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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技术机制在改善大部分人物质生活的同时,通过对双向度文化的清洗使人们失去了第二向度,也就是“否定性和批判性原则”。
从读者一端来看,就像同属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人观察到的那样,由于他们“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同他们所消费的文化产品作智力上的斗争”,人们只能“以被动的、全盘接受的方式进行消费”。
曾经听到电台的一则访谈,一位不懈奋斗终于跻身成功人士之列的先生提及一段荣耀的旅行经历。说到在欧洲某地一位袭有爵位的贵族后裔在筵席上用自家有机农场出产的、价格不菲的无公害有机土豆、西红柿和羊排招待了来自东方古国的贵客。在惬意地享受田园风光、清新空气和异国美食并感激主人的盛情之余,客人也不禁心生感慨:如果说这就是发达国家的最新潮流与风尚,那么他那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中国一个小山村的爷爷早在几十年
前就与国际“接轨”了。这不免让人想到历史并不总是进步的,尤其考察的时间又不够长久的话。
一
人类的食物史有如此一个小轮回,我们精神食粮的发展似乎也依循类似的轨迹。如果阅读确然有诉诸精神、思想、审美需求与诉诸实用、消遣、功利需求之分;如果大致地将前一种阅读与高雅文化和精英文化相联结,而将后一种阅读与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联系起来,则30年来国内的出版和阅读活动作为整体而言逐渐功利性和“快餐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读书》似已不再是十几二十年前的那本杂志,比之《读书》,在严肃性上作减法、在趣味性上作加法,因之内容更为“轻性”的《万象》、《书城》等杂志一再地停刊复刊也让人不胜唏嘘: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出版业蒸蒸日上,但是竟然养不活三五种稍稍有些人文追求和文人趣味的读书刊物。而贵远贱近似不仅为笔者独有的偏见,那边厢“豆瓣”上已经有不少人抱怨复刊后的《万象》“大不如以前”。曾经让忠实读者担心“因阳春白雪而被市场所淘汰”的《万象》,复刊后被认为“太八卦”。甚至有“损友”不无调侃地说道:“如果你有点知识,却又热衷于低级趣味,万象是你最好的归宿。”这似乎为某种规律提供了旁证,即在大众文化盛行的背景下,即使诉诸精神追求的出版物也只有向娱乐化、通俗化或曰“向下”发展一途?
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不同时期国内热点读物所折射的阅读取向也反映了精英文化退隐,而大众文化从粉墨登场到日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格局。如果以10年左右为一个考查期,从“改革开放”以讫于20世纪80年代,以刘心武的《班主任》、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作品和以古华《芙蓉镇》、谌容《人到中年》、张贤亮《绿化村》为代表的“反思文学”作品都曾造成洛阳纸贵的轰动性影响。其中前者通过痛快淋漓地宣泄前此十年来郁积心头的大痛大恨来疗愈“文革”造成的“精神内伤”;后者进一步反思造成苦难和创伤的历史动因。在写作、出版和阅读这个链条中,这一时期的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了精神层面“了结历史旧账”的工作,并为稍后的文化大讨论“浇铸了社会的情感基础”〔1〕。8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文化热,目的是以西学为借鉴和参照重建中华文化,所借路径之一是西方社会科学成果的翻译、阅读和讨论。其间,包括卡西尔的《人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弗洛伊德《梦的释义》在内的不下40种学术性较强的社科图书发行量均超过10万种,高的甚至达到150万册〔2〕65。这在物质生活已脱离匮乏时代,出版业欣欣向荣的当今中国都仍然是不可企及的。而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为代表的报纸,以《读书》、《雨花》、《作品》为代表的杂志和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电视台等大众媒介则进一步将社会精英阅读、思索和讨论的活动与成果扩散至大专学校师生乃至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普通公民。
如果说80年代国人于精神文化层面的一破一立都与自上而下的、由文化精英向社会民众启蒙的阅读和出版活动息息相关,随后10年的阅读和文化地图开始呈现不一样的景色。1993—1996年间的“人文精神讨论”发端于《上海文学》和《读书》,从“学术界话题”开始,发展到“知识界讨论”,俟《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和《心香泪酒祭吴宓》等畅销书一出,重塑“文化英雄”的工作转化为传播英雄遗事,讨论也随即衍生为“大众文化现象”〔3〕40。其中,以畅销书和商业报刊的读书类栏目为代表的文化市场力量自信地推进了这波精英文化符号的大众化生产与消费,就如《南方周末》“书情观察”的报道:“已故的顾准、吴宓、陈寅恪,健在的钱钟书、王元化,加上匆匆谢世的王小波,这组名字本身已成为‘品牌’”〔4〕。
进入新千年以后的10年,大众文化几乎已坐稳了主流文化的位置,而与之相对的精英文化则一次也未能再于阅读领域组织起全国性的事件。以《读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杂志在品质与影响力两方面的式微或可以作为高级文化和精英意识逐渐隐入幕后的绝好象征。笔者在一所老牌的综合性大学任教,就10多年来与历届本科生和研究生就读书问题所作的交流来看,相当一部分学生经典阅读减少,实用性以及漫画、畅销书等消遣性阅读增多的趋向是很明显的〔5〕。而各种媒体公布的阅读调查也充分显示了国人功利性阅读、消遣性阅读、“浅阅读”甚至“零阅读”的倾向。
借用马尔库塞的说法,或可认为国内“单向度”的阅读取向在很大范围内和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事实。
二
从绝对人数和比例的双重角度来看,单向度阅读的脉络都清晰可见;但是,这绝非仅仅是发生在当下中国的孤立现象。如果说图书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产生的媒介当中最宜于承载深邃的思想和深厚的文化意蕴的载体,则目前许多国家的读书状况似乎都不尽如人意。美国全国艺术基金会发布的民众读书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人读书越来越少。从1985年到2005年的20年间,美国人花在买书上的钱下降了14%;而18—24岁大学年龄段的美国人中,只有52%的人称自己读书是自觉自愿。日本出版文化产业振兴财团最近组织的“读书状况与意识调查”显示,有23.7%的日本人月均读书量为零。即使一直被认为拥有良好阅读传统的德国,如今这个传统似乎也日益被现代社会蚕食。现在就算是德国喜欢阅读的大学生,也将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专业书,课外书仅限于科幻小说、幽默有趣的故事书和一些女性杂志。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将当今社会阅读活动中普遍的功利性和娱乐性倾向归因于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和学习压力以及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冲击,等等。相比较之下,马尔库塞显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富于洞察力的视角。据他的看法,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技术机制在改善大部分人物质生活的同时,通过对双向度文化的清洗使人们失去了第二向度,也就是“否定性和批判性原则”〔6〕3,“单向度”遂成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宿命和本质特征。
从读者一端来看,就像同属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人观察到的那样,由于他们“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同他们所消费的文化产品作智力上的斗争〔7〕216”,人们只能“以被动的、全盘接受的方式进行消费〔8〕”。之所以没有“意愿和能力”,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社会触手可及的文化消费品排除了个人“单独思索、怀疑并有所发现的孤独状态的可能性〔6〕206”。马尔库塞曾经假设了一种媒介工业消失的情况,指出只有当“一切广告性和灌输性的信息和娱乐媒介都不存在”的时候,个人才会“陷入一种外伤性的空虚中”,他也才“有机会彷徨和思考,认识自身 (或自身的否定)和他的社会”〔6〕207。但是显然,那仅仅是假设或者幻想。绝大多数现代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乐于并且也很容易寻找到种种“杀时间”的消遣。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社会所高悬的单向度目标,即“更好更舒适的物质生活”,使得任何不局限于实用倾向的思维和行为只能退居其次。这也许就是现今的大学校园里并无衣食之忧的学子们多阅读“应用类、专业类书籍”,“四六级、考研英语词汇一类的书差不多人手一册”的原因之所在。还有,如果说从前社会由于精英文化或高级文化的标杆意义尚存,因此以攫取权力和财富的实惠为务的禄蠹商贾都难免附庸风雅来装门面的话;今天即使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圈子里,说谁是诗人都多少有了“骂人”的意味,以其暗指其人不通时务难免被商业社会的激烈竞争所淘汰之故。
从出版者的角度来看,则更加不难理解“商业挂帅”必将成为单向度文化工业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衡量成功出版者的标准是其是否识别出读者(消费者)的需求而满足之,而不是对读者的需求做出道德和价值判断,更遑论引导读者走向曲高和寡一途而自绝财路。需求决定生产,这是作为文化生产者的出版机构和其他工业或商业机构一样必须遵循的最新的市场营销研究成果和理论。迈克尔·考达曾准确地将美国1980年代的畅销书主题概括为两个:一是如何赚钱(get rich);二是如何减肥(get thin)〔9〕198。整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贝弗利山节食法》、《关注体重者的进食计划和节食菜谱》、《哈佛商学院不教你的》以及美国家喻户晓的产业界传奇人物和商界精英,福特前主席李·艾柯的传记等牢牢占据了美国年度畅销书榜的前几位。而实用甚至平庸都不会成为出版商的底线。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美国信奉“三S”内容,即性、虐待狂和冒烟的枪(Sex、Sedism和Smoking)的出版商绝不在少数〔10〕5。还有,无论在我国还是在美日英法等其他国家,现代出版业中的跟风出版现象也都很常见。尽管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难免造成资源浪费,但是从单个出版商的收入考察因其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因此绝不是几篇批评文章可以令其消失的。
鉴于在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但仍未完全达到“发达”程度的中国体现了同样的发展趋向,或许可以说单向度的阅读与出版乃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或者更进一步来看,它是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文化工业的利益诉求与读者的文化消费需求合谋的必然结果;尽管一时之间很难区分这两者孰为因果。
三
但是,必然要经过的阶段或者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能自证其合理性。当下我国单向度的阅读现象同样如此,需要我们带着批评和审视的眼光去看它。
有人认为目前功利性和消遣性阅读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因而是进步的。但是除了同10年“书荒”的极端时期相比,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阅读是以挤占经典阅读和人文阅读的时间和空间为代价,而不是在保留后者的基础上另拓疆土,很难说在阅读多样性方面有什么进展。因此这种挤占和取代更多地具有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意味。当前对于大众文化和单向度阅读的思考和批判往往来自在经典阅读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而前者尽管可以利用、策反后者或与后者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但反向的审视和批评则绝少出现。一种无法培养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与阅读,是否反过来证明了其自身是一种较低等级的文化与阅读?
退一步来看,大众文化也有好坏之分,我们的审查机制和“社会效益”导向却往往只能防止明显最不堪的出版物问世(有时还难免“将孩子也泼出去了”)。比如,在我国恐怕还不能像日本的资料社那样迎合最恶劣的阅读需求,出版《干坏事的词书》、《搞女人的词书》、《弄钱的词书》等纯系诲淫诲盗的书籍〔12〕5。但是,看看近年来的官场小说以及职场小说,它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书名没有那么耸动和刺目罢了,如果究其内在的精神机理与趣味,果真与前者有云泥之别么?
再退一步,如果说文化工业中的出版机构往往难免迎合读者的需求,无论其为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健康的抑或病态的,那么,发生在我国现下出版业的某些现象,实已连职业道德的底线都越过了。如面对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一些出版商粗制滥造,导致一些保健书籍的内容漏洞百出,毫无科学性。有些发行量达几十万本的养生书,其作者仅仅是医学爱好者,连行医资格都不具备;书中列举的一些治疗效果,也是“查无此人”的某朋友、某同事。逐利是商业机构的天性,哪怕这个商业机构是有“文化属性”的。因此必须“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其意图和可能的行为,并在出版业事转企的改革中,至少从立法、执法、司法和行政层面做出妥善而周全的考虑和应对。
如果说我们在时下的阅读和出版行为中看出了单向度价值取向的端倪,则最深重的寒意其实来自这样一种现实,即至少当前我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似乎对这种倾向和端倪缺乏深刻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在最近的20年左右时间里,从前作为精英知识分子存在的作者阵营分化了。其中一部分被体制收编。从官方的角度来说,其高等教育系统和研究体系已经形成了以项目的申请和研究为核心的整饬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如果说还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至少国内比较有能力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大部分已入其彀中。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痛悔于十年“文革”期间学业的荒疏,或者憎恶凌空蹈虚,希望能够踏实地把“学问”做好,因此走上了“专业主义”道路。这两类人尽管在具体走法上也许不同,如一般认为可能前者比后者更加急功近利,但是殊途同归,其中的大部分最终都不免“学术与思想分离”。另外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被市场收编,最近以易中天、于丹为代表投身电视和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教授们即为典型。其实,只是由于他们投身得“太漂亮”,所以招来了或羡慕、或讥讽、或谩骂的风评物议;实际上国内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早已或多或少地与市场经济所代表的那股力量妥协了。至少,我们没有听到像吉辛《新寒士街》中所描写的17世纪的英国那样,一些文人因为不肯趋附文学艺术商品化的潮流而竟至于饿死的惨烈事件。其实,上述三种路径作为知识分子多元的文化和价值选择,本来无可厚非。所担心者,不是大众文化的泛滥,而是精英文化和高级文化的完全缺位和失语。仅举一端,我国相关领域最好和最富于洞察力的头脑似乎迄今为止尚未能产出像《单向度的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娱乐致死》等那样有影响力的从根底上反思和批判我们置身其间的文化、媒介产业、出版行业和阅读状态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资源,也许就能部分地说明问题。
而我们的出版体制还留下了另一个遗憾,即在当今的出版界几乎没有为鲁迅那样的业余出版人留下空间。那些出于责任感和兴趣而出版图书和杂志的人,其出版成绩从生意经上来说也许是不值一提的,但他们出版的作品在文学和文化史上有长久的价值。当大众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摧枯拉朽、攻城略地之时,更高级的思想与文化的生长和传承也许只能以星星之火的态势蛰伏在主流之外。至少给这些野火以自由燃烧的“罅隙”,因为它们也许是未来的希望之光。
四
但是对于阅读的单向度及其背后的文化工业,也可能不必过于恐慌。主要基于以下的判断。
首先,对当时阅读倾向与风气的指责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当18世纪小说在欧美一些国家兴起的时候,有人批评它促成了一种“快速的、漫不经心的、几乎是无意识的阅读习惯的养成”,而“这种不踏实的阅读方式……它很自然地诱使我们堕落成为思想方式缺乏判断力的人”〔11〕47。而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小说这一领域,18世纪以来诞生了众多代表人类文学艺术最高水平,可以与《荷马史诗》、《神曲》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列而毫不逊色的杰作。如果说斯特劳斯所说的“人们怎样阅读就怎样写作〔12〕29”的说法是可信的话,那么那些垂世之作的诞生与流传是否说明有严肃的阅读追求的人,尽管不是大多数,但是从来绵延未绝?如果不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不纯粹以挑剔批判的眼光看待技术这种“破坏性的创新力量”,则对将来结合了文字、声音和影像的新的表达形式所具备的可能性和可能产生的新经典,也许是值得拭目以待的。
其次,在过去乃至可见的将来,对于作为整体的人类而言,高雅文化与精英文化也许一直都是,也终将只是小部分人的文化。在从前更久远的社会形态中是因为生产力的低下,没有足够多的受过足够教育的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晚期及其后的社会形态中,则是由于内生性的单向度价值取向的规定性,使得在文化工业极大兴盛、看起来无论是普通人的经济条件还是受教育程度都显得万事俱备、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并置且任人选择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却选择了后者。由此而来的推论是,我们的目标不在于削弱或者消灭大众文化,而是扶植最精华的思想和文化或者说思想和文化最精华的部分。
而还有一点夹杂着期待的揣测,也许此前人类所未见的“有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和解决13亿人的粮食问题一样,使未来中国的阅读与精神生活脱离市场经济“单向度”的魔咒? 评注释
〔1〕宋君健:《回首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云梦学刊,2008年6期。
〔2〕徐丽芳等编著:《中国百年畅销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4〕见1997年11月17日报纸。
〔5〕甘阳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比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差得多,几乎普遍没文化,没有读过什么书,思想感情都贫乏得很,文字就更不用提了,都是无病呻吟惨不忍睹的小资调调”,虽然也许有些以偏概全,或可以与笔者的观察互相印证。
〔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
〔7〕陆扬、王毅编选:《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
〔8〕理查·舒斯特曼语,转引自潘小松:《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的三个走向》,http://ias.cass.cn/show/show_project_ls.asp?id=77。
〔9〕Michael Korda. Making the List: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estseller 1900—1999.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2001.
〔10〕孟凡舟编著:《世界书业导论》,书海出版社,1989。
〔11〕[美]伊恩·P·瓦特著:《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三联书店。
〔12〕[德]列奥·施特劳斯著:《如何研读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张宪译;刘小枫、陈少明主编:《阅读的德性》,华夏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从读者一端来看,就像同属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人观察到的那样,由于他们“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同他们所消费的文化产品作智力上的斗争”,人们只能“以被动的、全盘接受的方式进行消费”。
曾经听到电台的一则访谈,一位不懈奋斗终于跻身成功人士之列的先生提及一段荣耀的旅行经历。说到在欧洲某地一位袭有爵位的贵族后裔在筵席上用自家有机农场出产的、价格不菲的无公害有机土豆、西红柿和羊排招待了来自东方古国的贵客。在惬意地享受田园风光、清新空气和异国美食并感激主人的盛情之余,客人也不禁心生感慨:如果说这就是发达国家的最新潮流与风尚,那么他那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中国一个小山村的爷爷早在几十年
前就与国际“接轨”了。这不免让人想到历史并不总是进步的,尤其考察的时间又不够长久的话。
一
人类的食物史有如此一个小轮回,我们精神食粮的发展似乎也依循类似的轨迹。如果阅读确然有诉诸精神、思想、审美需求与诉诸实用、消遣、功利需求之分;如果大致地将前一种阅读与高雅文化和精英文化相联结,而将后一种阅读与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联系起来,则30年来国内的出版和阅读活动作为整体而言逐渐功利性和“快餐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读书》似已不再是十几二十年前的那本杂志,比之《读书》,在严肃性上作减法、在趣味性上作加法,因之内容更为“轻性”的《万象》、《书城》等杂志一再地停刊复刊也让人不胜唏嘘: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出版业蒸蒸日上,但是竟然养不活三五种稍稍有些人文追求和文人趣味的读书刊物。而贵远贱近似不仅为笔者独有的偏见,那边厢“豆瓣”上已经有不少人抱怨复刊后的《万象》“大不如以前”。曾经让忠实读者担心“因阳春白雪而被市场所淘汰”的《万象》,复刊后被认为“太八卦”。甚至有“损友”不无调侃地说道:“如果你有点知识,却又热衷于低级趣味,万象是你最好的归宿。”这似乎为某种规律提供了旁证,即在大众文化盛行的背景下,即使诉诸精神追求的出版物也只有向娱乐化、通俗化或曰“向下”发展一途?
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不同时期国内热点读物所折射的阅读取向也反映了精英文化退隐,而大众文化从粉墨登场到日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格局。如果以10年左右为一个考查期,从“改革开放”以讫于20世纪80年代,以刘心武的《班主任》、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作品和以古华《芙蓉镇》、谌容《人到中年》、张贤亮《绿化村》为代表的“反思文学”作品都曾造成洛阳纸贵的轰动性影响。其中前者通过痛快淋漓地宣泄前此十年来郁积心头的大痛大恨来疗愈“文革”造成的“精神内伤”;后者进一步反思造成苦难和创伤的历史动因。在写作、出版和阅读这个链条中,这一时期的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了精神层面“了结历史旧账”的工作,并为稍后的文化大讨论“浇铸了社会的情感基础”〔1〕。8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文化热,目的是以西学为借鉴和参照重建中华文化,所借路径之一是西方社会科学成果的翻译、阅读和讨论。其间,包括卡西尔的《人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弗洛伊德《梦的释义》在内的不下40种学术性较强的社科图书发行量均超过10万种,高的甚至达到150万册〔2〕65。这在物质生活已脱离匮乏时代,出版业欣欣向荣的当今中国都仍然是不可企及的。而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为代表的报纸,以《读书》、《雨花》、《作品》为代表的杂志和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电视台等大众媒介则进一步将社会精英阅读、思索和讨论的活动与成果扩散至大专学校师生乃至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普通公民。
如果说80年代国人于精神文化层面的一破一立都与自上而下的、由文化精英向社会民众启蒙的阅读和出版活动息息相关,随后10年的阅读和文化地图开始呈现不一样的景色。1993—1996年间的“人文精神讨论”发端于《上海文学》和《读书》,从“学术界话题”开始,发展到“知识界讨论”,俟《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和《心香泪酒祭吴宓》等畅销书一出,重塑“文化英雄”的工作转化为传播英雄遗事,讨论也随即衍生为“大众文化现象”〔3〕40。其中,以畅销书和商业报刊的读书类栏目为代表的文化市场力量自信地推进了这波精英文化符号的大众化生产与消费,就如《南方周末》“书情观察”的报道:“已故的顾准、吴宓、陈寅恪,健在的钱钟书、王元化,加上匆匆谢世的王小波,这组名字本身已成为‘品牌’”〔4〕。
进入新千年以后的10年,大众文化几乎已坐稳了主流文化的位置,而与之相对的精英文化则一次也未能再于阅读领域组织起全国性的事件。以《读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杂志在品质与影响力两方面的式微或可以作为高级文化和精英意识逐渐隐入幕后的绝好象征。笔者在一所老牌的综合性大学任教,就10多年来与历届本科生和研究生就读书问题所作的交流来看,相当一部分学生经典阅读减少,实用性以及漫画、畅销书等消遣性阅读增多的趋向是很明显的〔5〕。而各种媒体公布的阅读调查也充分显示了国人功利性阅读、消遣性阅读、“浅阅读”甚至“零阅读”的倾向。
借用马尔库塞的说法,或可认为国内“单向度”的阅读取向在很大范围内和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事实。
二
从绝对人数和比例的双重角度来看,单向度阅读的脉络都清晰可见;但是,这绝非仅仅是发生在当下中国的孤立现象。如果说图书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产生的媒介当中最宜于承载深邃的思想和深厚的文化意蕴的载体,则目前许多国家的读书状况似乎都不尽如人意。美国全国艺术基金会发布的民众读书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人读书越来越少。从1985年到2005年的20年间,美国人花在买书上的钱下降了14%;而18—24岁大学年龄段的美国人中,只有52%的人称自己读书是自觉自愿。日本出版文化产业振兴财团最近组织的“读书状况与意识调查”显示,有23.7%的日本人月均读书量为零。即使一直被认为拥有良好阅读传统的德国,如今这个传统似乎也日益被现代社会蚕食。现在就算是德国喜欢阅读的大学生,也将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专业书,课外书仅限于科幻小说、幽默有趣的故事书和一些女性杂志。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将当今社会阅读活动中普遍的功利性和娱乐性倾向归因于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和学习压力以及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冲击,等等。相比较之下,马尔库塞显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富于洞察力的视角。据他的看法,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技术机制在改善大部分人物质生活的同时,通过对双向度文化的清洗使人们失去了第二向度,也就是“否定性和批判性原则”〔6〕3,“单向度”遂成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宿命和本质特征。
从读者一端来看,就像同属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人观察到的那样,由于他们“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同他们所消费的文化产品作智力上的斗争〔7〕216”,人们只能“以被动的、全盘接受的方式进行消费〔8〕”。之所以没有“意愿和能力”,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社会触手可及的文化消费品排除了个人“单独思索、怀疑并有所发现的孤独状态的可能性〔6〕206”。马尔库塞曾经假设了一种媒介工业消失的情况,指出只有当“一切广告性和灌输性的信息和娱乐媒介都不存在”的时候,个人才会“陷入一种外伤性的空虚中”,他也才“有机会彷徨和思考,认识自身 (或自身的否定)和他的社会”〔6〕207。但是显然,那仅仅是假设或者幻想。绝大多数现代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乐于并且也很容易寻找到种种“杀时间”的消遣。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社会所高悬的单向度目标,即“更好更舒适的物质生活”,使得任何不局限于实用倾向的思维和行为只能退居其次。这也许就是现今的大学校园里并无衣食之忧的学子们多阅读“应用类、专业类书籍”,“四六级、考研英语词汇一类的书差不多人手一册”的原因之所在。还有,如果说从前社会由于精英文化或高级文化的标杆意义尚存,因此以攫取权力和财富的实惠为务的禄蠹商贾都难免附庸风雅来装门面的话;今天即使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圈子里,说谁是诗人都多少有了“骂人”的意味,以其暗指其人不通时务难免被商业社会的激烈竞争所淘汰之故。
从出版者的角度来看,则更加不难理解“商业挂帅”必将成为单向度文化工业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衡量成功出版者的标准是其是否识别出读者(消费者)的需求而满足之,而不是对读者的需求做出道德和价值判断,更遑论引导读者走向曲高和寡一途而自绝财路。需求决定生产,这是作为文化生产者的出版机构和其他工业或商业机构一样必须遵循的最新的市场营销研究成果和理论。迈克尔·考达曾准确地将美国1980年代的畅销书主题概括为两个:一是如何赚钱(get rich);二是如何减肥(get thin)〔9〕198。整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贝弗利山节食法》、《关注体重者的进食计划和节食菜谱》、《哈佛商学院不教你的》以及美国家喻户晓的产业界传奇人物和商界精英,福特前主席李·艾柯的传记等牢牢占据了美国年度畅销书榜的前几位。而实用甚至平庸都不会成为出版商的底线。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美国信奉“三S”内容,即性、虐待狂和冒烟的枪(Sex、Sedism和Smoking)的出版商绝不在少数〔10〕5。还有,无论在我国还是在美日英法等其他国家,现代出版业中的跟风出版现象也都很常见。尽管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难免造成资源浪费,但是从单个出版商的收入考察因其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因此绝不是几篇批评文章可以令其消失的。
鉴于在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但仍未完全达到“发达”程度的中国体现了同样的发展趋向,或许可以说单向度的阅读与出版乃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或者更进一步来看,它是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文化工业的利益诉求与读者的文化消费需求合谋的必然结果;尽管一时之间很难区分这两者孰为因果。
三
但是,必然要经过的阶段或者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能自证其合理性。当下我国单向度的阅读现象同样如此,需要我们带着批评和审视的眼光去看它。
有人认为目前功利性和消遣性阅读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因而是进步的。但是除了同10年“书荒”的极端时期相比,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阅读是以挤占经典阅读和人文阅读的时间和空间为代价,而不是在保留后者的基础上另拓疆土,很难说在阅读多样性方面有什么进展。因此这种挤占和取代更多地具有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意味。当前对于大众文化和单向度阅读的思考和批判往往来自在经典阅读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而前者尽管可以利用、策反后者或与后者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但反向的审视和批评则绝少出现。一种无法培养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与阅读,是否反过来证明了其自身是一种较低等级的文化与阅读?
退一步来看,大众文化也有好坏之分,我们的审查机制和“社会效益”导向却往往只能防止明显最不堪的出版物问世(有时还难免“将孩子也泼出去了”)。比如,在我国恐怕还不能像日本的资料社那样迎合最恶劣的阅读需求,出版《干坏事的词书》、《搞女人的词书》、《弄钱的词书》等纯系诲淫诲盗的书籍〔12〕5。但是,看看近年来的官场小说以及职场小说,它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书名没有那么耸动和刺目罢了,如果究其内在的精神机理与趣味,果真与前者有云泥之别么?
再退一步,如果说文化工业中的出版机构往往难免迎合读者的需求,无论其为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健康的抑或病态的,那么,发生在我国现下出版业的某些现象,实已连职业道德的底线都越过了。如面对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一些出版商粗制滥造,导致一些保健书籍的内容漏洞百出,毫无科学性。有些发行量达几十万本的养生书,其作者仅仅是医学爱好者,连行医资格都不具备;书中列举的一些治疗效果,也是“查无此人”的某朋友、某同事。逐利是商业机构的天性,哪怕这个商业机构是有“文化属性”的。因此必须“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其意图和可能的行为,并在出版业事转企的改革中,至少从立法、执法、司法和行政层面做出妥善而周全的考虑和应对。
如果说我们在时下的阅读和出版行为中看出了单向度价值取向的端倪,则最深重的寒意其实来自这样一种现实,即至少当前我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似乎对这种倾向和端倪缺乏深刻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在最近的20年左右时间里,从前作为精英知识分子存在的作者阵营分化了。其中一部分被体制收编。从官方的角度来说,其高等教育系统和研究体系已经形成了以项目的申请和研究为核心的整饬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如果说还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至少国内比较有能力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大部分已入其彀中。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痛悔于十年“文革”期间学业的荒疏,或者憎恶凌空蹈虚,希望能够踏实地把“学问”做好,因此走上了“专业主义”道路。这两类人尽管在具体走法上也许不同,如一般认为可能前者比后者更加急功近利,但是殊途同归,其中的大部分最终都不免“学术与思想分离”。另外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被市场收编,最近以易中天、于丹为代表投身电视和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教授们即为典型。其实,只是由于他们投身得“太漂亮”,所以招来了或羡慕、或讥讽、或谩骂的风评物议;实际上国内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早已或多或少地与市场经济所代表的那股力量妥协了。至少,我们没有听到像吉辛《新寒士街》中所描写的17世纪的英国那样,一些文人因为不肯趋附文学艺术商品化的潮流而竟至于饿死的惨烈事件。其实,上述三种路径作为知识分子多元的文化和价值选择,本来无可厚非。所担心者,不是大众文化的泛滥,而是精英文化和高级文化的完全缺位和失语。仅举一端,我国相关领域最好和最富于洞察力的头脑似乎迄今为止尚未能产出像《单向度的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娱乐致死》等那样有影响力的从根底上反思和批判我们置身其间的文化、媒介产业、出版行业和阅读状态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资源,也许就能部分地说明问题。
而我们的出版体制还留下了另一个遗憾,即在当今的出版界几乎没有为鲁迅那样的业余出版人留下空间。那些出于责任感和兴趣而出版图书和杂志的人,其出版成绩从生意经上来说也许是不值一提的,但他们出版的作品在文学和文化史上有长久的价值。当大众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摧枯拉朽、攻城略地之时,更高级的思想与文化的生长和传承也许只能以星星之火的态势蛰伏在主流之外。至少给这些野火以自由燃烧的“罅隙”,因为它们也许是未来的希望之光。
四
但是对于阅读的单向度及其背后的文化工业,也可能不必过于恐慌。主要基于以下的判断。
首先,对当时阅读倾向与风气的指责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当18世纪小说在欧美一些国家兴起的时候,有人批评它促成了一种“快速的、漫不经心的、几乎是无意识的阅读习惯的养成”,而“这种不踏实的阅读方式……它很自然地诱使我们堕落成为思想方式缺乏判断力的人”〔11〕47。而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小说这一领域,18世纪以来诞生了众多代表人类文学艺术最高水平,可以与《荷马史诗》、《神曲》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列而毫不逊色的杰作。如果说斯特劳斯所说的“人们怎样阅读就怎样写作〔12〕29”的说法是可信的话,那么那些垂世之作的诞生与流传是否说明有严肃的阅读追求的人,尽管不是大多数,但是从来绵延未绝?如果不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不纯粹以挑剔批判的眼光看待技术这种“破坏性的创新力量”,则对将来结合了文字、声音和影像的新的表达形式所具备的可能性和可能产生的新经典,也许是值得拭目以待的。
其次,在过去乃至可见的将来,对于作为整体的人类而言,高雅文化与精英文化也许一直都是,也终将只是小部分人的文化。在从前更久远的社会形态中是因为生产力的低下,没有足够多的受过足够教育的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晚期及其后的社会形态中,则是由于内生性的单向度价值取向的规定性,使得在文化工业极大兴盛、看起来无论是普通人的经济条件还是受教育程度都显得万事俱备、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并置且任人选择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却选择了后者。由此而来的推论是,我们的目标不在于削弱或者消灭大众文化,而是扶植最精华的思想和文化或者说思想和文化最精华的部分。
而还有一点夹杂着期待的揣测,也许此前人类所未见的“有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和解决13亿人的粮食问题一样,使未来中国的阅读与精神生活脱离市场经济“单向度”的魔咒? 评注释
〔1〕宋君健:《回首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云梦学刊,2008年6期。
〔2〕徐丽芳等编著:《中国百年畅销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4〕见1997年11月17日报纸。
〔5〕甘阳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比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差得多,几乎普遍没文化,没有读过什么书,思想感情都贫乏得很,文字就更不用提了,都是无病呻吟惨不忍睹的小资调调”,虽然也许有些以偏概全,或可以与笔者的观察互相印证。
〔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
〔7〕陆扬、王毅编选:《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
〔8〕理查·舒斯特曼语,转引自潘小松:《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的三个走向》,http://ias.cass.cn/show/show_project_ls.asp?id=77。
〔9〕Michael Korda. Making the List: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estseller 1900—1999.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2001.
〔10〕孟凡舟编著:《世界书业导论》,书海出版社,1989。
〔11〕[美]伊恩·P·瓦特著:《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三联书店。
〔12〕[德]列奥·施特劳斯著:《如何研读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张宪译;刘小枫、陈少明主编:《阅读的德性》,华夏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