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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考验人性，战争也考验“大节”。在面对远超自己实力的敌人时，有的人奋勇杀敌，以身报国，有的人虽摇摆不定，但最终也走上抗战道路，还有的人则放弃了抗争，助纣为虐，成为了遗臭万年的汉奸。
宋哲元和他的将领们
早在“七七事变”数年前的1933年，宋哲元的29军已经和日军在长城抗战中于喜峰口交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宋哲元即率第29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
最初的直接作战还是在1933年1月2日“榆关事件”后。奉张学良令，宋哲元率刚改编成中央军的29军移驻北平以东驻防。这时候的日本关东军刚刚调集4个师团，纠合伪满洲国军队总计10万余人，分三路向热河进攻。
由于装备落后，29军甚至以冷兵器作为主战武器之一，以3个师的伤亡换来的“喜峰口大捷”虽然是一场惨胜，但当时日本《朝日新闻》做了这样的评论：“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來未有之侮辱。”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的胜利未能阻止中央军第17军3个师在古北口的失利。中国军队全线崩溃后，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对此宋哲元曾自问：“为什么我们30万大军打不过5万日本军？”
虽然在喜峰口英勇作战，但1935年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却还是希望能“和平解决”。
1934年连续发生的“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步步退却。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同意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19日，南京行政院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在《何梅协定》签署后，中央军黄杰、关麟徵两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此时北平周围除了29军，已经没有其他中国军队。
1936年冬，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举行军事大演习，29军也同时举行对抗性大演习。双方兵力在无形中转换，日军演习部队为1万余人，29军演习部队为5万多人。到1937年春，大量关东军入关，平、津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
宋哲元此时似乎仍对局势抱有幻想，“刻下拟请钧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面对日军的大规模调动，宋哲元仍如此向蒋介石汇报。直到6月26日晚，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29军于6月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宋哲元才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赵登禹是最初牺牲的29军高级将领之一。长城抗战后，第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七七事变”后，29军试图在8月1日发动反攻，赵登禹在29军军事会议上被命令率部进攻丰台，张自忠则被命令攻击天津海光寺。但日军于7月28日凌晨提前全线进攻，29军面临仓促迎战和不能退却的两难。此时的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与副军长佟麟阁负责指挥南苑部队。
7月28日，日军对南苑的进攻，赵登禹部只有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变数发生在撤退途中。日军发现赵登禹部准备向北撤退到大红门，便提前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设伏。赵登禹乘车向大红门撤退时被炮弹击中，炸断双腿殉国。同一天牺牲的还有29军副军长佟麟阁，他的遗体最终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下，被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在永定门外找到。
29军高级将领冯治安后来回忆“七七事变”的起因，谈到部下吉星文团长曾电话请示他如何面对日军在7月6日夜晚的挑衅。冯治安说：“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寸土都不许退，可采武力自卫及断然处置。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
知识分子们的抉择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具有强烈的爱国传统、忧患意识，尤其是当民族、国家危亡转折关头，这种意识就更为强烈。七七抗战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年龄，不分区域，不问专业，他们面对民族危机、国家危亡，义无反顾投身于全民族抵抗运动，而不计较个人学术生命、成果得失。
青年学生依然是最先觉醒，热情最高的群体。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伴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最先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特别是在华北事变之后，青年学生最先敏锐意识到民族危机已到了最后关头，他们最先喊出惊动人心的口号：“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反应更为强烈。他们牢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纷纷离开原来所学专业而改学军事，或进军校深造，或直接参军，奔赴前线，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民族抵抗的钢铁长城。其中许多人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些幸存者经过这场战争的考验则成为后来民族复兴的骨干。
即便那些在抗战时期依然坚守在自己原来职业范围内的知识分子，当抗战爆发后，也基本将精力转移到抗战方面来。以上海新闻界为例，他们在“七七事变”后立即创办了影响巨大的《救亡日报》，并迅速组织起来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前者为鼓舞全国军民坚持抗战作出了突出性贡献，后者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像巴金、阿英、范长江、茅盾、邹韬奋等都是其主要骨干。像著名女报人杨刚，抗战爆发后在武汉、上海、香港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其作品轰动一时，影响颇大。 除奔赴前线外，那时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少人辗转万里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延安一时间成为全国抗战的另一个领导核心。
奔赴前线和延安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老年知识分子限于条件和各种困难，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或只能坚守沦陷区，与日本人周旋，或随国民政府向大后方迁徙。特别是沿江沿海一带教育界、文化界知识分子，他们不辞千辛万苦，为了保存一些“读书种子”，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千里迢迢奔赴大西南，在大后方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再如迁往内地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在异常艰苦环境下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不仅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诚挚的爱国情怀，而且作出了许多突出性的贡献。那时的大后方，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即便是知名教授、闻名欧美的科学家，他们也只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每月只能领到一点混杂面或糙米，并且还要经常变卖衣服度日。
然而面对这些困难，他们毫无怨言，怀抱报效祖国的一颗热心，在大后方默默无闻工作着。像著名科学家黄明龙在奔赴昆明前夕致友人的信说：“弟此次（由德国）归来，立志为国服务，待遇多寡本不置念，况困难时期，更不当论薪资厚薄。”
黄明龙到达昆明后，参加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研究工作，在条件极其简陋情况下，在有机化学研究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像这样的例子在大后方科学家中极多，如侯德榜、赵忠尧、张文裕、王竹溪、黄子卿、李方训、姜立夫、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陈建功等，都在艰苦条件下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耻辱柱上的汉奸们
总有一些人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37年7月底8月初，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与华北地区，随后编成的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域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以及绥远、察哈尔、江苏、安徽、湖北等省的一部分。
如何对被占领的广大地区进行统治？资料显示，当时的日本内阁陆相杉山元在给日“华北方面军”的指令中，不同意日军在占领区直接进行军政统治，要求“严格去掉占领敌国的观念，政治机关要由居民自主产生”。
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社出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了《研究沦陷区》的序言。文中毛泽东指出，利用伪政权经营沦陷区，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更加注重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的主要策略手段和表现。
当时的日本当局意识到，依靠有限的兵力控制辽阔的中国国土，并非上上之策，且如经盛鸿了解的信息，日方当时也意识到中国民众“觉悟程度高、民族意识强烈”，必须“依靠中国人建设新中国”。
后来被称为华北第一“奸酋”的王克敏就是被“建设新中国、建设中日新关系与东亚新秩序”之类的口号说动了心。1937年7月底，华北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维持会”组织，但胃口变大的日军觉得，维持会已经不足以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建立统一的华北伪政权成为其必然选择。
最初日军属意于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四人中的一人，出任政府首脑。因这四人在北洋时代，或当过总统，或当过总理，或是军队统帅、派系首领，在华北军政界有较大的影响和潜势力，与南京国民政府又都无历史渊源。
但靳云鹏说要“礼佛”，曹汝霖说老母年事已高，而吴佩孚出山组织政府的条件则是“日本退兵”。
于是“二流政客”王克敏进入日军视线。此人曾留学日本，且三度出任直系军阀政府的财政总长。早在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王克敏就已任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要员。
1937年12月14日，亦即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天，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挂牌成立。以王克敏为首的这个“政府”，宣称要“肃清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治之弊”，“以合乎东亚道义的民族协和精神为基础”，“绝对排斥容共政策”等；并通电全国，要求中国军民和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强弱悬殊，时代迥异”，不能只凭一时之气，“抱幼稚虚骄之气，酿国破家亡之祸”。
当时，王克敏拉了原北洋政客王揖唐下水，并想委任其为“内政部”总长。但王揖唐说，灾区要救济，应设置救济部，自己担任总长。
“救济部”总长可以借救灾之名中饱私囊，王克敏拒绝了这个要求，二人吵了起来。
争执的结果是，在伪政府原拟设置的行政、治安、教育、司法四部之外设置一个赈济部。这在当时的全球“政府”中，恐怕也是罕见的部门架构。
可王克敏与王揖唐之间的梁子就此结下，王揖唐为原北洋军阀皖系人员，王克敏则属直系，两系向来水火不容。为缓和矛盾，王揖唐利用王克敏好色的本性，將义女嫁与王克敏为妾，二人关系变为“翁婿”。
1940年，王揖唐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特意写了一首感谢日本天皇的诗，“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自称为日本天皇的“外臣”。而在给日本天皇的表文中，他用了一连串的“感激、感铭、感谢”之语，因得绰号“王三感”。
1943年，因与汪伪集团内斗，王揖唐“辞”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但离任之际，贪财的他还大捞了一把——委员会值钱的公物一件未留，连厨房的米面油盐、库房里的汽油煤油都被搬了个干干净净。
三年后，法院公审王揖唐，但他伪装生病，为其检查的法医亦作伪证称王“病势严重，不能做畅达语言”。审判开始时，王揖唐一动不动，眼睛也不曾睁开。1948年9月，王揖唐被核准死刑，提出囚室执行枪决。鸣枪前，恐惧万分的王揖唐跪地大喊：“求蒋总统开恩啊！”
次月，王克敏在狱中趁狱警不注意，服毒自杀。
宋哲元和他的将领们
早在“七七事变”数年前的1933年，宋哲元的29军已经和日军在长城抗战中于喜峰口交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三天，宋哲元即率第29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
最初的直接作战还是在1933年1月2日“榆关事件”后。奉张学良令，宋哲元率刚改编成中央军的29军移驻北平以东驻防。这时候的日本关东军刚刚调集4个师团，纠合伪满洲国军队总计10万余人，分三路向热河进攻。
由于装备落后，29军甚至以冷兵器作为主战武器之一，以3个师的伤亡换来的“喜峰口大捷”虽然是一场惨胜，但当时日本《朝日新闻》做了这样的评论：“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來未有之侮辱。”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的胜利未能阻止中央军第17军3个师在古北口的失利。中国军队全线崩溃后，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对此宋哲元曾自问：“为什么我们30万大军打不过5万日本军？”
虽然在喜峰口英勇作战，但1935年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却还是希望能“和平解决”。
1934年连续发生的“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步步退却。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同意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19日，南京行政院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在《何梅协定》签署后，中央军黄杰、关麟徵两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此时北平周围除了29军，已经没有其他中国军队。
1936年冬，日本华北驻屯军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举行军事大演习，29军也同时举行对抗性大演习。双方兵力在无形中转换，日军演习部队为1万余人，29军演习部队为5万多人。到1937年春，大量关东军入关，平、津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
宋哲元此时似乎仍对局势抱有幻想，“刻下拟请钧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面对日军的大规模调动，宋哲元仍如此向蒋介石汇报。直到6月26日晚，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29军于6月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宋哲元才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赵登禹是最初牺牲的29军高级将领之一。长城抗战后，第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七七事变”后，29军试图在8月1日发动反攻，赵登禹在29军军事会议上被命令率部进攻丰台，张自忠则被命令攻击天津海光寺。但日军于7月28日凌晨提前全线进攻，29军面临仓促迎战和不能退却的两难。此时的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与副军长佟麟阁负责指挥南苑部队。
7月28日，日军对南苑的进攻，赵登禹部只有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变数发生在撤退途中。日军发现赵登禹部准备向北撤退到大红门，便提前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设伏。赵登禹乘车向大红门撤退时被炮弹击中，炸断双腿殉国。同一天牺牲的还有29军副军长佟麟阁，他的遗体最终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努力下，被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在永定门外找到。
29军高级将领冯治安后来回忆“七七事变”的起因，谈到部下吉星文团长曾电话请示他如何面对日军在7月6日夜晚的挑衅。冯治安说：“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寸土都不许退，可采武力自卫及断然处置。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
知识分子们的抉择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具有强烈的爱国传统、忧患意识，尤其是当民族、国家危亡转折关头，这种意识就更为强烈。七七抗战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年龄，不分区域，不问专业，他们面对民族危机、国家危亡，义无反顾投身于全民族抵抗运动，而不计较个人学术生命、成果得失。
青年学生依然是最先觉醒，热情最高的群体。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伴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最先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特别是在华北事变之后，青年学生最先敏锐意识到民族危机已到了最后关头，他们最先喊出惊动人心的口号：“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反应更为强烈。他们牢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纷纷离开原来所学专业而改学军事，或进军校深造，或直接参军，奔赴前线，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民族抵抗的钢铁长城。其中许多人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些幸存者经过这场战争的考验则成为后来民族复兴的骨干。
即便那些在抗战时期依然坚守在自己原来职业范围内的知识分子，当抗战爆发后，也基本将精力转移到抗战方面来。以上海新闻界为例，他们在“七七事变”后立即创办了影响巨大的《救亡日报》，并迅速组织起来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前者为鼓舞全国军民坚持抗战作出了突出性贡献，后者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像巴金、阿英、范长江、茅盾、邹韬奋等都是其主要骨干。像著名女报人杨刚，抗战爆发后在武汉、上海、香港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其作品轰动一时，影响颇大。 除奔赴前线外，那时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少人辗转万里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延安一时间成为全国抗战的另一个领导核心。
奔赴前线和延安的知识分子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老年知识分子限于条件和各种困难，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或只能坚守沦陷区，与日本人周旋，或随国民政府向大后方迁徙。特别是沿江沿海一带教育界、文化界知识分子，他们不辞千辛万苦，为了保存一些“读书种子”，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千里迢迢奔赴大西南，在大后方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再如迁往内地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在异常艰苦环境下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不仅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诚挚的爱国情怀，而且作出了许多突出性的贡献。那时的大后方，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即便是知名教授、闻名欧美的科学家，他们也只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每月只能领到一点混杂面或糙米，并且还要经常变卖衣服度日。
然而面对这些困难，他们毫无怨言，怀抱报效祖国的一颗热心，在大后方默默无闻工作着。像著名科学家黄明龙在奔赴昆明前夕致友人的信说：“弟此次（由德国）归来，立志为国服务，待遇多寡本不置念，况困难时期，更不当论薪资厚薄。”
黄明龙到达昆明后，参加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研究工作，在条件极其简陋情况下，在有机化学研究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像这样的例子在大后方科学家中极多，如侯德榜、赵忠尧、张文裕、王竹溪、黄子卿、李方训、姜立夫、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陈建功等，都在艰苦条件下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耻辱柱上的汉奸们
总有一些人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37年7月底8月初，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与华北地区，随后编成的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域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以及绥远、察哈尔、江苏、安徽、湖北等省的一部分。
如何对被占领的广大地区进行统治？资料显示，当时的日本内阁陆相杉山元在给日“华北方面军”的指令中，不同意日军在占领区直接进行军政统治，要求“严格去掉占领敌国的观念，政治机关要由居民自主产生”。
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社出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了《研究沦陷区》的序言。文中毛泽东指出，利用伪政权经营沦陷区，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更加注重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的主要策略手段和表现。
当时的日本当局意识到，依靠有限的兵力控制辽阔的中国国土，并非上上之策，且如经盛鸿了解的信息，日方当时也意识到中国民众“觉悟程度高、民族意识强烈”，必须“依靠中国人建设新中国”。
后来被称为华北第一“奸酋”的王克敏就是被“建设新中国、建设中日新关系与东亚新秩序”之类的口号说动了心。1937年7月底，华北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维持会”组织，但胃口变大的日军觉得，维持会已经不足以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建立统一的华北伪政权成为其必然选择。
最初日军属意于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四人中的一人，出任政府首脑。因这四人在北洋时代，或当过总统，或当过总理，或是军队统帅、派系首领，在华北军政界有较大的影响和潜势力，与南京国民政府又都无历史渊源。
但靳云鹏说要“礼佛”，曹汝霖说老母年事已高，而吴佩孚出山组织政府的条件则是“日本退兵”。
于是“二流政客”王克敏进入日军视线。此人曾留学日本，且三度出任直系军阀政府的财政总长。早在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王克敏就已任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要员。
1937年12月14日，亦即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天，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挂牌成立。以王克敏为首的这个“政府”，宣称要“肃清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治之弊”，“以合乎东亚道义的民族协和精神为基础”，“绝对排斥容共政策”等；并通电全国，要求中国军民和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强弱悬殊，时代迥异”，不能只凭一时之气，“抱幼稚虚骄之气，酿国破家亡之祸”。
当时，王克敏拉了原北洋政客王揖唐下水，并想委任其为“内政部”总长。但王揖唐说，灾区要救济，应设置救济部，自己担任总长。
“救济部”总长可以借救灾之名中饱私囊，王克敏拒绝了这个要求，二人吵了起来。
争执的结果是，在伪政府原拟设置的行政、治安、教育、司法四部之外设置一个赈济部。这在当时的全球“政府”中，恐怕也是罕见的部门架构。
可王克敏与王揖唐之间的梁子就此结下，王揖唐为原北洋军阀皖系人员，王克敏则属直系，两系向来水火不容。为缓和矛盾，王揖唐利用王克敏好色的本性，將义女嫁与王克敏为妾，二人关系变为“翁婿”。
1940年，王揖唐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特意写了一首感谢日本天皇的诗，“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自称为日本天皇的“外臣”。而在给日本天皇的表文中，他用了一连串的“感激、感铭、感谢”之语，因得绰号“王三感”。
1943年，因与汪伪集团内斗，王揖唐“辞”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但离任之际，贪财的他还大捞了一把——委员会值钱的公物一件未留，连厨房的米面油盐、库房里的汽油煤油都被搬了个干干净净。
三年后，法院公审王揖唐，但他伪装生病，为其检查的法医亦作伪证称王“病势严重，不能做畅达语言”。审判开始时，王揖唐一动不动，眼睛也不曾睁开。1948年9月，王揖唐被核准死刑，提出囚室执行枪决。鸣枪前，恐惧万分的王揖唐跪地大喊：“求蒋总统开恩啊！”
次月，王克敏在狱中趁狱警不注意，服毒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