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诗人戴望舒可不同，这个“望舒”姓高，是我最最最要好的朋友。
　　我们从年代久远的学前班便相结识，至今仍以“难姐难妹”相称。
　　一般来说，每一段要好的感情都会有那么一个感情升级阶段，而我们的感情升级阶段就是过得洋洋洒洒的四年级生活。
　　那年她恰好坐在我隔壁小组，桌子与我的并排，也就是说我们俩的座位中间隔着一条窄到只够一个人过的通道。上课善于打瞌睡的我经常不小心把橡皮擦、圆珠笔啊之类的小物品弄掉下课桌，然后迷迷糊糊看着它们顺其自然地滚到望舒的椅子底，最后彻底清醒。
　　说实话，还真是要感谢圆滑的橡皮擦，在捡橡皮擦的一来二往中，望舒和我也越来越熟络。归还东西的步骤，逐渐由一开始的我礼貌微笑道谢，转变为后来的她要根据我表现好坏决定是否帮我捡东西的刻意威胁。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姑娘长得吧，虽然顶着一头学生发有点儿傻里傻气，心肠却不坏。
　　亲爱的学生时代，无论是班主任还是科任老师，都会对成绩好的学生格外偏袒，只要你成绩足够优秀，在班里干一点儿不出格的小坏事，老师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你;不仅如此，你平时在班里走起路来还可以像螃蟹一样神气。
　　而我和望舒不知道哪里捡来的运气，每次考试都能排在全班前五的位置。一般来说，都是她第二名我第三名，像被注定的一样，我努力复习与上课打瞌睡无差，结果就这样一成不变地贴在黑板右手边的“布告栏”那里。
　　拥有着天时地利条件的我们，在班里显得尤为放肆和猖狂。
　　有一天上课，她突然丢来一团纸，我紧张地上下左右张望一番，确认周围环境安全之后，像电视里的中共地下党一般，小心翼翼中又透露著一身正气地打开纸团，看到上面赫然写着几个令人振奋的大字：下课带你去一个新的沙堆，听说那里有两只马！
　　随即，我便“唰唰唰”回信：好！
　　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纸条扔回去之后，我便开始认真地盯着表针一圈圈转，倒数放学时间总觉得特别难熬。“铃铃铃”的声音一响起，就像按了我的“启动键”，我飞快地将课桌上的笔和课本一把扔进书包，拉好拉链，蓄势待发——谦虚地说，我完成这整个过程不需要30秒，也全然无暇顾及还在上面讲课、异常热爱拖堂的班主任。
　　学校响亮的放学铃声是一根有力的大绳，一下子拉起厚重的笼子，放出一群叽叽喳喳争先恐后要飞出囚笼的小鸟。
　　“喂，你快点儿啊！快点儿快点儿！”
　　“知道了啦！”
　　这样的对话几乎每天都上演。但是要是有时望舒语气太过于不耐烦或者遇上我当天心情不美丽，她会很不幸地挨上我几脚。后来她学机灵了，会迅速躲开我的攻击，脸上还露出嘚瑟的微笑。我拼尽全力，追到学校门口也没追上她。
　　体能我可比不上她，我跑累了就停下，双手撑着膝盖，像狗一样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抬头突然看见校门口的左上方悬挂着一个硕大的橘子，它发出温柔的光，轻轻扑在每个人的脸上。
　　望舒拽着气喘吁吁的我，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沙堆。这是一个新的沙堆，比之前玩儿过的更大一些，我们四处寻找“民间传说”中的那两匹马，结果却不得人意，丝毫不见马的踪迹。
　　“不找啦！滑沙子去！”望舒用虔诚的眼神看着我提议道。
　　我眼珠子“骨碌碌”转几下，摆出大领导的架子，缓缓地给出答复：“行……吧！”
　　于是我们像被注入一种新的活力，跑着跳着奔往沙堆的方向。我们一起在沙堆盖别墅、玩儿滑行，还玩儿极其没有人性的互丢沙子游戏。那个小小的沙堆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可以承载无数个孩子巨大的欢乐。直到日落西山，我们才随着微风，哼着歌儿，蹦跶着回家。
　　我们一起用心捧起童年的雨滴，一起用双手挽留童年的风，一起将童年的泥土堆成快乐的模样。
　　她永远是那个乐于帮我捡橡皮擦的善良女孩。
　　记住，你讨厌的人我决不和他做朋友，你说别人坏话我也附和，你分手的男友我见一次打一次！别问为什么，这就是女生之间的友情。我不知道能陪你多久，看你嫁人成家当妈妈。愚笨的我，持之以恒地做这些愚笨的事，为了那句逃课后漫不经心说出“一辈子做朋友”的承诺。
　　编辑/李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