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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入云、冒着滚滚黑烟的烟囱曾是城市辉煌的标志，也是新中国工业发展的象征。在众多烟囱中走得最远，对国家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当属钢铁行业。
人们总是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挂在嘴边，那么到底什么是经济基础呢？是工业化程度，它一直是评定一个国家是否发达的标准之一。而劳动生产率则是衡量工业化水平极为重要的标志之一。为达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需要大量的机械设备。此时，就需要钢铁工业为制造各种机械设备提供最基本的材料。同时，钢铁还可以直接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建筑业和运输业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钢铁工业的发展状况也反映其国民经济的发达程度，也就是经济基础的表象。
1949年，新中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居世界第26位，不到当时世界年总产量的0.1%。尽管经历了 “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的沉痛教训，也遭遇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我国的钢铁工业仍然艰难前行，并慢慢跻身于世界领先地位。到1996年，我国钢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随后连续10年产量一直保持世界第一。2003年中国钢产量突破2亿吨，超过位列二三位的日本和美国的总和。
这些重要数据可能与许多人擦肩而过，但这些数据的出现却是几代人奋斗一生的结果。
邵象华，对于大众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中国的第一炉钢，第一本冶金教材都出自他的手，他是中国近代钢铁冶金工程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让中国成为“钢铁大国”曾是他一生的梦想，而在他90岁的那一年，他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中国钢产量突破2亿吨。
为筹办中国第一座现代化钢厂，他放弃了博士学位。所以当鞍山钢厂复产失败时，他当众失声痛哭。70多年坚持钢铁救国信念的过程中，他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他的钢铁梦曾被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但他是一个从不轻言放弃的人，他用平凡的身躯托起了自己的钢铁梦。
梦、钢铁
邵象华回忆自己“平淡”一生的时候，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对钢铁行业有如此的热爱，仿佛倾其所有，一生只为做这件事。有人说，钢铁是邵象华的事业线，它左右着他的感情线、生命线的深浅长短，钢铁是老人最美的梦。在外人看来，他就像是生命中注入了如钢铁般的坚韧，在现实与他的钢铁梦之间，他总能坚持让他的梦想越来越能照进现实……
邵象华出生在一个中学教师家庭中，清贫的家境使他很早就懂得体谅双亲的辛劳。而父亲的勤勉，处事治学的认真、严谨则深深地影响着年幼的邵象华，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邵象华自幼勤奋好学，才思敏捷，在父亲悉心的辅导下，学业超群，多次跳级，仅用9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12年的学业。
1934年，年仅21岁的邵象华考取了第二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进入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主修冶金。两年后，邵象华如愿获得了伦敦大学一级荣誉冶金学士学位。
当时刚问世不久的钢材料表面渗氮硬化技术引起了邵象华的兴趣，于是，他在卡本特（H.C.H.Carpenter）教授的门下从事钢渗氮硬化机理的研究，并于1937年获得冶金硕士学位。随后，邵象华又获得了马瑟科学奖金（Mathey Prize），先后被授予英国皇家矿学院会员学衔和帝国理工学院奖状。此时的邵象华可谓是如鱼得水，尽情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
正当他准备接受卡本特教授的提议继续留校攻读博士时，在英国访问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召见了他，希望他能参与筹建中央钢铁厂。
中央钢铁厂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厂，隶属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据邵象华回忆，起初他并不认识翁文灏。翁文灏在前往英国去祝贺英王加冕的同时也在为即将筹建的中央钢厂收录人才。他从资源委员会得知邵象华在英国学习冶金专业并且已经取得了硕士学位，便主动联系到了邵象华。
经过一番交谈，邵象华明确了自己回国的任务，“炼钢，炼钢就归我（管）。”
邵象华在翁文灏的安排下赴西欧多国考察钢铁企业，随后转赴承建中央钢铁厂的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在该公司炼钢厂和研究所实习、进修。这一切的考察学习都是为了回国建立中央钢铁厂。
就在邵象华满怀抱负，信心满满地准备回国效力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中央钢厂缓办。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蔓延至湖南，中央钢铁厂所在地湘潭地区也已经沦陷，资源委员会决定缓建中央钢铁厂，邵象华被暂时分配至建设中的生产动力机械的昆明中央机器厂。此后，邵象华又辗转乐山、重庆，直到1942年，他指挥设计、建设了我国第一座新型平炉炼钢厂，炼出了中国人的第一炉钢。这座碱性平炉是除沦陷区外的全国最大的平炉，一度被公认为中国战时工业的骄傲。
“资源委员会叫我回去筹办一个，但是规模小的钢厂。我就到了资源委员会。也考虑了怎么办钢厂，我就提了个建议，办一个平炉炼钢厂，当时四川办的是小炼钢，小锅炉，是转炉，转炉设备很简单，很简陋。”
邵象华开始着手设计平炉炼钢厂，在艰苦的条件下，又面临人才紧缺的现状，邵象华只能自己亲力亲为，恰好此时他还有一些学习矿冶专业的学生们能帮上忙。
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邵象华参考国外经验，运用最新的热工原理和空气动力学原理，亲自设计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小平炉钢厂并主持建设，钢厂于1944年末投产。
邵象华在接受采访时说：“一炉会产15吨钢……当时一共炼出了几百吨钢……当时以为这个钢就是（为）抗战（准备的），其实呢，对抗战（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我们出钢还没有出到一年呢，日本投降……”
这种产量还远达不到高效生产的程度，技术和人员还没有得到机会改进和进步，钢厂就在时局的影响下被迫停产，邵象华的钢铁梦也再一次被搁置。
抗战结束后，邵象华又被调到东北参加接收日寇占领时期建造的大型联合钢铁厂，其后担任鞍钢公司协理并兼制钢所所长，主持钢厂恢复生产。“接管后看到，已经在战争中破坏的钢铁厂又遭到内战的国民党军队明劫暗盗，使复工极端困难，终于被迫停产。”在那次宣布停产的会议上，邵象华失声痛哭。 钢铁之梦仿佛离他越来越遥远，难道梦终究是梦？然而，邵象华又不是一个轻言失败的人。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邵象华再次回到鞍钢。
1950 年开始， 他主持制定鞍钢各项技术管理制度， 建立了鞍钢技术管理体系。至今钢铁界同行公认， 邵象华是我国这个现代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技术管理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教书、育人
邵象华的钢铁梦暂时被搁置后，他应邀来到武汉大学担任工学院冶金教授。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邵象华有了一份意外的收获，他结识了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王晓云。当年，王晓云是武汉大学的校花，她与邵象华一见钟情。在武汉大学的校园中，二人开始了甜蜜的爱恋。这也许也正应了那句话，邵象华的事业线决定了他的感情线。
“1939年，迁到四川的武汉大学工学院来了一位风度翩翩、年仅26岁的教授——邵象华。同学们知道这位老师是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冶金硕士，英国皇家矿学会会员学衔和马瑟科学奖金获得者。”
邵象华常用流利的英语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同学们都说听邵象华的课是一种享受，既能学到知识，又能受教于他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娴熟的表达技巧。
当时虽然是抗战的困难年代，但武汉大学的学术氛围浓厚，学院经常举行学术报告会。邵象华的报告总是座无虚席，很多同学即便是没有座位，站着听得也是津津有味。
曾任钢铁研究总院党委副书记的毛素英回忆，邵象华对自己严厉，对部下、学生也严厉。邵象华的学生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冶金专家，在谈及邵教授的时候仍然会吐舌头说：“最想见到也有些怕见的就是邵老。”
邵象华对同事和学生要求严格，但不会单纯的责备，总是以理服人。
20世纪90年代，在一次报告会上，有位记者发现了坐在台下的邵象华，于是激动地上前采访，他问道：“研制铌合金钢是不是我国最早对稀土的利用？”邵象华听了微笑着回应，他首先澄清了铌本身并不是稀土，而后将稀土家族中的十七个成员娓娓道来，为在场的记者上了一堂生动的科普课。
邵象华在鞍钢时，也是钢铁工业创建初期， 最急需的是人才。当时鞍钢缺少技术专业人才、技术工人以及业务管理干部。党中央号召：“全国支援鞍钢！”很多大学毕业生从全国各地奔向鞍钢。但他们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大型联合企业， 技术水平和生产经验都急需提高。
对此， 邵象华一方面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在建厂和恢复生产过程中培育出一大批后来在全国各大钢铁企业中举足轻重的技术骨干力量；另一方面他还不辞辛苦地为一批来到鞍钢的转业领导干部讲授技术课，每周两三次。
“这些为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干部， 没有居功自傲的架子， 上课认真听讲， 记笔记， 提问题， 努力变外行为内行， 这种刻苦精神使我十分感动。”老干部勤恳学习专业的作风使邵象华对办好鞍钢增加了信心， 他也愈讲愈有劲。在业余时间， 他努力编写讲稿和教材， 不久还以此为基础， 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钢铁技术专著——《钢铁冶金学》。
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未来学家曾提出淘汰传统制造工业的主张，国内也有人误信钢铁工业已成“夕阳工业”。邵象华拍案而起，通过报刊和多种会议大声疾呼，严正指明那些未来学派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且在西方这种说法也只是部分人的主张，在美国各界也是受到批评和指责的，同时这种说法也与多国的法案相对立。他强调我国当然也要搞高科技，也要发展信息产业，但现在世界人均年耗钢量约为500公斤，而我国人均才80公斤。他高呼我国的钢铁工业绝不是夕阳工业，而是欣欣向荣的最关键产业之一。
“邵老非常热爱工作、热爱生活，96岁高龄时他仍在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提高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师昌绪
2012年3月21日18时30分，邵象华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人们总是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挂在嘴边，那么到底什么是经济基础呢？是工业化程度，它一直是评定一个国家是否发达的标准之一。而劳动生产率则是衡量工业化水平极为重要的标志之一。为达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需要大量的机械设备。此时，就需要钢铁工业为制造各种机械设备提供最基本的材料。同时，钢铁还可以直接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建筑业和运输业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钢铁工业的发展状况也反映其国民经济的发达程度，也就是经济基础的表象。
1949年，新中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居世界第26位，不到当时世界年总产量的0.1%。尽管经历了 “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的沉痛教训，也遭遇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我国的钢铁工业仍然艰难前行，并慢慢跻身于世界领先地位。到1996年，我国钢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随后连续10年产量一直保持世界第一。2003年中国钢产量突破2亿吨，超过位列二三位的日本和美国的总和。
这些重要数据可能与许多人擦肩而过，但这些数据的出现却是几代人奋斗一生的结果。
邵象华，对于大众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中国的第一炉钢，第一本冶金教材都出自他的手，他是中国近代钢铁冶金工程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让中国成为“钢铁大国”曾是他一生的梦想，而在他90岁的那一年，他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中国钢产量突破2亿吨。
为筹办中国第一座现代化钢厂，他放弃了博士学位。所以当鞍山钢厂复产失败时，他当众失声痛哭。70多年坚持钢铁救国信念的过程中，他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他的钢铁梦曾被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但他是一个从不轻言放弃的人，他用平凡的身躯托起了自己的钢铁梦。
梦、钢铁
邵象华回忆自己“平淡”一生的时候，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对钢铁行业有如此的热爱，仿佛倾其所有，一生只为做这件事。有人说，钢铁是邵象华的事业线，它左右着他的感情线、生命线的深浅长短，钢铁是老人最美的梦。在外人看来，他就像是生命中注入了如钢铁般的坚韧，在现实与他的钢铁梦之间，他总能坚持让他的梦想越来越能照进现实……
邵象华出生在一个中学教师家庭中，清贫的家境使他很早就懂得体谅双亲的辛劳。而父亲的勤勉，处事治学的认真、严谨则深深地影响着年幼的邵象华，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邵象华自幼勤奋好学，才思敏捷，在父亲悉心的辅导下，学业超群，多次跳级，仅用9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12年的学业。
1934年，年仅21岁的邵象华考取了第二届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进入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主修冶金。两年后，邵象华如愿获得了伦敦大学一级荣誉冶金学士学位。
当时刚问世不久的钢材料表面渗氮硬化技术引起了邵象华的兴趣，于是，他在卡本特（H.C.H.Carpenter）教授的门下从事钢渗氮硬化机理的研究，并于1937年获得冶金硕士学位。随后，邵象华又获得了马瑟科学奖金（Mathey Prize），先后被授予英国皇家矿学院会员学衔和帝国理工学院奖状。此时的邵象华可谓是如鱼得水，尽情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
正当他准备接受卡本特教授的提议继续留校攻读博士时，在英国访问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召见了他，希望他能参与筹建中央钢铁厂。
中央钢铁厂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厂，隶属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据邵象华回忆，起初他并不认识翁文灏。翁文灏在前往英国去祝贺英王加冕的同时也在为即将筹建的中央钢厂收录人才。他从资源委员会得知邵象华在英国学习冶金专业并且已经取得了硕士学位，便主动联系到了邵象华。
经过一番交谈，邵象华明确了自己回国的任务，“炼钢，炼钢就归我（管）。”
邵象华在翁文灏的安排下赴西欧多国考察钢铁企业，随后转赴承建中央钢铁厂的德国克虏伯钢铁公司，在该公司炼钢厂和研究所实习、进修。这一切的考察学习都是为了回国建立中央钢铁厂。
就在邵象华满怀抱负，信心满满地准备回国效力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中央钢厂缓办。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蔓延至湖南，中央钢铁厂所在地湘潭地区也已经沦陷，资源委员会决定缓建中央钢铁厂，邵象华被暂时分配至建设中的生产动力机械的昆明中央机器厂。此后，邵象华又辗转乐山、重庆，直到1942年，他指挥设计、建设了我国第一座新型平炉炼钢厂，炼出了中国人的第一炉钢。这座碱性平炉是除沦陷区外的全国最大的平炉，一度被公认为中国战时工业的骄傲。
“资源委员会叫我回去筹办一个，但是规模小的钢厂。我就到了资源委员会。也考虑了怎么办钢厂，我就提了个建议，办一个平炉炼钢厂，当时四川办的是小炼钢，小锅炉，是转炉，转炉设备很简单，很简陋。”
邵象华开始着手设计平炉炼钢厂，在艰苦的条件下，又面临人才紧缺的现状，邵象华只能自己亲力亲为，恰好此时他还有一些学习矿冶专业的学生们能帮上忙。
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邵象华参考国外经验，运用最新的热工原理和空气动力学原理，亲自设计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小平炉钢厂并主持建设，钢厂于1944年末投产。
邵象华在接受采访时说：“一炉会产15吨钢……当时一共炼出了几百吨钢……当时以为这个钢就是（为）抗战（准备的），其实呢，对抗战（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我们出钢还没有出到一年呢，日本投降……”
这种产量还远达不到高效生产的程度，技术和人员还没有得到机会改进和进步，钢厂就在时局的影响下被迫停产，邵象华的钢铁梦也再一次被搁置。
抗战结束后，邵象华又被调到东北参加接收日寇占领时期建造的大型联合钢铁厂，其后担任鞍钢公司协理并兼制钢所所长，主持钢厂恢复生产。“接管后看到，已经在战争中破坏的钢铁厂又遭到内战的国民党军队明劫暗盗，使复工极端困难，终于被迫停产。”在那次宣布停产的会议上，邵象华失声痛哭。 钢铁之梦仿佛离他越来越遥远，难道梦终究是梦？然而，邵象华又不是一个轻言失败的人。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邵象华再次回到鞍钢。
1950 年开始， 他主持制定鞍钢各项技术管理制度， 建立了鞍钢技术管理体系。至今钢铁界同行公认， 邵象华是我国这个现代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技术管理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教书、育人
邵象华的钢铁梦暂时被搁置后，他应邀来到武汉大学担任工学院冶金教授。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邵象华有了一份意外的收获，他结识了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王晓云。当年，王晓云是武汉大学的校花，她与邵象华一见钟情。在武汉大学的校园中，二人开始了甜蜜的爱恋。这也许也正应了那句话，邵象华的事业线决定了他的感情线。
“1939年，迁到四川的武汉大学工学院来了一位风度翩翩、年仅26岁的教授——邵象华。同学们知道这位老师是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冶金硕士，英国皇家矿学会会员学衔和马瑟科学奖金获得者。”
邵象华常用流利的英语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同学们都说听邵象华的课是一种享受，既能学到知识，又能受教于他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娴熟的表达技巧。
当时虽然是抗战的困难年代，但武汉大学的学术氛围浓厚，学院经常举行学术报告会。邵象华的报告总是座无虚席，很多同学即便是没有座位，站着听得也是津津有味。
曾任钢铁研究总院党委副书记的毛素英回忆，邵象华对自己严厉，对部下、学生也严厉。邵象华的学生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冶金专家，在谈及邵教授的时候仍然会吐舌头说：“最想见到也有些怕见的就是邵老。”
邵象华对同事和学生要求严格，但不会单纯的责备，总是以理服人。
20世纪90年代，在一次报告会上，有位记者发现了坐在台下的邵象华，于是激动地上前采访，他问道：“研制铌合金钢是不是我国最早对稀土的利用？”邵象华听了微笑着回应，他首先澄清了铌本身并不是稀土，而后将稀土家族中的十七个成员娓娓道来，为在场的记者上了一堂生动的科普课。
邵象华在鞍钢时，也是钢铁工业创建初期， 最急需的是人才。当时鞍钢缺少技术专业人才、技术工人以及业务管理干部。党中央号召：“全国支援鞍钢！”很多大学毕业生从全国各地奔向鞍钢。但他们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大型联合企业， 技术水平和生产经验都急需提高。
对此， 邵象华一方面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在建厂和恢复生产过程中培育出一大批后来在全国各大钢铁企业中举足轻重的技术骨干力量；另一方面他还不辞辛苦地为一批来到鞍钢的转业领导干部讲授技术课，每周两三次。
“这些为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干部， 没有居功自傲的架子， 上课认真听讲， 记笔记， 提问题， 努力变外行为内行， 这种刻苦精神使我十分感动。”老干部勤恳学习专业的作风使邵象华对办好鞍钢增加了信心， 他也愈讲愈有劲。在业余时间， 他努力编写讲稿和教材， 不久还以此为基础， 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钢铁技术专著——《钢铁冶金学》。
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未来学家曾提出淘汰传统制造工业的主张，国内也有人误信钢铁工业已成“夕阳工业”。邵象华拍案而起，通过报刊和多种会议大声疾呼，严正指明那些未来学派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且在西方这种说法也只是部分人的主张，在美国各界也是受到批评和指责的，同时这种说法也与多国的法案相对立。他强调我国当然也要搞高科技，也要发展信息产业，但现在世界人均年耗钢量约为500公斤，而我国人均才80公斤。他高呼我国的钢铁工业绝不是夕阳工业，而是欣欣向荣的最关键产业之一。
“邵老非常热爱工作、热爱生活，96岁高龄时他仍在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提高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师昌绪
2012年3月21日18时30分，邵象华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