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以其先锋性的写作技巧，启蒙意识与性爱书写，成为中国1990年代文化语境生产出的“背叛者”。他既打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枷锁，又区别于很多先锋小说的虚无性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坛“怪异”的存在。王小波死后爆得大名，成了青年人的“精神导师”，自由主义者的旗帜。也有评论者直指王小波的“性爱”写作，认为他阴郁、戏谑，是被西方腐蚀了的“伪自由主义者”，非学理性的批判，实则吸引眼球、彰显自我。不得不说，很多人喜爱的或厌恶的“此王小波”实则“非彼王小波”，而是社会意识形态与大众心理“合谋”造就的“王小波”，承载了太多符号化的价值判断。房伟的《王小波传》，从“小说家之死”入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成长动态中的“凡人”王小波，褪去了强加于其身上的标签，还原真实的个体本身，呈现了一个秉持自我价值与倔强人生态度的“作家王小波”。
　　房伟的《王小波传》，基于大量资料考证，回归历史现场和作品本身。全书分为九章，从作家之死的迷雾，回溯王小波短暂曲折的一生。房伟延续了其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风格，同时对人物传记的书写有自己的思考和创新。其一，具有丰富的资料例证与宏大的历史空间构建。王小波一生历经了中国发展的重大阶段，人心疯狂的大跃进，人性顽劣性的“文革”时代，到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商品化、欲望化，这其中的政治风云，人性裂变，以及由此对成长中的王小波精神人格的塑造，房伟都对其做了细致的考察和详尽的阐释。同时，作者对王小波的书写不仅限于人物经历梳理，还涉猎了文化生活的变迁，从社会学、文学、哲学、历史等多方面展示了人物的动态成长。这种文化元素的延展与历史空间的构建得益于作者对丰富资料的搜集。王小波一生辗转几处，资料搜集整理不易，房伟在这方面着实下了功夫，尤其到牟平地区深入生活，拜访王小波的亲人师友，对王小波的经历、个性、内心，及其生存的环境、时代背景、文化土壤进行了解和体验，才描绘了立体准确的人物形象。再者，丰富的文学性和深刻的思想性。一部好的人物传记并不是对材料的堆砌呈现，而在于作者体悟的把握与传达。因此，如何选择驾驭传记的素材，使它重现王小波的精神价值，不仅考验作者剪裁的技巧，还考验知人论世的水平，研究功力和多方面素养。房偉搜集整理大量例证，将笔触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展现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宣扬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王小波是个典型且异类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的存在印证了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存在的某些症结。在复杂、暧昧且急于发展的时代语境中，作者以王小波为切入点，反思了某些我们本该正视的问题，同时对当代文坛发展寄予了希冀。王小波作家的特殊身份，使传记具备很强的文学性。结合其成长经历，作者对其重要小说《绿水毛怪》《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等，及其大量杂文作品，进行了深刻解读。
　　王小波的死始终充满神秘感，尤其是他极赋象征意味的死相——头抵南墙，佝偻着身子的躺卧姿态，如房伟在书中所写“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偷袭’”，而这也是王小波一生的剪影：孤独的自我挣扎。我们无法想象王小波在生命最后的想法，是对一生学术壮志未酬的遗憾？还是对坚守自我的问心无愧？弥留之际，他渴望回去的，是童年给予他神秘情结的“铁一号”，还是充满热血、挥洒青春的云南农场？这些都随王小波的逝去而成为永久的谜，但他以最后的姿态告知世界，他的一生都活在痛苦的挣扎中，活在无言的抗争中，孤独而倔强。王小波童年历经了宏大革命的衰落，给他的童年埋下了神秘的情结，奠定了其反思体制、反思红色革命北京的滥觞。“文革”中血与火的红色恐怖席卷神州大地，王小波洞察了人类的愚昧，看透了人性的扭曲，也在心灵上涂抹了一层排斥与恐惧的底色。云南与牟平的插队是王小波重要的人生经历，知青情结也深深影响了他此后的文学创作。政治阴霾渐散，革命热度降温，理想主义光芒也渐褪，二十三岁的王小波用知识改变命运，考上了大学，还凭借骄人的才气与独特的性格，收获了与李银河的完美爱情。与妻子一起前往美国读书，成为他人生的又一重要阶段。在美国，物质生活相对匮乏，但精神生活却极大满足，大量西方理论知识、文学作品的营养摄入，导师许倬云对其文学创作与思想上的指点，与妻子各处旅游，开阔视野。这一时期的王小波完成了《黄金时代》等重要作品。归国后的“海龟”王小波不同于国内作家，他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人格与价值立场。基于中西文化对比，王小波敏锐地看到了当下中国的症结。这不是非理性化的盲目崇外，而是站在体制之外的审视。他宣扬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精神，以此标榜对体制劣性的决绝反抗。他始终以“逍遥者”与“边缘人”的姿态游离于体制之外，这是对既定文学场域的否定，从根本上撕开伪装的面纱。但这并不影响王小波成为“高手”，他对小说、杂文、剧本等文学形式进行尝试，对同性恋等“禁忌”话题关注研究，王小波越走越远，与此同时，受到的争议也增多。他如扎在文学体制上的一根刺，刺痛了我们慵懒的神经。
　　王小波的一生短暂曲折，身处当下，远离中心，他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清高与倔强，不沾流俗，不附权贵，同时也有西方思想中的智慧，自由洒脱，特立独行，比如贯穿作品的性爱的描写，《黄金时代》中的陈清杨与王二，《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王二与X等。在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影响下，对性爱描写的遮掩和回避，使我们不自觉得形成了“谈性色变”的“维多利亚心态”。王小波的性爱书写是纯粹的，其所指的背后是荒诞的历史与人性。他对同性恋题材的涉及也极具勇气。1990年代是多元共生的时代，但同性恋的问题仍然颠覆传统的伦理观念，王小波的书写，无疑是对当下个体权力的呼唤，对传统伦理观念的质疑，对个体生命的复杂性与主体性的尊重。总之，对王小波的研究是反思文学体制、反思当下知识分子精神立场的重要切入点，但遗憾的是，当下对王小波的研究呈现碎片化趋势，缺少对王小波真实、整体性的研究著作。房伟的《王小波传》弥补了这一空缺。作者以准确细致的笔触讲述王小波的一生，洞察人物灵魂的蜕变与巨大人格的构建。房伟很早就开始了对王小波的研究，相关论文有十几篇之多，这些积累都为《王小波传》做了铺垫。同时，作为青年评论家，房伟对作品的感知体悟能力很敏锐，对待作品和感知人物时，能站在更客观、广阔、理性的视野高度上，把握当下文坛复杂现象，在与作品对话中开拓阐释出无限的可能性。评论之余，房伟也创作诗歌、小说等，他的长篇新历史主义小说《英雄时代》更以自由、幽默、犀利的文笔书写了个人与时代、青春激情与梦想的“狂想曲”，颇有“王小波”意味。他将对文学、文字的热情投入到《王小波传》的创作中，使这部人物传记更具有张力和“野性”，深入灵魂、直指人心。对王小波的研究也是场“精神的苦旅”，品读王小波的一生，其中有苦痛挣扎，自我的迷失与寻找，思想的碰撞、心灵的共鸣，房伟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通过“王小波现象”表现当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学境遇的思考。
　　在1990年代特殊的文化语境，王小波生成了另一种写作可能性。文学写作经历了1980年代意识形态打磨后，遇到了新的发展契机，但因袭的“重担”依旧羁绊着写作者的主体性建构；另一方面，西方“后现代”冲击波不断激荡文坛。王岳川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中，将阐释学作为西方后现代精神发展的萌芽，阐释学家伽达默尔也宣布，哲学的意义不再是研究恒定不变的本质，而是打破原有的一元中心论的客观模式，生成解释的循环和意义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标志着“后现代性”以断裂的方式开始，承接了“现代性”而成为新的社会语境特征。在西方文化发展语境中，“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演变是线性的、不可逆转的时间意识。相对于中国而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时涌动，纠结缠绕，变生出更复杂的、“中国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奇观”。王富仁在《空间·时间·人》中，将中国引进西方“现代性”的概念，解释为空间化的时间意识，引进的是与中国传统之“过去”没有关联的“西方”所代表的“现在”。东方与西方思维、写作方式的碰撞，自我内部的蜕变与挣扎，致使1990年代的语境变得暧昧、杂糅。王小波的作品即出现在这样的语境中，却突破了胶着、暧昧的写作境况。大胆纯粹的性爱写作，荒诞不羁的黑色幽默，无声呐喊的自由主义，对同性恋问题的真诚对待，都使这个其貌不扬的人成为文坛“异类”。他破坏了文学体制心照不宣的“约定”。这个生长于体制内却又“背叛”体制的“异类”，始终逃脱于外，有距离地审视中国文坛。“王小波现象”有研究价值。但许多学者不可避免地进行自我类型化“塑造”，甚至将研究“王小波现象”作为彰显力量的工具，标榜自我的手段，追随者如是，谩骂者亦如是，热捧与不负责任的诋毁，都不是站在学理角度上的有价值的研究，需要我们警惕。
　　“王小波现象”作为特殊个案，让我们思考在复杂暧昧的文学场域探寻知识分子自我价值定位的别样可能。“王小波现象”反映出的中国文坛症候，也值得学界更多关注。房伟的《王小波传》打破了碎片化研究状况，从整体把握王小波的成长动态，从学理性方面定位了王小波之于文学史的意义，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