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公冕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如今，党和人民已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在他的骨灰运回故乡安放之际，作为与他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战友，我知道，用笔是写不尽我对他的怀念的。
　　初涉革命
　　公冕是永嘉县楠溪五尺村一个普通贫农的儿子，从小就给地主当长工。当时村里祠堂有个私塾，只有富裕人家的子弟才能进去读书。公冕经常跑到私塾门外偷听老师的讲课。这样，他初步掌握了一点文化知识。
　　公冕一家从春忙到秋，收割下的粮食却一担担地挑进了地主家，一家人衣食无着。随着年龄的增长，公冕越来越感到世间的不平等。开始，公冕把当兵作为铲除人间不平的出路。十九岁那年，他瞒着父亲进了杭州随营学校当学兵。二十三岁时，正值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他到上海参加了辛亥革命军，在一个教导团（后改编为模范团）中当队长。后因南北议和，部队宣布解散，公冕遂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当了体育教员。
　　东征北伐
　　伟大的十月革命，使公冕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沖击。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参加五四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公冕同志逐渐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认识到只有马克照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才铲除人类的不平等。
　　一九二一年十月，由沈定一、陈望道介绍，公冕能彻底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参加第三国际召开的远东民族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接受党的派遣和廖仲恺同志筹建黄埔军校工作，去浙江招考第一期学生和教导团士兵，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了基础。他在黄埔军校期间，除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外，并和一批党团员及国民党左派参加组建“青年军人联合会”， 同校内右派组织作坚决斗争。
　　一九二五年春，陈炯明叛变革命，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东征。当这支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核心的东征部队打到潮汕时，留在广州的杨希闵、刘震寰也叛变了。这样东征部队立即回师平叛。在东征中，公冕作战勇敢顽强，先后担任营党代表、营长等职。在指挥攻打龙烟洞的战役中，公冕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中沉着镇定地指挥作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正当战斗最激烈时，忽然一颗子弹打中了公冕的右脚。为了不影响士气，他忍着剧烈的疼痛，一声不吭，随手采下几片树叶盖住伤口，坚持指挥冲锋。直到战斗胜利，战士们才知道公冕负了伤。这时，他才让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下战场。由于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果断，同志们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胡大元帅” （见郭沫若《 革命春秋》）。
　　东征胜利后，公冕在军校任政治大队长。这个大队的学生多为知识分子，公累文化程度不高，工作中遇到不少困难。但由于他秉公办事，善于依靠党团员，团结群众，文字工作尽量发动学生去做，因而大队的组织和宣传工作都做得很出色。在北伐战争中，政治大队在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沿途许多部队要求政治大队（北伐时改为宣传大队）派学生去负责政治工作。因此，北伐军未到武汉，政治大队学生已派完了。他们在各军、各师中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失败之后
　　正当北伐军乘胜进军之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革命同志惨遭屠杀。公冕当时在上海工作，是敌人通缉的“要犯”。由于他的勇敢、机智，逃出了敌人的魔掌，取道浙江经江西转回武汉，担任了七十七团团长。在“八一”南昌起义前，公冕带的这个团在武汉担任后卫，负责处理武汉遗留下的一些工作，如人员物资的转移和病号的安排等，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扫尾工作。七月底，这支部队安全撤出武汉到达九江，遇到聂荣臻同志。在这以后，公冕奉命到上海待命，不久党派他到汕头带兵。后因起义军在潮汕失利而未成行。我当时在起义部队参谋团工作。潮汕失败后，我和一些同志取道香港回上海，在沪西党的地下组织帮助下与公冕同志会面。在北伐战争期间，我都在广东、武汉等地从事妇女工作，并有幸参加了“八一”起义，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终于在上海和公冕结为革命伴侣。
　　此时，上海党的活动转入地下，我们在上海的生活、工作极为困难，公冕的心情是极基沉重的。秋收起义、平江起义的消息传来，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一九二八年夏，我们同老家乡亲取得联系，准备回家乡进行武装斗争。但因公冕又一次受到敌人的通缉，被迫转回上海。一天，在上海偶然遇到CC头子陈果夫的弟弟陈立夫，陈说：“你只要给蒋介石写封信，通缉令即可取消。”公冕当即严辞拒绝。后来陈果夫又托人来“劝说”， 都遭到公冕的驳斥。
　　坚决革命
　　一九二九年秋，公冕由上海经台州绕道潜回浙南家乡，在楠溪潘坑秘密组织农民革命武装，成立浙南红军游击队，公冕任总指挥。一九三〇年组建红十三军，中央军委任命胡公冕同志为军长，金贯真同志为政委。红十三军人数最多时发展到五千多人，在浙南十多个县坚持武装斗争二年多，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就在这时，他家乡三百余间房屋被敌人焚烧洗劫一空，许多亲人无家可归。直至全国解放后，这些房子才由政府拨款修复。
　　一九三一年底，公冕奉命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并请示工作，见了李德钊同志。党要他在上海训练一批干部，准备回温州扩大游击战争和兵运工作，牵制敌人对各地红军的包围。由于叛徒告密，他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在上海住所被捕，反动派用铁闷子车把他解到南京，发号外加以渲染。他在狱中坚持斗争，忠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操。后经多方营救，他于一九三六年春出狱，被送到西安幽居。同年冬西安事变，他才得到真正的自由。过了几天，周恩来同志到了西安。他们很快就见了面。多年不见的亲人，在这样的时刻会面，互相握着手，兴奋不已。起初恩来同志派他到奉化找宋子文和宋美龄来西安见面商谈。翌日得知瑞纳（蒋的美国顾问）已到潼关，宋氏兄妹已准备来西安探视蒋介石，因而作罢。遂改派公冕带了恩来同志亲笔信去甘肃固原黑城镇找胡宗南，晓以大义，劝他不要东犯西安。
　　迎接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全家陆续搬到上海。公冕在吴克坚同志的领导下做策反敌军的工作。他利用旧关系，在敌人眼皮底下，搜集敌军情报，瓦解敌军，策动起义，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上海解放前夕，周恩来同志关切地打电报给吴克坚同志，嘱转告公冕，以宣侠父为鉴，注意安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凌晨，解放军从沪西开进来了，不多久吴克坚、何以端等领导同志到我们家里来，我们热烈拥抱，互致祝贺。
　　上海解放不久，公冕奉命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同年十月，总理又派他到西安继续策动胡宗南起义投诚，瓦解其所属部队。他随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同志乘铁甲车沿西北公路去解放兰州，他沿途做策反敌军工作。兰州解放后，他回到西安继续写信派人送到敌军部队，让一些军师长向解放军投诚。这时敌人兵败如山倒，退得很快，公冕的信也要飞快送到才行。为了配合我军尽快地解放四川，他在西安带病坚持工作，直到卧床不起。组织上打电报让我到西安照顾他。直至四川解放，他的工作才告一段落。
　　普通战士
　　一九五〇年春，我们奉命从西安回到北京。公冕在北京协和医院（即今首都医院）住了半年。病愈后，周总理曾问他要做什么工作，他只说自己身体不好，没有任何要求，以后他也从不向党伸手，体现了他不为名、不为利的高尚品德。
　　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国务院党组织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为公冕同志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庄严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公冕骨灰盒上。邓颖超同志和中央组织部、统战部等单位送了花圈。有关领导同志、亲友家属和红十三军烈属代表共一百多人参加了仪式。此时此刻，当我追念公冕革命的一生，不禁热泪盈眶，感奋不已。公冕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他那无私无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和不畏艰险坚决完成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的崇高品质，将激励我们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奋斗不息。
　　（注：本文作者彭猗兰为胡公冕同志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