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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坐落在四川省青白江区的城乡镇，那时，四川金堂县的县城里边，一条好深的巷子叫“槐树街”，出去有一个庙子叫“川祖庙”。从我当小学生起，这个“川祖庙”就有一拨一拨的壮丁进来集训，两三个月后，就开赴前线去了。这都是我这个小学生亲眼见到的。这些壮丁苦得很，他们穿得稀烂，我没有看见任何强迫，全部是“招派”，而且，人们都是自愿的。
那么，这些互不相识的壮丁是怎样来的呢？当时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意思很明显，假如你有三弟兄的话，就必须要站出一个去打仗，如果有五个兄弟，则要筛选两个壮丁。壮丁外出以后，由国民政府管辖的县政府给“安家费”，其实，就是用“黄谷”没有碾出来的米发放物资补助。所有壮丁的家属都领了的。这里面我所见到的绝大多数是自己去的。
那么，“拉壮丁”的事有没有呢？当然有了。我亲自看见过一次：有个“保长”，他完成了任务又乱打主意，想再拉一个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从房子上下来，保长就把他强行拉走了。
但是，拉了这位壮丁之后，第二天又把人放了。毕竟，那位“保长”的做法很不合适。由于，当时负担壮丁的人除了“保长”以外，还有很多乡长，别人都是按照规定办事，而某些人胡乱来，怎么行呢？当然，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例外行动”。当时，我见过“川祖庙”里一批批来、一批批走，不下数千人，这些壮丁怎么可能都是强迫拉来的呢？难道强行拉来那些壮丁就不跑吗？显然，很容易人们就跑了。不过，这些壮丁非常苦、非常惨，四川的300万壮丁几乎都是农民。全部是这些最穷苦的老百姓。在这中间，我没有看见过任何逃兵。
建国之后，全国闹“文革”，我迅速当了“右派”。于是，亲自看见过抗日战争到前线打过仗的人。无论解放后的人们采取什么方法，都难以抹杀四川300万“壮丁”的善良勇敢，此外，还包括这些人在战争中的贡献和牺牲。需要说明，他们使用的武器根本没法和敌人对比，但是他们都器宇轩昂地投入战场了。这是我终身难以改变的印象。从此，引出我要讲的第一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属于我亲眼所见，而且透露给中国人一种概念：美国人是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也称得起美国人。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那就是美国。后来，美国人以各种方式退给中国人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中国各个大学。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四川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上世纪30年代创办，即用的这份特殊的钱财。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学校辗转数千里迁到四川，家乡最大一位姓曾的地主，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跟美国交恶后，这个钱就没有了。当然，美国人对此也没有任何解释，新中国则表示说：“我们革命国家，谁要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美国人手里的“庚子赔款”彻底跟中国再见了。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美国“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名工作人员，那位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找到中央政府。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人们立刻告诉他说：建国后，这个“铭贤学院”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山西农学院”。这个小伙子声明要亲自去找，考察结束之后，他就默默地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
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中国原来的铭贤学院、现今的“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中国政府自然很兴奋，毕竟“美元”来主动叩门了，怎么说都属于发财办事嘛。随后，山西工学院、农学院的领导们出面接洽，居然没有发现一个真正“铭贤学院”的人。这可怎么办呢？最后，终于发现，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隶属于原“铭贤学院”，可惜，现在变成了扫厕所的教授老头儿。结果，美国人还认得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元还报中国，从没有间断过。尽管政权更替，“庚子赔款”没再返还过，但这笔特殊的账目，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最终，全部拿出来，以“增加利率”的姿态，每年回报20万元人民币。有趣的是，当年的“八国联军”中，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类似的国家。
当然，最恶劣的国家确实存在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清朝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侵略邻国；第二个就是俄国。这个国家性情残暴，无耻贪婪。不久前，我读一个清朝派到美国的人写的笔记，当时，美国总统接见这名外交官时曾表示：有两个国家想要侵略你们，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贵国受列强欺负，美利坚合众国是同情你们的；希望中国要强大起来，一个强大的政权，的确符合美国的利益。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清朝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那么，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除。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账目，赫德的工作事无巨细、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后来进初中时，“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成人一样参加劳动。吃的是糙米饭，喝的米汤则是红颜色有气味；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中国人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假如再不出力的话，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否则，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余光中先生曾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后来，那个机场修起了，我亲自看见，这些美国飞行员从我家院子上空飞过，去轰炸东京，轰炸日本的钢铁城市，有B-29、P-51，还有一种叫“黑寡妇”的战斗机。往往是早上看见一架架“B-29”编队飞走，下午回来时，都已经是打散的了。我亲自见过，有些回来的轰炸机，四个螺旋桨有三个都不转了，就靠一个螺旋桨飞回来；还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居然有桌面那么大，透过洞看得见蓝天。小时候，看见这些飞行员，只觉得他们很英勇，却不知道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的鱼腹之中了。他们都是中国人的朋友啊。
另外，还要讲美国人的善良。当时，中国人贫穷，也有些同胞没有自尊心，不争气——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也就是“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其他国家没有生存的办法。最后，搞到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完饭出来才发现枪被偷了。他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再领一次。
上世纪60年代，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位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泔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泔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时，小孩儿进军营，美国人根本就不管，。可惜，当时有个小娃儿突然在军营里丢失了，立刻引发得当地农民四处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过了一个月，有个美军士兵休假回来，竟把娃儿也带了回来，而且，还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还塞满了漂亮的美元，并亲自送孩子回家。我亲眼看见了这件事情，便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怎么坏，还是如何丑化美国士兵，我的态度确实与众不同。换句话说，人的记忆无法抹杀。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年纪已经很大了，也可以以各种名义出国了。可是，对美国士兵的良好记忆，仍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25700人埋葬在这里。因为当年本人研究台湾诗，有四位台湾著名诗人都到过这个墓园并写过诗，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罗门，诗歌的大意是：“太平洋的海底没有门，史密斯、威廉斯你们已经去不成了，就在太平洋的海底吧；哦，等待你们的烟花肯定要放过，等国丧节吧……”当时，我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到菲律宾就一定要去那里。结果到菲律宾后——我是团长，下面还有几位团员——那边一安排，参观的节目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叫“麦金利堡”的二战美军墓园。一看我就很失望，并琢磨要想个什么办法。
在那里，一切事务都要服从当地大使馆，而到菲律宾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已经是第三个了，以前，两个代表团都没有去美军墓园的安排。因为菲律宾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国大使馆商量。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人去的。”
我说：“台湾呢？”
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
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
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时间。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身份、地位的区别都没有呢？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因此，也就不再区别身份尊卑、地位高下了。
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普通人想象不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掏不起。每个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
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中国大陆的说法，所有殉葬品的内容应该歌颂这些牺牲的美国将士，如果为中国大陆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
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再一看，还有：圣乔治上面两边各有一个少女，穿着古希腊长裙——是自由女神，意思是说，他这样英勇战斗是为了人类的自由。自由女神的上面，还有一个妇女，半身像，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权杖，这个女子是“正义女神”。战斗是为了自由，自由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义。她这个正义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着权杖——要有民权、人权。正义女神上面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就不是神了，而是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怀抱一个婴儿：那个美国妇女是“祖国”，那个婴儿就是“祖国的未来”。一个妇女护着婴儿就是整个立意，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我却是深受教益：这就是西方社会、立国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在这里面了。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的大意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躺在地下的人物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人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
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18位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18个人。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并不是那样。毕竟，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那位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十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中央日报》还加了个“编者按”，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就连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如何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
她出示了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是的，是我们拆掉的。”
我说：“还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线一直拉到头部，你们这架飞机没有了。”
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
随后，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
我忙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
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
当时，我只能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起来……
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的名字——“流沙河”。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战友情”或者“亲兄弟”？难道这也堪称“鲜血凝成的友谊”？而当年令人厌恶的美国“帝国主义”，居然还有国民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陌生娃娃，那个孩子曾认真地修过七天飞机场。
笼统地说，两件事得澄清：第一，清末民初，绝大多数中国壮丁，都是自愿踏上战场的，他们个个儿属于纯粹的勇敢者；第二，美国人称得起中国人的朋友，他们对传统国度与现代社会，都具有真切的感情。
那么，这些互不相识的壮丁是怎样来的呢？当时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意思很明显，假如你有三弟兄的话，就必须要站出一个去打仗，如果有五个兄弟，则要筛选两个壮丁。壮丁外出以后，由国民政府管辖的县政府给“安家费”，其实，就是用“黄谷”没有碾出来的米发放物资补助。所有壮丁的家属都领了的。这里面我所见到的绝大多数是自己去的。
那么，“拉壮丁”的事有没有呢？当然有了。我亲自看见过一次：有个“保长”，他完成了任务又乱打主意，想再拉一个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从房子上下来，保长就把他强行拉走了。
但是，拉了这位壮丁之后，第二天又把人放了。毕竟，那位“保长”的做法很不合适。由于，当时负担壮丁的人除了“保长”以外，还有很多乡长，别人都是按照规定办事，而某些人胡乱来，怎么行呢？当然，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例外行动”。当时，我见过“川祖庙”里一批批来、一批批走，不下数千人，这些壮丁怎么可能都是强迫拉来的呢？难道强行拉来那些壮丁就不跑吗？显然，很容易人们就跑了。不过，这些壮丁非常苦、非常惨，四川的300万壮丁几乎都是农民。全部是这些最穷苦的老百姓。在这中间，我没有看见过任何逃兵。
建国之后，全国闹“文革”，我迅速当了“右派”。于是，亲自看见过抗日战争到前线打过仗的人。无论解放后的人们采取什么方法，都难以抹杀四川300万“壮丁”的善良勇敢，此外，还包括这些人在战争中的贡献和牺牲。需要说明，他们使用的武器根本没法和敌人对比，但是他们都器宇轩昂地投入战场了。这是我终身难以改变的印象。从此，引出我要讲的第一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属于我亲眼所见，而且透露给中国人一种概念：美国人是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也称得起美国人。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那就是美国。后来，美国人以各种方式退给中国人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中国各个大学。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四川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上世纪30年代创办，即用的这份特殊的钱财。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学校辗转数千里迁到四川，家乡最大一位姓曾的地主，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跟美国交恶后，这个钱就没有了。当然，美国人对此也没有任何解释，新中国则表示说：“我们革命国家，谁要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美国人手里的“庚子赔款”彻底跟中国再见了。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美国“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名工作人员，那位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找到中央政府。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人们立刻告诉他说：建国后，这个“铭贤学院”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山西农学院”。这个小伙子声明要亲自去找，考察结束之后，他就默默地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
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中国原来的铭贤学院、现今的“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中国政府自然很兴奋，毕竟“美元”来主动叩门了，怎么说都属于发财办事嘛。随后，山西工学院、农学院的领导们出面接洽，居然没有发现一个真正“铭贤学院”的人。这可怎么办呢？最后，终于发现，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隶属于原“铭贤学院”，可惜，现在变成了扫厕所的教授老头儿。结果，美国人还认得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元还报中国，从没有间断过。尽管政权更替，“庚子赔款”没再返还过，但这笔特殊的账目，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最终，全部拿出来，以“增加利率”的姿态，每年回报20万元人民币。有趣的是，当年的“八国联军”中，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类似的国家。
当然，最恶劣的国家确实存在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清朝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侵略邻国；第二个就是俄国。这个国家性情残暴，无耻贪婪。不久前，我读一个清朝派到美国的人写的笔记，当时，美国总统接见这名外交官时曾表示：有两个国家想要侵略你们，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贵国受列强欺负，美利坚合众国是同情你们的；希望中国要强大起来，一个强大的政权，的确符合美国的利益。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清朝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那么，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除。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账目，赫德的工作事无巨细、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后来进初中时，“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成人一样参加劳动。吃的是糙米饭，喝的米汤则是红颜色有气味；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中国人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假如再不出力的话，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否则，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余光中先生曾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后来，那个机场修起了，我亲自看见，这些美国飞行员从我家院子上空飞过，去轰炸东京，轰炸日本的钢铁城市，有B-29、P-51，还有一种叫“黑寡妇”的战斗机。往往是早上看见一架架“B-29”编队飞走，下午回来时，都已经是打散的了。我亲自见过，有些回来的轰炸机，四个螺旋桨有三个都不转了，就靠一个螺旋桨飞回来；还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居然有桌面那么大，透过洞看得见蓝天。小时候，看见这些飞行员，只觉得他们很英勇，却不知道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的鱼腹之中了。他们都是中国人的朋友啊。
另外，还要讲美国人的善良。当时，中国人贫穷，也有些同胞没有自尊心，不争气——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也就是“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其他国家没有生存的办法。最后，搞到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完饭出来才发现枪被偷了。他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再领一次。
上世纪60年代，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位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泔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泔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时，小孩儿进军营，美国人根本就不管，。可惜，当时有个小娃儿突然在军营里丢失了，立刻引发得当地农民四处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过了一个月，有个美军士兵休假回来，竟把娃儿也带了回来，而且，还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还塞满了漂亮的美元，并亲自送孩子回家。我亲眼看见了这件事情，便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怎么坏，还是如何丑化美国士兵，我的态度确实与众不同。换句话说，人的记忆无法抹杀。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年纪已经很大了，也可以以各种名义出国了。可是，对美国士兵的良好记忆，仍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25700人埋葬在这里。因为当年本人研究台湾诗，有四位台湾著名诗人都到过这个墓园并写过诗，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罗门，诗歌的大意是：“太平洋的海底没有门，史密斯、威廉斯你们已经去不成了，就在太平洋的海底吧；哦，等待你们的烟花肯定要放过，等国丧节吧……”当时，我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到菲律宾就一定要去那里。结果到菲律宾后——我是团长，下面还有几位团员——那边一安排，参观的节目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叫“麦金利堡”的二战美军墓园。一看我就很失望，并琢磨要想个什么办法。
在那里，一切事务都要服从当地大使馆，而到菲律宾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已经是第三个了，以前，两个代表团都没有去美军墓园的安排。因为菲律宾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国大使馆商量。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人去的。”
我说：“台湾呢？”
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
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
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时间。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身份、地位的区别都没有呢？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因此，也就不再区别身份尊卑、地位高下了。
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普通人想象不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掏不起。每个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
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中国大陆的说法，所有殉葬品的内容应该歌颂这些牺牲的美国将士，如果为中国大陆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
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再一看，还有：圣乔治上面两边各有一个少女，穿着古希腊长裙——是自由女神，意思是说，他这样英勇战斗是为了人类的自由。自由女神的上面，还有一个妇女，半身像，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权杖，这个女子是“正义女神”。战斗是为了自由，自由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义。她这个正义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着权杖——要有民权、人权。正义女神上面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就不是神了，而是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怀抱一个婴儿：那个美国妇女是“祖国”，那个婴儿就是“祖国的未来”。一个妇女护着婴儿就是整个立意，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我却是深受教益：这就是西方社会、立国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在这里面了。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的大意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躺在地下的人物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人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
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18位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18个人。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并不是那样。毕竟，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那位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十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中央日报》还加了个“编者按”，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就连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如何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
她出示了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是的，是我们拆掉的。”
我说：“还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线一直拉到头部，你们这架飞机没有了。”
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
随后，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
我忙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
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
当时，我只能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起来……
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的名字——“流沙河”。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战友情”或者“亲兄弟”？难道这也堪称“鲜血凝成的友谊”？而当年令人厌恶的美国“帝国主义”，居然还有国民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陌生娃娃，那个孩子曾认真地修过七天飞机场。
笼统地说，两件事得澄清：第一，清末民初，绝大多数中国壮丁，都是自愿踏上战场的，他们个个儿属于纯粹的勇敢者；第二，美国人称得起中国人的朋友，他们对传统国度与现代社会，都具有真切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