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说，发给朋友看让提意见，朋友支吾半天，最后才说里面的人物对话太文艺腔了。这令我很受打击。那时我们中毒都很深，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文艺青年，说话就像在背王家卫的电影里的台词。被人不经意道破，我才发现文艺腔和青春痘一样，只要过了年龄，看起来就会很突兀。而且最糟糕是，你都不知道别人之前忍耐了多久。
　　文艺腔并不是白话文专属的句式，北宋初的西昆体，就是最早的文艺腔。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文艺过，是很无趣的。即使麦克阿瑟这样的赳赳武夫，给妻子写信也会用旖旎多情的句子“像一只中弹的小鸟一样从树上落到了深渊”，演示人的多面性。而菲茨杰拉德在酗酒中写下“在灵魂的漫漫深夜中，每一天都是凌晨三点”， “我们就这样扬帆奋力推进，逆水行舟，而潮浪奔腾不歇，不停地把我们推回过去”，也是一種戴着面具的语言狂欢，想要对现实的不如意进行颠覆。
　　就像过去的人喜欢在上衣口袋别钢笔，文艺腔也曾在1980年代风靡一时。谁能把简单的话说得云山雾罩，就能于大众群体中呈现出强烈的异质性，令旁人莫测高深。作家苏叔阳为了嘲讽这种文风，戏写道：“是否？有咸菜、稀粥充盈于你腹中，在今晨？”又曰：“审美主体对于作为审美客体的植物生殖器官的外缘进行观感产生生理上并使之上升为精神上的愉悦感。”意思就是吃过了吗，闻花香很愉快。
　　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我们以前写作文，也常以“太阳公公当头照，白云阿姨把手招”起首。到后来，琼瑶剧“你不过失去了一条腿，可紫菱失去的却是爱情”，对我们的三观也形成了巨大冲击。史迪芬·平克的《语言本能》说，人的心智拥有许多不同模块，每个模块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学习，语言就是一种核心学习本能。集成在我们脑子里的文艺模块，既是孕育小资主义的温床，也是滋养浪漫精神的摇篮。
　　但文艺腔毕竟是一种混沌无意义的艺术，始终让人活在形而上的层面。像萨特跟波伏娃阐释感情，说爱人分两种，一种是必然的，一种是偶然的，只要精神上与必然的爱人契合，肉体就可以四处流浪，发展各种偶然。所以双方同居一生，都秉持这种文艺精神，萨特拥有情人无数，波伏娃也与美国作家艾尔格伦维持了三十多年的热恋——文艺细胞丰富的人，常以自己为中心构建一个宇宙，或许只有存在主义者才能长期经受这样的折腾。
　　日本民艺理论家柳宗悦说：“每天使用的器具，不允许华丽、烦琐、病态，而必须结实耐用。”这也是治愈文艺腔的不二法门。只须每天到市场上买菜做饭，与小贩讨价还价，于这种语境下，文艺腔不啻《射雕英雄传》里的欧阳锋倒立着用手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