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nafc/nafc202111/nafc20211138-1-l.jpg)
你听过《北京、北京》吗?
不,不,当然不是那首流行歌,不是那首唱着“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儿死去”的歌,那首歌里唱的是,“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这一听,就知道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歌,是理想青年的呻吟。
从歌曲名字上看,汪峰的这歌叫《北京北京》,中间没有顿号。“叠词”的运用,向来是为了起强调作用,似乎叫一声不够,还要再叫一声,增加一份内在感情。
另外,中国字的发音是断开的,没有“弹舌音”,所以,从关关雎鸠的“关关”开始,叠词也是一个弥补发音短板的手段,它能增强一种音律的美感。《北京北京》是秀美而纵情的歌,它令“K歌”的人忘记了,北京固然居大不易,但“死在这里”亦是不易。
相比较起来,《北京、北京》这歌名,中间有个顿号。说一句北京,停顿,再说一句北京,似乎是喃喃自语,情绪低了很多,声势似乎也落了一乘。
且看它的歌词是什么:
北京好大好大,
北京好冷好冷好冷,
北京也好热好热,
北京没有我的家。
……
我心中的姑娘,
你到底要何时才会出现,
我心中的梦想,
已慢慢模糊了。
打工文化
如果以一双文人眼对着《北京、北京》,真不知该如何评价。歌词是无想象、无升华的,描写的全是生活中的感慨,像城市好大、天气好差、工资好少、爱情好远、家乡好久没回去、不知道爹娘过得怎样……
这样直面生活的歌,孙恒唱过了20年。
如果要问,这些歌为什么太真实,那是因为,它们真的“抄”自生活。
2002年,孙恒、许多两个主唱和一干友人们,在北京成立了“打工青年艺术团”,似乎在名字上,就奠定了这个乐团的主题。
在网易云音乐,热度最高的孙恒作品是《团结一心讨打工钱》,孙恒介绍说,这首歌中的故事,就是从他所亲历的、还有所听闻的工人们讨钱的经历中取材。
歌词的故事性很强:
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不给结工钱/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将起来不相见……空手而归没法办/只有横下一心—跟他干!
讨薪的过程十分曲折,歌中继续唱:
骗人的招数露了馅/先是来了三车“安全帽”/想挑起内讧在工友之间/后来又来了“110”/他们连哄带骗带诈唬……再被收容可咋办?(注:此歌创作于1999年。)
叙事的歌,在华语乐坛中相对少见,但也有少数经典流传。比如陈升的《细汉仔》,讲的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小伙,从乡村到了大城市打拼,最终梦想幻灭的故事。
比较《细汉仔》与《团结一心讨打工钱》,它们在市场的境遇不同,当然和商业包装的发展程度有关系。但那不是最关键的。
文学要升华,是所谓“文以载道”,《团结一心讨打工钱》不然。如果说,传统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像《细汉仔》那样的是小说、是诗文,《团结一心讨打工钱》就是一篇新闻报道,它显得老实笨拙,重视实用性。
不只是《团结一心讨打工钱》,孙恒和“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歌曲,大多是这样老实笨拙。另一首乐团热门的歌《一个工友的伙食》,歌词是这样的:
好久没有吃上新鲜的水果/好久没有买一包喜欢的茶叶……早就戒掉了难忘的香烟/早就戒掉了思乡的烈酒……
到了2018年,打工春晚的传奇难以持续。大的文化背景是,工人文化逐渐边缘化,中产、小资话题成为网络主流,“一个时代随之过去了”。
这位工友遭遇了什么?歌中唱的是:
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儿子在家里渴望地等待/因为家里老母亲生病了/声声叹息在床头等待/因为家里又遇上水灾/妻子在地头焦急地等待……因为开支大于收入/工资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
毫不意外,在歌曲下的评論中,有人认为“太负能量”“怎么所有的坏事都遇上了?”
有一位网友反驳道,可能是几个人遭遇的集合,算是艺术加工了。
为此反驳的网友心地不坏,但仍然低估了“打工青年艺术团”的真诚。
孙恒回忆《一个工友的伙食》,这和他唱的其它许多歌曲一样,都有确切的现实来源,“当时收到了一封信,一个工人讲他的遭遇,老母亲生病,又遇到水灾等等的事”,孙恒看后有感而发,以这位工友的生活写下了歌词。
他们的歌就是这样,直直地盯紧“打工人”的生活。甚至有时候,那些没有经过艺术加工的描述,在今天的听众耳中显得不真实。
2019年,打工青年艺术团更名为“新工人乐团”,新专辑中有一首《矿工兄弟》,歌词是这样:
这长长的巷道留下的/是一双双沉重的足迹/那漆黑的巷道/只有你看到的是光明。
歌曲的创作者、演唱者,是2016年才加入乐团的路亮。在加入乐团以前,他就是一名在1000米的井下工作了12年的“矿工兄弟”。
音乐人与社工人
从“打工青年艺术团”到“新工人乐团”,在名字上看,变的是对音乐本身的更加专注,不变的是“打工人”的印记。为什么盯住“打工群体”20年不放,继续关注那些现已变得边缘的社会生活?
或许,他们早就在歌曲中作了回答。在《你和这世界不是一场苟且的爱情》中,起句便是:
唱歌不是图风流/唱歌本为解忧愁/唱得忧愁随水流/唱到云开见日头。
“那个时候,音乐对我们来说,是做社会工作的一个方法。”孙恒解释道。 它来自一个追问“我是谁”的过程。和多数的“打工文化”代表性人物不同,乐团建立初期的关键人物—孙恒和许多,他们都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打工人。孙恒1996年从安阳师范学院毕业,学的是音乐教育,在那个年代,大学生是跃过了龙门的“稀罕物”。
比起孙恒的深沉思虑,许多的经历,听上去轻松欢愉。或许是性格使然,讲话时的许多笑口常开,快人快语,把经历讲得像一个“叛逆少年从良记”的故事。
不过,守在“精神的小天地”里闭门造车,许多很快进入了迷茫。当他走出房间,开始和村里务工人员打交道,创作上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情感链接。转变之后,许多写的第一首歌叫《打工号子》:
我们进城来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谁也不比谁高贵/我们唱自己的歌。
孙恒和许多,想法相似的两个人走到一起,很快成为了“打工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另外,由于两人同时兼有的音乐背景,他们的原创能力强,曲风多变,艺术性上高出一筹。
孙恒所说的,“音乐对我们来说,是做社会工作的一个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可理解为,曾经他们做社会工作的自觉性,超出了作为音乐人的自觉性。
乐团在发表第一次张专辑后,他们对收入的使用可以看出这种自觉性的“偏差”。当时,专辑获得7.5万元的版税,他们没有用于改良乐器设备,也没有用来改善生活,却在北京五环外的皮村开设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叫“同心实验学校”。
此后,“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同心互惠公益商店陆续出现,在多方的因缘和合下,皮村成为打工文化之圣地。2017年爆红的范雨素,就是在皮村生活的务工人员。
真正被推到极致的打工文化现象级事件—打工春晚,在2012年一经面世就引起关注,它是由孙恒等人推动举办。打工春晚共做了6届,期间邀请过崔永元等公众人物参与。
不过,到了2018年,打工春晚的传奇难以持续。大的文化背景是,工人文化逐渐边缘化,中产、小资话题成为网络主流,“一个时代随之过去了”。
吾心安处
乐团在2019年改了名字,随之推出的专辑是《从头越》,从名字上,不难看出乐团要“重开一局”的心路历程。
“《从头越》是我们乐团的18岁,对一个人来讲,18岁刚刚成年,乐团也是一样”,孙恒说,他希望乐团有一个新的征程和起点。
从“艺术团”到“乐团”,范围缩小了,但被重新端正起来的,是对音乐的专注,是作为一个音乐人的自觉性。
“过去,我们会通过音乐去传递一些工人群体的心声、故事,或者是关注一些社会议题,把音乐作为一种社区工作方法,我们还经常组织工友一起来唱歌、创作。但是现在,我们更注重音乐本身,因为我们发现,其实音乐本身也是有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孙恒说。他的体会是,音乐不只是一个工具,它本身就很有力量,“一首好的音乐,它可以直击人心,可以让人产生很多积极的思考”。
到了今天,乐团跑过了100多个村庄。孙恒并不否认,村镇巡演有为图生存的原因,但他们巡演过程中,也开始遇见从前的感动,或者全新的感动。
乐团的工作也发生了转变,用孙恒的话说,“到乡村去!”
从3年前开始,乐团开车到全国的村镇巡演。《从头越》的专辑中,他们这样介绍:从2017年开始,“新工人乐团”走出城市,走进乡村,行走大地山川,每年自驾车一个多月,在全国做“大地民谣”音乐会巡演。
2018年,新工人乐团经过娄山关,巡演到遵义,到了今天,乐团跑过了100多个村庄。孙恒并不否认,村镇巡演有为图生存的原因,但他们巡演过程中,也开始遇见从前的感动,或者全新的感动。
“在一個村镇表演,所有人都在露天场地听歌,喜欢的就坐上2个多小时,不喜欢的就走开,这和在室内开演唱会是完全不同的。事实是,台下的听众都很高兴,他们对你的喜欢非常热烈。”孙恒说。
尤其令他记忆深刻的,是在某一场巡演中,一个身患疾病的人被连人带担架地抬过来,在2个多小时的表演中,这个村民听得全神贯注。演唱会的台上台下,是明星和一众汪洋的闪光灯,但在村镇巡演的舞台上,是真正的面对面。孙恒说:“你直接感受到他对你的喜欢,你给他带去的快乐,这是很珍贵的体验。”
除了村镇巡演,孙恒和乐团还做起“村歌计划”,他们到一个村镇采风,根据当地的历史与风俗,帮助村民们创作一首属于自己村的歌。目前,“村歌计划”已经走过10多个村镇。很显然,虽然叫“新工人乐团”,但他们的重心,如今偏向于村镇去了。
孙恒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对,“关注工人群体,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不可能抛开”。
事实上,由于近年的生活,尤其是2020年疫情的影响,孙恒有了一个新的体会,“我们以前关注工人群体,关心他们的权益,希望他们能在城市里好好生活,回过头看,城市真的有那么好吗?”孙恒说。
疫情,轻易改变了城市生活,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也将城市变成“高压锅”般的存在。孙恒说,在说了太多工人们在城市的生活问题后,不应该忘记,乡村也可以是一个“吾心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