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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梦见小时候的自己。那时候家里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台黑白电视机，节目少得可怜。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和伙伴们在村子里游荡，到处疯玩。我们有时骑自行车绕着村子转圈，有时去林子里找树杈做弹弓，有时去沟渠里捕鱼、捉虾、抓螃蟹……
那些年月，虽然物质贫乏，但快乐却是无边的。尽管有些事对当时的自己来说，是酸楚，是伤心，是委屈，是烦恼，但现在回头去看，一切都令我回味，大概是因为那些事造就了我的成长，而我，再也回不去了。
喝童子尿
校园里有四棵高大的柳树。夏天，柳树挂着绿叶的柔韧的枝条，在风中把我们的心挠得痒痒的。我们一群男孩子在周末里总会攀爬而上，折下枝条绕脑袋一圈，比好大小，一根接一根编成帽子戴上。
这样的帽子集英气和凉意于一体，让我们十分得意。要知道战争片里的战士在隐蔽时，大都戴着这样的帽子。我们男孩子总想编出最好的帽子戴上，再用玉米秆做一支步枪扛着，踢一段路的正步，敬个礼，就好像自己成了革命英雄似的。
人人都想做最好的，柳条却有长有短，有硬有软。柳树矮处的枝条被折完了，我们只有爬往更高处。
暑假的一天下午，我和伙伴们又聚集在学校的柳树下。老师们都放假回家了，学校是一排平房，没有围墙，成了我们碰头的“老地方”。
我们要摘柳枝编帽子戴，把自己收编进革命队伍里。男孩子越爬越高，女孩子在树下仰头看着——要我们折些枝条给她们玩。
柳树有好些年头了，树干和矿泉水桶一般粗。四个男孩，一个认准一棵树，手脚并用哧溜哧溜往上爬。一开始是抱着树干爬，爬到树干分叉的地方，就可以踩着树枝站起来继续爬了。人站在高处，整个校园尽收眼底，还能看见村子水塘的景色，心情好得像战士打了一场胜仗似的。
打胜仗的话，得有战利品。柳条就我们的最终目标。这个高度，随便摘，都能摘到不错的柳条。我挑选一些，折了扔下去给树下的女孩子，最好的留给自己，用嘴巴咬着下树。
我手抓着树枝，脚试探着往下踩。脚尖探到一根树枝，眼睛看不到。我把脚放上去，松开左手正要往下，那个树枝断了，我一脚落空。慌忙之中，我双手抱住树干，整个人往下滑。手臂被粗糙的树皮擦疼了，肚皮也被擦疼了。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最终，一个突起的树瘤把我的手分开了，在离地面大概两米的地方，我身体后仰摔到地面上。我没哭没喊，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脑袋里一片空白。伙伴们喊我的名字不见回应，一起跑到我家把我妈叫来。
我妈检查我的身体，除了擦痕，看上去没有大碍。她把我背回家里，放到床上。休息一会儿，我缓过来了，爬起来做作业。除了后脑勺隐隐有点痛，并没感到有什么异样。
傍晚，我妈端来一碗黄色的东西，让我喝下去。她说：“这是药，喝下去就不疼了。”
我接过碗一看，药水呈淡黄色，气味似曾相识，却又说不上来。我乖乖喝下去，味道咸咸的。
后来才知道，我妈听村里的老人说——摔了头的孩子容易变傻，喝童子尿可以治疗。我喝下去的那碗东西，是我妈跟邻居小孩涛涛讨要来的童子尿。
我成了我们村，乃至附近村唯一喝过尿的小孩。因为这件事，我被伙伴们谈论了好久。我再也没爬过树——再也不想喝让人害臊的童子尿了。
没管住的手
我喜欢画画。那时候，没有水彩笔，没有油画棒，没有彩色鉛笔。我们用得最多的是红蓝铅笔——一支铅笔，一头蓝色，另一头红色。家里条件好的，会有一小盒12色的蜡笔。我有红蓝铅，没有蜡笔。
村里的小卖部除了卖零食，还卖文具，其中就有我梦寐以求的蜡笔。
小卖部的门开在主人家里，给顾客呈现的是一道窗。窗没有玻璃，装的是一块一块的木板。每天早上，梅奶奶从窗上把木板一块一块拆下来，晚上再一块一块装上去。窗开在距离地面一米左右高的地方，村民们能从窗里看见小店里的一切，找到自己要买的东西指着，梅奶奶递过东西收过钱，一桩买卖就完成了。
小卖部里吸引我的东西特别多。酱油、味精、电池什么的，我可以视而不见，可冰棍啊，酸梅粉啊，酸角汁啊，子弹糖啊，辣椒糖啊，玩的小手枪啊，能把我的目光牢牢锁住。爸妈给我的钱是有限的，两三天里就只能买一样东西，买了其中一样，就错过了很多。
那天，我和表弟攥着几毛钱去买糖果吃。我俩的嘴巴太大了，糖果太小，剥开包装都没怎么舔，糖就化完了，只好蹲在墙角流口水。
这时候，梅奶奶家里有个声音传来，梅奶奶应声出了小卖部回里屋去了。表弟瞪着我看，我瞪着表弟看。短短几秒钟，我们完成了眼神的交流。
表弟站起来，双手抓着窗沿，身子往里探。我扛着他的腿站起来，把他弄了进去。正是晌午，村民都下地干活去了，看看四处没人，我也抓住窗沿爬上去，跳到小店里。
心跳得一阵比一阵紧。来不及多想，我俩抓起能吃的东西就往衣兜里放。表弟抓得差不多了，踩着凳子翻出窗。我拿了些吃的后，发现一大堆蜡笔。我快速抓了五六盒，想着可以画出美美的画了。因为衣襟兜了太多东西，已经不能翻窗，我从小卖部的门出去，穿过院子，从大门跑出来——没被发现。
小卖部旁是路，路的一边是甘蔗地。我和表弟躲进甘蔗地里大快朵颐，过了一个美好又紧张的下午。
偷来的蜡笔，我放了一盒到书包里想在上美术课时用，其余的藏到了床单席子下。拥有蜡笔的感觉真是太棒了，美术作业被老师接连打了好几次高分，同学们都来找我借蜡笔涂颜色。我大方地借给他们，因为家里还有好几盒呢。
原以为偷东西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我妈在整理床铺时，发现藏在席子下的那几盒一直不敢用的蜡笔。她捏着一根棍子，严厉地问我怎么回事。
我埋着头，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我妈领着我去赔礼道歉，把蜡笔悉数退回，把我和表弟一起偷了吃进肚里的东西用钱赔偿。我妈问梅奶奶：“有没有少什么是小娃没有交代的？”梅奶奶笑容满面地说：“没有啦。没有啦。” 我妈提着棍子，但没打我。她跟我说了些什么，已经忘了。从那以后，我没再偷过东西。
参加工作后，有次跟梅奶奶说起这件事，梅奶奶说：“小孩子嘛，哪有不犯错误的呢？能改就好。”
那是我第一次拿别人的东西，也是最后一次。
挨打
我爸在外地工作，晚上才回家，家里的事务大多是我妈在忙活。我妈常常一个人忙完田地里的农活，回到家里接着忙做饭、喂猪、喂鸡。
每天放学，我把书包往家里一扔，对猪和鸡的叫声不闻不问，溜去找伙伴玩。太阳快落山时，我回到家，饭菜已经上桌。我妈去喂她的猪和鸡。我只管舀了饭开吃。吃完饭，自己在凳子上铺开本子写作业。我妈吃好，收洗好，再来辅导我做作业。
这些，就是那段旧时光里的日常。
那天下午放学，我把书包送回家，又返回学校跟小伙伴碰头。我们把夹竹桃的花朵扔了一地；把老师扔出的粉笔头一一捡回塞满裤兜；用墨水瓶做玻璃小桶，从井里打上清凉的水来……
傍晚的夕阳照在墙上，墙像镀上了一层金子。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感觉自己成了巨人。你踩我的影子，我踩你的影子，追，踩，躲，闪……就这样玩着，我忘记了回家。
暮色四合，村里隐隐传来我妈的声音——永祥，吃饭啦！吃饭啦！永祥！那一刻，我玩兴不减，忽然想跟我妈玩捉迷藏。
“嘘——”我竖起手指放到嘴边提醒伙伴，屏息躲到教室外墙的窗台上，手抓着窗上的木条，任我妈的喊声由远到近，然后由近到远。
等我妈走远，我跳下窗户，跟小伙伴们说：“我妈从来不会打我。”伙伴们羡慕得很。
“永祥！吃饭啦！吃饭啦！永祥！”我妈找了很多地方，声音又往学校凑过来了。
我再次爬到窗台上。这一回，我妈没有远去，越走越近，走进了学校。我躲在窗台上。小伙伴们没有躲，他们站在夹竹桃树下看着我妈。
“看见我家永祥了吗？”我妈问。
一个小伙伴看着我妈摇了摇头。一个小伙伴转过头看着我躲藏的地方摇头。
我妈走过来，看见我。
“回家吃饭了。”我妈平和地说。
我一边下窗台一边说：“再玩一会儿就回去。”
“天都黑了，再玩饭就凉了。”我妈牵过我的手，拉着就往家走。
我一用力，挣脱手站住，笑着看小伙伴，心里想着接下来玩什么。
我妈也站住了，没说话。站了两三秒，她弯下腰，像弯腰劳作一样，从地上捡起我们丢弃的柳条，抓过我抽打起来。
一开始，我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反应过来挨打后，已经跑不掉了。柳条落在手臂上，落在小腿上，一下又一下。疼痛让我收缩着身子，为了躲避柳条又不得不跳起来。然而，没有一丝作用，根本躲不过去的。左手打了打右手，左腿抽了抽右腿。细细的柳条在空气中甩动，“嗡——”“嗡——”发出武侠剧里的声效。
哭喊。大叫。呼天抢地。
打了十几下，我妈停下来。
哭声没有停。我在小伙伴的目送中，摸着手上的红印，抽泣着走上前，顾不得擦眼泪和鼻涕。
出了学校左转，我开始爬坡。我妈抓着柳条跟在后面。母子俩第一次以这种近似于押送犯人的方式穿过路边乘凉人们的目光，向家走去。
那天的打，以我最终泪眼朦胧地吃下一碗饭为剧终。我妈说：“我这么忙，做好饭喊你吃都还喊不回来……”
对一个小孩来说，道理是听不进去的。我只知道我妈之前从来没有打过我。
在我偷了村里小卖部的彩色蜡笔时，在我迟到逃学时，在我不听劝跑去水塘里游泳时，我妈都没打过我，而是告诉我为什么不能那么做。但现在，她打了我！而且打了不止一下！我爸没打过我，从来没有。我再也不跟我妈说话了，再也不喊她一声“妈”。
吃完饭，眼泪已经干了。我的抽泣变成了哼哼。我没有停止哼哼，尽管嘴里的声音已经很小，但我得坚持。我要坚持到我爸回来，让他知道我很伤心。但后来知道，那天我爸值班，没有回家。
我哼哼着做完作业，哼哼着洗脸脚，哼哼着睡觉。那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哼哼。有时会忘了，想起来的时候赶快接着哼哼起来。
夜里睡得很香。第二天一觉起来，一切如常。
我妈一边在大灶上煮着猪食一边嘱咐我：“上学好好听老师话啊！”
“嗯。”我回答。
走出几步，才想起昨晚下了决心不跟她说话的。算了，说都说了，还要吃她做的饭呢！
摸摸手臂和小腿，还有点疼。
从那以后，我都按时回家吃饭，再也没有被打过。每天还是“妈、妈、妈”地喊着。
时光荏苒，如今，村里的学校变成了楼房，校园里的柳枝依旧年年绿，梅奶奶家的小卖部变成了小超市，曾经的那个淘气男孩，成为语文老师和美术老师，我妈却老了。
童年時光里的种种，只能在梦里相逢，我再也回不去了！
那些年月，虽然物质贫乏，但快乐却是无边的。尽管有些事对当时的自己来说，是酸楚，是伤心，是委屈，是烦恼，但现在回头去看，一切都令我回味，大概是因为那些事造就了我的成长，而我，再也回不去了。
喝童子尿
校园里有四棵高大的柳树。夏天，柳树挂着绿叶的柔韧的枝条，在风中把我们的心挠得痒痒的。我们一群男孩子在周末里总会攀爬而上，折下枝条绕脑袋一圈，比好大小，一根接一根编成帽子戴上。
这样的帽子集英气和凉意于一体，让我们十分得意。要知道战争片里的战士在隐蔽时，大都戴着这样的帽子。我们男孩子总想编出最好的帽子戴上，再用玉米秆做一支步枪扛着，踢一段路的正步，敬个礼，就好像自己成了革命英雄似的。
人人都想做最好的，柳条却有长有短，有硬有软。柳树矮处的枝条被折完了，我们只有爬往更高处。
暑假的一天下午，我和伙伴们又聚集在学校的柳树下。老师们都放假回家了，学校是一排平房，没有围墙，成了我们碰头的“老地方”。
我们要摘柳枝编帽子戴，把自己收编进革命队伍里。男孩子越爬越高，女孩子在树下仰头看着——要我们折些枝条给她们玩。
柳树有好些年头了，树干和矿泉水桶一般粗。四个男孩，一个认准一棵树，手脚并用哧溜哧溜往上爬。一开始是抱着树干爬，爬到树干分叉的地方，就可以踩着树枝站起来继续爬了。人站在高处，整个校园尽收眼底，还能看见村子水塘的景色，心情好得像战士打了一场胜仗似的。
打胜仗的话，得有战利品。柳条就我们的最终目标。这个高度，随便摘，都能摘到不错的柳条。我挑选一些，折了扔下去给树下的女孩子，最好的留给自己，用嘴巴咬着下树。
我手抓着树枝，脚试探着往下踩。脚尖探到一根树枝，眼睛看不到。我把脚放上去，松开左手正要往下，那个树枝断了，我一脚落空。慌忙之中，我双手抱住树干，整个人往下滑。手臂被粗糙的树皮擦疼了，肚皮也被擦疼了。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最终，一个突起的树瘤把我的手分开了，在离地面大概两米的地方，我身体后仰摔到地面上。我没哭没喊，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脑袋里一片空白。伙伴们喊我的名字不见回应，一起跑到我家把我妈叫来。
我妈检查我的身体，除了擦痕，看上去没有大碍。她把我背回家里，放到床上。休息一会儿，我缓过来了，爬起来做作业。除了后脑勺隐隐有点痛，并没感到有什么异样。
傍晚，我妈端来一碗黄色的东西，让我喝下去。她说：“这是药，喝下去就不疼了。”
我接过碗一看，药水呈淡黄色，气味似曾相识，却又说不上来。我乖乖喝下去，味道咸咸的。
后来才知道，我妈听村里的老人说——摔了头的孩子容易变傻，喝童子尿可以治疗。我喝下去的那碗东西，是我妈跟邻居小孩涛涛讨要来的童子尿。
我成了我们村，乃至附近村唯一喝过尿的小孩。因为这件事，我被伙伴们谈论了好久。我再也没爬过树——再也不想喝让人害臊的童子尿了。
没管住的手
我喜欢画画。那时候，没有水彩笔，没有油画棒，没有彩色鉛笔。我们用得最多的是红蓝铅笔——一支铅笔，一头蓝色，另一头红色。家里条件好的，会有一小盒12色的蜡笔。我有红蓝铅，没有蜡笔。
村里的小卖部除了卖零食，还卖文具，其中就有我梦寐以求的蜡笔。
小卖部的门开在主人家里，给顾客呈现的是一道窗。窗没有玻璃，装的是一块一块的木板。每天早上，梅奶奶从窗上把木板一块一块拆下来，晚上再一块一块装上去。窗开在距离地面一米左右高的地方，村民们能从窗里看见小店里的一切，找到自己要买的东西指着，梅奶奶递过东西收过钱，一桩买卖就完成了。
小卖部里吸引我的东西特别多。酱油、味精、电池什么的，我可以视而不见，可冰棍啊，酸梅粉啊，酸角汁啊，子弹糖啊，辣椒糖啊，玩的小手枪啊，能把我的目光牢牢锁住。爸妈给我的钱是有限的，两三天里就只能买一样东西，买了其中一样，就错过了很多。
那天，我和表弟攥着几毛钱去买糖果吃。我俩的嘴巴太大了，糖果太小，剥开包装都没怎么舔，糖就化完了，只好蹲在墙角流口水。
这时候，梅奶奶家里有个声音传来，梅奶奶应声出了小卖部回里屋去了。表弟瞪着我看，我瞪着表弟看。短短几秒钟，我们完成了眼神的交流。
表弟站起来，双手抓着窗沿，身子往里探。我扛着他的腿站起来，把他弄了进去。正是晌午，村民都下地干活去了，看看四处没人，我也抓住窗沿爬上去，跳到小店里。
心跳得一阵比一阵紧。来不及多想，我俩抓起能吃的东西就往衣兜里放。表弟抓得差不多了，踩着凳子翻出窗。我拿了些吃的后，发现一大堆蜡笔。我快速抓了五六盒，想着可以画出美美的画了。因为衣襟兜了太多东西，已经不能翻窗，我从小卖部的门出去，穿过院子，从大门跑出来——没被发现。
小卖部旁是路，路的一边是甘蔗地。我和表弟躲进甘蔗地里大快朵颐，过了一个美好又紧张的下午。
偷来的蜡笔，我放了一盒到书包里想在上美术课时用，其余的藏到了床单席子下。拥有蜡笔的感觉真是太棒了，美术作业被老师接连打了好几次高分，同学们都来找我借蜡笔涂颜色。我大方地借给他们，因为家里还有好几盒呢。
原以为偷东西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我妈在整理床铺时，发现藏在席子下的那几盒一直不敢用的蜡笔。她捏着一根棍子，严厉地问我怎么回事。
我埋着头，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我妈领着我去赔礼道歉，把蜡笔悉数退回，把我和表弟一起偷了吃进肚里的东西用钱赔偿。我妈问梅奶奶：“有没有少什么是小娃没有交代的？”梅奶奶笑容满面地说：“没有啦。没有啦。” 我妈提着棍子，但没打我。她跟我说了些什么，已经忘了。从那以后，我没再偷过东西。
参加工作后，有次跟梅奶奶说起这件事，梅奶奶说：“小孩子嘛，哪有不犯错误的呢？能改就好。”
那是我第一次拿别人的东西，也是最后一次。
挨打
我爸在外地工作，晚上才回家，家里的事务大多是我妈在忙活。我妈常常一个人忙完田地里的农活，回到家里接着忙做饭、喂猪、喂鸡。
每天放学，我把书包往家里一扔，对猪和鸡的叫声不闻不问，溜去找伙伴玩。太阳快落山时，我回到家，饭菜已经上桌。我妈去喂她的猪和鸡。我只管舀了饭开吃。吃完饭，自己在凳子上铺开本子写作业。我妈吃好，收洗好，再来辅导我做作业。
这些，就是那段旧时光里的日常。
那天下午放学，我把书包送回家，又返回学校跟小伙伴碰头。我们把夹竹桃的花朵扔了一地；把老师扔出的粉笔头一一捡回塞满裤兜；用墨水瓶做玻璃小桶，从井里打上清凉的水来……
傍晚的夕阳照在墙上，墙像镀上了一层金子。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感觉自己成了巨人。你踩我的影子，我踩你的影子，追，踩，躲，闪……就这样玩着，我忘记了回家。
暮色四合，村里隐隐传来我妈的声音——永祥，吃饭啦！吃饭啦！永祥！那一刻，我玩兴不减，忽然想跟我妈玩捉迷藏。
“嘘——”我竖起手指放到嘴边提醒伙伴，屏息躲到教室外墙的窗台上，手抓着窗上的木条，任我妈的喊声由远到近，然后由近到远。
等我妈走远，我跳下窗户，跟小伙伴们说：“我妈从来不会打我。”伙伴们羡慕得很。
“永祥！吃饭啦！吃饭啦！永祥！”我妈找了很多地方，声音又往学校凑过来了。
我再次爬到窗台上。这一回，我妈没有远去，越走越近，走进了学校。我躲在窗台上。小伙伴们没有躲，他们站在夹竹桃树下看着我妈。
“看见我家永祥了吗？”我妈问。
一个小伙伴看着我妈摇了摇头。一个小伙伴转过头看着我躲藏的地方摇头。
我妈走过来，看见我。
“回家吃饭了。”我妈平和地说。
我一边下窗台一边说：“再玩一会儿就回去。”
“天都黑了，再玩饭就凉了。”我妈牵过我的手，拉着就往家走。
我一用力，挣脱手站住，笑着看小伙伴，心里想着接下来玩什么。
我妈也站住了，没说话。站了两三秒，她弯下腰，像弯腰劳作一样，从地上捡起我们丢弃的柳条，抓过我抽打起来。
一开始，我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反应过来挨打后，已经跑不掉了。柳条落在手臂上，落在小腿上，一下又一下。疼痛让我收缩着身子，为了躲避柳条又不得不跳起来。然而，没有一丝作用，根本躲不过去的。左手打了打右手，左腿抽了抽右腿。细细的柳条在空气中甩动，“嗡——”“嗡——”发出武侠剧里的声效。
哭喊。大叫。呼天抢地。
打了十几下，我妈停下来。
哭声没有停。我在小伙伴的目送中，摸着手上的红印，抽泣着走上前，顾不得擦眼泪和鼻涕。
出了学校左转，我开始爬坡。我妈抓着柳条跟在后面。母子俩第一次以这种近似于押送犯人的方式穿过路边乘凉人们的目光，向家走去。
那天的打，以我最终泪眼朦胧地吃下一碗饭为剧终。我妈说：“我这么忙，做好饭喊你吃都还喊不回来……”
对一个小孩来说，道理是听不进去的。我只知道我妈之前从来没有打过我。
在我偷了村里小卖部的彩色蜡笔时，在我迟到逃学时，在我不听劝跑去水塘里游泳时，我妈都没打过我，而是告诉我为什么不能那么做。但现在，她打了我！而且打了不止一下！我爸没打过我，从来没有。我再也不跟我妈说话了，再也不喊她一声“妈”。
吃完饭，眼泪已经干了。我的抽泣变成了哼哼。我没有停止哼哼，尽管嘴里的声音已经很小，但我得坚持。我要坚持到我爸回来，让他知道我很伤心。但后来知道，那天我爸值班，没有回家。
我哼哼着做完作业，哼哼着洗脸脚，哼哼着睡觉。那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哼哼。有时会忘了，想起来的时候赶快接着哼哼起来。
夜里睡得很香。第二天一觉起来，一切如常。
我妈一边在大灶上煮着猪食一边嘱咐我：“上学好好听老师话啊！”
“嗯。”我回答。
走出几步，才想起昨晚下了决心不跟她说话的。算了，说都说了，还要吃她做的饭呢！
摸摸手臂和小腿，还有点疼。
从那以后，我都按时回家吃饭，再也没有被打过。每天还是“妈、妈、妈”地喊着。
时光荏苒，如今，村里的学校变成了楼房，校园里的柳枝依旧年年绿，梅奶奶家的小卖部变成了小超市，曾经的那个淘气男孩，成为语文老师和美术老师，我妈却老了。
童年時光里的种种，只能在梦里相逢，我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