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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埋”真是个令人陌生而有些惊惧的词语，但是读完方方以此命名的最新长篇，你才发现它就像渔网上的总绳，把整篇小说都拎了起来，并可能会由一个区域性的方言词汇，变成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普遍性意象。“软埋”在本义上彰显出中国人传统的生死观，祈愿体面地善终并有个好的来世，而不愿被潦草地裸埋。小说中的“软埋”既牵涉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又指对那些让人疼痛和恐惧的记忆加以遗忘和屏蔽，更指时间的烟尘把一切历史中的人与事埋没。在历史、时间、个人三位一体的关系中，个人命运如同历史车轮上的一粒尘埃，何其微不足道，但是于一个家庭和生命本身而言又何其深切入骨！历史软埋了个人，时间又将历史和记忆软埋，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方方的《软埋》，就是要“为了忘却的纪念”，揭开这块遮盖其上的白布，以文学的方式，去呈现历史和人性深处的细节与真实。
一、“有意味的形式”
“有意味的形式”是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提出的理论，指“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及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1）《软埋》有着精致而独特的文本结构，全书分为14章70小节，每一节都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小标题，每一章节之间情节与逻辑勾连严丝合缝，每一节的篇幅也比较精短，既形式好看，又扣人心弦。
《软埋》的叙事以时间为切口，让现实际遇与历史回顾在扑朔迷离中交错推进。小说有明暗两条线索，明线是青林与大学教授龙忠勇或老革命刘晋源以及父亲的日记遇合后的现实踏访，暗线是母亲丁子桃在深度昏迷状态下的往事回溯。两条线索暗相呼应，青林在踏访之途一次次捡起母亲隐秘身世的线头，又一再与之擦肩而过且浑然不觉。虽然小说中的人物从限知视角出发对真相的触摸近乎于盲人摸象，但是在历史与现实两条线索的关联互补中，读者对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已经有了全然的了解。这既符合叙述的逻辑，又有点“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意思。置身其中的人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毫不知情，捡到线头的人对包裹的线团茫然无知，只有置身事外的人才身临其境豁然开朗，而历史的悲凉意味就在这残缺而互渗的双重叙述中油然而生。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与现实的幸存者，现在的丁子桃（曾经的胡黛云）无疑是小说中最大的主角。她是一个人生被断裂成两个身份、两段历史的人。这两段历史如此泾渭分明，只有丁子桃在重度而密集的现实刺激下，才会以一种“灵魂不在现世”的精神出离方式，去开启和漫游尘封已久的胡黛云的往事。在对往事的回溯中，方方采取的形式同样别具深意。一方面是倒叙的结构，深度昏迷的丁子桃灵魂一下子被抛到地狱的底端、两段历史的断裂点，然后顺着地狱的十八层台阶拾级而上，一层层梳理来时路，对两个家族在历史事件中的灭顶之灾进行回忆，直到恍然大悟当初自己是如何不经意间打开地狱之门的，而“地狱”的意象直接隐喻着往事的惨烈和对个体的伤害之深；另一方面是双重的视角，在历史的倒叙之中，既着亲历者胡黛云的切身感受，又有着回望者丁子桃的打量与审视，从而让小说在真切沉重的现场感之外，又拉开距离，进行间离和反思。
《软埋》的叙事有着无处不在的间离效果。“软埋”本身是个多么沉重的话题，那些台上的批斗场面与花园里的集体自杀又何其触目惊心。但在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叙述的基调上，方方采取的是一种节制、客观的美学原则，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历史的深重回忆中穿插着现实生活的轻松平和，也尽量地去客观呈现和理解历史当事人的各种声音和选择，尖锐背后有一种包容的善意，从而让现场的各个人物、个体的追昔抚今、历史打捞与现实心态之间形成多层次的对照与对话。而这种有意味的形式造成的不仅是一种结构的审美，更是彰显一种基于现实的反思精神，就像克罗齐所说的那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风暴中的个人
毋庸置疑，《软埋》是以“土改”为题材的，这无论在小说中还是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巨大存在，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却有几许遥远和陌生。它指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开展的大规模的土地制度改革斗争，主要内容就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它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摧枯拉朽般的风暴。然而，风暴过后，烟消云散，历史的背影渐行渐远。《软埋》正是以文学的方式，打捞和审视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关注那些蕴意深厚的生活细节，关切那些风暴中的个体生命。
小说以“土改”为背景，以遗留下来的地主大宅为切口（这些深宅大院既是审美的建筑与历史的遗物，更是家族故事的发生地与历史文化的承载物），讲述了四个地主家庭的故事。
一个是利川大水井李家，在匪患中为了闭户也能存活修了大水井，解放后在“土改”中家里人被批斗、枪毙或跳楼，地主李盖五虽有农会庇护，仍然被恨他的人设计活活饿死；一个是山西的董家，也就是吴家名的家族，在1948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全家都死了，只剩儿子吴家名被堵在山外而存活下来；另外最重要的两个家庭就是胡黛云的娘家与婆家，也就是小说中的且忍庐与三知堂。胡家是书香门第，“且忍”二字透着淡泊名利、克制忍耐的处世态度，然而在1952年的“土改”斗争全家挨斗、被毙，连在县里当干部的哥哥非但没有救成家人，自己反而在回家途中被冷枪打死。陆家是商贾人家，祖上靠贩卖烟土起家，“天知、地知、我知”的家族箴言透露出为人处世的低调与精明，然而即使陆家在辛亥革命和剿匪中都立有大功，“土改”中又积极表现，并有上级的批文和全村的具保书，仍然逃不过要被批斗的命运，被逼无奈只有选择集体自杀的惨烈方式离世。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细节是，这些地主老宅，再固若金汤的院墙和准备充分的口粮，即使防住了猖獗的川东匪灾，也没能防住“土改”中被冲击和批斗的遭遇。两个有着不同处世态度的家庭，在历史的风暴前如同两片颤抖的树叶，无论多么小心翼翼战战兢兢，都殊途同归，逃不掉被一刮而落的命运。
以地主家族故事为主线，小说对“土改”的认识和反思深广且充满忧患。一方面，作者没有脱离当时的历史语境，借老革命刘晋源之口对“土改”的复杂性和具体性充满了善意和理解：“矫枉必须过正，不然我们怎么镇得住他们，那时候情况多复杂呀！”“当年并没有人出来分析，穷人为什么会穷，穷人中有没有地痞流氓。更没有人说，哪些是好富人，哪些是坏富人……而且打完仗剿完匪，杀心还没有褪尽，就觉得镇压是最简单有效的方式。”（2）对川东“土改”中的摸索前行、农民情绪的高涨乃至失控等具体原因进行了客观分析，对刘晋源一生的革命经历，对剿灭土匪给川东百姓带来的安定和平，都给予了正面积极的评价。另一方面，“土改”对家族、个人的深重影响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断裂值得重视和深思。前者自不待言，“软埋”二字已经饱蘸着胡黛云们的血泪与恐惧，文化的断裂却是看不见的摧毁。以胡、陆两家为代表的地主家族都是诗书传家、耕读继世的乡绅大户，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染（如黛云对《红楼梦》、鬼谷子下山图、谢朓诗的烂熟于心），看重家庭体面和生命尊严，从某种程度上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然而，“土改”不仅仅是单纯的“打土豪，分田地”，还有一专有术语就是“分浮财”，是对地主家所有动产包括丫环仆人的掠夺与瓜分，即便交出了所有身外之物，他们的性命仍然被攥在他人手中，随时有可能丧命。因有这种背景，所以才有花园里的主动软埋与家仆的生死相随，才有多年后丁子桃住进豪宅时的惊惧反应：“这不是像地主家了吗？你不怕分浮财？他们会找上门来的。”正如叶匡政在《土改学：挖浮财》一文中所说：“土改被称为一场革命，就在于它不但催生了一种迥异于往日的民众情感，它还改变了人们对非法行为的观念。这种观念是通过政策导入民众的。夺取别人的财物，这在过去是任何社会阶层都不能容忍的事情，现在被合法化了。它成了贫农、雇农享有的权利。拥有财物成了一种犯罪，拥有财物的人成了整个社会的对立面。”“这种从天而降的财富，这种在特殊时期的豁免权，很容易被农民当作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继承下来，使他们一旦陷入贫穷，就幻想着再斗争、再分配，把目光转移到新的富裕农民身上。这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认同，可以说彻底摧垮了传统乡村的社会心理基础。”（3）正是这种被合法化的公开抢掠，从根本上挖断了传統文化的根须，把农村变成了一片文化的废墟，也彻底改变了世道人心。 方方对这段历史采取的是多重视角客观呈现的相对主义的态度，“不隐恶，不溢美”。无论是戎马一生、重情重义的革命军人，还是遭遇灭顶之灾的地主乡绅，还是翻身做主人的贫苦农民，对于这段历史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感受和看法，有着各自看似“正确”的逻辑和道理。如陆家不光彩的发迹史，为侵占他人田地以命要挟的事情，根植于黛云们头脑里的等级门第观念，在“土改”中得利的陆三的诘问：“难道穷人家破人亡就不算什么，富人家破人亡就更惨痛？”都可以激发出对这段历史的多方位思考。
真正的历史都是具体而复杂的，是个人化的历史。它既有大的不可抵抗的潮流动向，又往往与具体而微的人事恩怨缠绕一起，是历史的必然性与个体的偶然性的合谋。精明而识时务的陆家为避免可能面临的灾难本已做好了充分的铺垫和准备，却因为与金点家的陈年恩怨而在劫难逃；金点的公报私仇，既是为了因要挟而丧命的母亲，更是因为对陆家小姐的爱而不得；而黛云何尝不是因为无心之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在历史与个人的关系上，人们往往叙述或记住的是那些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件，那些历史的光鲜面；而对于历史的暗面，对于时代洪流中被裹挟的个体生命感受或一个家庭几代人的受此牵连，往往被遮蔽、遗忘或选择性叙述，导致今天的无人提及、一知半解甚至讳莫如深。就像小说中的李东水老人一样，沉冤了50年，虽然后来有老领导刘晋源的亲证清白，但他的人生和后辈已然被耽搁了，“尘埃就是尘埃”。在这里，历史之大与个体之小，生活之实与叙述之虚，时间之长与生命之短，可以发生惊人的戏剧性转换。而历史的“软埋”之处，正是文学的发生之地。
三、极端情境下的人性爆裂
作家往往钟情于选择或营造那些极端情境作为故事的发生背景，比如历史节点、战火纷飞、大祸临头或生死攸关，是因为越是在这种非常态的极端情境下，那些被日常生活的平庸和琐碎所掩盖的各种人性考验和社会问题才会被戏剧性地、集中地激发和暴露出来，就像拯救苍生的诺亚方舟，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可以说，极端情境就是时代的火山口，人性的试金石。而“土改”的激进性和阶段性对于置身其中的人而言无疑是一种极端情境。阶级成分的划分将生活在农村的人分为不同的等级，把地主作为靶子，放到了农民的对立面。一个人的出身和过去贫穷的程度，成为他得到各种社会资源和政治地位的底牌。在此特殊情境下的生命遭遇与人性释放，比日常要激烈得多，近乎于一种爆裂。
这爆裂首先表现为亲情的撕裂，情义之不存。那些五花八门的批斗、折磨、羞辱乃至丧命，成为笼罩在每一个地主家庭头上的阴霾和内心的恐惧。大难临头各自飞，保命苟活成了唯一的人生真理，为此可以不择手段，罔顾情义。胡家为了保住黛云去给哥哥送信，让她在批斗会上跟父母划清界限，当场烧毁地契租约，并扇二娘耳光，带头喊打倒他们的口号。这种亲人间惨烈的诀别方式与二娘的诅咒成为丁子桃一生的梦魇，胡家的苦肉计不但没有换来保全，还连累儿子殒命。厄难面前，与胡家有姻亲关系的陆家亦只能选择袖手旁观，自顾不暇。而处心积虑想要斗地主家的，往往是曾受惠或有恩于他们的人，如传话斗胡家的是他们家长工，金点对于陆家而言无异于养虎为患。还有在陆家长大的富童，在黛云带着儿子好不容易逃出去与之接头后，得知心爱的小茶被软埋，关键时刻弃船而去，直接造成了黛云母子的生死离散，也毁掉陆家全家人以死换取的希望。
当再低调的处世和再周全的经营也逃不过挨批的下场，生存还是毁灭，屈辱地活抑或受辱而死还是有尊严地死，不是一个空泛的哲学命题，而成为陆家实实在在而又迫在眉睫的个体选择。于是有了令人悲怆的最后的晚餐，陆子樵说：“我们陆家人，在这里光宗耀祖了几辈子，我陆子樵摆不下这身骨架子，也丢不起这个脸，更是吃不起这份儿打，我不如我自己死。”（4）于是除了让黛云善后并带儿子从暗道逃出，全家用“软埋”的方式自杀，是无声的控诉，也是尊严的彰显。黛云的婆婆说：“软埋是不得转世的。”（5）这是多么悲壮而决绝的选择！该有多大的怨恨和绝望，才让人彻底放弃了今生来世。这份生命的决绝还表现为多年后回国祭祖的陆家两个儿子的“三个永远”。当两个幸免于难、年过花甲的老人走进三知堂，看到满园的坟堆该有多么肝肠寸断！正是这份彻骨的伤痛与绝望让他们临走前发出誓言般的“永远不再回来，永远不会把这里当自己家乡，永远不让子孙后代知道这个地方”的狠话，彻底斩断了与“来路”的联系。
还有穷人和富人的话题，这在方方的《声音低回》《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小说里也有过持续思考，它直接牵涉到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平等的问题。人是生而平等么？穷人和富人可以平等相处么？方方借黛云之口说：“你真的以为天下有平等？穷人和富人，永远不可能有平等。”（6）正是让人绝望的等级意识让金点的爱情不能逾越家族门第的鸿沟，再加上了解到两家的仇怨，从而萌生出革命报复的念头。当历史风暴以暴力的形式打破了这种等级观念，穷人对平等的追求也变得热烈而粗暴乃至不分青红皂白。但又催生出新的等级划分，地主与长工、穷人与富人在风暴的席卷之下身份、地位、财富发生逆转，人性的弱点、社会的暗面便在这惊天动地的转换中被激发了出来。一边是穷人们的暴力狂欢和没来由的恨，“他们恨的是所有的富人。分掉富人的财富，是他们每个人想做的事”。老来活得通透的刘晋源说：“不管活在哪个社会，你让他去把富人的财富变成自家的，把地主的土地变成自己的，只要允许，哪个不会积极去干？天下人心是一样的。”（7）这深刻揭示出人性的幽暗和抑恶扬善的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另一边是富人们妻离子散、生离死别的悲惨命运和刻入骨髓的恐惧。这恐惧，让亲历者多年以后仍然心有余悸，对和平时代日常正当的好日子都如履薄冰，老起对刘晋源说：“我想着都害怕，就算地主，当年也没有这种日子。”（8）它如芒刺在背，是生理性忘掉过去、改姓换名后的丁子挥之不去的魔鬼的声音，也是主动屏蔽记忆、隐姓埋名的吴家名被封锁的日记本以及对儿子永远不要去探究过去的告诫。而最悲凉的莫过于丁子桃和吴家名这一对有着类似经历又深藏身世的夫妻，两人各自背负起家族的血恨与历史的包袱，“仿佛把他们的前半生都隐藏在日常琐事之下”，连彼此之间也不知根知底。他们该有着怎样的孤獨，又对所有的外在怀有何等深刻的怀疑与惊惧！ 四、遗忘或记录又能怎样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徵传》）历史回顾与现实寻访在《软埋》里如经纬两线，编织出一段有关中国农村和家族命运的历史悲剧。如果说小说以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以丁子桃和青林两代人为主要视角，截取一段极端情境下的惨痛历史，是为了让今人思考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方式；那么，对历史的铭记或忘却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的人生选择和生活态度，是关乎“怎样活着”这个恒常而重大的人生命题。
有的人选择遗忘。遗忘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对于历史的当事人而言，遗忘是一种对现场和记忆的逃离，是为了逃避伤害和痛苦。丁子桃的遗忘是她的一种下意识生命选择，是遭受刺激之大与伤痛之深的人在求生本能的支配下不得不进行的一种壁虎断尾式的封存往事，如方方在访谈中所说：“屏蔽历史事件，就是软埋自己的方式”。因此，她以失忆的方式，把自己的人生切成了截然的两半。一个曾经饱读诗书、锦衣玉食的大家闺秀，从此隐藏身世，深居简出，默默无闻地当了大半辈子保姆。丁子桃不幸中的万幸是遇到了吴家名，这个先救了她命后又成为他丈夫的男人，因为恻隐之心和感同身受，想尽办法保护她，让她心安。遗忘是获得心安的重要方式，当没来由的恐惧与痛苦袭来，吴家名总是让她不要回忆：“忘记不见得都是背叛，忘记经常是为了活着。”但恐惧对于丁子桃而言是身外的一切，连丈夫也成了她背上的毒刺，直到吴家名出车祸去世，一个她认为唯一知晓她秘密的人不在了，她才感觉毒刺被拔走了。遗忘对于历史的另一当事人吴家名而言是一种主动选择，他对痛苦的感知比丁子桃更为清醒和深切，所以才要刻意不提重新开始并嘱言青林。对于青林这样亲历者的后人，遗忘是因为不堪承受历史的重负和真相，是为了轻松地活着。这既是父亲的嘱托和期许，更是生活在当下的跟青林一样的许许多多的年轻人的生存哲学，现实，平庸，不抵抗，相对于那些沉重的陈年往事，他们更看重现世的安稳幸福。小说中有句话叫“平庸者不对抗，我要学会自然而然地记住，自然而然地忘却。”这可以视作功利主义社会普通人的普遍性心态。最重要的是活着。
也有的人选择记录，他们是历史的旁观者和研究者，是龙忠勇这样一类的人文精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们以一种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去探寻、保护地主宅院这些固态的文化遗产，去挖掘、记述传统建筑背后的历史变迁与家族故事，不为别的，“历史需要真相”。
值得一提的是，好死还是赖活，遗忘或是记录，方方对这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历史观并没有进行高下之分，而是多角度展示出不同时代、代际的人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并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包容。即使同一时代的年轻人，青林和刘家三兄弟对于历史和现实，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待方式和生活态度。“没有哪一种选择是百分之百正确，只有哪一种更适合自己”，方方所要叩问的，依然是跟《惟妙惟肖的爱情》里一样的命题：你想要的，到底是哪一种生活？
然而，遗忘或记录又能怎样，最强悍的仍然是时间，是时间把人牵到最后带来的巨大虚无感。这种对时间的感慨浸润于方方小说的字里行间和深切的生命体验。线性时间永远推着人往前走。对于有着惨痛往事的亲历者而言，时间或许是最好的疗药；对于生活安稳而善于健忘的普通人而言，谁又愿意去掀开历史的暗尘，去看它的青面獠牙？对于想回避历史真相的青林们而言，既已记录在案，又是想忘就能忘掉的？而龙忠勇们对于历史真相的追寻和叙述，又岂是一本书可以完成的？忘不掉，也记不了，个人选择的徒劳感和虚无感由此顿生。
而历史的真相和所有的人事如同被淹没在水库之下的且忍庐，最终被时间“软埋”。怀揣秘密的历史亲历者吴家名、刘晋源、丁子桃一个个来不及倾吐、印证就相继死去了，一个个本来可以拼凑出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完整场景的人物与机会都永远错过了，只剩下一些历史的线头在日常的生活和时间的烟尘里若隐若现。对于过去的历史与记忆，无论是遗忘还是记录，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都殊途同归，一无例外地被时间覆盖，正如方方自己所说：“时间的软埋，或许就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9）这是带有宿命意味的更为深重的软埋，令人无限悲凉而又无能为力。
【作者简介】吴佳燕，文学硕士，长江文艺杂志社编辑部主任。
（责任编辑 王 宁）
注释：
（1）〔英〕克莱夫·贝尔：《艺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2）方方：《软埋》，《人民文学》2016年第2期。
（3）叶匡政：《土改学——挖浮财》，《南方周末》2007年7月26日。
（4）（5）方方：《软埋》，《人民文学》2016年第2期。
（6）—（8）方方：《软埋》，《人民文学》2016年第2期。
（9）金莹：《方方：时间的软埋，就是生生世世》，《文學报》2016年3月3日。
一、“有意味的形式”
“有意味的形式”是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提出的理论，指“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及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1）《软埋》有着精致而独特的文本结构，全书分为14章70小节，每一节都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小标题，每一章节之间情节与逻辑勾连严丝合缝，每一节的篇幅也比较精短，既形式好看，又扣人心弦。
《软埋》的叙事以时间为切口，让现实际遇与历史回顾在扑朔迷离中交错推进。小说有明暗两条线索，明线是青林与大学教授龙忠勇或老革命刘晋源以及父亲的日记遇合后的现实踏访，暗线是母亲丁子桃在深度昏迷状态下的往事回溯。两条线索暗相呼应，青林在踏访之途一次次捡起母亲隐秘身世的线头，又一再与之擦肩而过且浑然不觉。虽然小说中的人物从限知视角出发对真相的触摸近乎于盲人摸象，但是在历史与现实两条线索的关联互补中，读者对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已经有了全然的了解。这既符合叙述的逻辑，又有点“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意思。置身其中的人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毫不知情，捡到线头的人对包裹的线团茫然无知，只有置身事外的人才身临其境豁然开朗，而历史的悲凉意味就在这残缺而互渗的双重叙述中油然而生。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与现实的幸存者，现在的丁子桃（曾经的胡黛云）无疑是小说中最大的主角。她是一个人生被断裂成两个身份、两段历史的人。这两段历史如此泾渭分明，只有丁子桃在重度而密集的现实刺激下，才会以一种“灵魂不在现世”的精神出离方式，去开启和漫游尘封已久的胡黛云的往事。在对往事的回溯中，方方采取的形式同样别具深意。一方面是倒叙的结构，深度昏迷的丁子桃灵魂一下子被抛到地狱的底端、两段历史的断裂点，然后顺着地狱的十八层台阶拾级而上，一层层梳理来时路，对两个家族在历史事件中的灭顶之灾进行回忆，直到恍然大悟当初自己是如何不经意间打开地狱之门的，而“地狱”的意象直接隐喻着往事的惨烈和对个体的伤害之深；另一方面是双重的视角，在历史的倒叙之中，既着亲历者胡黛云的切身感受，又有着回望者丁子桃的打量与审视，从而让小说在真切沉重的现场感之外，又拉开距离，进行间离和反思。
《软埋》的叙事有着无处不在的间离效果。“软埋”本身是个多么沉重的话题，那些台上的批斗场面与花园里的集体自杀又何其触目惊心。但在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叙述的基调上，方方采取的是一种节制、客观的美学原则，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历史的深重回忆中穿插着现实生活的轻松平和，也尽量地去客观呈现和理解历史当事人的各种声音和选择，尖锐背后有一种包容的善意，从而让现场的各个人物、个体的追昔抚今、历史打捞与现实心态之间形成多层次的对照与对话。而这种有意味的形式造成的不仅是一种结构的审美，更是彰显一种基于现实的反思精神，就像克罗齐所说的那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风暴中的个人
毋庸置疑，《软埋》是以“土改”为题材的，这无论在小说中还是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巨大存在，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却有几许遥远和陌生。它指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开展的大规模的土地制度改革斗争，主要内容就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它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摧枯拉朽般的风暴。然而，风暴过后，烟消云散，历史的背影渐行渐远。《软埋》正是以文学的方式，打捞和审视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关注那些蕴意深厚的生活细节，关切那些风暴中的个体生命。
小说以“土改”为背景，以遗留下来的地主大宅为切口（这些深宅大院既是审美的建筑与历史的遗物，更是家族故事的发生地与历史文化的承载物），讲述了四个地主家庭的故事。
一个是利川大水井李家，在匪患中为了闭户也能存活修了大水井，解放后在“土改”中家里人被批斗、枪毙或跳楼，地主李盖五虽有农会庇护，仍然被恨他的人设计活活饿死；一个是山西的董家，也就是吴家名的家族，在1948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全家都死了，只剩儿子吴家名被堵在山外而存活下来；另外最重要的两个家庭就是胡黛云的娘家与婆家，也就是小说中的且忍庐与三知堂。胡家是书香门第，“且忍”二字透着淡泊名利、克制忍耐的处世态度，然而在1952年的“土改”斗争全家挨斗、被毙，连在县里当干部的哥哥非但没有救成家人，自己反而在回家途中被冷枪打死。陆家是商贾人家，祖上靠贩卖烟土起家，“天知、地知、我知”的家族箴言透露出为人处世的低调与精明，然而即使陆家在辛亥革命和剿匪中都立有大功，“土改”中又积极表现，并有上级的批文和全村的具保书，仍然逃不过要被批斗的命运，被逼无奈只有选择集体自杀的惨烈方式离世。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细节是，这些地主老宅，再固若金汤的院墙和准备充分的口粮，即使防住了猖獗的川东匪灾，也没能防住“土改”中被冲击和批斗的遭遇。两个有着不同处世态度的家庭，在历史的风暴前如同两片颤抖的树叶，无论多么小心翼翼战战兢兢，都殊途同归，逃不掉被一刮而落的命运。
以地主家族故事为主线，小说对“土改”的认识和反思深广且充满忧患。一方面，作者没有脱离当时的历史语境，借老革命刘晋源之口对“土改”的复杂性和具体性充满了善意和理解：“矫枉必须过正，不然我们怎么镇得住他们，那时候情况多复杂呀！”“当年并没有人出来分析，穷人为什么会穷，穷人中有没有地痞流氓。更没有人说，哪些是好富人，哪些是坏富人……而且打完仗剿完匪，杀心还没有褪尽，就觉得镇压是最简单有效的方式。”（2）对川东“土改”中的摸索前行、农民情绪的高涨乃至失控等具体原因进行了客观分析，对刘晋源一生的革命经历，对剿灭土匪给川东百姓带来的安定和平，都给予了正面积极的评价。另一方面，“土改”对家族、个人的深重影响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断裂值得重视和深思。前者自不待言，“软埋”二字已经饱蘸着胡黛云们的血泪与恐惧，文化的断裂却是看不见的摧毁。以胡、陆两家为代表的地主家族都是诗书传家、耕读继世的乡绅大户，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染（如黛云对《红楼梦》、鬼谷子下山图、谢朓诗的烂熟于心），看重家庭体面和生命尊严，从某种程度上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然而，“土改”不仅仅是单纯的“打土豪，分田地”，还有一专有术语就是“分浮财”，是对地主家所有动产包括丫环仆人的掠夺与瓜分，即便交出了所有身外之物，他们的性命仍然被攥在他人手中，随时有可能丧命。因有这种背景，所以才有花园里的主动软埋与家仆的生死相随，才有多年后丁子桃住进豪宅时的惊惧反应：“这不是像地主家了吗？你不怕分浮财？他们会找上门来的。”正如叶匡政在《土改学：挖浮财》一文中所说：“土改被称为一场革命，就在于它不但催生了一种迥异于往日的民众情感，它还改变了人们对非法行为的观念。这种观念是通过政策导入民众的。夺取别人的财物，这在过去是任何社会阶层都不能容忍的事情，现在被合法化了。它成了贫农、雇农享有的权利。拥有财物成了一种犯罪，拥有财物的人成了整个社会的对立面。”“这种从天而降的财富，这种在特殊时期的豁免权，很容易被农民当作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继承下来，使他们一旦陷入贫穷，就幻想着再斗争、再分配，把目光转移到新的富裕农民身上。这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认同，可以说彻底摧垮了传统乡村的社会心理基础。”（3）正是这种被合法化的公开抢掠，从根本上挖断了传統文化的根须，把农村变成了一片文化的废墟，也彻底改变了世道人心。 方方对这段历史采取的是多重视角客观呈现的相对主义的态度，“不隐恶，不溢美”。无论是戎马一生、重情重义的革命军人，还是遭遇灭顶之灾的地主乡绅，还是翻身做主人的贫苦农民，对于这段历史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感受和看法，有着各自看似“正确”的逻辑和道理。如陆家不光彩的发迹史，为侵占他人田地以命要挟的事情，根植于黛云们头脑里的等级门第观念，在“土改”中得利的陆三的诘问：“难道穷人家破人亡就不算什么，富人家破人亡就更惨痛？”都可以激发出对这段历史的多方位思考。
真正的历史都是具体而复杂的，是个人化的历史。它既有大的不可抵抗的潮流动向，又往往与具体而微的人事恩怨缠绕一起，是历史的必然性与个体的偶然性的合谋。精明而识时务的陆家为避免可能面临的灾难本已做好了充分的铺垫和准备，却因为与金点家的陈年恩怨而在劫难逃；金点的公报私仇，既是为了因要挟而丧命的母亲，更是因为对陆家小姐的爱而不得；而黛云何尝不是因为无心之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在历史与个人的关系上，人们往往叙述或记住的是那些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件，那些历史的光鲜面；而对于历史的暗面，对于时代洪流中被裹挟的个体生命感受或一个家庭几代人的受此牵连，往往被遮蔽、遗忘或选择性叙述，导致今天的无人提及、一知半解甚至讳莫如深。就像小说中的李东水老人一样，沉冤了50年，虽然后来有老领导刘晋源的亲证清白，但他的人生和后辈已然被耽搁了，“尘埃就是尘埃”。在这里，历史之大与个体之小，生活之实与叙述之虚，时间之长与生命之短，可以发生惊人的戏剧性转换。而历史的“软埋”之处，正是文学的发生之地。
三、极端情境下的人性爆裂
作家往往钟情于选择或营造那些极端情境作为故事的发生背景，比如历史节点、战火纷飞、大祸临头或生死攸关，是因为越是在这种非常态的极端情境下，那些被日常生活的平庸和琐碎所掩盖的各种人性考验和社会问题才会被戏剧性地、集中地激发和暴露出来，就像拯救苍生的诺亚方舟，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可以说，极端情境就是时代的火山口，人性的试金石。而“土改”的激进性和阶段性对于置身其中的人而言无疑是一种极端情境。阶级成分的划分将生活在农村的人分为不同的等级，把地主作为靶子，放到了农民的对立面。一个人的出身和过去贫穷的程度，成为他得到各种社会资源和政治地位的底牌。在此特殊情境下的生命遭遇与人性释放，比日常要激烈得多，近乎于一种爆裂。
这爆裂首先表现为亲情的撕裂，情义之不存。那些五花八门的批斗、折磨、羞辱乃至丧命，成为笼罩在每一个地主家庭头上的阴霾和内心的恐惧。大难临头各自飞，保命苟活成了唯一的人生真理，为此可以不择手段，罔顾情义。胡家为了保住黛云去给哥哥送信，让她在批斗会上跟父母划清界限，当场烧毁地契租约，并扇二娘耳光，带头喊打倒他们的口号。这种亲人间惨烈的诀别方式与二娘的诅咒成为丁子桃一生的梦魇，胡家的苦肉计不但没有换来保全，还连累儿子殒命。厄难面前，与胡家有姻亲关系的陆家亦只能选择袖手旁观，自顾不暇。而处心积虑想要斗地主家的，往往是曾受惠或有恩于他们的人，如传话斗胡家的是他们家长工，金点对于陆家而言无异于养虎为患。还有在陆家长大的富童，在黛云带着儿子好不容易逃出去与之接头后，得知心爱的小茶被软埋，关键时刻弃船而去，直接造成了黛云母子的生死离散，也毁掉陆家全家人以死换取的希望。
当再低调的处世和再周全的经营也逃不过挨批的下场，生存还是毁灭，屈辱地活抑或受辱而死还是有尊严地死，不是一个空泛的哲学命题，而成为陆家实实在在而又迫在眉睫的个体选择。于是有了令人悲怆的最后的晚餐，陆子樵说：“我们陆家人，在这里光宗耀祖了几辈子，我陆子樵摆不下这身骨架子，也丢不起这个脸，更是吃不起这份儿打，我不如我自己死。”（4）于是除了让黛云善后并带儿子从暗道逃出，全家用“软埋”的方式自杀，是无声的控诉，也是尊严的彰显。黛云的婆婆说：“软埋是不得转世的。”（5）这是多么悲壮而决绝的选择！该有多大的怨恨和绝望，才让人彻底放弃了今生来世。这份生命的决绝还表现为多年后回国祭祖的陆家两个儿子的“三个永远”。当两个幸免于难、年过花甲的老人走进三知堂，看到满园的坟堆该有多么肝肠寸断！正是这份彻骨的伤痛与绝望让他们临走前发出誓言般的“永远不再回来，永远不会把这里当自己家乡，永远不让子孙后代知道这个地方”的狠话，彻底斩断了与“来路”的联系。
还有穷人和富人的话题，这在方方的《声音低回》《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小说里也有过持续思考，它直接牵涉到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平等的问题。人是生而平等么？穷人和富人可以平等相处么？方方借黛云之口说：“你真的以为天下有平等？穷人和富人，永远不可能有平等。”（6）正是让人绝望的等级意识让金点的爱情不能逾越家族门第的鸿沟，再加上了解到两家的仇怨，从而萌生出革命报复的念头。当历史风暴以暴力的形式打破了这种等级观念，穷人对平等的追求也变得热烈而粗暴乃至不分青红皂白。但又催生出新的等级划分，地主与长工、穷人与富人在风暴的席卷之下身份、地位、财富发生逆转，人性的弱点、社会的暗面便在这惊天动地的转换中被激发了出来。一边是穷人们的暴力狂欢和没来由的恨，“他们恨的是所有的富人。分掉富人的财富，是他们每个人想做的事”。老来活得通透的刘晋源说：“不管活在哪个社会，你让他去把富人的财富变成自家的，把地主的土地变成自己的，只要允许，哪个不会积极去干？天下人心是一样的。”（7）这深刻揭示出人性的幽暗和抑恶扬善的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另一边是富人们妻离子散、生离死别的悲惨命运和刻入骨髓的恐惧。这恐惧，让亲历者多年以后仍然心有余悸，对和平时代日常正当的好日子都如履薄冰，老起对刘晋源说：“我想着都害怕，就算地主，当年也没有这种日子。”（8）它如芒刺在背，是生理性忘掉过去、改姓换名后的丁子挥之不去的魔鬼的声音，也是主动屏蔽记忆、隐姓埋名的吴家名被封锁的日记本以及对儿子永远不要去探究过去的告诫。而最悲凉的莫过于丁子桃和吴家名这一对有着类似经历又深藏身世的夫妻，两人各自背负起家族的血恨与历史的包袱，“仿佛把他们的前半生都隐藏在日常琐事之下”，连彼此之间也不知根知底。他们该有着怎样的孤獨，又对所有的外在怀有何等深刻的怀疑与惊惧！ 四、遗忘或记录又能怎样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徵传》）历史回顾与现实寻访在《软埋》里如经纬两线，编织出一段有关中国农村和家族命运的历史悲剧。如果说小说以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以丁子桃和青林两代人为主要视角，截取一段极端情境下的惨痛历史，是为了让今人思考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方式；那么，对历史的铭记或忘却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的人生选择和生活态度，是关乎“怎样活着”这个恒常而重大的人生命题。
有的人选择遗忘。遗忘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对于历史的当事人而言，遗忘是一种对现场和记忆的逃离，是为了逃避伤害和痛苦。丁子桃的遗忘是她的一种下意识生命选择，是遭受刺激之大与伤痛之深的人在求生本能的支配下不得不进行的一种壁虎断尾式的封存往事，如方方在访谈中所说：“屏蔽历史事件，就是软埋自己的方式”。因此，她以失忆的方式，把自己的人生切成了截然的两半。一个曾经饱读诗书、锦衣玉食的大家闺秀，从此隐藏身世，深居简出，默默无闻地当了大半辈子保姆。丁子桃不幸中的万幸是遇到了吴家名，这个先救了她命后又成为他丈夫的男人，因为恻隐之心和感同身受，想尽办法保护她，让她心安。遗忘是获得心安的重要方式，当没来由的恐惧与痛苦袭来，吴家名总是让她不要回忆：“忘记不见得都是背叛，忘记经常是为了活着。”但恐惧对于丁子桃而言是身外的一切，连丈夫也成了她背上的毒刺，直到吴家名出车祸去世，一个她认为唯一知晓她秘密的人不在了，她才感觉毒刺被拔走了。遗忘对于历史的另一当事人吴家名而言是一种主动选择，他对痛苦的感知比丁子桃更为清醒和深切，所以才要刻意不提重新开始并嘱言青林。对于青林这样亲历者的后人，遗忘是因为不堪承受历史的重负和真相，是为了轻松地活着。这既是父亲的嘱托和期许，更是生活在当下的跟青林一样的许许多多的年轻人的生存哲学，现实，平庸，不抵抗，相对于那些沉重的陈年往事，他们更看重现世的安稳幸福。小说中有句话叫“平庸者不对抗，我要学会自然而然地记住，自然而然地忘却。”这可以视作功利主义社会普通人的普遍性心态。最重要的是活着。
也有的人选择记录，他们是历史的旁观者和研究者，是龙忠勇这样一类的人文精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们以一种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去探寻、保护地主宅院这些固态的文化遗产，去挖掘、记述传统建筑背后的历史变迁与家族故事，不为别的，“历史需要真相”。
值得一提的是，好死还是赖活，遗忘或是记录，方方对这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历史观并没有进行高下之分，而是多角度展示出不同时代、代际的人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并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包容。即使同一时代的年轻人，青林和刘家三兄弟对于历史和现实，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待方式和生活态度。“没有哪一种选择是百分之百正确，只有哪一种更适合自己”，方方所要叩问的，依然是跟《惟妙惟肖的爱情》里一样的命题：你想要的，到底是哪一种生活？
然而，遗忘或记录又能怎样，最强悍的仍然是时间，是时间把人牵到最后带来的巨大虚无感。这种对时间的感慨浸润于方方小说的字里行间和深切的生命体验。线性时间永远推着人往前走。对于有着惨痛往事的亲历者而言，时间或许是最好的疗药；对于生活安稳而善于健忘的普通人而言，谁又愿意去掀开历史的暗尘，去看它的青面獠牙？对于想回避历史真相的青林们而言，既已记录在案，又是想忘就能忘掉的？而龙忠勇们对于历史真相的追寻和叙述，又岂是一本书可以完成的？忘不掉，也记不了，个人选择的徒劳感和虚无感由此顿生。
而历史的真相和所有的人事如同被淹没在水库之下的且忍庐，最终被时间“软埋”。怀揣秘密的历史亲历者吴家名、刘晋源、丁子桃一个个来不及倾吐、印证就相继死去了，一个个本来可以拼凑出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完整场景的人物与机会都永远错过了，只剩下一些历史的线头在日常的生活和时间的烟尘里若隐若现。对于过去的历史与记忆，无论是遗忘还是记录，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都殊途同归，一无例外地被时间覆盖，正如方方自己所说：“时间的软埋，或许就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9）这是带有宿命意味的更为深重的软埋，令人无限悲凉而又无能为力。
【作者简介】吴佳燕，文学硕士，长江文艺杂志社编辑部主任。
（责任编辑 王 宁）
注释：
（1）〔英〕克莱夫·贝尔：《艺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2）方方：《软埋》，《人民文学》2016年第2期。
（3）叶匡政：《土改学——挖浮财》，《南方周末》2007年7月26日。
（4）（5）方方：《软埋》，《人民文学》2016年第2期。
（6）—（8）方方：《软埋》，《人民文学》2016年第2期。
（9）金莹：《方方：时间的软埋，就是生生世世》，《文學报》2016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