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钟明阳，男，1964年毕业于成都某大学机械制造专业，现已退休。
　　1964年的夏天阳光明媚，虽然离“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已经不远，但校园里的生活还基本正常。当时的大学教育注重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锻炼，毕业前的一年中我们基本是呆在工厂里实习，和工人师傅们一样上班下班，业余时间，同学们则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在讨论着自己今后的分配去向。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身上那种可以燃烧一切的激情，那种情感，与当时如火如荼的政治教育有关，也与当时我们热爱阅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类革命读物的影响分不开。
　　大家都在积极争取到最艰苦的边疆去，有的同学还像当时电影中那样用鲜血写了决心书。我的一位姓杜的女同学就是其中之一，她发誓要到最艰苦的新疆去，她在班会上慷慨陈词的情景让我联想起《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后来我选择到新疆去工作的最深层次原因就与她有关。
　　


　　那时候的大学生在学校里是严禁谈恋爱的。学校校规里明文写着“在校学生谈恋爱者退学”。这件事在许多同龄人当中都是禁忌话题，即使几个男同学私下聚在一起，也从不谈。但不谈并不代表不想。比如我对杜同学，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每当我看到她或听到她的声音，都会莫名其妙地脸红心跳。这可能是青春期的男女们都会有的自然反应。但在当时，我却感到恐惧，好像心中藏着—个天大的秘密，随时会被人戳破一样。因为害怕被人看穿，我故意不去想。有时甚至故做漠然地与她保持距离，偶尔还会和她唱唱反调，抬抬杠。但我越是这样，越是难受。我发现：有些事情，你越是想忽略它，它越骚扰你。忽略这个举动本身，就是在加深记忆。
　　填写分配志愿表时，我默默地站在人群中，偷偷看杜同学的分配去向。她填的是新疆克拉玛依，那里好像正在开发油田，急需人才。我悄悄把那个对我来说还十分陌生的地名记下来，到厕所里偷偷填到表格上。我们俩成为当时班上仅有的两个到克拉玛依去的人。宣布时，我们相视而笑，一种心照不宣的共享秘密感涌上心头。
　　因为有了这共同的去处，我们开始找到了相同的话题，有时还会在一起讨论行程和准备的情况。克拉玛依那个遥远的地方，成了我们口中最频繁的词语。我感觉她对那个地方比我熟悉得多，看来是做好一切思想准备的，对此，我非常佩服。毕业典礼之后，我和杜同学作为赴边疆支援国家建设的典型被送去参加各高校巡回讲演。杜同学口才好，每到一处都能掀起一次赴边疆的报名热浪，而我，则远远地站在台上，像欣赏一幅画一样看她。
　　后来，我们辗转来到克拉玛依，并在那里扎根生活了四十多年。在去克拉玛依的路上，我一直自以为是以特别的身份与杜同学保持着友好的交流。我们在车上唱看笑着，憧憬着未来。
　　其实，像很多美丽的梦都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狂想上那样，我和杜同学最终没走到一起。她到克拉玛依的目的，是来和她相爱的人结婚，那个男的比我们高两个年级，他们是当时学校里少有的那种“地下工作”式秘密恋爱的人。因为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到位，我也稀里糊涂地来到边疆，并丢开了自己的专业。但我不遗憾，也不后悔，因为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我的妻子，一个美丽而善良的女人。
　　不管怎么样，我的人生，是被那一场朦胧而滑稽的单相思改变了方向。事过多年，我偶尔还会问自己：假如当初的大学没有那么严格禁止谈恋爱的校规，大学里谁跟谁谈恋爱都不是什么秘密，我还会选择到新疆去吗?那我的生活又该是怎么样的呢?
　　那段被青春血液所激荡起来的激动，却如刚刚发生时那样清晰地映照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