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会议听取了科技部和国家发改委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汇报，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为了加强对科技、教育工作的宏观指导和对科技重大事项的协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8年国务院成立了由总理担任组长的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然而，将科技创新议题的战略和政策决策从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升级到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层面，透露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第一，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科技创新将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第二，自1985年以来，加强科技与经济结合一直是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但是科技工作仍然是局部工作、部门工作。本次会议将科技创新问题摆上了国家经济决策活动的核心议事日程。
　　当前，政府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无形中干预了企业正常的研发活动，弱化了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也忽略了政府自身投资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责任。实际上，政府需要关注的是科学研究，企业技术创新问题需要交给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需要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以美国为例，从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提交的 《科学——无止境的前沿》到1994年克林顿政府发布的《科学与国家利益》报告，都强调国家的安全、繁荣和核心竞争优势依赖于迅速扩充的科学知识，科学研究是国家利益中的一种关键性投资，是政府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些理念已经成为主要工业化国家制定国家战略和科技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1995年分别为5.19%和26.38%，2011年下降到4.7%和11.8%，合计只有16.5%。借鉴国际经验，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科学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平均在35%以上。
　　目前管理层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开展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战略研究工作的报告》，提出到2020年即“十三五”期末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10%的目标。
　　实际上，比基础研究经费比例长期徘徊在5%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应用研究经费比例的大幅度下滑。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应用研究是联系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的纽带，应用研究经费比例下降严重影响了基础研究向产业开发研究的转化，同时也难以为开发研究提供基本知识储备。
　　如何提高科学研究经费在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中的比重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针对基础研究经费比例偏低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在研发总投入中的比重，加大企业投入应是突破口”。
　　实际上，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和显著的溢出效应，这也是企业不乐于投资科学研究、政府干预市场失灵的基本理论依据。中国大部分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非常薄弱，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比例相对较低，并不具备独立开展基础研究的能力，适度加强应用研究是才是当务之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仍将是科学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提高政府研发经费比例是提高科学研究经费比例的必由之路。200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的“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研究专题报告”提出，“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政府研发资金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以在2005～2010年逐步提高到40%左右的水平，2011～2020年至少应稳定在40%左右的水平为好。”
　　但是，2006年国家中长期规划实施以后，政府研发经费比例不升反降，2011年只有21.7%，而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政府研发经费支出比例平均是30%。为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财政研发经费支出比例需要“涨声”，2020年政府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应达到30%，其中中央政府的贡献应占70%左右，这是基础研究经费比例实现10%目标的基础。尽管实现这一目标任重道远，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政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