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去了一趟山东，去看看那边儒学走进乡村的具体情况。回来后他道出了忧虑：虽然山东曾是儒学发源地，但现在就乡村来讲，儒学的讲授与农民的实际需求，或说与乡村建设这个宏大目标之间还有不小的偏差。
　　其实这种偏差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它也曾出现在梁漱溟的邹县、晏阳初的定县。如梁漱溟所说，乡村建设虽号称运动但是乡村未动。这就像一个死结，以至于每一代怀揣着建设乡村理想的知识分子都会发问：乡村到底需要怎样的建设？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需要扫盲的“文艺教育”，发展经济的“生计教育”，关注健康的“卫生教育”以及建立地方自治基础的“公民教育”。今天乡村建设之所以再被提起，是因为许多乡村已经被城市化浪潮扑打得支离破碎，失去了平静与从容。
　　不仅如此，在上世纪初破坏了它的组织性、自主性后，今天的乡村又失去了最重要的一环——年轻人才的流失。费孝通的感慨犹在耳边：“乡间把子弟送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没有年轻人的乡村显然失去了稳定性与可延续性。
　　专家学者带着儒学走进了多是老弱留守的乡村，讲课、排话剧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会丰富乡村生活，也会带来知识更新，但是，相对于笔者小时候常常能在村头看到的电影、戏曲，坐在树荫覆盖的院子里听父母讲的故事，这些儒学下乡的文化活动会更加触动生命吗？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儒学是实践的道德哲学，从我小时在乡村生活，以及大学毕业后在乡村的工作经历来看，儒家的道德主义仍然对绝大多数乡村里的中国人有着基本的约束力。套用费孝通先生的理论，这种维系乡村精神的儒家道德主义是乡村的共同记忆。这是乡村的精神核心。
　　回望儿时乡村，一定会有父母、故事、传说、槐树、星空、田间地头、扎猛子等画面，如此才是记忆中的故乡。今天村民富裕了，但乡村凋敝了。我很想知道，精通宋明理学、擅长思辨、把生命安放在城市中的专家学者，对扎根在乡村，祖祖辈辈偎依在土地上的乡民们讲授《弟子规》，还是《百家姓》？这些经典能否修复正在模糊的乡村记忆？
　　对于搞乡村建设的人，我总是报以崇高敬意。但志向远大的建设者请务必留住、唤回正在他乡打工的年富力强的父亲、母亲们，以及正奔波四方、敢闯敢为的年轻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重新建设维系乡村运转的组织与伦理，重建乡村的共同记忆。我想这才是乡村建设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