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封面上，高晓松的照片雄赳赳气昂昂的，那一边一个架着他的警察倒是出奇的文质彬彬。我不禁放下牛奶杯，仔细端详。刚好前一天的早报还在手边，封面照片又恰好是醉驾获刑第一人郭术东，两相对比，那郭术东的形容就狼狈多了。
　　差别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玩一个两张图片的“找不同”游戏，从中可以找出至少三个不同：第一，高晓松的双手自由，没有手铐，郭术东有手铐；第二，高晓松双手自然叠放在前腹，衬着时髦的黑衬衫、细领带、小皮靴，头自然抬着，郭术东的双手反扣在脑后，头自然低着，因为抬手，还露出了一小段肚皮；架着高晓松的警察神情温和，架着郭术东的警察神情严峻。
　　这样的差别让我浮想联翩：同样是两个中年男人，同样是喝了两三瓶酒，同样是酒驾导致多车追尾，何以他们的亮相就差别这么大呢?
　　我稍微查了一下郭术东的背景，内蒙古赤峰人士，在京十多年，以承包工地项目为生，简单地说，是一个包工头。高晓松，北京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他最引以为做的是北京四中、清华学历，从教育履历上来看真是根正苗红。作为音乐人以及著名文化公众人物，他写过那首著名的小儿女情怀的《同桌的你》，属于中国校园民谣的代言人之一。最近他的身份是《大武生》的导演，而他酒驾的原因就是《大武生》庆功，喝了两瓶。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文化人。
　　我们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文化人和包工头确实不同，前者在镜头前训练有素，那架势那气概，虽然爽快认了错，但是浑身散发的气息仍然传递着大写的“NB”；后者未经镜头训练，难免露出朴实的忏悔神情。
　　郭术东在早报内页的另一张照片是配合地坐在一堆媒体的话筒中间，说出大家都想听到的“我下辈子再也不喝酒了”。这样跟中国执法的“严打”习惯高度配合性的言论，像高晓松这样的文化人是肯定不会随便说的。
　　我们由此又可以得出一个稍微复杂点的结论：一个文化名人，懂得在执法面前坚持自己的人格独立。这句话反过来可以这样说，近些年来，中国的执法在文化名人面前还是能够做到相对斯文一点，尊重对方的人格一些，不会随便让人家配合来做什么。当然，一位包工头，就不太懂得或善于追求文明执法的常识，他们往往获得心理暗示，以为配合一些，就会得到宽大处理。
　　包工头郭术东在配合完“醉驾严打”的宣传工作后，就心安理得地在被告席上等待从轻宣判，然而他很快就得知并没有什么轻判，他被相对正常地判了四个月拘役。在离开被告席的时候，他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他再也不回答记者的提问了。
　　一个文化人和一个包工头在北京的夜晚干了同样的蠢事，但是他们的心里，肯定经历着完全不同的风暴。
　　不知道高晓松听了这个包工头的故事以后，会不会有点难过。在不久之前，他因为药家鑫案说过“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现在，他也面临同样的质疑。在这位经过高等教育的文化公众人物身后，存在大量完全没有文化标签保护的人，他们没有获得过人权的常识教育，不懂得争取自己的生命权利，因而也不懂得尊重别人的生命权利。高晓松懂得自己的人权边界，但是他是否懂得尊重他人的人权呢?从醉驾这件事上，我们不得不存疑。
　　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无所不在，人权常识的认识差别是最根本的。易中天在本期杂志中继续呼唤“常识”。但愿这也是所有文化公众人物能够身体力行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