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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济,原名于鸿德,我国著名老一辈教育学者,新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1921年7月20日生,山东即墨人。北平师范学院肄业。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员,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第二届副理事长。
引言:黄济先生与《中国教师》的《古典文化专栏》
2005年秋,《中国教师》意欲开辟一些增强人文性的栏目,主编劳凯声老师向黄济先生约稿,先生欣然应允。
我们原欲请先生将其旧作《诗词学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部分内容修改并重新编辑后刊发,但先生并未走此“捷径”。在答应撰稿之后,先生开始认真准备。2006年2月25日,先生提交了一份《古典诗文选读》的提纲,并请“凯声同志指正”。先生时年85岁,《中国教师》主编劳凯声是他的学生、晚辈,但先生极尽谦和,这是他严谨学术态度的体现,是对《中国教师》广大读者的认真负责。先生的这种严谨、认真、谦和的态度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中国教师》的编辑感受至深。
经过几次沟通,《中国教师》于2006年第5期(总第24期)开辟《古典文化专栏》刊登先生撰写的古典诗文选介,至2008年第15期(总第68期)刊登完毕,共27期,用时两年多。
两年多来,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亲手写好的稿件亲自送到编辑部,在我们录入之后再进行仔细校对。[1]而且,先生几乎每次都要与我们讨论稿件的内容,但讨论又不限于稿件内容本身。先生给我们讲解《三字经》《周易》《红楼梦》,也和我们谈“于丹现象”、“红楼选秀”、“尊孔祭孔”,等等。更让我们感动的是,每次先生离开时,总是会说:“要是别人给我提了什么意见,你们告诉我。”有时候他忘了讲,还会返身回来叮嘱我们。
两年的时间也许不长,《古典文化专栏》的内容也不是宏篇巨著,但先生却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仅仅是所选用的内容,都需要先生一条条地翻阅资料,确认出处。而先生既没有助手,也没有借助于网络等工具,用先生的话来说,“(我)是刻苦的”。
更令人佩服的是,如今先生在《中国教师》所刊文章的基础上正在撰写《国学十讲》。虽然早前先生流露过他的这一想法,但是收到先生已经完成的《国学十讲》的前言与第一讲的内容时,我还是一惊,毕竟先生已经87岁高龄。
2008年6月18日,我来到黄济先生的家里,再次聆听先生对于《古典文化专栏》以及古典文化的人生感悟。以下内容根据黄济先生的口述整理而成。
我要感谢《中国教师》杂志,专栏的设置给了我一个重新学习和应用古典诗文的机会、一个服务社会的机会。
我读了八九年的私塾,有一定的国学基础,但自我认为是很浅的。这一次我系统地走了一遍我们国家的古典文化知识,两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学了很多的东西。过去学过的,这一次我又认真地学习了一遍,有些过去我没学过的东西,比如说《易经》,这一次我也补上了这一块儿。这为我写《国学十讲》打下了一个基础。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一、关于《古典文化专栏》
关于这个专栏,我再谈几点自己的看法。这个栏目开设两年多,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从几个方面讲一讲。
1.从栏目的内容上来看,扩宽了古典诗文的范围
过去诗文都有专门的“选”。“诗”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文”有《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文选》等。这次我们将古文和诗词统一在了一起。而且从时间上讲,我们将上限延伸到诸经和诸子,下限延伸到小说与杂剧以及楹联和谜语,主要是想扩大读者的知识领域。
过去文选都很少涉及诸经和诸子,一般选文是从《左传》开始的,主要内容是唐宋以后的。而下限一般到明清就没有了,清代的内容都很少。这次我们照顾到经史子集的不同方面,解决过去文集不选经、子的问题。我们还增加了《读史》一讲,讲了《史记》《资治通鉴》。此外,我们还选了小说、杂剧。因为我觉得这些内容在今天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现在昆曲很受重视,昆曲就是由杂剧而来的。
2.从撰写的态度上来讲,有继承,也有批判分析
这恐怕是我一直所坚持的,在继承的同时要有分析。别人说我“自以为非”,而不是“自以为是”,我确实感觉我还是很“自以为非”的。我常常是来回顾自己的。我让你们给我提意见,我不是客气,谁的意见我都可以听。但不是谁的意见我都要接受,我会分析的,要经过我的思想,我接受了,然后才会来转变自己。但是对于别人的意见我是不会拒绝的,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
我没什么学历,就是大学二年级肄业,没有学士学位,但我是博导(博士生导师),而且还拿到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导师的奖。为什么我能够承担这个任务,我觉得我是刻苦的,到现在我也没有闲着,而且我有批判分析精神。
我选这些内容是有分析的。比如,现在一讲“中庸”,就是好得不得了的东西了。但是我自己要写个东西,我还是要按我自己的观点来写的。这一点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私塾后期的三二年时间里的那个老师。
我的老师是个秀才,他给我们上课就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他是个老秀才,有很多的古东西,但是他不迷信、不盲从,而且还会改造。他把五言律诗改成四言,很有意思的。当时我们讲蔺相如完璧归赵,一般都是歌颂蔺相如的,但是我们的老师是批判的。他认为蔺相如的这一行为给他的国家带来灾难,他做的是反面文章。我的老师具有批判精神,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给我的影响是很深的。
3.从选取篇目上看,力求做到典型性、思想性、艺术性和科学性
选材要从典型性、思想性、艺术性和科学性几个方面来全面考虑。可能不是每一篇都具备这几个条件,但至少要符合其中的一个条件。比如,李清照后期的词,主要写家庭生活的,思想性较少,主要是考虑到它的艺术性,毕竟是婉约派的代表。
此外呢,还要讲到科学性。主要是指我们的选读、分析力求要科学注释,不要有“硬伤”。比如,把“唯女子与小人”的“小人”讲成是“小孩”,这就是硬伤了。对于经典,当然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但是个人见解不是随便的注解。又如,《三字经》中“我教子,唯一经”,把这个“一经”理解成“一本三字经”,这恐怕就是错误的了。
4.存在的问题
虽然上面我讲了一些好的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内容还存在很多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所涉及的范围太大。范围太大就使得有些地方讲得不深不透。所以我希望在《国学十讲》的时候尽量地讲得深透些。
这两年来写这个东西,很苦、很累,但是苦中有乐。学到东西、 发现新问题,是很高兴的,但是有很多东西,以前并不是很熟,要重新学习,就很累。我觉得现在这个内容在专业的人员看来,显浅,如果是一般的读者看来,又显得深。我用“上不着天、下不入地”来概括。我想在《国学十讲》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国学十讲》我要加强学术性,当然也要照顾到读者的阅读。此外,《国学十讲》还要补充一些这次遗漏了的问题。比如《读史》部分,我们没有谈《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不同于编年体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以传人为主,而是以故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在《国学十讲》中,我打算把这部分的内容补充进来。同时,还要加入一些少数民族的史,我想这对民族的团结是有好处的。
二、谈国学热
对于古典文化来说,一方面我们这个专栏要宣扬一些东西,另一方面一定要有分析,我们不是把学国学变成一个盲从的事情。我写这个东西,一直坚持有继承,也要有分析、批判,希望使“国学热”有个度,不至于到“发烧”的地步。
对于国学热呢,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我现在也还在买一些这方面的书。但是热呢,绝不能“发高烧”的。现在的国学热就缺乏“分析”,这里面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教授。国学不是万能的。
另外,对于国学的态度要慎重。拿修订《三字经》来说,不否认修订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没必要修订,而且也修订不了。比如说,“养不教,父之过”,这一次有人提出要修订为“养不教,父母过”。实际上,“父之过”有时代意义,在当时就是这个意思,当时就是“严父慈母”,母亲一般是没有知识的,教育的责任就是父亲的。虽然也出过几个母亲,孟母、岳母,但是,这都是在孩子的父亲不在的时候。当时更多的教育责任是父亲的,“父之过”,是强调“父权”的,这是时代的特征,改变了就不一样了。而真正需要修订的,比如,“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却没有太多的人注意。[2]
此外,国学不能盲从,更不能搞形式主义,现在这个问题也很严重。特别是学古文化的就要穿大褂,这是没必要的。大褂是清代的,也不是孔子穿的,你穿大褂在孔子看来,和穿西服是一样的。所以,学国学但不要复古。我很反感这些。还有,孩子的成年礼要在孔子面前磕头,这是不行的。孔子再伟大也不用你在他面前磕头。
我的第一个头是给孔子磕的,我6岁的时候,父亲把我送进了私塾,就给孔子磕头了。我是尊敬孔子的,过去“批孔”的时候,我的思想上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我并不盲从于孔子。孔子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但并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这是有时代特征的。当时可能是对的,但现在不一定能用,有些内容那个时候是有利于文化的发展的,但现在却不一定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此外,孔子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承认,贬低和过多的批判也没有必要。
所以我觉得,继承的时候一定要分析,批判,这是我一直坚持的态度。对于古典文化或者说国学我们一定要全面、要实际、要实事求是、要古为今用。
在采访中,黄济先生一直惦念他的《国学十讲》,他说:“如果能完成了,我就能够老有所为,再作出一点贡献。”而先生的书房中满满的是他做了标记的书籍。《中国教师》很有幸约请到黄济先生两年多来一直为我们撰稿,我们祝愿先生的《国学十讲》早日完成,尽快与广大读者见面。
注释:
[1]因2006年5月开始,黄济先生负责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重点课题——“中国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中国教师》古典文化专栏刊登的内容为课题成果之一,所以黄先生的部分手稿由《中国教育学刊》完成录入。
[2]黄济先生认为,为了保证知识的完整性与客观性,此句可修改为“诸子者,有老庄。有墨荀,有韩扬。”
(责任编辑:朱珊)
灾后青少年“课后睡前”心理援助热线开通
课后睡前是灾后青少年寻求心理援助的黄金时段。为了帮助灾区青少年抚平心理创伤,重建心灵家园,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开通灾后青少年“课后睡前”心理援助热线。心理援助热线于2008年6月6日——12月31日提供电话咨询服务,热线号码010-68438711。该热线面向全国受地震等灾害影响的青少年,周一到周五服务时间为17:00~21:00,周六和周日服务时间为9:00~21:00。
专家组名单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王艳:北京科技大学心理咨询与发展中心心理咨询师
王晶晶:北京理工大学心理咨询师、心理学硕士
邓丽芳: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所副所长、应用心理学博士
叶冬梅:中央音乐学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硕士
孙宏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朱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心理学硕士
刘秀英:《少年儿童研究》杂志社社长、副编审、教育学硕士
张小菊: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心理发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硕士
李梅: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心理素质中心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首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专业硕士
张黎黎: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
李杨: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硕士
官锐园: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
房超:北京科技大学心理咨询与发展中心主任
赵霞: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心理学博士生
高翔: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专业
引言:黄济先生与《中国教师》的《古典文化专栏》
2005年秋,《中国教师》意欲开辟一些增强人文性的栏目,主编劳凯声老师向黄济先生约稿,先生欣然应允。
我们原欲请先生将其旧作《诗词学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部分内容修改并重新编辑后刊发,但先生并未走此“捷径”。在答应撰稿之后,先生开始认真准备。2006年2月25日,先生提交了一份《古典诗文选读》的提纲,并请“凯声同志指正”。先生时年85岁,《中国教师》主编劳凯声是他的学生、晚辈,但先生极尽谦和,这是他严谨学术态度的体现,是对《中国教师》广大读者的认真负责。先生的这种严谨、认真、谦和的态度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中国教师》的编辑感受至深。
经过几次沟通,《中国教师》于2006年第5期(总第24期)开辟《古典文化专栏》刊登先生撰写的古典诗文选介,至2008年第15期(总第68期)刊登完毕,共27期,用时两年多。
两年多来,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亲手写好的稿件亲自送到编辑部,在我们录入之后再进行仔细校对。[1]而且,先生几乎每次都要与我们讨论稿件的内容,但讨论又不限于稿件内容本身。先生给我们讲解《三字经》《周易》《红楼梦》,也和我们谈“于丹现象”、“红楼选秀”、“尊孔祭孔”,等等。更让我们感动的是,每次先生离开时,总是会说:“要是别人给我提了什么意见,你们告诉我。”有时候他忘了讲,还会返身回来叮嘱我们。
两年的时间也许不长,《古典文化专栏》的内容也不是宏篇巨著,但先生却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仅仅是所选用的内容,都需要先生一条条地翻阅资料,确认出处。而先生既没有助手,也没有借助于网络等工具,用先生的话来说,“(我)是刻苦的”。
更令人佩服的是,如今先生在《中国教师》所刊文章的基础上正在撰写《国学十讲》。虽然早前先生流露过他的这一想法,但是收到先生已经完成的《国学十讲》的前言与第一讲的内容时,我还是一惊,毕竟先生已经87岁高龄。
2008年6月18日,我来到黄济先生的家里,再次聆听先生对于《古典文化专栏》以及古典文化的人生感悟。以下内容根据黄济先生的口述整理而成。
我要感谢《中国教师》杂志,专栏的设置给了我一个重新学习和应用古典诗文的机会、一个服务社会的机会。
我读了八九年的私塾,有一定的国学基础,但自我认为是很浅的。这一次我系统地走了一遍我们国家的古典文化知识,两年的时间,我觉得我学了很多的东西。过去学过的,这一次我又认真地学习了一遍,有些过去我没学过的东西,比如说《易经》,这一次我也补上了这一块儿。这为我写《国学十讲》打下了一个基础。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们。
一、关于《古典文化专栏》
关于这个专栏,我再谈几点自己的看法。这个栏目开设两年多,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从几个方面讲一讲。
1.从栏目的内容上来看,扩宽了古典诗文的范围
过去诗文都有专门的“选”。“诗”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文”有《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文选》等。这次我们将古文和诗词统一在了一起。而且从时间上讲,我们将上限延伸到诸经和诸子,下限延伸到小说与杂剧以及楹联和谜语,主要是想扩大读者的知识领域。
过去文选都很少涉及诸经和诸子,一般选文是从《左传》开始的,主要内容是唐宋以后的。而下限一般到明清就没有了,清代的内容都很少。这次我们照顾到经史子集的不同方面,解决过去文集不选经、子的问题。我们还增加了《读史》一讲,讲了《史记》《资治通鉴》。此外,我们还选了小说、杂剧。因为我觉得这些内容在今天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现在昆曲很受重视,昆曲就是由杂剧而来的。
2.从撰写的态度上来讲,有继承,也有批判分析
这恐怕是我一直所坚持的,在继承的同时要有分析。别人说我“自以为非”,而不是“自以为是”,我确实感觉我还是很“自以为非”的。我常常是来回顾自己的。我让你们给我提意见,我不是客气,谁的意见我都可以听。但不是谁的意见我都要接受,我会分析的,要经过我的思想,我接受了,然后才会来转变自己。但是对于别人的意见我是不会拒绝的,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
我没什么学历,就是大学二年级肄业,没有学士学位,但我是博导(博士生导师),而且还拿到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导师的奖。为什么我能够承担这个任务,我觉得我是刻苦的,到现在我也没有闲着,而且我有批判分析精神。
我选这些内容是有分析的。比如,现在一讲“中庸”,就是好得不得了的东西了。但是我自己要写个东西,我还是要按我自己的观点来写的。这一点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私塾后期的三二年时间里的那个老师。
我的老师是个秀才,他给我们上课就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他是个老秀才,有很多的古东西,但是他不迷信、不盲从,而且还会改造。他把五言律诗改成四言,很有意思的。当时我们讲蔺相如完璧归赵,一般都是歌颂蔺相如的,但是我们的老师是批判的。他认为蔺相如的这一行为给他的国家带来灾难,他做的是反面文章。我的老师具有批判精神,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给我的影响是很深的。
3.从选取篇目上看,力求做到典型性、思想性、艺术性和科学性
选材要从典型性、思想性、艺术性和科学性几个方面来全面考虑。可能不是每一篇都具备这几个条件,但至少要符合其中的一个条件。比如,李清照后期的词,主要写家庭生活的,思想性较少,主要是考虑到它的艺术性,毕竟是婉约派的代表。
此外呢,还要讲到科学性。主要是指我们的选读、分析力求要科学注释,不要有“硬伤”。比如,把“唯女子与小人”的“小人”讲成是“小孩”,这就是硬伤了。对于经典,当然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但是个人见解不是随便的注解。又如,《三字经》中“我教子,唯一经”,把这个“一经”理解成“一本三字经”,这恐怕就是错误的了。
4.存在的问题
虽然上面我讲了一些好的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内容还存在很多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所涉及的范围太大。范围太大就使得有些地方讲得不深不透。所以我希望在《国学十讲》的时候尽量地讲得深透些。
这两年来写这个东西,很苦、很累,但是苦中有乐。学到东西、 发现新问题,是很高兴的,但是有很多东西,以前并不是很熟,要重新学习,就很累。我觉得现在这个内容在专业的人员看来,显浅,如果是一般的读者看来,又显得深。我用“上不着天、下不入地”来概括。我想在《国学十讲》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国学十讲》我要加强学术性,当然也要照顾到读者的阅读。此外,《国学十讲》还要补充一些这次遗漏了的问题。比如《读史》部分,我们没有谈《纪事本末》。纪事本末体,不同于编年体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以传人为主,而是以故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在《国学十讲》中,我打算把这部分的内容补充进来。同时,还要加入一些少数民族的史,我想这对民族的团结是有好处的。
二、谈国学热
对于古典文化来说,一方面我们这个专栏要宣扬一些东西,另一方面一定要有分析,我们不是把学国学变成一个盲从的事情。我写这个东西,一直坚持有继承,也要有分析、批判,希望使“国学热”有个度,不至于到“发烧”的地步。
对于国学热呢,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我现在也还在买一些这方面的书。但是热呢,绝不能“发高烧”的。现在的国学热就缺乏“分析”,这里面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教授。国学不是万能的。
另外,对于国学的态度要慎重。拿修订《三字经》来说,不否认修订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没必要修订,而且也修订不了。比如说,“养不教,父之过”,这一次有人提出要修订为“养不教,父母过”。实际上,“父之过”有时代意义,在当时就是这个意思,当时就是“严父慈母”,母亲一般是没有知识的,教育的责任就是父亲的。虽然也出过几个母亲,孟母、岳母,但是,这都是在孩子的父亲不在的时候。当时更多的教育责任是父亲的,“父之过”,是强调“父权”的,这是时代的特征,改变了就不一样了。而真正需要修订的,比如,“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却没有太多的人注意。[2]
此外,国学不能盲从,更不能搞形式主义,现在这个问题也很严重。特别是学古文化的就要穿大褂,这是没必要的。大褂是清代的,也不是孔子穿的,你穿大褂在孔子看来,和穿西服是一样的。所以,学国学但不要复古。我很反感这些。还有,孩子的成年礼要在孔子面前磕头,这是不行的。孔子再伟大也不用你在他面前磕头。
我的第一个头是给孔子磕的,我6岁的时候,父亲把我送进了私塾,就给孔子磕头了。我是尊敬孔子的,过去“批孔”的时候,我的思想上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我并不盲从于孔子。孔子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但并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这是有时代特征的。当时可能是对的,但现在不一定能用,有些内容那个时候是有利于文化的发展的,但现在却不一定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此外,孔子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承认,贬低和过多的批判也没有必要。
所以我觉得,继承的时候一定要分析,批判,这是我一直坚持的态度。对于古典文化或者说国学我们一定要全面、要实际、要实事求是、要古为今用。
在采访中,黄济先生一直惦念他的《国学十讲》,他说:“如果能完成了,我就能够老有所为,再作出一点贡献。”而先生的书房中满满的是他做了标记的书籍。《中国教师》很有幸约请到黄济先生两年多来一直为我们撰稿,我们祝愿先生的《国学十讲》早日完成,尽快与广大读者见面。
注释:
[1]因2006年5月开始,黄济先生负责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重点课题——“中国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中国教师》古典文化专栏刊登的内容为课题成果之一,所以黄先生的部分手稿由《中国教育学刊》完成录入。
[2]黄济先生认为,为了保证知识的完整性与客观性,此句可修改为“诸子者,有老庄。有墨荀,有韩扬。”
(责任编辑:朱珊)
灾后青少年“课后睡前”心理援助热线开通
课后睡前是灾后青少年寻求心理援助的黄金时段。为了帮助灾区青少年抚平心理创伤,重建心灵家园,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开通灾后青少年“课后睡前”心理援助热线。心理援助热线于2008年6月6日——12月31日提供电话咨询服务,热线号码010-68438711。该热线面向全国受地震等灾害影响的青少年,周一到周五服务时间为17:00~21:00,周六和周日服务时间为9:00~21:00。
专家组名单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王艳:北京科技大学心理咨询与发展中心心理咨询师
王晶晶:北京理工大学心理咨询师、心理学硕士
邓丽芳: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所副所长、应用心理学博士
叶冬梅:中央音乐学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硕士
孙宏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朱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心理学硕士
刘秀英:《少年儿童研究》杂志社社长、副编审、教育学硕士
张小菊: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心理发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硕士
李梅: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心理素质中心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首都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专业硕士
张黎黎: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
李杨: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硕士
官锐园: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
房超:北京科技大学心理咨询与发展中心主任
赵霞: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心理学博士生
高翔: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