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寇的小说《分别少收和多给了十块钱》，篇幅虽短，却有着一个复杂而奇怪的结构。故事的主体是这样的：“我”是一名作家，要去外地参加一个活动，在出发之前偶遇八年未见的表哥。表哥经营黑的，常年出没于火车站一带。他嘱我回来时给他电话，他来接“我”。但“我”并没有联系表哥，也没有在火车站遇见他，而是雇了另外一辆黑的回家了。
　　故事就是这么简单，读者或许要失望了。不知何始，不知所终，完全不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更让人感到奇怪的，在这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还包围着两个看似有广告嫌疑的叙事片断。前者是“我”在八年前写下的一个事关表哥的短篇小说，而后者则是“我”记忆中的一个城中村的介绍——那个载“我”回家的的哥就租住在这里。
　　或许读者依然一头雾水，但一定不会对这个文本的结构太陌生。在一个平凡的故事前后附加两个“广告”，正是我们活在当下的人生剧场的一般框架。如果我们去电影院，哪怕看一部《刺客聂隐娘》这样的高冷电影，也无法拒绝前有片场预告后有电影花絮的强加现实。如果我们要乘坐电梯到二十八楼的某个餐厅用餐，我们必然会在一楼电梯口遭遇一段电视广告，然后在走出电梯口时又迎面相逢这家餐厅的巨幅宣传海报。
　　曹寇这部小说的文本结构，正是现实世界投射在白纸黑字上的一片影子。我们相信，这未必是曹寇有意而为之的结果，而只是肆意进行文本实验的一种临时产物。但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这已是一个客观的文本事实。但请注意，这个文本事实不是一部电影，也不是一家餐厅，而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文本，呈现出作家深度凝视现实世界之本质逻辑的一种特殊方式。这个本质逻辑，其实是货币逻辑，转化为小说文本，就是一种“货币叙事”。
　　读曹寇的这篇小说，我想到了同城作家韩东和朱文。尽管曹寇的出道时间要比后二者晚十年以上，但我有理由相信，在很多方面，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比如对货币叙事的专注与热情。可作参照的代表性文本有朱文的《我爱美元》和韩东的《美元硬过人民币》。在九十年代和新千年之初，这两个文本一度引发广泛的讨论，今天回过头来看，其重要意义依然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它们第一次通过大胆的“货币叙事”回应了一种全新的时代逻辑的诞生。
　　作为后起者，曹寇写下这篇《分别少收和多给了十块钱》，可以看作是对朱文、韩东的未竟事业的接续，而且走得更远了。在朱文、韩东的小说中，“货币叙事”依然是在传统的文本框架中展开的，而在曹寇的小说中，正如我在前面已经分析的，其文本结构已成为现实的货币化世界的高度仿真。我们可以说，这是日益强势的货币逻辑对小说的深度浸润，使其发生了文本变形，也可以说这是曹寇试图超越朱文、韩东的一种文本实验。
　　文本结构已被现实逻辑篡改，但在叙事立场上，曹寇对现实的货币逻辑采取了一种怀疑的态度。就此而言，曹寇不仅比朱文、韩东走得更远，而且完成了一次路线逆转。朱文和韩东也是杰出的怀疑论者，但他们对货币逻辑是持肯定性态度的。这可从他们对“美元”的正面书写见出一斑。在曹寇的这篇小说中，充满了正能量的“美元叙事”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更具现实感的“人民币叙事”。这个“人民币”是无力的，充满了挫败感的。如果说在整篇小说中尚可找到一条连贯的叙事线索，必然是作者倾注于其中的对货币逻辑的某种怀疑态度，在这里，或许也包含了某种隐而不露的批判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