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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这个商品丰沛的年代，还是有很多人会赋予“物”以独特的个人意义，把丢失“物”视为自身某一部分的丧失。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赋予了“失去”二字以各种正面意义，但每到实践起来，总不免透着于事无补的单调的抚慰。我们说“怅然若失”，说“嗒然若丧”，都表明“失去”如果不是有意的行为，一定与消极的情感，和震惊、悲凉乃至绝望联系在一起。在科技、文化和精神抚慰术欠发达的过去，灵媒承担起替人摆脱不堪忍受的“失去”的任务，水晶球前的巫师，戴墨镜的盲人，其超自然的能力难免要被用来探测大到地主家的半袋面粉、小到女主人袖里一块手帕的下落，就像机器猫借助二十一世纪操纵台风的尖端设备来为挨了一拳的野比康夫报仇一样。
与代议制政府、议会、独立法院这些社会正常运行所需的文明产物相比，失物招领处的问世更值得人类为之欣慰：它意味着，我们可以比较放心地对素不相识的人怀有积极的道德预期，可以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初级诚实——能够把他人的偶然失物随手上交给有公信力的公共机构。即便实际效用有限，它依然能缓解你对“失去”的恐惧，并留下一种期待，期待自己能够成为社会互助的自然得益者，这是你所参与建设的文明本身的回馈，排除了不确定性十足的灵媒的介入。
按我等人的理解，申请去失物招领处工作的人如果不是离退的街道老干部，要不就是在国有单位难以立足的边缘人——這岗位貌似不比门房和烧锅炉要依赖更多的智力含量。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小说却告诉我们，胜任这份工作还需某种单纯，某种想象乃至移情的素质。亨利·内夫，这个被调到失物招领处的年轻人，第一次报到时言语从容，天真的脸上不见焦虑，让其主管布斯曼暗暗吃惊。他第一次接待失主，就从中收获了满足感（“对自己一下子变得有资格，能和那些失主交涉，能安慰、帮助他们，感到难以置信和高兴”）。
亨利平淡内敛的性格，像一片云翳遮住他内心的微妙变化。基于一种十分有限的职业期望，他对“失去”的理解起初也是比较淡漠的：“我已习惯了不为丢失的东西难过太久，毕竟大多数的东西都是可以替代的，不是吗？”后来他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原来在这个商品丰沛的年代，还是有很多人会赋予“物”以独特的个人意义，把丢失“物”视为自身某一部分的丧失。亨利因此而变得更积极，把通过这些物去推测失主的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进而寻获其下落，欣然接纳为他和同事们日常工作中最大的成功所在，其乐趣不亚于警探勘破案情。他们因此成为另类的“恋物”者，布斯曼就曾说：“想必每个箱子都有一个故事，其实每件失物都有一段经历，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就会显露出来。”
德国老作家伦茨在古稀之年写了一本格外安静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一间小小的失物招领处如何细心执守照章办事的德国精神，这个印象中古板的民族，如何在极理性的交往中酝酿厚重的人情味。一向以来，我对那些描述草根职业的外国小说兴趣浓烈：斯卡尔梅达笔下的邮差，雷蒙德·卡弗笔下的通烟囱女工，他们若非傻人傻福不断，怎能活得有滋有味？亨利·内夫又是一个起于微末之人，呆在一个没有升职空间、还随时可能裁员的单位，似乎没有世俗意义上“成功”的机会，但是，他用一以贯之的单纯接待或寻访失主，打冰上曲棍球，试探爱情的机会，他以善意的好奇去“发现”每一口无主的箱子——这样的人需要一颗赤子之心。我不能至，只能向往之，就像我向往那间把行李箱、雨伞、布娃娃、书籍等物品一一安置齐整的失物招领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赋予了“失去”二字以各种正面意义，但每到实践起来，总不免透着于事无补的单调的抚慰。我们说“怅然若失”，说“嗒然若丧”，都表明“失去”如果不是有意的行为，一定与消极的情感，和震惊、悲凉乃至绝望联系在一起。在科技、文化和精神抚慰术欠发达的过去，灵媒承担起替人摆脱不堪忍受的“失去”的任务，水晶球前的巫师，戴墨镜的盲人，其超自然的能力难免要被用来探测大到地主家的半袋面粉、小到女主人袖里一块手帕的下落，就像机器猫借助二十一世纪操纵台风的尖端设备来为挨了一拳的野比康夫报仇一样。
与代议制政府、议会、独立法院这些社会正常运行所需的文明产物相比，失物招领处的问世更值得人类为之欣慰：它意味着，我们可以比较放心地对素不相识的人怀有积极的道德预期，可以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初级诚实——能够把他人的偶然失物随手上交给有公信力的公共机构。即便实际效用有限，它依然能缓解你对“失去”的恐惧，并留下一种期待，期待自己能够成为社会互助的自然得益者，这是你所参与建设的文明本身的回馈，排除了不确定性十足的灵媒的介入。
按我等人的理解，申请去失物招领处工作的人如果不是离退的街道老干部，要不就是在国有单位难以立足的边缘人——這岗位貌似不比门房和烧锅炉要依赖更多的智力含量。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小说却告诉我们，胜任这份工作还需某种单纯，某种想象乃至移情的素质。亨利·内夫，这个被调到失物招领处的年轻人，第一次报到时言语从容，天真的脸上不见焦虑，让其主管布斯曼暗暗吃惊。他第一次接待失主，就从中收获了满足感（“对自己一下子变得有资格，能和那些失主交涉，能安慰、帮助他们，感到难以置信和高兴”）。
亨利平淡内敛的性格，像一片云翳遮住他内心的微妙变化。基于一种十分有限的职业期望，他对“失去”的理解起初也是比较淡漠的：“我已习惯了不为丢失的东西难过太久，毕竟大多数的东西都是可以替代的，不是吗？”后来他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原来在这个商品丰沛的年代，还是有很多人会赋予“物”以独特的个人意义，把丢失“物”视为自身某一部分的丧失。亨利因此而变得更积极，把通过这些物去推测失主的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进而寻获其下落，欣然接纳为他和同事们日常工作中最大的成功所在，其乐趣不亚于警探勘破案情。他们因此成为另类的“恋物”者，布斯曼就曾说：“想必每个箱子都有一个故事，其实每件失物都有一段经历，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就会显露出来。”
德国老作家伦茨在古稀之年写了一本格外安静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一间小小的失物招领处如何细心执守照章办事的德国精神，这个印象中古板的民族，如何在极理性的交往中酝酿厚重的人情味。一向以来，我对那些描述草根职业的外国小说兴趣浓烈：斯卡尔梅达笔下的邮差，雷蒙德·卡弗笔下的通烟囱女工，他们若非傻人傻福不断，怎能活得有滋有味？亨利·内夫又是一个起于微末之人，呆在一个没有升职空间、还随时可能裁员的单位，似乎没有世俗意义上“成功”的机会，但是，他用一以贯之的单纯接待或寻访失主，打冰上曲棍球，试探爱情的机会，他以善意的好奇去“发现”每一口无主的箱子——这样的人需要一颗赤子之心。我不能至，只能向往之，就像我向往那间把行李箱、雨伞、布娃娃、书籍等物品一一安置齐整的失物招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