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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许多国有企业，经过企业改制和市场化运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中国企业的佼佼者，像海尔、宝钢、一汽等公司，已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令人刮目相看。与此同时，伴随着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限不断增大，经营者更具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心的问题。例如：（1）国有企业财务困境个案呈严重态势；（2）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但收入奇高，引起社会不满；（3）国有企业经理层违法乱纪现象严重，私分国有资产屡禁不止；（4）国有企业人才难留，经营难以为继，严重影响到企业的存亡；（5）国有企业提供虚假财务信息，募集了不菲的资金，几年以后成为“空壳”，极大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和支柱，在支撑、引导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的国有企业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工业资本，百分之七十的工业银行贷款，然而只提供工业总产出的百分之五十，与国有企业的地位极不相称。如何做到既使国有企业充满活力，同时又能确保国有资本的权益不受侵犯，实现尽可能的增值?无疑是值得探索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公司治理理论的引进和发展，为我们深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现代企业制度下，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使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如何设计一套有效的组织机制，弥合和消除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促使经营者竭尽全力实现所有者的目标，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任务。关于公司治理的含义，中外学者和相关组织有不同的认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公司治理是一种据以对工商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它明确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任务和权利分布，诸如，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害相关者，并且清楚地说明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与程序。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结构，使之用以设置公司目标，也提供了达到这些目标和监控运营的手段。OECD的定义比较全面、精确地把握了公司治理的内涵。
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涉及企业的本质和界限、内部的等级制、资本结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等。它由交易成本理论与代理理论组成。交易成本理论又包括间接定价理论和资产专用性理论两个重要分支。代理理论包括团队生产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证券设计理论。公司治理的具体理论包括委托代理理论、受托责任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订立的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体，代理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合约的不完善，因此，需要利用制衡机制来控制潜在的权力滥用，运用激励机制来使代理人为增加委托人财富最大化而尽力工作。受托责任理论认为假设代理人行为机会主义行为过于武断，除开财務动机，非财务动机同样可以激励代理人，例如事业成功所享受到成就感。在自律的约束下，高级代理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是能够做到协调一致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现代公司是由各个利益平等的利益相关者组成，股东只是其中的一员，管理者不仅要为股东而且还要对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公司并不是由股东主导的企业组织制度，其本质是一种受产品市场影响的企业实体，股东的利益并不非靠表决权来保护，而是要依赖于股票市场、产品市场和经理市场的保护。
公司治理要求在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上层经营管理者与不同层次的经营管理者之间建立经济关系，其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委托代理成本，其理论基础是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受括责任理论和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等。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财务控制，因为公司治理中的任何权力安排和利益分配，归根结蒂都要在财务方面表现出来，例如，公司的筹资权力、投资权力、成本管理权力、财务成果的界定、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等公司治理问题，实际上都是财务控制问题。财务控制体系是财权分配与制衡的管理体制，通过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合理配置财务控制权、实施正确的控制程序和方法，主要从财务收支角度激励和约束公司不同层级经营管理者的财务行为，维护终极所有者和法人财产所有者的经济利益。财务控制分为财务直接控制与财务间接控制，财务直接控制主要包括董事会控制、投资者控制、经营者控制、薪酬激励等内容。财务间接控制主要包括相关政府控制机构、金融市场、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债权人控制、中介机构控制。健全的财务控制体系既能防范公司财务舞弊行为，又能确保公司财务目标的实现。
改革国有企业财务控制体制，一是要界定清楚国有企业财务控制体制的组织机构的控制权责。出资者财务控制机构主要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各级政府的专职监督管理机构，公司内部的董事会、监事会及其相关控制机构等；在财务战略、投资决策、收益分配和信息披露等重大方面行使控制权。经营管理者财务控制机构主要包括董事会、总经理及其班子、财务部及委派的下属财务机构等。行使日常财务控制，维护公司长期稳定发展上；二是完善政府机构间接控制。国资委统揽财务控制权与收益分配决定权。由国资委选派监事会主席、国有监事、财务总监，其人事关系和薪酬决定独立于企业范围。财政、审计、税务、工商、司法等部门行使相应的控制职能。三是强化相关利益者的控制。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全面管理体系，在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充分考虑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建立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联系渠道，定期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谋求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
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和支柱，在支撑、引导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的国有企业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工业资本，百分之七十的工业银行贷款，然而只提供工业总产出的百分之五十，与国有企业的地位极不相称。如何做到既使国有企业充满活力，同时又能确保国有资本的权益不受侵犯，实现尽可能的增值?无疑是值得探索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公司治理理论的引进和发展，为我们深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现代企业制度下，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使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如何设计一套有效的组织机制，弥合和消除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促使经营者竭尽全力实现所有者的目标，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任务。关于公司治理的含义，中外学者和相关组织有不同的认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公司治理是一种据以对工商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它明确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任务和权利分布，诸如，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害相关者，并且清楚地说明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与程序。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结构，使之用以设置公司目标，也提供了达到这些目标和监控运营的手段。OECD的定义比较全面、精确地把握了公司治理的内涵。
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涉及企业的本质和界限、内部的等级制、资本结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等。它由交易成本理论与代理理论组成。交易成本理论又包括间接定价理论和资产专用性理论两个重要分支。代理理论包括团队生产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证券设计理论。公司治理的具体理论包括委托代理理论、受托责任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订立的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体，代理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合约的不完善，因此，需要利用制衡机制来控制潜在的权力滥用，运用激励机制来使代理人为增加委托人财富最大化而尽力工作。受托责任理论认为假设代理人行为机会主义行为过于武断，除开财務动机，非财务动机同样可以激励代理人，例如事业成功所享受到成就感。在自律的约束下，高级代理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是能够做到协调一致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现代公司是由各个利益平等的利益相关者组成，股东只是其中的一员，管理者不仅要为股东而且还要对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公司并不是由股东主导的企业组织制度，其本质是一种受产品市场影响的企业实体，股东的利益并不非靠表决权来保护，而是要依赖于股票市场、产品市场和经理市场的保护。
公司治理要求在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上层经营管理者与不同层次的经营管理者之间建立经济关系，其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委托代理成本，其理论基础是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受括责任理论和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等。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财务控制，因为公司治理中的任何权力安排和利益分配，归根结蒂都要在财务方面表现出来，例如，公司的筹资权力、投资权力、成本管理权力、财务成果的界定、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等公司治理问题，实际上都是财务控制问题。财务控制体系是财权分配与制衡的管理体制，通过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合理配置财务控制权、实施正确的控制程序和方法，主要从财务收支角度激励和约束公司不同层级经营管理者的财务行为，维护终极所有者和法人财产所有者的经济利益。财务控制分为财务直接控制与财务间接控制，财务直接控制主要包括董事会控制、投资者控制、经营者控制、薪酬激励等内容。财务间接控制主要包括相关政府控制机构、金融市场、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债权人控制、中介机构控制。健全的财务控制体系既能防范公司财务舞弊行为，又能确保公司财务目标的实现。
改革国有企业财务控制体制，一是要界定清楚国有企业财务控制体制的组织机构的控制权责。出资者财务控制机构主要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各级政府的专职监督管理机构，公司内部的董事会、监事会及其相关控制机构等；在财务战略、投资决策、收益分配和信息披露等重大方面行使控制权。经营管理者财务控制机构主要包括董事会、总经理及其班子、财务部及委派的下属财务机构等。行使日常财务控制，维护公司长期稳定发展上；二是完善政府机构间接控制。国资委统揽财务控制权与收益分配决定权。由国资委选派监事会主席、国有监事、财务总监，其人事关系和薪酬决定独立于企业范围。财政、审计、税务、工商、司法等部门行使相应的控制职能。三是强化相关利益者的控制。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全面管理体系，在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充分考虑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建立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联系渠道，定期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谋求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