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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艺术力量，历来受到人们高度的评价。本人认为，就作家的艺术成就而言，是不能把其作品的呈现方式和主题分割为二的。陀氏作品中的艺术美感主要来自于其对永恒问题的追问产生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与其所探讨的问题同样重要，甚至成为评判作家艺术生涯更重要的标准。本文试图通过《白夜》、《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们》等作品的故事分析，结合新批评张力的有关理论来探析这种力量的生成模式。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张力；文本细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2
谢·阿·尼科尔斯基在其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地下室人”现象》一文里指出，陀氏在作品中对人黑暗心理的暴露，是在为包括陀自己在内的“地下室人”群体辩护。在文中，尼对陀氏作品中一些典型的“地下室人”形象和作家本人的个性特质做了深刻的类比分析，得出“地下室人”的行为是为了获得异于常人的特殊性的自负性表现。作者对这种行为做了隐晦的批判，同时对陀氏可能带给读者和社会的负面引导表示了警惕[1]。
尼科尔斯基的分析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我们发现，这种批评方法在价值观问题上走得太远，容易导向是非型价值判断，而未过多设计陀氏的艺术品质。陀氏作为艺术家的最大魅力在于其人物塑造、对话节奏、悬念设置等艺术环节，正是这些因素使作品拥有了无与伦比的表现力。下面我们从陀氏小说中“暗恋”这一视角作为切入口，来近距离透视陀氏作品中强大的表现力，同时论证陀氏作品的价值导向。
陀氏有关爱情题材的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我”往往都被安排在一个失败的“暗恋者”的位置，直接向读者袒露一个“受伤者”内心被摧残和被蹂躏的过程。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类最敏感的关系（爱情）中，最令人痛心的结果是什么？这结果是否存在相爱的人最终互相牺牲或者相互毁灭？还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爱情消失？我们发现这些结局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以爱情的曾经拥有为前提。但是，作为暗恋者，那些未得到爱情的回报的人，这结果对于他们的残酷性就显得十分惊骇了。爱情是人类最本能的欲望，《白夜》中“我”恋爱追求的失败可以替换成人类欲望的永恒失败，所以能引起读者普遍的共鸣。得不到满足，耽于幻想的主人公们恰恰能使不幸的观众将自身的命运与其联结起来。
这种失败的命运在《被伤害与被侮辱的人们》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当小女孩内莉主动上街，跪在地上向人乞讨时，几乎给人一种毁灭的“快感”。乞讨的行为代表一种自我侮辱和自我伤害，是潜藏在人心理的本能。在尼采那里，宇宙中的事物都被一种太一的“意志”所操控，我们的生存和毁灭都是“意志”的游戏，我们在被操控下会毫无缘由地，向趋向生的光明一样，趋向死的黑暗。
陀氏的艺术力量，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奔向毁灭的深渊的趋附力，体现在叙述上就是所谓的“叙述张力”
“张力”由于其含义的宽泛性，是在文学评论上用得较多的理论。艾伦·退特最初用张力来阐释诗歌，提出“外延”、“内延”等术语。简言之，外延即指词语的字面意义、字典意义，而内延则指词语的比喻意义或情感内涵。诗歌不仅是情感、体验等感受领域的独属，也是认知的、矛盾的统一，诗是“完整的知识”，“是一个关于完整的客体的知识”。[2]由此，退特其实是把文学推进到了感性和理性认知的统一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下的审美力量就是这样一种统一的艺术张力。
首先，陀氏的艺术张力来自于对现实世界深刻的洞察，即尼采所谓的对人命运的认知。这种认知奠定了陀氏关于人类思想和行动纲领的基本见解。陀氏的创作主题与人类终极命运的关联是其作品向外源源不断发射能量的核心，观众可以通过小说虚拟的命运故事看到自己的人生真相。从结构上来说，这种张力不是像弓箭一样背向拉伸的，而是故事主题朝作家的认知聚集。之所以我们能在陀氏而不是别的作家那里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力量，就是因为作家的认知更深刻，而这种深刻性绝对是促使作品文学性焕发的关键因素。
其次，我们发现，陀氏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并不是程式化地径直走向他们毁灭的终点，这其中的曲折反复的过程，才是陀氏张力更重要的构成因素，即所谓的反向拉伸。在《白夜》中，“我”连续四个晚上陪在娜晶斯卡的身边，听她诉说，给她安慰。上帝仿佛做游戏一般，在水到渠成之际却将两颗慢慢靠近的“心”突然拨走，这个“拨动”的动作，就形成了整个叙述节奏上的张力，仿佛把人从高高山直接推入深渊。同样的叙述方式也体现在《被损害与侮辱的人们》小内莉的境遇中。内莉逃到“我”家，在和“我”的接触中，内莉已开始焕发出一些小孩的童真，在男主人公僻陋的出租房里，也曾出现过一段温暖的时光，让人无限期他们光明的未来。由此，内莉患病打翻药碗，离家出走并上街乞讨的结局才成为沉重的最后一击，把各种力量送到它们应该去的位置。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文中关于内莉的部分合起来只是小说中比例不大的次要部分，作家將她的故事切开来写，整体上达到与其他故事的进展一致，也是一种叙述节奏上的张力，通过对切割频率和幅度的恰当把握，在最后造成的冲击力也就越大。正是这样的故事结构为作家要表达的思想和主题提供了助力，从而才能产生深沉持久的感染力。
“感染力”让我们想到另一个问题，陀氏的艺术力量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把人推向黑暗使人沉沦还是给人以抚慰和鼓舞？现在我们可以把问题重新导向上文提到的谢·阿·尼科尔斯基探讨的问题中来：客观上，陀氏是否有将人向负面引导的倾向呢？“感染力”是一个温和且具有积极意义的词汇，它何以能描绘内莉的乞讨、《罪与罚》中索尼娅领“黄色执照”和《白痴》中罗果仁将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的杀害？事实上，要解决尼科尔斯基的问题，只能回到小说的文学性上来。“俄国的大小说家当然是大哲学家，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是更了不起的哲学家，因为他们懂得怎样来表达哲学”，刘小枫认为像陀氏这样的文学家更了不起的地方，正是在于他们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哲学。因此我们不能单纯谈论陀氏的思想和价值观。我们发现，通过文学阐述的哲学命题变得温和了，换句话说，文学性地阐释会让阐释的内容变得不那么锋利，这也是无论文学包含了多么深刻的思想，终能和科学文体区别开来的原因。 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作者几乎情不自禁地表现了小内莉面对“我”时的羞怯与可爱。“‘瞧，打碎了’，她以一种挑战的胜利姿态望着我说，‘茶杯一共只有两个，’他补充道，‘另一个我也要打碎……看您还怎么喝茶？’”[3]陀氏直抵人心真相的力量并不只为揭开一个事实，他同时道出了人内心深处的多种可能，在绝望中产生怜悯之心，怜悯别人，更重要的是怜悯自己。而这些，正是在叙述的反向拉力中呈现的。人生的过程是人生存最坚硬的基石，身经百战的士兵比普通人更珍惜生命，更热爱生活。可以说，通过对《白夜》四个夜晚的详细描绘，《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们》小内莉短暂的对于生活的渴望散发出了热烈的“日神”之光，并在主人公悲剧的结尾传达了生命力旺盛的“酒神精神”，让人在彻底的绝望中诞生出新的希望，从而达到文学的“净化”作用。
以上通过对陀氏小说中文学张力的分析，简单阐释了在故事情节的结构中所迸发出的审美力量，并着重分析了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学张力的存在，才使得陀氏的作品不至于有“负面导向”的危险。本文以上的所有努力，都力图从文学作品的思想性（理性认知）和感性认知两个方面来综合探讨作品的文学性。或许退特的张力理论本身也不能清晰地阐明文学性的全部特质。希利斯·米勒曾说：“无法用理性来解释和理解的东西，可以用一种既不完全澄明也不完全遮蔽的叙述来表达，我们传统中的伟大故事之主要功能，也许就在于提供一个最终难以解释的符号”[4]。
注释：
[1]谢·阿·尼科尔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地下室人”现象》，张百春译，俄罗斯文艺，2011年03期。
[2]朱斌，《文学张力的本体论意义》，北方论丛，2013年05期。
[3]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损害与侮辱的人们》，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1995年，第154页
[4]朱斌，《文学张力的本体论意义》，北方论丛，2013年05期。
参考文献：
[1]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M].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2]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損害与侮辱的人们[M].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1995年.
[3]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
[4]张晓东.刘小枫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师生的座谈[J].俄罗斯文艺.2006年第03期.
[5]张中锋.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丑意识及其对_自然派_崇高风格的消解.[J].河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03期.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张力；文本细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2
谢·阿·尼科尔斯基在其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地下室人”现象》一文里指出，陀氏在作品中对人黑暗心理的暴露，是在为包括陀自己在内的“地下室人”群体辩护。在文中，尼对陀氏作品中一些典型的“地下室人”形象和作家本人的个性特质做了深刻的类比分析，得出“地下室人”的行为是为了获得异于常人的特殊性的自负性表现。作者对这种行为做了隐晦的批判，同时对陀氏可能带给读者和社会的负面引导表示了警惕[1]。
尼科尔斯基的分析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我们发现，这种批评方法在价值观问题上走得太远，容易导向是非型价值判断，而未过多设计陀氏的艺术品质。陀氏作为艺术家的最大魅力在于其人物塑造、对话节奏、悬念设置等艺术环节，正是这些因素使作品拥有了无与伦比的表现力。下面我们从陀氏小说中“暗恋”这一视角作为切入口，来近距离透视陀氏作品中强大的表现力，同时论证陀氏作品的价值导向。
陀氏有关爱情题材的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我”往往都被安排在一个失败的“暗恋者”的位置，直接向读者袒露一个“受伤者”内心被摧残和被蹂躏的过程。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类最敏感的关系（爱情）中，最令人痛心的结果是什么？这结果是否存在相爱的人最终互相牺牲或者相互毁灭？还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爱情消失？我们发现这些结局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以爱情的曾经拥有为前提。但是，作为暗恋者，那些未得到爱情的回报的人，这结果对于他们的残酷性就显得十分惊骇了。爱情是人类最本能的欲望，《白夜》中“我”恋爱追求的失败可以替换成人类欲望的永恒失败，所以能引起读者普遍的共鸣。得不到满足，耽于幻想的主人公们恰恰能使不幸的观众将自身的命运与其联结起来。
这种失败的命运在《被伤害与被侮辱的人们》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当小女孩内莉主动上街，跪在地上向人乞讨时，几乎给人一种毁灭的“快感”。乞讨的行为代表一种自我侮辱和自我伤害，是潜藏在人心理的本能。在尼采那里，宇宙中的事物都被一种太一的“意志”所操控，我们的生存和毁灭都是“意志”的游戏，我们在被操控下会毫无缘由地，向趋向生的光明一样，趋向死的黑暗。
陀氏的艺术力量，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奔向毁灭的深渊的趋附力，体现在叙述上就是所谓的“叙述张力”
“张力”由于其含义的宽泛性，是在文学评论上用得较多的理论。艾伦·退特最初用张力来阐释诗歌，提出“外延”、“内延”等术语。简言之，外延即指词语的字面意义、字典意义，而内延则指词语的比喻意义或情感内涵。诗歌不仅是情感、体验等感受领域的独属，也是认知的、矛盾的统一，诗是“完整的知识”，“是一个关于完整的客体的知识”。[2]由此，退特其实是把文学推进到了感性和理性认知的统一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下的审美力量就是这样一种统一的艺术张力。
首先，陀氏的艺术张力来自于对现实世界深刻的洞察，即尼采所谓的对人命运的认知。这种认知奠定了陀氏关于人类思想和行动纲领的基本见解。陀氏的创作主题与人类终极命运的关联是其作品向外源源不断发射能量的核心，观众可以通过小说虚拟的命运故事看到自己的人生真相。从结构上来说，这种张力不是像弓箭一样背向拉伸的，而是故事主题朝作家的认知聚集。之所以我们能在陀氏而不是别的作家那里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力量，就是因为作家的认知更深刻，而这种深刻性绝对是促使作品文学性焕发的关键因素。
其次，我们发现，陀氏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并不是程式化地径直走向他们毁灭的终点，这其中的曲折反复的过程，才是陀氏张力更重要的构成因素，即所谓的反向拉伸。在《白夜》中，“我”连续四个晚上陪在娜晶斯卡的身边，听她诉说，给她安慰。上帝仿佛做游戏一般，在水到渠成之际却将两颗慢慢靠近的“心”突然拨走，这个“拨动”的动作，就形成了整个叙述节奏上的张力，仿佛把人从高高山直接推入深渊。同样的叙述方式也体现在《被损害与侮辱的人们》小内莉的境遇中。内莉逃到“我”家，在和“我”的接触中，内莉已开始焕发出一些小孩的童真，在男主人公僻陋的出租房里，也曾出现过一段温暖的时光，让人无限期他们光明的未来。由此，内莉患病打翻药碗，离家出走并上街乞讨的结局才成为沉重的最后一击，把各种力量送到它们应该去的位置。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文中关于内莉的部分合起来只是小说中比例不大的次要部分，作家將她的故事切开来写，整体上达到与其他故事的进展一致，也是一种叙述节奏上的张力，通过对切割频率和幅度的恰当把握，在最后造成的冲击力也就越大。正是这样的故事结构为作家要表达的思想和主题提供了助力，从而才能产生深沉持久的感染力。
“感染力”让我们想到另一个问题，陀氏的艺术力量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把人推向黑暗使人沉沦还是给人以抚慰和鼓舞？现在我们可以把问题重新导向上文提到的谢·阿·尼科尔斯基探讨的问题中来：客观上，陀氏是否有将人向负面引导的倾向呢？“感染力”是一个温和且具有积极意义的词汇，它何以能描绘内莉的乞讨、《罪与罚》中索尼娅领“黄色执照”和《白痴》中罗果仁将娜斯塔霞·菲利波芙娜的杀害？事实上，要解决尼科尔斯基的问题，只能回到小说的文学性上来。“俄国的大小说家当然是大哲学家，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是更了不起的哲学家，因为他们懂得怎样来表达哲学”，刘小枫认为像陀氏这样的文学家更了不起的地方，正是在于他们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哲学。因此我们不能单纯谈论陀氏的思想和价值观。我们发现，通过文学阐述的哲学命题变得温和了，换句话说，文学性地阐释会让阐释的内容变得不那么锋利，这也是无论文学包含了多么深刻的思想，终能和科学文体区别开来的原因。 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作者几乎情不自禁地表现了小内莉面对“我”时的羞怯与可爱。“‘瞧，打碎了’，她以一种挑战的胜利姿态望着我说，‘茶杯一共只有两个，’他补充道，‘另一个我也要打碎……看您还怎么喝茶？’”[3]陀氏直抵人心真相的力量并不只为揭开一个事实，他同时道出了人内心深处的多种可能，在绝望中产生怜悯之心，怜悯别人，更重要的是怜悯自己。而这些，正是在叙述的反向拉力中呈现的。人生的过程是人生存最坚硬的基石，身经百战的士兵比普通人更珍惜生命，更热爱生活。可以说，通过对《白夜》四个夜晚的详细描绘，《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们》小内莉短暂的对于生活的渴望散发出了热烈的“日神”之光，并在主人公悲剧的结尾传达了生命力旺盛的“酒神精神”，让人在彻底的绝望中诞生出新的希望，从而达到文学的“净化”作用。
以上通过对陀氏小说中文学张力的分析，简单阐释了在故事情节的结构中所迸发出的审美力量，并着重分析了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学张力的存在，才使得陀氏的作品不至于有“负面导向”的危险。本文以上的所有努力，都力图从文学作品的思想性（理性认知）和感性认知两个方面来综合探讨作品的文学性。或许退特的张力理论本身也不能清晰地阐明文学性的全部特质。希利斯·米勒曾说：“无法用理性来解释和理解的东西，可以用一种既不完全澄明也不完全遮蔽的叙述来表达，我们传统中的伟大故事之主要功能，也许就在于提供一个最终难以解释的符号”[4]。
注释：
[1]谢·阿·尼科尔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地下室人”现象》，张百春译，俄罗斯文艺，2011年03期。
[2]朱斌，《文学张力的本体论意义》，北方论丛，2013年05期。
[3]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损害与侮辱的人们》，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1995年，第154页
[4]朱斌，《文学张力的本体论意义》，北方论丛，2013年05期。
参考文献：
[1]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M].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2]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損害与侮辱的人们[M].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1995年.
[3]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
[4]张晓东.刘小枫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师生的座谈[J].俄罗斯文艺.2006年第03期.
[5]张中锋.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丑意识及其对_自然派_崇高风格的消解.[J].河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