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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白先勇先生的自译作品《台北人》为个案，发现身为离散译者的白先勇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通过音译、选择性诠释、直译等一系列方法对译文进行改写，重新诠释原文精神；对西方主流文化进行抵抗，使自身代表的华裔族群在宿主文化中发声，最终通过杂合的译文，实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间的平等与交融。
关键词： 白先勇 英译《台北人》 自译 离散译者 主体性
一、引言
自从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译者的地位得到了彰显，进入21世纪后，对译者主体性的考察已成为译界的研究热点。然而，译界现有对译者主体性的考察往往并不明确译者的文化经历或背景，学者们倾向于悬置译者的民族文化经历和体验，以此形成他（她）们对话的起点，再进一步探讨译者的主体性问题[1]14。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离散译者，他们都具备两种乃至多种文化的体验，我们在研究他们的翻译作品时，不可能完全忽略他们的离散经历对翻译产生的影响，而在自译这种近乎“理想”的翻译模式中，译者主体性能得到尤为明显的体现。因此，本文选取白先勇的自译作品《台北人》为个案，探讨身为离散译者的白先勇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译者主体性，重新诠释自己的作品，实现文化目标及诉求。
二、离散译者的定义
英语中的diaspora一词源自希腊文中的动词speiro（意为“播种”）和介词dia（意为“遍及”）[2]，原是植物学名词，描述植物种子在一个或几个区域的散布，后被借用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研究领域，表示分散在教区以外的犹太人和基督教教徒及相关现象。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们开始把离散这一术语应用到研究非犹太人和非基督教徒及其流亡的领域，“离散”一词与概念逐渐泛化，兼具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两种用法，拥有离散族裔、离散地、离散行为、离散状况四位一体的意义[1]12。现今，西方学界对离散概念有不同的定义，但人们普遍比较认同涂洛彦对其的界定。他认为，离散的定义经过泛化之后，具有如下结构要素：1.典型的离散现象由高压政治引起，导致群体从原乡集体迁出，散居于异乡，比如：个人或群体自动、持续地向外迁移而散居异地；2.离散人士或群体保存着一个集体记忆，这是他（她）们独特身份的基本要素，有些集体记忆会具体地再现于文本之中；3.离散人士会运用具体的方式和原乡保持联系，或者，他（她）们也对原乡存有迷思式的执念[3]。根据涂洛彦的定义，我们可以将离散译者界定为：在移居异乡之后，从事翻译活动，同时对原乡始终保持着一个“集体记忆”的人士。
三、白先勇的离散经历
白先勇先生是国民党著名将领白崇禧将军之子。他于1937年生于广西南宁，童年先后在桂林和重庆生活，抗战胜利后随父母迁居南京、上海、香港，1952年赴台，之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与陈若曦、欧阳子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发表多篇小说。1963年赴美留学，入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坊”（Writer’s Workshop）研究写作。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任教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讲授中国现代小说课程。他的代表作——《台北人》中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就陆续创作于这一时期（1965-1970）。
白先勇的一生，是典型的离散者的一生。在战乱的颠沛流离中，他被带离了祖辈所生活过的故乡桂林；少年时期离开大陆，成为台湾的“外乡人”；成年之后离台赴美，旅居异国，成为白人主流社会之外边缘族裔中的一员。作为一名典型的离散作者兼译者，他的创作处处体现了离散经历对他的影响：一方面，他所有的小说几乎都是以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经历为主题，体现了他对故国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他深受西方文学影响，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
四、白先勇的译者主体性在Taipei People中的体现
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是白先勇的代表作之一，真实刻画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自大陆撤离到台湾的移民群体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作品描绘了漂泊、离散者对故园的无限追忆和他们在夹缝中的生存困境、身份认同的危机意识，以及青年一代未知的命运。《台北人》是典型的离散作品，其中隐约有作者的自传成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写作（1965-1970）与翻译（1976-1981）均是白先勇在居留美国期间完成。
作为离散作家，他用母语书写记忆和想象中的家园，然后冒着“两种文字播迁的风险”[4]，将这些故事用英文呈现给异国读者。在翻译过程中，自译往往被视为一种理想的翻译形式，因为自译者比一般译者对作品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似乎能够完全“忠实”地再现原著。但从白译本Taipei people来看，它却并非原作的“忠实“再现。相反，受离散者的文化身份的影响，白先勇采用了“既大胆又具有弹性的译法”[5]17，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对原作的精神进行重新诠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突出原著的异质性，强化其主题。
1.音译
白译本Taipei people中有大量音译词汇的存在，这些词汇可分为两类：人物姓名及一些文化负载词。
白先勇对于原著中虚构人物的姓名，采用意译及变通式音译，如“朱青”译为“Verdancy Chu”，“金兆丽”译为“Jolie Chin”，“娟娟”译为“Dainty”，这种译法充分体现了人物的身份地位及其姓名的含义，使读者易于理解。但对于原著中的历史人物的姓名，译者则非常谨慎，全部采用音译的方法，只在某些人名前加上头衔表明其身份，如“曹子建”译为“the poet Ts’ao Tzu-chien”，“郑板桥”译为“Cheng Pan-ch’iao”，“展堂先生”译为“Mr. Chan-t’ang”，“金少山”译为“Chin Shao-shan”，并在译文后的附录中加上对他们的介绍。
白先勇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也多选择音译，如将“副官”与“师娘”分别译为“Fukuan”和“shih-niang”，并在文后加上注释。这些称呼在英语中没有对应词，因为它们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事物。白先勇没有意译它们，而是用拼音展示它们的读音。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保留了原文特色，更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窗，使他们得以从中窥见了一丝中国文化的特点。 2.选择性诠释
白译本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译者不仅仅只是针对原文中的某个词或某句话在文后给出注释，还会根据原文的主题，写出一段具有导读意味及相关背景文化知识的注释。例如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一文中，译者将标题译为A Sea of Blood-red Azaleas，这很好理解，因为西方也有杜鹃这种植物，“杜鹃”与“azaleas”一词是完全对等的。但中文中的“杜鹃”还可以指一种鸟类，所以，白先勇在文后加了较长的一段注释，提到了中国神话中蜀帝杜宇化为杜鹃及杜鹃啼血的典故：
...he fled his kingdom and turned into a tu-chüan， a cuckoo.
The cuckoo is said to sing unceasingly through the spring for his tragic love， until he spits blood， which is transformed into tu-chüan flowers， or azaleas.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also maintains that the singing of the cuckoo evokes homesickness in the exile. [5]250
译者不仅详细解释了杜鹃一词的双重含义，还点明了其中包含的思乡之情，而“乡愁”恰恰就是这个故事的核心思想。作为译者的白先勇在完全理解作者白先勇意图的基础上，加上这段说明性的文字，引导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同时这段颇具文化异质性的注释与流畅的译文并列而存，也在时刻提醒西方读者：他们读到的是一个纯粹的，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梁父吟》（The Dirge of Liang Fu）中。白先勇不仅详细解释了作为文章标题的“梁父吟”一词的含义及来历，还指出了这首诗与三国时期的蜀汉名相诸葛亮有关。注释写到此处已经极尽详细，但译者却并未罢休，他进一步提到唐代大诗人杜甫是诸葛亮的崇拜者，在安史之乱中，写下了“梁父吟”，即《登楼》，然后不吝笔墨，将全诗译出，并加注成诗的时代背景，至此，注释篇幅已经占了一整页。
作为译者而言，白先勇对译文的介入是非常明显的，但考虑到他同时是原文作者的身份，这种介入毋宁称之为一种改写：针对读者身份的变化，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调整，《登楼》一诗的翻译表明白先勇完全脱离了译者身份而重新成为作者：这首诗对时局的伤心感喟同《梁父吟》一文的基调一致，加上这首诗的目的就在于强化主题，使目的语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原文。
（二）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反叛/抵抗。
白先勇在西方文化中浸淫多年，深知什么样的译文才能吸引西方读者，即便如此，他依然大胆保留原文中的汉语表达方式。例如：
——“你好，刘副官”。
——“托夫人的福”
“How are you， Liu Fuguan？”
“I’m fine， thanks to Madame’s blessing.”[5]436
在这段对话中，译者直接音译了“副官”这一国民党军队中的特殊军阶，而按照中国人的称呼方式，将姓氏“刘”放在头衔之前。而“thanks to Madame’s blessing”则是完全的直译，体现了中国人特殊的礼貌表达方式。
在《冬夜》一文中，白先勇采取了更激进的方式：将“北大”和“台大”，直接译为“Peita”和“Taita”。这两所著名学府都有官方的英文校名，即“Peking University”和“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白先勇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事实上他将这两个译名放在了注释当中。可见“Peita”和“Taita”这两个奇特的译名是译者有意为之，他遵循了韦努蒂所提倡的“暴力的忠实”，固执地用音译再现原文的读音，将这两个对西方读者来说完全陌生的异化词语强行嵌入英语文本中，使译文成为英汉表达的杂合体。
纵观整个译本，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在翻译过程中，白先勇用西方话语再现文本，同时利用译文中的异质对这种话语本身进行抵抗。这种杂合化的语言体现了白先勇为读者展现中文语言特点的强烈愿望，作为在白人主流社会中“隐身”的少数族裔，他通过保留母语语言特征，暗示作品、作者和译者的文化身份，这也是译者及所代表的华裔族群反抗主流文化霸权，在宿主文化中显示自身独特身份的有效策略。
（三）杂合化的译本体现文化平等与交融。
尽管白先勇的翻译体现了抵抗西方文化权威的强烈意识，但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树立另一个权威，作为美籍华人的他不可能创造一个完全异化的文本，因为这意味着他对自身西方文化身份的否定。事实上，属于离散文学的原著《台北人》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白先勇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学习经历对这部作品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在腐蚀中保存天真，极像菲茨杰拉德的写作风格；而在技巧方面受西洋小说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在《游园惊梦》一文中，作者便使用了直叙和意识流交叉并用的写作手法。《台北人》本身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文学范式作品，作为译者的白先勇在翻译时，自然不会创造一个百分百“忠实”源语文化的译本。相反，深受西方文学浸淫的白先勇充分考虑到译语文学规范和文化背景，为了让读者最大限度地理解作者意图，他在某些段落中采用了归化译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游园惊梦》中的昆曲唱词译为莎士比亚式的句子，一方面是因为莎剧在英语文学中有着更深厚的传统和广泛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因为译者给译文读者这样的暗示：昆曲和莎剧同为戏曲形式，《游园惊梦》也有类似于莎剧中表达生死爱恋的主题[6]。
在《思旧赋》里，有两个老佣人的大量对话，她们说的是不标准的国语，带有地方色彩。译者创造性地用美国南方方言译这些对话，因为美国南方很能使目标语读者想起旧时的生活方式，加大他们理解的关联度。译文中有大量不规则的方言，如美国南方称谓Mamma， Nanny，sis，以及诸如“she didn’t say nothing no more”等黑人英语中特有的双重否定。译本的编者乔志高先生将这种译文称为“世界性的白话”（universal vernacular），也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口语，且认为如果不是这种语言，任何《台北人》里的角色，恐怕都无法轻易而传神地在英文里活现[5]21。
在白译本中，音译的中文词汇、地道的英语习语、俚语、黑人英语、中古英语互相交织，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不复当初的纯粹状态。目的语读者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个杂合的译本所呈现的是完全的异域故事，但这些故事的讲述方式却是他们熟悉且易于接受的。在这个杂合的译本中，文化的意义和象征可以被重新诠释，中西方文化不再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而可以进行对话和协商，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严格界限不复存在。
五、结语
在《台北人》的翻译过程中，自译者的身份给予白先勇极大的自由，使他得以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他通过一系列的翻译策略，对译文进行改写，突出原著的异质性，强化其主题；对西方主流文化进行抵抗，使自身代表的华裔族群在宿主文化中发声，最终使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在这个杂合的译本中实现了平等与交融。这是白先勇作为一名离散译者的文化诉求，也是他创作Taibei People这一译本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王晓莺.当代翻译研究中的“离散”内涵与命题[J].上海翻译，2011（1）：12-16.
[2]王光林.翻译与华裔作家文化身份的塑造[J].外国文学评论，2002（4）：155.
[3]T？觟l？觟yan， Khachig. Rethinking Diaspora（s）： Stateless Power in the Transnational Movement [J]. Diaspora， 5（1）， 1996：3-36.
[4]许钧.文字的转换与文化的播迁——白先勇等谈台北人的英译[J].中国翻译，2001（6）：15-18.
[5]白先勇.台北人[M].白先勇，叶佩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吴波.从自译看译者的任务——以台北人的翻译为个案[J].山东外语教学，2004（6）：65-68.
基金项目：2012年度湘南学院立项研究课题“离散译者的主体性研究”（2012YY13）
关键词： 白先勇 英译《台北人》 自译 离散译者 主体性
一、引言
自从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译者的地位得到了彰显，进入21世纪后，对译者主体性的考察已成为译界的研究热点。然而，译界现有对译者主体性的考察往往并不明确译者的文化经历或背景，学者们倾向于悬置译者的民族文化经历和体验，以此形成他（她）们对话的起点，再进一步探讨译者的主体性问题[1]14。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离散译者，他们都具备两种乃至多种文化的体验，我们在研究他们的翻译作品时，不可能完全忽略他们的离散经历对翻译产生的影响，而在自译这种近乎“理想”的翻译模式中，译者主体性能得到尤为明显的体现。因此，本文选取白先勇的自译作品《台北人》为个案，探讨身为离散译者的白先勇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译者主体性，重新诠释自己的作品，实现文化目标及诉求。
二、离散译者的定义
英语中的diaspora一词源自希腊文中的动词speiro（意为“播种”）和介词dia（意为“遍及”）[2]，原是植物学名词，描述植物种子在一个或几个区域的散布，后被借用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研究领域，表示分散在教区以外的犹太人和基督教教徒及相关现象。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们开始把离散这一术语应用到研究非犹太人和非基督教徒及其流亡的领域，“离散”一词与概念逐渐泛化，兼具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两种用法，拥有离散族裔、离散地、离散行为、离散状况四位一体的意义[1]12。现今，西方学界对离散概念有不同的定义，但人们普遍比较认同涂洛彦对其的界定。他认为，离散的定义经过泛化之后，具有如下结构要素：1.典型的离散现象由高压政治引起，导致群体从原乡集体迁出，散居于异乡，比如：个人或群体自动、持续地向外迁移而散居异地；2.离散人士或群体保存着一个集体记忆，这是他（她）们独特身份的基本要素，有些集体记忆会具体地再现于文本之中；3.离散人士会运用具体的方式和原乡保持联系，或者，他（她）们也对原乡存有迷思式的执念[3]。根据涂洛彦的定义，我们可以将离散译者界定为：在移居异乡之后，从事翻译活动，同时对原乡始终保持着一个“集体记忆”的人士。
三、白先勇的离散经历
白先勇先生是国民党著名将领白崇禧将军之子。他于1937年生于广西南宁，童年先后在桂林和重庆生活，抗战胜利后随父母迁居南京、上海、香港，1952年赴台，之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与陈若曦、欧阳子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发表多篇小说。1963年赴美留学，入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坊”（Writer’s Workshop）研究写作。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任教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讲授中国现代小说课程。他的代表作——《台北人》中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就陆续创作于这一时期（1965-1970）。
白先勇的一生，是典型的离散者的一生。在战乱的颠沛流离中，他被带离了祖辈所生活过的故乡桂林；少年时期离开大陆，成为台湾的“外乡人”；成年之后离台赴美，旅居异国，成为白人主流社会之外边缘族裔中的一员。作为一名典型的离散作者兼译者，他的创作处处体现了离散经历对他的影响：一方面，他所有的小说几乎都是以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经历为主题，体现了他对故国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他深受西方文学影响，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
四、白先勇的译者主体性在Taipei People中的体现
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是白先勇的代表作之一，真实刻画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自大陆撤离到台湾的移民群体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作品描绘了漂泊、离散者对故园的无限追忆和他们在夹缝中的生存困境、身份认同的危机意识，以及青年一代未知的命运。《台北人》是典型的离散作品，其中隐约有作者的自传成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写作（1965-1970）与翻译（1976-1981）均是白先勇在居留美国期间完成。
作为离散作家，他用母语书写记忆和想象中的家园，然后冒着“两种文字播迁的风险”[4]，将这些故事用英文呈现给异国读者。在翻译过程中，自译往往被视为一种理想的翻译形式，因为自译者比一般译者对作品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似乎能够完全“忠实”地再现原著。但从白译本Taipei people来看，它却并非原作的“忠实“再现。相反，受离散者的文化身份的影响，白先勇采用了“既大胆又具有弹性的译法”[5]17，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对原作的精神进行重新诠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突出原著的异质性，强化其主题。
1.音译
白译本Taipei people中有大量音译词汇的存在，这些词汇可分为两类：人物姓名及一些文化负载词。
白先勇对于原著中虚构人物的姓名，采用意译及变通式音译，如“朱青”译为“Verdancy Chu”，“金兆丽”译为“Jolie Chin”，“娟娟”译为“Dainty”，这种译法充分体现了人物的身份地位及其姓名的含义，使读者易于理解。但对于原著中的历史人物的姓名，译者则非常谨慎，全部采用音译的方法，只在某些人名前加上头衔表明其身份，如“曹子建”译为“the poet Ts’ao Tzu-chien”，“郑板桥”译为“Cheng Pan-ch’iao”，“展堂先生”译为“Mr. Chan-t’ang”，“金少山”译为“Chin Shao-shan”，并在译文后的附录中加上对他们的介绍。
白先勇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也多选择音译，如将“副官”与“师娘”分别译为“Fukuan”和“shih-niang”，并在文后加上注释。这些称呼在英语中没有对应词，因为它们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事物。白先勇没有意译它们，而是用拼音展示它们的读音。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保留了原文特色，更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窗，使他们得以从中窥见了一丝中国文化的特点。 2.选择性诠释
白译本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译者不仅仅只是针对原文中的某个词或某句话在文后给出注释，还会根据原文的主题，写出一段具有导读意味及相关背景文化知识的注释。例如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一文中，译者将标题译为A Sea of Blood-red Azaleas，这很好理解，因为西方也有杜鹃这种植物，“杜鹃”与“azaleas”一词是完全对等的。但中文中的“杜鹃”还可以指一种鸟类，所以，白先勇在文后加了较长的一段注释，提到了中国神话中蜀帝杜宇化为杜鹃及杜鹃啼血的典故：
...he fled his kingdom and turned into a tu-chüan， a cuckoo.
The cuckoo is said to sing unceasingly through the spring for his tragic love， until he spits blood， which is transformed into tu-chüan flowers， or azaleas.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also maintains that the singing of the cuckoo evokes homesickness in the exile. [5]250
译者不仅详细解释了杜鹃一词的双重含义，还点明了其中包含的思乡之情，而“乡愁”恰恰就是这个故事的核心思想。作为译者的白先勇在完全理解作者白先勇意图的基础上，加上这段说明性的文字，引导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同时这段颇具文化异质性的注释与流畅的译文并列而存，也在时刻提醒西方读者：他们读到的是一个纯粹的，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梁父吟》（The Dirge of Liang Fu）中。白先勇不仅详细解释了作为文章标题的“梁父吟”一词的含义及来历，还指出了这首诗与三国时期的蜀汉名相诸葛亮有关。注释写到此处已经极尽详细，但译者却并未罢休，他进一步提到唐代大诗人杜甫是诸葛亮的崇拜者，在安史之乱中，写下了“梁父吟”，即《登楼》，然后不吝笔墨，将全诗译出，并加注成诗的时代背景，至此，注释篇幅已经占了一整页。
作为译者而言，白先勇对译文的介入是非常明显的，但考虑到他同时是原文作者的身份，这种介入毋宁称之为一种改写：针对读者身份的变化，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调整，《登楼》一诗的翻译表明白先勇完全脱离了译者身份而重新成为作者：这首诗对时局的伤心感喟同《梁父吟》一文的基调一致，加上这首诗的目的就在于强化主题，使目的语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原文。
（二）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反叛/抵抗。
白先勇在西方文化中浸淫多年，深知什么样的译文才能吸引西方读者，即便如此，他依然大胆保留原文中的汉语表达方式。例如：
——“你好，刘副官”。
——“托夫人的福”
“How are you， Liu Fuguan？”
“I’m fine， thanks to Madame’s blessing.”[5]436
在这段对话中，译者直接音译了“副官”这一国民党军队中的特殊军阶，而按照中国人的称呼方式，将姓氏“刘”放在头衔之前。而“thanks to Madame’s blessing”则是完全的直译，体现了中国人特殊的礼貌表达方式。
在《冬夜》一文中，白先勇采取了更激进的方式：将“北大”和“台大”，直接译为“Peita”和“Taita”。这两所著名学府都有官方的英文校名，即“Peking University”和“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白先勇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事实上他将这两个译名放在了注释当中。可见“Peita”和“Taita”这两个奇特的译名是译者有意为之，他遵循了韦努蒂所提倡的“暴力的忠实”，固执地用音译再现原文的读音，将这两个对西方读者来说完全陌生的异化词语强行嵌入英语文本中，使译文成为英汉表达的杂合体。
纵观整个译本，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在翻译过程中，白先勇用西方话语再现文本，同时利用译文中的异质对这种话语本身进行抵抗。这种杂合化的语言体现了白先勇为读者展现中文语言特点的强烈愿望，作为在白人主流社会中“隐身”的少数族裔，他通过保留母语语言特征，暗示作品、作者和译者的文化身份，这也是译者及所代表的华裔族群反抗主流文化霸权，在宿主文化中显示自身独特身份的有效策略。
（三）杂合化的译本体现文化平等与交融。
尽管白先勇的翻译体现了抵抗西方文化权威的强烈意识，但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树立另一个权威，作为美籍华人的他不可能创造一个完全异化的文本，因为这意味着他对自身西方文化身份的否定。事实上，属于离散文学的原著《台北人》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白先勇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学习经历对这部作品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在腐蚀中保存天真，极像菲茨杰拉德的写作风格；而在技巧方面受西洋小说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在《游园惊梦》一文中，作者便使用了直叙和意识流交叉并用的写作手法。《台北人》本身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文学范式作品，作为译者的白先勇在翻译时，自然不会创造一个百分百“忠实”源语文化的译本。相反，深受西方文学浸淫的白先勇充分考虑到译语文学规范和文化背景，为了让读者最大限度地理解作者意图，他在某些段落中采用了归化译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游园惊梦》中的昆曲唱词译为莎士比亚式的句子，一方面是因为莎剧在英语文学中有着更深厚的传统和广泛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因为译者给译文读者这样的暗示：昆曲和莎剧同为戏曲形式，《游园惊梦》也有类似于莎剧中表达生死爱恋的主题[6]。
在《思旧赋》里，有两个老佣人的大量对话，她们说的是不标准的国语，带有地方色彩。译者创造性地用美国南方方言译这些对话，因为美国南方很能使目标语读者想起旧时的生活方式，加大他们理解的关联度。译文中有大量不规则的方言，如美国南方称谓Mamma， Nanny，sis，以及诸如“she didn’t say nothing no more”等黑人英语中特有的双重否定。译本的编者乔志高先生将这种译文称为“世界性的白话”（universal vernacular），也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口语，且认为如果不是这种语言，任何《台北人》里的角色，恐怕都无法轻易而传神地在英文里活现[5]21。
在白译本中，音译的中文词汇、地道的英语习语、俚语、黑人英语、中古英语互相交织，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不复当初的纯粹状态。目的语读者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个杂合的译本所呈现的是完全的异域故事，但这些故事的讲述方式却是他们熟悉且易于接受的。在这个杂合的译本中，文化的意义和象征可以被重新诠释，中西方文化不再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而可以进行对话和协商，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严格界限不复存在。
五、结语
在《台北人》的翻译过程中，自译者的身份给予白先勇极大的自由，使他得以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他通过一系列的翻译策略，对译文进行改写，突出原著的异质性，强化其主题；对西方主流文化进行抵抗，使自身代表的华裔族群在宿主文化中发声，最终使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在这个杂合的译本中实现了平等与交融。这是白先勇作为一名离散译者的文化诉求，也是他创作Taibei People这一译本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王晓莺.当代翻译研究中的“离散”内涵与命题[J].上海翻译，2011（1）：12-16.
[2]王光林.翻译与华裔作家文化身份的塑造[J].外国文学评论，2002（4）：155.
[3]T？觟l？觟yan， Khachig. Rethinking Diaspora（s）： Stateless Power in the Transnational Movement [J]. Diaspora， 5（1）， 1996：3-36.
[4]许钧.文字的转换与文化的播迁——白先勇等谈台北人的英译[J].中国翻译，2001（6）：15-18.
[5]白先勇.台北人[M].白先勇，叶佩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吴波.从自译看译者的任务——以台北人的翻译为个案[J].山东外语教学，2004（6）：65-68.
基金项目：2012年度湘南学院立项研究课题“离散译者的主体性研究”（2012YY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