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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和口述访谈，了解到永年吹歌1875年至2012年间的发展历程。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永年吹歌乐人们曾为清代官员奏乐，为占据永年的日本宪兵队奏乐，为解放永年的共产党人奏乐，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奏乐，为苏联的国际友人斯大林奏乐，为朝鲜的前国家主席金日成奏乐……他们将吹歌从永年的田间乡村带到了国内各大演出院团，又带至国际舞台。乐人们经过几代的积累，完成了自己的华丽转身。
【关键词】永年吹歌；乐人；艺术生命；建构历程；口述历史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笔者对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不同年龄阶段的吹歌观众进行了深入访谈，了解到吹歌乐人对普通村民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村民眼中吹歌乐人的生存发展状况。笔者还采访了永年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了解到永年政府对保护吹歌所做的努力，以及在政府的扶持下吹歌乐人生活产生的变化。笔者以2011年1月至2013年1月期间采访的乐人及村民之口述为基础，讲述永年吹歌近百年间的历史传承概貌。现将本章所涉采访对象的姓名、年龄、职业等信息列表如下：
笔者根据永年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与在实地考察中所得乐人和村民的口述资料相结合，将永年吹歌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如下六个时期：清代末期永年鼓吹乐在官府和民间的发展概况；民国初期吹歌艺术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吹歌乐班的兴盛；文化大革命时期乐班的衰落；改革开放后乐班的复苏；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市场经济对吹歌乐人的冲击，使乐人再次陷入困境。
一、1875年-1911年：清代末期永年鼓吹乐人
笔者通过口述访谈了解到永年地区最早的鼓吹乐人是刘起福，他出生于1875年。是龍泉刘氏乐班的第一代乐人。据他的曾孙刘海民讲述，在刘起福生活的时代，永年地区民间婚丧仪式中已大量使用鼓吹乐，并且代代相传。在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节日中，都会有鼓吹乐人走巷绕村，庆贺节日。据临洺关刘氏第六代乐人刘亮科讲述，他的高祖父是专为广平府（今永年）府衙奏乐的乐人，府县官员祝寿、宴请、巡防、开印、上任、离任，都会邀请刘亮科高祖父的乐班奏乐。若永年地区一年太平，粮食丰收，春节前夕广平府知府会宴请辖地各县县令，请鼓吹乐班奏乐庆贺。广平府知府及其亲友家中，如遇满月、婚礼、寿礼、葬礼、周年祭祀等仪式，都会请鼓吹乐班奏乐庆贺。据刘亮科讲述，清朝末期，鼓吹乐在民间和官府都已繁盛，官宦及富贵人家大多拥有自己的鼓吹乐班，每逢重大庆典，就会邀请鼓吹班来吹奏，表达喜庆或寄托哀思。
临洺关刘氏乐班第六代乐人刘亮科先生给笔者讲述了他的曾祖父因为演出收入分配和哥哥起争执，离开家族乐班，迁居临洺关组建自己乐班的经历：
我们刘家吹歌班已流传六代，为了方便为知府奏乐，我的祖辈住在广府城知府衙门东侧。如若一年风调雨顺，知府会叫上各个县的知县来衙门庆贺一翻，我们家吹歌班就是为知府庆祝奏乐的。知府和他的亲戚朋友家如果遇到红白事、过寿，都会请我们家的乐班去表演，我们家是知府专用的乐班。后来朝廷垮台了，我们家开始参加民间的婚丧演出，乐班发展得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1930年，我太爷爷和他哥哥因为演出收入分配起了矛盾，后来我太爷爷就不和他哥哥一块儿干了，自己在临洺关撑起一个乐班。后来县政府从广府迁到临洺关，临洺关越来越繁华，我太爷爷乐班的生意也越来越好。随着广府城的衰败，他哥哥的乐班生意就越来越差。我们家就是从他哥俩闹矛盾起，分成了两个支系，我是临洺关这一脉的。
笔者对几位永年县8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访谈，想要了解清代末期鼓吹乐在民间婚丧仪式中的用乐情况。据郭永祥先生讲述，清代婚礼中，男方向女方家中送聘礼时，邀请鼓吹班去女方家吹奏，女方向男方家中回礼时，邀请鼓吹班去男方家中吹奏。婚礼前一日，新郎和鼓吹班带着酒菜去女方家中通报。富贵人家用大班，显示排场大，穷人家用小班，途中路人可以拦截听鼓吹班吹奏。傍晚，新郎和鼓吹乐人回到男方家中后，乐人从晚上通宵吹至次日上午婚礼结束。在葬礼中，出殡时鼓吹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奏乐，在灵柩前摆酒祭祀时，邀请鼓吹班吹奏。
周氏第三代乐人周付所向笔者讲述了清代末期葬礼中鼓吹乐班的演奏曲目。文官吊孝吹奏大套曲《刘备过江》，武官吊孝吹奏《将军令》，诸亲辞灵吹奏《鞴马》。哭丧吹奏《哭五更》，堂祭奠祖吹奏《百鸟朝凤》。起灵、出殡吹奏《小队伍》，下葬吹奏《霸王台》、《狗嘶咬》，这说明清朝末期民间丧事仪节中已有专用曲目。
二、1912年-1945年：永年吹歌艺术的形成
关于“吹歌”的含义，杨荫浏认为“他们所用的乐器，较主要的是笙、管、海笛等管乐器，都是‘吹’的，他们所吹的曲调，大都是出于原来可唱的‘歌’的缘故。”项阳认为“吹歌是为声乐曲的器乐化形式，即声乐思维和器乐思维共用的结晶。”王杰认为：“吹歌是在传统鼓吹乐的基础上形成的。用鼓吹乐的主奏乐器管子或唢呐吹奏民歌而得名。它的兴起不仅拓宽和丰富了鼓吹乐的演奏曲目，并且促进了管子、唢呐演奏技巧的提高，尤其在滑奏技巧方面，获得很大的发展。”
笔者认为吹歌是乐人们用唢呐、笛、笙等乐器吹奏歌唱的旋律，所奏曲目大多是创作歌曲或戏曲选段。乐人们用乐器来模仿人声，表现不同的人物角色。乐人们只有做到人琴合一，才可将声乐曲中的情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如果只是单纯模仿人声，乐人没有投入真情实感的话，音乐会听起来很突兀。所以说，器乐曲和声乐曲的本质是一样的，都需要乐人真挚情感的投入，所以用乐器吹奏声乐曲一样会打动观众。
杨荫浏先生曾述：“关于吹歌会的历史来源，已经难于稽考。据王成奎说，他们王家参加吹歌会，前后已经六代；这样说来，这种团体的存在，至少在一二百年以前，已经是一件惯常的事了。”
笔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曾采访永年县刘营乡龙泉村刘家乐班传人刘海民。他向笔者讲述时认为，乐人们为了获得打对台的胜利，吹奏民歌赢得观众喜爱，从而产生了吹歌： 我爷爷给我讲一九二几年的时候就有吹歌了。那时候永年这儿流行“打对台”，就是遇到红白喜事，有钱的事主同时请两三个乐班来对着吹。谁吹的技术高，会的曲子多，谁的观众多，谁就赢了。赢的乐班，事主就多给点钱，输的就少给点。庙会的时候比赛更激烈，把各个乐班的高手都请过来，搭起棚来对着吹，叫“斗棚”，也是谁会的曲子多，谁那儿的观众多，就算谁赢。赢的乐班就出名了，就会有很多人花高价钱聘请。所以哪个乐班都想赢啊，想赢就得会吹各种各样的曲子。那时候的乐人就开始学吹各种咔戏，到处找观众喜欢听的民歌，把用嘴唱的歌，用唢呐、笛子吹奏出来，就叫吹歌了。
通过以上采访，笔者认为吹歌这一艺术形式，在20世纪20年代的永年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乐人们为了在众多乐班中脱颖而出，不得不开拓创新，演奏观众喜爱的歌曲，来满足观众的喜好，从而贏得乐班的声望，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永年吹歌艺术的形成受到了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乐人的创新意识、观众的需求、经济利益的驱使。这三种因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永年县刘营乡龙曹村周氏乐班第三代传人周付所先生，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吹歌在永年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我父亲周运龙出生于1910年，他是从小跟我爷爷学吹唢呐，十几岁就参加婚丧演出。我父亲说1930-1940年的时候，吹歌在永年普通百姓家中就已经普遍使用了。那时候人们没有丰富的娱乐生活，看戏、听吹歌就是享受了。永年姑娘结婚，要是没有鼓吹乐班奏乐迎娶，就会被认为是对女方的不尊重。女方会很生气，甚至闹到不肯出嫁的地步。音乐代表的是对女方的尊重，比彩礼还重要。葬礼中，死者的儿女要是不请吹歌班安灵送葬，就会被视为不孝，会受到同村村民的指责，甚至出殡抬棺材时都没有人帮忙。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对我们说，唢呐是咱们的生死之交，是咱们的衣食父母，所以我们兄弟四人都一辈子干吹歌。
通过上述采访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吹歌已成为永年地区婚丧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婚礼仪式中，鼓吹班奏乐除了增添喜庆、娱乐亲友外，更代表了新郎对于新娘及其家庭的尊重，新郎通过鼓乐喧天的方式向众亲友表达对新娘的爱慕之情，此情比重金更可贵。而在葬礼仪式中，鼓吹乐象征着儿女对亡者的孝敬之意，只有用鼓吹乐祭奠亡魂，亡者的子女才能心安，亡者的亲友才会觉得是风风光光送走了朋友。
三、1945年-1966年：吹歌乐班的兴盛时期
据永年县文化馆副馆长连守智先生介绍，解放战争时期永年吹歌乐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政治宣传活动。乐人们为上前线战斗的军人奏乐鼓舞士气，他们去牺牲的烈士家中安抚其亲属，他们参加游行集会、庆功表彰等活动，积极地投身于革命的浪潮中。这一时期的乐人不再是单纯的以赚钱为目的演出，他们有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在民族大义和个人利益之间，乐人们欣然选择了前者。他们明白只有国家安定繁荣了，自己和家人才有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吹歌乐人为永年地区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给永年吹歌乐人带来了新气象，乐人们除了在民间花会中为踩高跷、扭秧歌、舞狮、舞龙、跑竹马、跑旱船等节目伴奏外，还参加政府组织的乡区县的庆功会、劳模会等场合，为其奏乐增添热烈欢庆的气氛。1949年后，乐人们不只是在农家庭院和街头表演，他们将演出搬上舞台。乐人们的身份发生变化，他们从乡间乐人变为了舞台上高雅的演奏者；演奏形式也发生变化，1949年之前主要是乐器合奏的形式，1949年之后增加了唢呐、管子、笛子等乐器独奏形式；演奏曲目也有变化，1949年之前的常演曲目依然受到观众的欢迎，但又不能完全满足观众的需求。因此永年吹歌乐人们纷纷收集流行的民歌、最新创作的歌曲和器乐曲用于自己的表演中，使永年地区兴起了“吹歌热”。1950年初，为了使吹歌有效及时地配合政府的政治宣传活动，永年县文化馆组织乐人们学习配合政府宣传主题的乐曲。1952年永年县成立吹歌协会，将鼓乐班、吹打班、响艺班、娱乐班、鼓匠班统一更名为吹歌班，这一时期吹歌艺术得以快速发展并走向兴盛。
据永年县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徐正修先生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缺乏音乐人才。永年县一大批吹歌乐人被抽调到国家级、省级、市级文艺院团。当时抽调的乐人有：周未所、姚万贵、梁培印、刘立仁、王占梅、刘振兰、李万坤、刘金柱、刘玉柱、毛江等。1950年他们曾先后7次赴北京和天津参加演出和比赛，受到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和赞扬。1957年，周未所随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赴苏联、波兰等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并演出。1958年，周恩来、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到邯郸视察，特邀永年吹歌乐人进行专场演出。1959年，梁培印、刘立仁赴维也纳参加第七届青年联欢节，荣获银质奖章，为国家和永年地区争得了荣誉。
这一时期永年吹歌人才辈出，被抽调到各级文艺院团的永年吹歌乐人有30多位。他们从乡间乐人摇身变为了演奏家，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民，变为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和赞扬的音乐家。他们把永年吹歌带到了国际舞台，让外国观众和领导人欣赏到了地道的永年音乐。走出永年的乐人打开了视野，见了大世面，见到了在永年的田间地头永远都见不到的人和事。但是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开化，他们没有意识到成为国家院团的演奏家，将意味着自己身份和地位的提高，以及终身生活的保障。
乐人们没有长远的眼光，1960年后除了梁培印外，其他乐人纷纷辞去院团的职务回到永年，继续参加民间的婚丧仪式演出。乐人们辞职是因为国家院团的工资低，一个月只有70元左右的收入。而当时在永年参加婚丧演出的民间乐人，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就可赚60-70元。也就是说民间乐人一天的工资相当于国家院团演奏家一个月的工资。乐人们家中子女众多，生活负担重，所以都选择回永年继续上事挣钱。但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乐人们只想到参加婚丧演出比在国家院团收入高，他们并没有想过参加婚丧演出的收入是不稳定的。乐人们回到永年5、6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新的政策不允许乐人们参加婚丧演出了，乐人们突然间失去了经济来源。而当初选择留在院团的永年吹歌乐人梁培印，并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后官至河北省歌舞剧院副院长，生活轻松而且宽裕。当初选择回永年上事的周未所妻子李云凤女士说：“如果能让我们再选择一次，肯定不会回永年。回来后的生活很艰辛，如果当初选择留在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那里的生活环境好，老周也不会这么早去世。” 四、1977-1990年：吹歌乐班的复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府允许民间自由演出了。部分乐人又拿起乐器，组织乐班，重新开始了红红火火的上事生活。正所谓沉寂的越久，爆发的越猛烈。沉寂了十年之久的唢呐声在永年再次吹响，受到了人们的追捧。永年县讲武乡尚古村出现了家家户户吹唢呐的现象，人们对于唢呐技术高超乐人的追捧，就如当今粉丝们对于偶像明星的追捧，真诚而质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永年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村民们建工厂，销售商品，生活渐渐富裕起来。永年人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对精神食粮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吹歌成为最受村民欢迎的娱乐方式之一，乐人们不仅在婚丧仪式中奏乐，迎春节日中也有吹歌乐人忙碌伴奏的身影。盖新房、城乡物资交流会、签订承包合同、为商品做广告、各种剪彩仪式等都有吹歌乐人热情表演的身影。永年村民对于吹歌表演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永年地区职业吹歌班也越来越多。乐人们希望能够依靠吹歌发家致富，他们每日的演出日程安排得很满，终日忙碌。为尽快赶至事主家中，乐人们纷纷购买了摩托车用于出行。此时的乐人非常注重子女的音乐教育，乐人在子女幼儿时期悉心教授技艺，子女少年时便可加入乐班，成为家庭乐班中的重要一员。这时期永年吹歌乐班数量迅速增长，乐人们在红红火火的上事生活中体会着吹歌带来的乐趣与实惠。
据村民张福盛讲述，20世纪80年代永年吹歌成为永年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永年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吹歌，吹歌见证了永年人人生里程的重要时刻。一个新生婴儿做满月礼时，家长会请吹歌班来吹奏庆贺；成年后举行婚礼时，会邀请吹歌班去迎亲，新娘才会心满意足的上轿。晚年举行60岁、80岁寿礼时，会邀请吹歌班来助兴，寿星才能真切感受到父慈子孝、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百年之后举行葬礼及周年祭祀时，会请吹歌班来祭奠亡魂。只有吹歌班在亡者的灵前奏乐，亡者的亲友才会觉得心安，只有在悲泣的唢呐声中下葬，才算是风风光光送走了亲人。1976-1990年，吹歌班在永年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五、1990-2013年 吹歌乐班再次陷入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永年县的许多家庭通过生产销售标准致富。乐人们看着曾经生活不如自己的邻居、朋友，通过经商发家致富。看着别人盖起了洋楼，开起了小汽车，而自己还要每日风尘仆仆地去参加婚丧演出，风餐夜宿，吃饭睡觉都没有规律，对身体伤害很大。而这一时期伴随着电视的普及，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人们对吹歌的热情逐渐降低，乐人们的演出场次也逐渐减少。
许多乐班经营困难，乐人们纷纷转行从商。转行的乐人们，白天经商，晚上回到家后，依然想吹奏乐器。多年的乐人生活，使他们和乐器融为一体。转行从商的吹歌乐人李毅说：“我三天不吹唢呐，心里就痒痒。白天在门市受了客户的气，生意做赔了，只要我晚上回家吹一两个小时唢呐，心里马上就亮气（高兴）了，啥事都没了。”另一位转行的吹歌乐人刘志国说：“有一次我在北京昌平的标准件市场门口，遇见一位永年小伙儿，他在车里放永年吹歌的音乐，我一听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干了十几年吹歌，那时候虽然穷、虽然苦，但是每天吹得很高兴。我现在每年春节回永年，都跟着别人的乐班在庙会上吹几天，不收钱，就图个高兴。”
20世纪90年代末永年地区实施了殡葬改革，政府反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丧事习俗，提倡科学、俭朴的殡葬方法。政策出台后，大部分葬礼的事主不再邀请吹歌班演出了，而葬礼的收入占乐人总收入的70%。乐人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大部分乐人只能放下乐器，另谋出路。只有颇具影响力的乐班存活了下来，他们靠在婚禮、寿礼、开业庆典、庙会中的演出谋生，收入大不如从前。
吹歌的发展再次陷入困境引起了永年政府的重视，永年县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徐正修讲述：
2000年以来，我们永年文化馆为了扶持吹歌乐班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先后两次搜集整理散落的曲牌50余种、曲目200多个。通过举办吹歌擂台赛、培育吹歌人才、减免演出税费等措施，扶持民间吹歌班的发展。我们为了将永年吹歌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处搜集整理资料，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在2006年永年吹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永年吹歌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受到瞩目，官方演出邀请逐渐增多。2011年9月16日-19日首届中国吹歌节在永年县举办，此次活动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作为支持单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河北省文化厅与邯郸市委、市政府作为主办单位。演出规模空前，还邀请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多位专家作为评委。在吹歌大赛中，有600多人参加比赛，有来自香港、澳门等地的40支代表队，产生了最佳演奏奖、传承奖、创新奖等奖项。
赛后还举办了以永年吹歌为题的高层理论研讨会，中国音乐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就吹歌艺术的流派传承、曲谱研究、乐器制作等主题展开研讨。
2012年7月7日至8日，受台湾新竹市文化局的邀请，永年县十几名吹歌乐人赴台湾参加2012竹堑国乐节。永年县吹歌艺术团与新竹青年国乐团联合演奏了由永年县文化馆创编的吹歌作品《盛世欢歌》，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后又在新竹市东门城举行了永年吹歌专场演出，吸引了数千名台湾民众到场观看。现场演出气氛十分热烈，特别是吹奏永年西调咔戏时，逼真模仿人声的效果，让观众为之一震，咔戏的演奏把演出推向了高潮。
虽然永年吹歌得到了政府和专家们的重视，但是殡葬改革后乐人们的演出场次骤减，收入不乐观。生活环境艰苦加之收入不稳定，许多吹歌家庭的父母不再让子女学习吹奏技艺。永年吹歌的传承人迅速减少，发展前景令人堪忧。
参考文献
[1]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0.
[2]刘勇.中国唢呐艺术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3]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九[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4]齐琨.历史地阐释——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5]齐琨.仪式空间中的音声表述——对两个丧礼与一场童关醮仪式音声的描述与分析[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6]永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永年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永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辑委员会.永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集成[M].永年：永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09.
[8]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河北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7.
[9]杨采芳.响器班的女人们——关于山东聊城礼俗乐班的社会性别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
作者简介：张梦瑶，女，河北省邯郸市人，本科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硕士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学专业，民族音乐学方向，2013年，完成《邯郸市永年县吹歌乐班的调查研究——以吹歌乐人的艺术生命建构历程为视角》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市朝阳区奶子房小学，二级教师。
【关键词】永年吹歌；乐人；艺术生命；建构历程；口述历史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笔者对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不同年龄阶段的吹歌观众进行了深入访谈，了解到吹歌乐人对普通村民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村民眼中吹歌乐人的生存发展状况。笔者还采访了永年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了解到永年政府对保护吹歌所做的努力，以及在政府的扶持下吹歌乐人生活产生的变化。笔者以2011年1月至2013年1月期间采访的乐人及村民之口述为基础，讲述永年吹歌近百年间的历史传承概貌。现将本章所涉采访对象的姓名、年龄、职业等信息列表如下：
笔者根据永年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与在实地考察中所得乐人和村民的口述资料相结合，将永年吹歌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如下六个时期：清代末期永年鼓吹乐在官府和民间的发展概况；民国初期吹歌艺术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吹歌乐班的兴盛；文化大革命时期乐班的衰落；改革开放后乐班的复苏；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市场经济对吹歌乐人的冲击，使乐人再次陷入困境。
一、1875年-1911年：清代末期永年鼓吹乐人
笔者通过口述访谈了解到永年地区最早的鼓吹乐人是刘起福，他出生于1875年。是龍泉刘氏乐班的第一代乐人。据他的曾孙刘海民讲述，在刘起福生活的时代，永年地区民间婚丧仪式中已大量使用鼓吹乐，并且代代相传。在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节日中，都会有鼓吹乐人走巷绕村，庆贺节日。据临洺关刘氏第六代乐人刘亮科讲述，他的高祖父是专为广平府（今永年）府衙奏乐的乐人，府县官员祝寿、宴请、巡防、开印、上任、离任，都会邀请刘亮科高祖父的乐班奏乐。若永年地区一年太平，粮食丰收，春节前夕广平府知府会宴请辖地各县县令，请鼓吹乐班奏乐庆贺。广平府知府及其亲友家中，如遇满月、婚礼、寿礼、葬礼、周年祭祀等仪式，都会请鼓吹乐班奏乐庆贺。据刘亮科讲述，清朝末期，鼓吹乐在民间和官府都已繁盛，官宦及富贵人家大多拥有自己的鼓吹乐班，每逢重大庆典，就会邀请鼓吹班来吹奏，表达喜庆或寄托哀思。
临洺关刘氏乐班第六代乐人刘亮科先生给笔者讲述了他的曾祖父因为演出收入分配和哥哥起争执，离开家族乐班，迁居临洺关组建自己乐班的经历：
我们刘家吹歌班已流传六代，为了方便为知府奏乐，我的祖辈住在广府城知府衙门东侧。如若一年风调雨顺，知府会叫上各个县的知县来衙门庆贺一翻，我们家吹歌班就是为知府庆祝奏乐的。知府和他的亲戚朋友家如果遇到红白事、过寿，都会请我们家的乐班去表演，我们家是知府专用的乐班。后来朝廷垮台了，我们家开始参加民间的婚丧演出，乐班发展得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1930年，我太爷爷和他哥哥因为演出收入分配起了矛盾，后来我太爷爷就不和他哥哥一块儿干了，自己在临洺关撑起一个乐班。后来县政府从广府迁到临洺关，临洺关越来越繁华，我太爷爷乐班的生意也越来越好。随着广府城的衰败，他哥哥的乐班生意就越来越差。我们家就是从他哥俩闹矛盾起，分成了两个支系，我是临洺关这一脉的。
笔者对几位永年县8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访谈，想要了解清代末期鼓吹乐在民间婚丧仪式中的用乐情况。据郭永祥先生讲述，清代婚礼中，男方向女方家中送聘礼时，邀请鼓吹班去女方家吹奏，女方向男方家中回礼时，邀请鼓吹班去男方家中吹奏。婚礼前一日，新郎和鼓吹班带着酒菜去女方家中通报。富贵人家用大班，显示排场大，穷人家用小班，途中路人可以拦截听鼓吹班吹奏。傍晚，新郎和鼓吹乐人回到男方家中后，乐人从晚上通宵吹至次日上午婚礼结束。在葬礼中，出殡时鼓吹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奏乐，在灵柩前摆酒祭祀时，邀请鼓吹班吹奏。
周氏第三代乐人周付所向笔者讲述了清代末期葬礼中鼓吹乐班的演奏曲目。文官吊孝吹奏大套曲《刘备过江》，武官吊孝吹奏《将军令》，诸亲辞灵吹奏《鞴马》。哭丧吹奏《哭五更》，堂祭奠祖吹奏《百鸟朝凤》。起灵、出殡吹奏《小队伍》，下葬吹奏《霸王台》、《狗嘶咬》，这说明清朝末期民间丧事仪节中已有专用曲目。
二、1912年-1945年：永年吹歌艺术的形成
关于“吹歌”的含义，杨荫浏认为“他们所用的乐器，较主要的是笙、管、海笛等管乐器，都是‘吹’的，他们所吹的曲调，大都是出于原来可唱的‘歌’的缘故。”项阳认为“吹歌是为声乐曲的器乐化形式，即声乐思维和器乐思维共用的结晶。”王杰认为：“吹歌是在传统鼓吹乐的基础上形成的。用鼓吹乐的主奏乐器管子或唢呐吹奏民歌而得名。它的兴起不仅拓宽和丰富了鼓吹乐的演奏曲目，并且促进了管子、唢呐演奏技巧的提高，尤其在滑奏技巧方面，获得很大的发展。”
笔者认为吹歌是乐人们用唢呐、笛、笙等乐器吹奏歌唱的旋律，所奏曲目大多是创作歌曲或戏曲选段。乐人们用乐器来模仿人声，表现不同的人物角色。乐人们只有做到人琴合一，才可将声乐曲中的情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如果只是单纯模仿人声，乐人没有投入真情实感的话，音乐会听起来很突兀。所以说，器乐曲和声乐曲的本质是一样的，都需要乐人真挚情感的投入，所以用乐器吹奏声乐曲一样会打动观众。
杨荫浏先生曾述：“关于吹歌会的历史来源，已经难于稽考。据王成奎说，他们王家参加吹歌会，前后已经六代；这样说来，这种团体的存在，至少在一二百年以前，已经是一件惯常的事了。”
笔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曾采访永年县刘营乡龙泉村刘家乐班传人刘海民。他向笔者讲述时认为，乐人们为了获得打对台的胜利，吹奏民歌赢得观众喜爱，从而产生了吹歌： 我爷爷给我讲一九二几年的时候就有吹歌了。那时候永年这儿流行“打对台”，就是遇到红白喜事，有钱的事主同时请两三个乐班来对着吹。谁吹的技术高，会的曲子多，谁的观众多，谁就赢了。赢的乐班，事主就多给点钱，输的就少给点。庙会的时候比赛更激烈，把各个乐班的高手都请过来，搭起棚来对着吹，叫“斗棚”，也是谁会的曲子多，谁那儿的观众多，就算谁赢。赢的乐班就出名了，就会有很多人花高价钱聘请。所以哪个乐班都想赢啊，想赢就得会吹各种各样的曲子。那时候的乐人就开始学吹各种咔戏，到处找观众喜欢听的民歌，把用嘴唱的歌，用唢呐、笛子吹奏出来，就叫吹歌了。
通过以上采访，笔者认为吹歌这一艺术形式，在20世纪20年代的永年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乐人们为了在众多乐班中脱颖而出，不得不开拓创新，演奏观众喜爱的歌曲，来满足观众的喜好，从而贏得乐班的声望，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永年吹歌艺术的形成受到了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乐人的创新意识、观众的需求、经济利益的驱使。这三种因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永年县刘营乡龙曹村周氏乐班第三代传人周付所先生，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吹歌在永年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我父亲周运龙出生于1910年，他是从小跟我爷爷学吹唢呐，十几岁就参加婚丧演出。我父亲说1930-1940年的时候，吹歌在永年普通百姓家中就已经普遍使用了。那时候人们没有丰富的娱乐生活，看戏、听吹歌就是享受了。永年姑娘结婚，要是没有鼓吹乐班奏乐迎娶，就会被认为是对女方的不尊重。女方会很生气，甚至闹到不肯出嫁的地步。音乐代表的是对女方的尊重，比彩礼还重要。葬礼中，死者的儿女要是不请吹歌班安灵送葬，就会被视为不孝，会受到同村村民的指责，甚至出殡抬棺材时都没有人帮忙。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对我们说，唢呐是咱们的生死之交，是咱们的衣食父母，所以我们兄弟四人都一辈子干吹歌。
通过上述采访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吹歌已成为永年地区婚丧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婚礼仪式中，鼓吹班奏乐除了增添喜庆、娱乐亲友外，更代表了新郎对于新娘及其家庭的尊重，新郎通过鼓乐喧天的方式向众亲友表达对新娘的爱慕之情，此情比重金更可贵。而在葬礼仪式中，鼓吹乐象征着儿女对亡者的孝敬之意，只有用鼓吹乐祭奠亡魂，亡者的子女才能心安，亡者的亲友才会觉得是风风光光送走了朋友。
三、1945年-1966年：吹歌乐班的兴盛时期
据永年县文化馆副馆长连守智先生介绍，解放战争时期永年吹歌乐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政治宣传活动。乐人们为上前线战斗的军人奏乐鼓舞士气，他们去牺牲的烈士家中安抚其亲属，他们参加游行集会、庆功表彰等活动，积极地投身于革命的浪潮中。这一时期的乐人不再是单纯的以赚钱为目的演出，他们有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在民族大义和个人利益之间，乐人们欣然选择了前者。他们明白只有国家安定繁荣了，自己和家人才有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吹歌乐人为永年地区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给永年吹歌乐人带来了新气象，乐人们除了在民间花会中为踩高跷、扭秧歌、舞狮、舞龙、跑竹马、跑旱船等节目伴奏外，还参加政府组织的乡区县的庆功会、劳模会等场合，为其奏乐增添热烈欢庆的气氛。1949年后，乐人们不只是在农家庭院和街头表演，他们将演出搬上舞台。乐人们的身份发生变化，他们从乡间乐人变为了舞台上高雅的演奏者；演奏形式也发生变化，1949年之前主要是乐器合奏的形式，1949年之后增加了唢呐、管子、笛子等乐器独奏形式；演奏曲目也有变化，1949年之前的常演曲目依然受到观众的欢迎，但又不能完全满足观众的需求。因此永年吹歌乐人们纷纷收集流行的民歌、最新创作的歌曲和器乐曲用于自己的表演中，使永年地区兴起了“吹歌热”。1950年初，为了使吹歌有效及时地配合政府的政治宣传活动，永年县文化馆组织乐人们学习配合政府宣传主题的乐曲。1952年永年县成立吹歌协会，将鼓乐班、吹打班、响艺班、娱乐班、鼓匠班统一更名为吹歌班，这一时期吹歌艺术得以快速发展并走向兴盛。
据永年县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徐正修先生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缺乏音乐人才。永年县一大批吹歌乐人被抽调到国家级、省级、市级文艺院团。当时抽调的乐人有：周未所、姚万贵、梁培印、刘立仁、王占梅、刘振兰、李万坤、刘金柱、刘玉柱、毛江等。1950年他们曾先后7次赴北京和天津参加演出和比赛，受到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和赞扬。1957年，周未所随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赴苏联、波兰等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并演出。1958年，周恩来、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到邯郸视察，特邀永年吹歌乐人进行专场演出。1959年，梁培印、刘立仁赴维也纳参加第七届青年联欢节，荣获银质奖章，为国家和永年地区争得了荣誉。
这一时期永年吹歌人才辈出，被抽调到各级文艺院团的永年吹歌乐人有30多位。他们从乡间乐人摇身变为了演奏家，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民，变为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和赞扬的音乐家。他们把永年吹歌带到了国际舞台，让外国观众和领导人欣赏到了地道的永年音乐。走出永年的乐人打开了视野，见了大世面，见到了在永年的田间地头永远都见不到的人和事。但是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开化，他们没有意识到成为国家院团的演奏家，将意味着自己身份和地位的提高，以及终身生活的保障。
乐人们没有长远的眼光，1960年后除了梁培印外，其他乐人纷纷辞去院团的职务回到永年，继续参加民间的婚丧仪式演出。乐人们辞职是因为国家院团的工资低，一个月只有70元左右的收入。而当时在永年参加婚丧演出的民间乐人，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就可赚60-70元。也就是说民间乐人一天的工资相当于国家院团演奏家一个月的工资。乐人们家中子女众多，生活负担重，所以都选择回永年继续上事挣钱。但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乐人们只想到参加婚丧演出比在国家院团收入高，他们并没有想过参加婚丧演出的收入是不稳定的。乐人们回到永年5、6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新的政策不允许乐人们参加婚丧演出了，乐人们突然间失去了经济来源。而当初选择留在院团的永年吹歌乐人梁培印，并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后官至河北省歌舞剧院副院长，生活轻松而且宽裕。当初选择回永年上事的周未所妻子李云凤女士说：“如果能让我们再选择一次，肯定不会回永年。回来后的生活很艰辛，如果当初选择留在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那里的生活环境好，老周也不会这么早去世。” 四、1977-1990年：吹歌乐班的复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府允许民间自由演出了。部分乐人又拿起乐器，组织乐班，重新开始了红红火火的上事生活。正所谓沉寂的越久，爆发的越猛烈。沉寂了十年之久的唢呐声在永年再次吹响，受到了人们的追捧。永年县讲武乡尚古村出现了家家户户吹唢呐的现象，人们对于唢呐技术高超乐人的追捧，就如当今粉丝们对于偶像明星的追捧，真诚而质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永年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村民们建工厂，销售商品，生活渐渐富裕起来。永年人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对精神食粮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吹歌成为最受村民欢迎的娱乐方式之一，乐人们不仅在婚丧仪式中奏乐，迎春节日中也有吹歌乐人忙碌伴奏的身影。盖新房、城乡物资交流会、签订承包合同、为商品做广告、各种剪彩仪式等都有吹歌乐人热情表演的身影。永年村民对于吹歌表演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永年地区职业吹歌班也越来越多。乐人们希望能够依靠吹歌发家致富，他们每日的演出日程安排得很满，终日忙碌。为尽快赶至事主家中，乐人们纷纷购买了摩托车用于出行。此时的乐人非常注重子女的音乐教育，乐人在子女幼儿时期悉心教授技艺，子女少年时便可加入乐班，成为家庭乐班中的重要一员。这时期永年吹歌乐班数量迅速增长，乐人们在红红火火的上事生活中体会着吹歌带来的乐趣与实惠。
据村民张福盛讲述，20世纪80年代永年吹歌成为永年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永年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吹歌，吹歌见证了永年人人生里程的重要时刻。一个新生婴儿做满月礼时，家长会请吹歌班来吹奏庆贺；成年后举行婚礼时，会邀请吹歌班去迎亲，新娘才会心满意足的上轿。晚年举行60岁、80岁寿礼时，会邀请吹歌班来助兴，寿星才能真切感受到父慈子孝、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百年之后举行葬礼及周年祭祀时，会请吹歌班来祭奠亡魂。只有吹歌班在亡者的灵前奏乐，亡者的亲友才会觉得心安，只有在悲泣的唢呐声中下葬，才算是风风光光送走了亲人。1976-1990年，吹歌班在永年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五、1990-2013年 吹歌乐班再次陷入困境
20世纪90年代初，永年县的许多家庭通过生产销售标准致富。乐人们看着曾经生活不如自己的邻居、朋友，通过经商发家致富。看着别人盖起了洋楼，开起了小汽车，而自己还要每日风尘仆仆地去参加婚丧演出，风餐夜宿，吃饭睡觉都没有规律，对身体伤害很大。而这一时期伴随着电视的普及，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人们对吹歌的热情逐渐降低，乐人们的演出场次也逐渐减少。
许多乐班经营困难，乐人们纷纷转行从商。转行的乐人们，白天经商，晚上回到家后，依然想吹奏乐器。多年的乐人生活，使他们和乐器融为一体。转行从商的吹歌乐人李毅说：“我三天不吹唢呐，心里就痒痒。白天在门市受了客户的气，生意做赔了，只要我晚上回家吹一两个小时唢呐，心里马上就亮气（高兴）了，啥事都没了。”另一位转行的吹歌乐人刘志国说：“有一次我在北京昌平的标准件市场门口，遇见一位永年小伙儿，他在车里放永年吹歌的音乐，我一听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干了十几年吹歌，那时候虽然穷、虽然苦，但是每天吹得很高兴。我现在每年春节回永年，都跟着别人的乐班在庙会上吹几天，不收钱，就图个高兴。”
20世纪90年代末永年地区实施了殡葬改革，政府反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丧事习俗，提倡科学、俭朴的殡葬方法。政策出台后，大部分葬礼的事主不再邀请吹歌班演出了，而葬礼的收入占乐人总收入的70%。乐人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大部分乐人只能放下乐器，另谋出路。只有颇具影响力的乐班存活了下来，他们靠在婚禮、寿礼、开业庆典、庙会中的演出谋生，收入大不如从前。
吹歌的发展再次陷入困境引起了永年政府的重视，永年县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徐正修讲述：
2000年以来，我们永年文化馆为了扶持吹歌乐班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先后两次搜集整理散落的曲牌50余种、曲目200多个。通过举办吹歌擂台赛、培育吹歌人才、减免演出税费等措施，扶持民间吹歌班的发展。我们为了将永年吹歌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处搜集整理资料，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在2006年永年吹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永年吹歌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受到瞩目，官方演出邀请逐渐增多。2011年9月16日-19日首届中国吹歌节在永年县举办，此次活动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作为支持单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河北省文化厅与邯郸市委、市政府作为主办单位。演出规模空前，还邀请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多位专家作为评委。在吹歌大赛中，有600多人参加比赛，有来自香港、澳门等地的40支代表队，产生了最佳演奏奖、传承奖、创新奖等奖项。
赛后还举办了以永年吹歌为题的高层理论研讨会，中国音乐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就吹歌艺术的流派传承、曲谱研究、乐器制作等主题展开研讨。
2012年7月7日至8日，受台湾新竹市文化局的邀请，永年县十几名吹歌乐人赴台湾参加2012竹堑国乐节。永年县吹歌艺术团与新竹青年国乐团联合演奏了由永年县文化馆创编的吹歌作品《盛世欢歌》，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后又在新竹市东门城举行了永年吹歌专场演出，吸引了数千名台湾民众到场观看。现场演出气氛十分热烈，特别是吹奏永年西调咔戏时，逼真模仿人声的效果，让观众为之一震，咔戏的演奏把演出推向了高潮。
虽然永年吹歌得到了政府和专家们的重视，但是殡葬改革后乐人们的演出场次骤减，收入不乐观。生活环境艰苦加之收入不稳定，许多吹歌家庭的父母不再让子女学习吹奏技艺。永年吹歌的传承人迅速减少，发展前景令人堪忧。
参考文献
[1]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0.
[2]刘勇.中国唢呐艺术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3]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九[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4]齐琨.历史地阐释——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5]齐琨.仪式空间中的音声表述——对两个丧礼与一场童关醮仪式音声的描述与分析[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6]永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永年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永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辑委员会.永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集成[M].永年：永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09.
[8]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河北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7.
[9]杨采芳.响器班的女人们——关于山东聊城礼俗乐班的社会性别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
作者简介：张梦瑶，女，河北省邯郸市人，本科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硕士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学专业，民族音乐学方向，2013年，完成《邯郸市永年县吹歌乐班的调查研究——以吹歌乐人的艺术生命建构历程为视角》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市朝阳区奶子房小学，二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