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些久负盛名的西方媒体正在遭遇信誉危机。今年3月，西藏拉萨等地发生了打砸抢烧的严重暴力事件，一些国际知名媒体在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时，出现了失实的报道。这些报道引发了境内外众多网民的抗议，一些网民甚至自发建立了一个anti-enn网站，驳斥CNN的不实报道。对媒体本身的批评质疑成为了新闻。
　　其实，在中国，以报道新闻事件为主要职责的媒体本身成为社会新闻事件的主角，此前曾经发生过多起。比较有名的如2004年的《南方都市报》经济案、2007年北京电视台的纸馅包子事件、《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的兰成长事件，以及今年初的《法人》杂志与辽宁西丰相关当局的冲突事件等。
　　日渐频繁的类似事件表明，社会对媒体的要求正变得越来越严苛。在一个法治还不甚健全的社会里，报道稍有不慎，媒体和相关当事^便有覆巢之虞。前车之鉴殷殷。
　　毫无疑问，一个可以问责的自由是媒体报道自由得以存续的前提。无论是出于疏忽、无知、偏见抑或意识形态的敌意而导致的报道失当，被伤害者都有权利提出自己的诉求，要求更正乃至补偿，而处在事件中心的媒体也有义务回应这种诉求。然而，当媒体陷入新闻事件的漩涡后，原本应该被追问的事件背后的诉求却也常常随之被转移视线，没有人再去追问兰成长死亡背后的地方黑恶势力猖獗的成因、纸馅包子背后的食品质量问题以及《法人》杂志报道的西丰纠葛背后的真相……遭受惊吓的媒体，为防他律，愈益自律，结果版面内容四平八稳。当真相越来越远，时弊则愈积愈深。
　　信息公开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只有看到不同角度的信息，人们才能依据自己的判断力做出决断。相较于以前发生重大事件常常采取秘而不宣的方式，今年无论是南航飞机迫降事件还是拉萨等地的严重暴力事件，都是有关方面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主动提供的信息。而正是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中，人们才能够发现CNN等报道的偏见。遇到重大事件，把真相告知公众，不捂不盖，也是即将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基本要求。
　　媒体报道是信息公开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功能。作为信息传播中介的媒体，追问并报道真相是其天职。媒体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媒体的监督是万万不能的，无论是郴州群体贪渎事件还是山西黑砖窑事件，媒体的监督对于促进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舆论监督是弱势群体获取话语权的途径，也是社会了解事件真相、促进现实问题解决的一个重要平台。
　　“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2007年的表态虽然没有脱去旧式威权气息的开明，却已经是公权部门对媒体工作的一个重大的现实支持。
　　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先生，不久前对笔者谈到有关媒体的批评报道时介绍，1950年至1953年，中共华南局机关报《南方日报》批评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的报道和评论达100多篇，但依然被视为批评报道不力，在1953年3次受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批评!1988年10月和1990年12月，中共广东省纪委两次写信表扬《南方日报》在惩腐倡廉报道中做出的贡献，并对报纸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2007年初的广东省两会上，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人大代表胡国华在回应有代表在讨论中提出的媒体对案件报道的不良影响时称：这个不报、那个不报不是好的管理办法，应该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
　　见贤思齐。广东社会经济的发达与媒体的发达，也许就与这种思想解放和开放的传统有关。
　　由于媒体自身的立场和能力限制，在报道新闻事件时可能会出现各种偏差和失当行为。对此，2007年初，时任国家安监局局长的李毅中在痛批忻州煤矿安监局向煤矿借钱超标准建办公楼、接受煤矿资助购买汽车时说得非常好：“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你不能要求他每句话都说得对。只要(媒体监督)有事实依据，就要高度重视。”
　　退一步说，即使报道中出现瑕疵，依循司法途径解决，也是现代社会应该努力追求的方向，而不应该成为一些地方公权部门对媒体处处设防、干扰和抗拒舆论监督的借口。媒体是现代社会的耳目，也是有专业要求的。傲慢地对它指手画脚，不让它报道真相，伤害它，意味着自残，最终将导致妥善解决问题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
　　时下，解放思想正在成为多方关注的热点。在对待信息公开和媒体的批评报道态度上，我们更需要解放思想，宽容地看待报道中出现的不同立场和可能出现的瑕疵。因此，一个可能的转变是，对待媒体的报道，无论是理解式的批评还是旁观式的冷嘲热讽，甚至是恶意的攻击，我们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良好的心态，将批评甚至非议当作转变的机遇和自我完善的动力。
　　房龙曾经说过，宽容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只有那些从思想上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的人，才能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
　　对待媒体批评报道的态度是思想解放的一块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