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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工合”运动。它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专门生产物资以供应军需民用的合作社生产运动。“工合”运动也成为经济史上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对于这一历史问题,目前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虽然有成果问世,但基本上还是采用历史学研究方法。文章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抗日战争时期“工合”运动衰落的原因进行探析。
关键词:“工合”运动;制度;产权;路径依赖
“工合”运动即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是抗战时期群众性的生产救亡运动,是将零散手工业加以组织和改良,予以资金通融的便利,使之扩大生产以适应抗战需要的合作生产运动,当时曾被誉为“经济国防线”。此外,它还是国内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条重要纽带,也是当时民主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宋庆龄曾高度评价说:“中国工业合作,代表人类的复兴、经济的进步与政治的教育”。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历史问题,目前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虽然有成果问世,但基本上还是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抗日战争时期“工合”运动衰落的原因进行探析。
一、抗日战争时期“工合”运动的发展历程
(一)“工合”运动的酝酿和肇端
1938年4月3日,在“星一聚餐会”上成立了“工合”设计委员会并委托艾黎起草了一个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发展“工合”运动的计划,该计划草案在5月份正式出台。当时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同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并答应拨给资金500万元,作为开展组织“工合”社的资金。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孔祥熙任总会理事长,艾黎代理总干事,并被任命为行政院的技术顾问。同年底,“工合”总会组织机构在重庆建立。“工合”总会理事也同时组成。
(二)“工合”运动的发展
1938年,中国“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宝鸡打铁社成立。1939年初,“工合”总会设立了西北办事处、西南办事处、东南办事处、川康办事处、云南办事处5个大区办事处,成立了197个合作社,社员达6000人以上。截至1941年10月,“工合”工作区域推进至16个省区,设立合作社近2000所,动员15万人参加战时生产。每月生产总额逾24万元,产品种类达百十种。1939年初,西北延安事务所正式成立。短短几个月中,延安地区就建立了15个合作社。1939年下半年,晋东南事务所成立。到1940年初,仅陕甘宁边区一地“工合”社的总数便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中尤以服务工业合作社的人数为全国各地区中平均数之最。1942年,全国7个区共有1595个合作社,社员22680人。1942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工合”运动发展的黄金时期。
(三)“工合”运动的衰落
1941年中期以后,孔祥熙对“工合”逐渐采取了打击压迫的手段。1941年,沙千里等民主人士被迫辞去了总会的工作。1942年,国民政府完全停止了对“工合”总会行政经费的拨款,撤了艾黎技术顾问的职,致使“工合”领导机构不断改组。从1938-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前的6年多期间,总会组织和总干事负责人共改动了6次。严重影响了组织的稳定性和工作的开展,加上国民党在经济上给予“工合”种种摧残,造成了合作社数目和合作社社员大幅度减少,截至1945年,“全国尚开工或局部开工之工合社仅余336个”。
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制度经济学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入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其隐含的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威廉姆森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也有所突破: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三、抗战时期“工合”运动衰落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一)“工合”运动衰落的产权理论分析
产权为个人和组织的一组受保护的权利,它使所有者能通过收购、使用、抵押和转让资产的方式持有或处置某些资产,并占有在这些资产运用中所产生的效益。一般认为,产权具有资源配置、激励与约束、降低交易费用等功能。在产权经济学家看来,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引导人们在更大程度上将外部性内部化。而产权的功能总是通过一定的产权安排实现的。从哈丁对“公地的悲剧”的分析开始,一致的观点是,由于个人可以从使用公共产权中获益,而成本则由全体所有者共同承担。因此,公共产权有被过度使用的倾向,直到个人使用公共产权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外部人同时存在攫取组织内部公共产权的可能性,在公有制下,某个人加入社区或者组织,在不需要向已有的所有者支付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就可以获得一份共有财产,会导致产权的稀释。
合作社实行自愿和开放的成员资格制度,为防止成员随意退出,造成合作社资金的不稳定,合作社规定成员股金的一部分以及合作社盈余的一部分成为公共积累,除非合作社破产。否则,单个成员对这些财产没有要求权。根据合作原则,成员资本金“至少有一部分是合作社的公共财产,作为成员的条件之一是赞成成员只获取有限的资本金补偿。”同时,“合作社的积累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公共财产。”这部分资本是共有的,服从于集体决策。这意味着,只要投资合作社,成员投资以及由此带来的收益的一部分就会成为“共有财产”,即公共产权。在“工合”成立之初或困难时期,人们持一种观望态度,而在“工合”兴盛时期,人们争相加入。
(二)“工合”运动的衰落的激励机制理论分析
制度是人为安排的以规范人们的相互间的行为的约束,通过建立一个稳定的(未必有效率的)用于人们交流的,不管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经济的组织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制度的这种界定和规范作用在于,一方面为人们某一活动设置了一个渠道和范围,规范人们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另一方面又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确立了一套激励和奖惩的办法,从而使人们把自己在经济活动中作出的各种各样的决策同自己的动机、目标、成本和收益直接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为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必须提供一种激励。
“工合”组织内部消除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充分展示了民主管理和“一人一票”的平等精神,使社员体会到人的尊严和权利,但这种公平却包含了平均主义倾向。这种平均主义常常表现为社员在入会时无论钱多钱少社股都要平均分配。据孟用潜讲“统观全国各地合作社的报表,社员与社员之间股金的差额是很少的,不过合作社员终究是穷的多,大家这样按着最低的标准认购股金,资金当然不够周转。可是为了保持这样一种平均主义的平等,当周转不灵的时候,却宁肯停工,逼着社员到外面去挑盐,或是宁借‘大一五’的高利贷,也不肯让有钱的社员多认缴一点股金,更不肯让肯出钱的参加为社员。这种平均主义简直是让合作社员跟着‘工合’受罪”。
关键词:“工合”运动;制度;产权;路径依赖
“工合”运动即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是抗战时期群众性的生产救亡运动,是将零散手工业加以组织和改良,予以资金通融的便利,使之扩大生产以适应抗战需要的合作生产运动,当时曾被誉为“经济国防线”。此外,它还是国内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条重要纽带,也是当时民主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宋庆龄曾高度评价说:“中国工业合作,代表人类的复兴、经济的进步与政治的教育”。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历史问题,目前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虽然有成果问世,但基本上还是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抗日战争时期“工合”运动衰落的原因进行探析。
一、抗日战争时期“工合”运动的发展历程
(一)“工合”运动的酝酿和肇端
1938年4月3日,在“星一聚餐会”上成立了“工合”设计委员会并委托艾黎起草了一个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发展“工合”运动的计划,该计划草案在5月份正式出台。当时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同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并答应拨给资金500万元,作为开展组织“工合”社的资金。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孔祥熙任总会理事长,艾黎代理总干事,并被任命为行政院的技术顾问。同年底,“工合”总会组织机构在重庆建立。“工合”总会理事也同时组成。
(二)“工合”运动的发展
1938年,中国“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宝鸡打铁社成立。1939年初,“工合”总会设立了西北办事处、西南办事处、东南办事处、川康办事处、云南办事处5个大区办事处,成立了197个合作社,社员达6000人以上。截至1941年10月,“工合”工作区域推进至16个省区,设立合作社近2000所,动员15万人参加战时生产。每月生产总额逾24万元,产品种类达百十种。1939年初,西北延安事务所正式成立。短短几个月中,延安地区就建立了15个合作社。1939年下半年,晋东南事务所成立。到1940年初,仅陕甘宁边区一地“工合”社的总数便占全国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中尤以服务工业合作社的人数为全国各地区中平均数之最。1942年,全国7个区共有1595个合作社,社员22680人。1942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工合”运动发展的黄金时期。
(三)“工合”运动的衰落
1941年中期以后,孔祥熙对“工合”逐渐采取了打击压迫的手段。1941年,沙千里等民主人士被迫辞去了总会的工作。1942年,国民政府完全停止了对“工合”总会行政经费的拨款,撤了艾黎技术顾问的职,致使“工合”领导机构不断改组。从1938-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前的6年多期间,总会组织和总干事负责人共改动了6次。严重影响了组织的稳定性和工作的开展,加上国民党在经济上给予“工合”种种摧残,造成了合作社数目和合作社社员大幅度减少,截至1945年,“全国尚开工或局部开工之工合社仅余336个”。
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制度经济学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入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其隐含的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威廉姆森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也有所突破: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三、抗战时期“工合”运动衰落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一)“工合”运动衰落的产权理论分析
产权为个人和组织的一组受保护的权利,它使所有者能通过收购、使用、抵押和转让资产的方式持有或处置某些资产,并占有在这些资产运用中所产生的效益。一般认为,产权具有资源配置、激励与约束、降低交易费用等功能。在产权经济学家看来,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引导人们在更大程度上将外部性内部化。而产权的功能总是通过一定的产权安排实现的。从哈丁对“公地的悲剧”的分析开始,一致的观点是,由于个人可以从使用公共产权中获益,而成本则由全体所有者共同承担。因此,公共产权有被过度使用的倾向,直到个人使用公共产权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外部人同时存在攫取组织内部公共产权的可能性,在公有制下,某个人加入社区或者组织,在不需要向已有的所有者支付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就可以获得一份共有财产,会导致产权的稀释。
合作社实行自愿和开放的成员资格制度,为防止成员随意退出,造成合作社资金的不稳定,合作社规定成员股金的一部分以及合作社盈余的一部分成为公共积累,除非合作社破产。否则,单个成员对这些财产没有要求权。根据合作原则,成员资本金“至少有一部分是合作社的公共财产,作为成员的条件之一是赞成成员只获取有限的资本金补偿。”同时,“合作社的积累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公共财产。”这部分资本是共有的,服从于集体决策。这意味着,只要投资合作社,成员投资以及由此带来的收益的一部分就会成为“共有财产”,即公共产权。在“工合”成立之初或困难时期,人们持一种观望态度,而在“工合”兴盛时期,人们争相加入。
(二)“工合”运动的衰落的激励机制理论分析
制度是人为安排的以规范人们的相互间的行为的约束,通过建立一个稳定的(未必有效率的)用于人们交流的,不管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经济的组织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制度的这种界定和规范作用在于,一方面为人们某一活动设置了一个渠道和范围,规范人们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另一方面又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确立了一套激励和奖惩的办法,从而使人们把自己在经济活动中作出的各种各样的决策同自己的动机、目标、成本和收益直接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为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必须提供一种激励。
“工合”组织内部消除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充分展示了民主管理和“一人一票”的平等精神,使社员体会到人的尊严和权利,但这种公平却包含了平均主义倾向。这种平均主义常常表现为社员在入会时无论钱多钱少社股都要平均分配。据孟用潜讲“统观全国各地合作社的报表,社员与社员之间股金的差额是很少的,不过合作社员终究是穷的多,大家这样按着最低的标准认购股金,资金当然不够周转。可是为了保持这样一种平均主义的平等,当周转不灵的时候,却宁肯停工,逼着社员到外面去挑盐,或是宁借‘大一五’的高利贷,也不肯让有钱的社员多认缴一点股金,更不肯让肯出钱的参加为社员。这种平均主义简直是让合作社员跟着‘工合’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