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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来，为了解决药品购销领域商业贿赂行为导致的药价虚高问题，不少人建议重新回到由政府统一定价、统一销售的药品专卖政策。本文通过药品购销领域厂商与医院、厂商与政府的两个博弈模型，得出药品政府专卖政策虽然能降低药品销售成本但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结论，并对博弈结果的深层内涵及政策建议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药品定价；政府专卖；博弈
中图分类号：F7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3-0072-03
药品政府专卖政策的提出是对我国医疗体制以往所秉承的市场化道路的质疑，不少人反对这种主张，但多仅凭直觉认为计划定价是一种倒退，少有理论上的回应。本文试以博弈论的方法分析药价虚高的原因及药品政府专卖政策的效果。
1.问题的提出
药品政府专卖政策的出发点即政府专卖能根除医商之间的商业贿赂行为，为了印证这一看法，本文试借助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医院与药品生产厂商的博弈行为及定价策略进行模拟分析。
假定医院与药品生产厂商对药品定价都有两种策略（高价，低价），双方都清楚知道可能的结果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该问题的得益矩阵如下（为简单说明问题,仅以收益值的具体例子表示双方的得益。）：
图1 厂商与医院的定价博弈
对消费者而言，药品生产厂商和医院都是药品销售的中间环节，二者定价策略不一致反映了药品销售利润的分配不一致。如若厂商与医院采取（低价，高价）策略组合，意味着药品需求旺盛，医院可以低价购进后高价出售，从而获得比厂商更大的得益（如图1：医院收益12>厂商收益2）。同理，双方选择相同的定价策略即表明销售利润的分配大体均等（如图1：高价策略下，双方得益都是7；低价策略下，得益都是11）。其中，（低价，低价）策略组合能实现总体最优（11+11>7+7或2+12），因为此时会有更多的人买药治病，不会出现“小病扛、大病等”的情况，医药行业的整体利润随之上涨。但这个得益矩阵的纳什均衡是(高价,高价)策略,总收益为14(7+7)，不是整体最大收益。如果药品生产厂商为实现整体最优,采取低价策略,而且医院肯合作,可以实现整体最优(11+11=22)。然而,不少厂商往往会以回扣等商业贿赂手段向医院推销质次价高的药品，另外，医患信息完全不对称，医院为追求自身利润，也往往会选择高价策略,这样就必然产生药价虚高的问题。
药品生产厂商与医院定价博弈的结果表明药品购销市场存在市场失灵问题，药品政府专卖政策的出发点有其合理性。以下，试用有同时选择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政府专卖政策的施行效果。
2.理论模拟：政府专卖政策的效果分析
2.1 模型假设
药品政府专卖政策的施行效果取决于药品生产厂商与政府的行为博弈。为分析方便，本文为该博弈设定以下几个条件：
(1)博弈的参加者：政府与n家药品生产厂商。假设政府是理性经济人，它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医药市场的公平有效，既维护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又保证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n家药品生产企业形成一个产品有差异的寡头垄断市场，各厂商都具有递减的边际成本曲线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2)博弈方的策略选择：政府有两个纯策略——政府专卖和政府监管；厂商有三种纯策略——技术创新、不创新与走后门。“政府专卖”能通过直接定价的方式改变所有厂商的成本函数，比如，可以降低厂商包括广告、商业贿赂等各种费用在内的营销成本；而“政府监管”不直接干预厂商正常的市场行为。“技术创新”会增加厂商的短期生产成本，但也会提高厂商产品的未来竞争力；“不创新”不会增加厂商的短期生产成本，但会削弱厂商的未来竞争力；在政府专卖的情况下，不创新的企业有可能选择“走后门”的策略，寻租主体由医院转向政府。“走后门”不仅可以保证产品的销路，而且费用小于技术创新投入。
(3)博弈的次序：首先，由政府决定选择“政府专卖”还是“政府监管”；其次，n家厂商根据政府的策略同时决定自己的策略。该博弈简化的扩展式表示法如下：
图2 政府与药品生产厂商的博弈模型
2.2 模型构建
用μ、ν、θν分别表示政府专卖、企业技术创新和未进行技术创新对厂商成本产生的直接影响，其中，μ≥0、ν、θ＞0且都符合以0为基准的连续分布规律。μ=0表示政府未采取专卖政策；若０＜θ≤１，则θν≤ν，表示未进行技术创新的厂商在“政府专卖”策略下选择“走后门”的寻租成本小于技术创新投入；若θ＞１，则θν＞ν，表示未进行技术创新的厂商在“政府监管”策略下决定不创新的长期损失大于技术创新企业。
(1)政府专卖的情形。假定各厂商对政府专卖政策的反应一致，则选择创新与选择走后门的厂商利润函数分别为：
其中，πi(x)是选择“技术创新”的厂商i的利润函数，πj(x)是选择“走后门”的厂商j的利润函数；x =(x1,…,xn)是药品市场上的产品数量组合。p(X)是药品市场的反需求函数，X=∑xi+∑xj；ci(xi)、cj(xj)是厂商i与厂商j生产xi、xj的生产成本函数，μxi、μxj表示“政府专卖”对厂商i、j生产xi、xj数量产品的成本影响，νxi是厂商i的技术投入成本，θνxj是厂商j的寻租成本。a、b是药品行业内创新厂商与走后门厂商的个数，a+b=n。
分别是“技术创新”厂商和“走后门”厂商的产品数量组合、总成本函数、政府专卖引起的总成本变化、技术创新及走后门策略引起的总成本变化。根据对厂商行为的设定，ci、cj、c1、c2一阶导数都大于0，二阶导数都小于0。
在政府专卖情况下，两类厂商进行古诺竞争，他们所决定的问题是:
2.3 模型结论
图3政府专卖与古诺反应均衡
为了方便获得有关结论，我们假定厂商反应曲线是线性的。图3给出了政府专卖情况下厂商博弈的纳什均衡。如图3所示，直线r1r1、r2r2分别为选择“技术创新”的厂商1与选择“走后门”的厂商2的反应曲线。e0是未实行政府专卖时的初始均衡点。当政府决定实行专卖时，各厂商都享受到了政府专卖带来的成本优惠，各厂商的反应曲线都同程度地向右移，分别达直线r1′r1′和直线r2′r2′处并在e1点达到均衡。不可否认，政府专卖政策使得各厂商的产量都有所增加，起到了促进药品行业发展的作用。达到e1点后，各厂商进行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当厂商1决定进行产品创新时，短期生产成本会上涨，表现为反应曲线r1′r1′左移至虚线处；若厂商2选择“走后门”策略，其寻租成本大大小于技术开发的投入，厂商2的反应曲线r2′r2′会左移但幅度小于反应曲线r1′r1′移动的幅度，最终，竞争均衡在平行于曲线r1′r1′与r2′r2′的两条虚线交点e处实现。尽管交点e仍在政府专卖政策发挥效力的范围（射线e0a和射线e0b所围的阴影区域aeb）内，但是，比较e和e0两点，会发现厂商2增加的产量远大于厂商1，政府专卖政策最终大大增加了走后门厂商的得益，而产品创新却没有得到鼓励。这种结果有违政府维护药品市场效率的目标，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在政府监管的情况下，选择不创新的企业只能接受市场的惩罚。图4描述了政府监管情况下的厂商博弈。厂商1与厂商2的反应曲线r1r1、r2r2最初在点e0相交，当厂商1决定技术创新后，其反应曲线r1r1左移，此时，选择“走后门”的厂商2的反应曲线r2r2只会以更大的幅度左移（θ＞１），最终在两条虚线相交的e点达到均衡。短期看来，厂商1创新后的得益小于未创新时的，但从长期看来，厂商2的得益更多的缩减了，无疑为厂商1让出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厂商1的创新得到了激励。
图4 技术创新与古诺反应均衡
3.博弈结论的深层含义及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药品政府专卖政策虽然可以降低厂商营销成本但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不是解决药品购销环节市场失灵问题的对症良药。在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遇到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总会听到建议政府接管的声音，这不仅是对计划经济的怀念，而且是对我国自古延续的国家干涉主义思想的继承。我国的政府专卖政策源远流长，早在《管子》一书中就提出了政府专卖思想，西汉汉武帝时期就推行过盐、铁、酒专卖政策，此后，历代王朝都沿用类似政策。政府干涉经济的思想已经深植人们头脑，难怪一遇到药品购销市场失灵的问题，不禁会重弹此调。古代的政府专卖政策有它的历史语境：“在封建主义下，‘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建立在其上的各个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的依赖性为特征’，从而某种程度的经济干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时至今日，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依附关系，而是信用关系。当代信用关系有特定关系人（如亲友）信用关系和非特定关系人（如市场交易者）信用关系两种。目前，已有的特定关系人信用已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非特定关系人之间广泛的信用关系（银行信用、证券信用等）已成为社会信用关系的主要方面，因而金融的作用因影响到社会经济各类主体和各个层面而日益彰显。因此，依靠政治强权干涉社会成员经济行为的做法不再有效，政府的干涉政策应该与时俱进，越来越多地凭借政府的市场经济行为达到干预的目的。具体到药品政府专卖政策，由政府承担定价、销售等市场职能，只会损害社会效率，有悖政府目标。而政府监管情形下的博弈结果也从正面说明了在市场有效发挥作用的药品生产领域，政府在秩序之外担当“守夜人”的角色，通过制定实施法律、培育道德体系管理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会引导企业之间进行公平有效的竞争，提高社会效率。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有以下两条途径：
第一，从需求方来看，医疗行业带有公共物品性质，政府应加大对该行业的投入，使公立医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公立医院，不再以盈利性为目标，真正为患者着想，从而削弱医院选择高价策略的动机。
第二，从供给方来看，药品生产行业是市场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应严厉打击各种不法商业贿赂行为，维护公平有效的市场秩序，从而杜绝高价策略的可乘之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有功能性障碍的社会制度确实存在，思考对策的方法是理性选择，“如果我们想改进我们的组织，我们应当完善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使个体努力和个体所得相匹配的手段，从而矫正动机，进而矫正行为”。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3]兰天.外商投资政策与产业扶持政策协调博弈研究[J].财经研究，2003,(3).
[4]陈孝兵.信用、权威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经济评论，2005,(4).
[5]（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武锡申.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1).
［作者简介］韩丽娟（1980-），女，甘肃兰州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经济思想史专业。
［收稿日期］2007-05-20（责任编辑：罗哲）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药品定价；政府专卖；博弈
中图分类号：F7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3-0072-03
药品政府专卖政策的提出是对我国医疗体制以往所秉承的市场化道路的质疑，不少人反对这种主张，但多仅凭直觉认为计划定价是一种倒退，少有理论上的回应。本文试以博弈论的方法分析药价虚高的原因及药品政府专卖政策的效果。
1.问题的提出
药品政府专卖政策的出发点即政府专卖能根除医商之间的商业贿赂行为，为了印证这一看法，本文试借助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医院与药品生产厂商的博弈行为及定价策略进行模拟分析。
假定医院与药品生产厂商对药品定价都有两种策略（高价，低价），双方都清楚知道可能的结果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该问题的得益矩阵如下（为简单说明问题,仅以收益值的具体例子表示双方的得益。）：
图1 厂商与医院的定价博弈
对消费者而言，药品生产厂商和医院都是药品销售的中间环节，二者定价策略不一致反映了药品销售利润的分配不一致。如若厂商与医院采取（低价，高价）策略组合，意味着药品需求旺盛，医院可以低价购进后高价出售，从而获得比厂商更大的得益（如图1：医院收益12>厂商收益2）。同理，双方选择相同的定价策略即表明销售利润的分配大体均等（如图1：高价策略下，双方得益都是7；低价策略下，得益都是11）。其中，（低价，低价）策略组合能实现总体最优（11+11>7+7或2+12），因为此时会有更多的人买药治病，不会出现“小病扛、大病等”的情况，医药行业的整体利润随之上涨。但这个得益矩阵的纳什均衡是(高价,高价)策略,总收益为14(7+7)，不是整体最大收益。如果药品生产厂商为实现整体最优,采取低价策略,而且医院肯合作,可以实现整体最优(11+11=22)。然而,不少厂商往往会以回扣等商业贿赂手段向医院推销质次价高的药品，另外，医患信息完全不对称，医院为追求自身利润，也往往会选择高价策略,这样就必然产生药价虚高的问题。
药品生产厂商与医院定价博弈的结果表明药品购销市场存在市场失灵问题，药品政府专卖政策的出发点有其合理性。以下，试用有同时选择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政府专卖政策的施行效果。
2.理论模拟：政府专卖政策的效果分析
2.1 模型假设
药品政府专卖政策的施行效果取决于药品生产厂商与政府的行为博弈。为分析方便，本文为该博弈设定以下几个条件：
(1)博弈的参加者：政府与n家药品生产厂商。假设政府是理性经济人，它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医药市场的公平有效，既维护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又保证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n家药品生产企业形成一个产品有差异的寡头垄断市场，各厂商都具有递减的边际成本曲线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2)博弈方的策略选择：政府有两个纯策略——政府专卖和政府监管；厂商有三种纯策略——技术创新、不创新与走后门。“政府专卖”能通过直接定价的方式改变所有厂商的成本函数，比如，可以降低厂商包括广告、商业贿赂等各种费用在内的营销成本；而“政府监管”不直接干预厂商正常的市场行为。“技术创新”会增加厂商的短期生产成本，但也会提高厂商产品的未来竞争力；“不创新”不会增加厂商的短期生产成本，但会削弱厂商的未来竞争力；在政府专卖的情况下，不创新的企业有可能选择“走后门”的策略，寻租主体由医院转向政府。“走后门”不仅可以保证产品的销路，而且费用小于技术创新投入。
(3)博弈的次序：首先，由政府决定选择“政府专卖”还是“政府监管”；其次，n家厂商根据政府的策略同时决定自己的策略。该博弈简化的扩展式表示法如下：
图2 政府与药品生产厂商的博弈模型
2.2 模型构建
用μ、ν、θν分别表示政府专卖、企业技术创新和未进行技术创新对厂商成本产生的直接影响，其中，μ≥0、ν、θ＞0且都符合以0为基准的连续分布规律。μ=0表示政府未采取专卖政策；若０＜θ≤１，则θν≤ν，表示未进行技术创新的厂商在“政府专卖”策略下选择“走后门”的寻租成本小于技术创新投入；若θ＞１，则θν＞ν，表示未进行技术创新的厂商在“政府监管”策略下决定不创新的长期损失大于技术创新企业。
(1)政府专卖的情形。假定各厂商对政府专卖政策的反应一致，则选择创新与选择走后门的厂商利润函数分别为：
其中，πi(x)是选择“技术创新”的厂商i的利润函数，πj(x)是选择“走后门”的厂商j的利润函数；x =(x1,…,xn)是药品市场上的产品数量组合。p(X)是药品市场的反需求函数，X=∑xi+∑xj；ci(xi)、cj(xj)是厂商i与厂商j生产xi、xj的生产成本函数，μxi、μxj表示“政府专卖”对厂商i、j生产xi、xj数量产品的成本影响，νxi是厂商i的技术投入成本，θνxj是厂商j的寻租成本。a、b是药品行业内创新厂商与走后门厂商的个数，a+b=n。
分别是“技术创新”厂商和“走后门”厂商的产品数量组合、总成本函数、政府专卖引起的总成本变化、技术创新及走后门策略引起的总成本变化。根据对厂商行为的设定，ci、cj、c1、c2一阶导数都大于0，二阶导数都小于0。
在政府专卖情况下，两类厂商进行古诺竞争，他们所决定的问题是:
2.3 模型结论
图3政府专卖与古诺反应均衡
为了方便获得有关结论，我们假定厂商反应曲线是线性的。图3给出了政府专卖情况下厂商博弈的纳什均衡。如图3所示，直线r1r1、r2r2分别为选择“技术创新”的厂商1与选择“走后门”的厂商2的反应曲线。e0是未实行政府专卖时的初始均衡点。当政府决定实行专卖时，各厂商都享受到了政府专卖带来的成本优惠，各厂商的反应曲线都同程度地向右移，分别达直线r1′r1′和直线r2′r2′处并在e1点达到均衡。不可否认，政府专卖政策使得各厂商的产量都有所增加，起到了促进药品行业发展的作用。达到e1点后，各厂商进行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当厂商1决定进行产品创新时，短期生产成本会上涨，表现为反应曲线r1′r1′左移至虚线处；若厂商2选择“走后门”策略，其寻租成本大大小于技术开发的投入，厂商2的反应曲线r2′r2′会左移但幅度小于反应曲线r1′r1′移动的幅度，最终，竞争均衡在平行于曲线r1′r1′与r2′r2′的两条虚线交点e处实现。尽管交点e仍在政府专卖政策发挥效力的范围（射线e0a和射线e0b所围的阴影区域aeb）内，但是，比较e和e0两点，会发现厂商2增加的产量远大于厂商1，政府专卖政策最终大大增加了走后门厂商的得益，而产品创新却没有得到鼓励。这种结果有违政府维护药品市场效率的目标，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在政府监管的情况下，选择不创新的企业只能接受市场的惩罚。图4描述了政府监管情况下的厂商博弈。厂商1与厂商2的反应曲线r1r1、r2r2最初在点e0相交，当厂商1决定技术创新后，其反应曲线r1r1左移，此时，选择“走后门”的厂商2的反应曲线r2r2只会以更大的幅度左移（θ＞１），最终在两条虚线相交的e点达到均衡。短期看来，厂商1创新后的得益小于未创新时的，但从长期看来，厂商2的得益更多的缩减了，无疑为厂商1让出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厂商1的创新得到了激励。
图4 技术创新与古诺反应均衡
3.博弈结论的深层含义及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药品政府专卖政策虽然可以降低厂商营销成本但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不是解决药品购销环节市场失灵问题的对症良药。在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遇到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总会听到建议政府接管的声音，这不仅是对计划经济的怀念，而且是对我国自古延续的国家干涉主义思想的继承。我国的政府专卖政策源远流长，早在《管子》一书中就提出了政府专卖思想，西汉汉武帝时期就推行过盐、铁、酒专卖政策，此后，历代王朝都沿用类似政策。政府干涉经济的思想已经深植人们头脑，难怪一遇到药品购销市场失灵的问题，不禁会重弹此调。古代的政府专卖政策有它的历史语境：“在封建主义下，‘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建立在其上的各个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的依赖性为特征’，从而某种程度的经济干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时至今日，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依附关系，而是信用关系。当代信用关系有特定关系人（如亲友）信用关系和非特定关系人（如市场交易者）信用关系两种。目前，已有的特定关系人信用已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非特定关系人之间广泛的信用关系（银行信用、证券信用等）已成为社会信用关系的主要方面，因而金融的作用因影响到社会经济各类主体和各个层面而日益彰显。因此，依靠政治强权干涉社会成员经济行为的做法不再有效，政府的干涉政策应该与时俱进，越来越多地凭借政府的市场经济行为达到干预的目的。具体到药品政府专卖政策，由政府承担定价、销售等市场职能，只会损害社会效率，有悖政府目标。而政府监管情形下的博弈结果也从正面说明了在市场有效发挥作用的药品生产领域，政府在秩序之外担当“守夜人”的角色，通过制定实施法律、培育道德体系管理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会引导企业之间进行公平有效的竞争，提高社会效率。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有以下两条途径：
第一，从需求方来看，医疗行业带有公共物品性质，政府应加大对该行业的投入，使公立医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公立医院，不再以盈利性为目标，真正为患者着想，从而削弱医院选择高价策略的动机。
第二，从供给方来看，药品生产行业是市场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应严厉打击各种不法商业贿赂行为，维护公平有效的市场秩序，从而杜绝高价策略的可乘之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有功能性障碍的社会制度确实存在，思考对策的方法是理性选择，“如果我们想改进我们的组织，我们应当完善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使个体努力和个体所得相匹配的手段，从而矫正动机，进而矫正行为”。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3]兰天.外商投资政策与产业扶持政策协调博弈研究[J].财经研究，2003,(3).
[4]陈孝兵.信用、权威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经济评论，2005,(4).
[5]（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武锡申.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1).
［作者简介］韩丽娟（1980-），女，甘肃兰州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经济思想史专业。
［收稿日期］2007-05-20（责任编辑：罗哲）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