到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戏剧学校招收公费生，便去报考，被录取在音乐班。谁知该校仅是学粤剧的锣鼓、丝弦等乐器，不是学歌曲创作，只好作罢。于1929年5月6日，聂耳回到昆明又重入省师就读。
　　半年的投军生活，使聂耳对旧中国军队的本质、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对郴州人民贫困痛苦的生活等都有了较深认识，这些对他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和其他反映劳苦大众的革命歌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摘自《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