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
　　廉颇和蔺相如都是战国七雄的赵国大臣。廉颇是战功彪炳的大将，官拜上卿；而蔺相如是个外交奇才，他有完璧归赵等外交功绩，也拜上卿，而且比廉颇还大了一级。廉颇心里当然不是滋味，认为自己的功名是在战场上提着脑袋打来的，而蔺相如只不过养着一张嘴。因此他放话要羞辱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后就百般回避廉颇。他的手下对他的示弱很不满意。蔺相如说，赵国之所以还站得住，就是有一文一武他们两人，如果他和廉颇闹翻，受害的会是国家，因此，他的闪避廉颇不是示弱，而是为了国家。蔺相如的这种态度打动了廉颇，于是遂有了一个老将军负荆请罪这一幕。
　　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以前在念书时，书里都在强调蔺相如的大度和谦虚，他好像比廉颇伟大。但现在年岁较增，我觉得廉颇比蔺相如伟大了一级。因为要一个人道歉实在太难了。堂堂一国的上卿，而能承认自己犯错，负荆请罪，这是何等的胸襟气魄，在人类史上也不多见。
　　近代道歉学的研究相当盛行。学者已经发现，虽然礼貌式的道歉已极普遍，但真正的道歉，特别是政治的承认错误和道歉，仍极少见。美国的尼克松搞出了“水门案”，但一直到他死，他都没道过歉，只说过他很“遗憾”；小布什总统炮制假证据作为攻打伊拉克的理由，这是欺骗美国人民，他也没有道过歉。
　　政治上犯了错，当事人几乎从未做过道歉，最大的原因乃是道歉认错可能要付出无法预测的风险，可能会引发社会的动乱，被人算账。为了避过风险，遂只得打死不认错。只有等到好几十年后，犯错的那一代都已死光，而且认错道歉已不再有后遗症，甚至还会赚到好名声，这时晚了一代或好几代的人，才会出来道歉。
　　二战期间，美国将12万日本侨民送进了集中营，直到1988年，已完全事过境迁，才由里根政府道歉赔偿；1946年国民党在台湾屠杀人民，闹出了“二二八”事件，也要等到半个世纪后才道歉赔偿。而人类最空洞的道歉乃是前几年天主教教宗为过去1000多年里教会对发展中国家人民所造成的伤害道歉，这是最廉价的道歉。
　　因此，道歉这种行为太值得研究了。无论个人、组织甚至政府，都很容易做错事，使别人受到伤害，照理讲，都应该道歉，才符合正义的标准。但要一个人或组织及政府认错却极困难。认错等于承认自己愚蠢及犯错，认了错可能就会被人瞧不起，等于宣判了自己的人格死刑。因此，犯错者都普遍会拒绝认错道歉，宁愿去鬼扯赖皮。犯错而不认错，却在法庭上东扯西扯，这已成了道歉学研究的一个有趣问题。
　　但犯错而道歉真的一定等于自我宣判人格死刑吗？这点我并不同意。1990年代，意大利大肃贪，起诉了政客、民代、公司负责人1000多人，有一打以上的人自觉得奇耻大辱，以自杀方式谢罪。他们的行为，事实上反而受到人们的尊敬。犯错以后，能够自责，在某些情况下，它反而更有道德张力，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廉颇之所以伟大，乃是他犯了错而负荆请罪，要踢要打随你便，这种最谦卑的自我惩罚，因而产生最大的张力，成了千古美谈。没有谁会看不起他，反而人人尊敬他。
　　因此，犯了错，做出适当的认错道歉，虽然很难，但最好还是勉力为之。当一个社会犯了错的人肯道歉自责，受伤害的人才可能学习到原谅的艺术，敢道歉，能原谅，这个社会的错才会越来越少。一个没有不平而鸣的社会，才是个理想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