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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小说课传授写作技巧，作品《青衣》《推拿》讲述小人物的故事
1964年1月生，江苏兴化人。作家、南京大学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曾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并凭借小说《推拿》于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代表作有《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推拿》等。
毕飞宇家养了一条大金毛，门一开就往人身上蹭，撒娇示好。金毛取名 “面瓜”，与他小说《青衣》里的男主人公同名。看着“面瓜”上蹿下跳，毕飞宇一脸宠爱地揪着它的两只耳朵往里屋拉。
毕飞宇一向很“宅”，这几年除写作外，他最上心的事就是“小说课”了——2013年春，他成为南京大学的特聘教授，开设讲述中外经典的“小说课”。在课堂上，他讲蒲松龄、曹雪芹、莫泊桑等作家的作品，带着学生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经典小说之旅”。这些讲稿被集结成书《小说课》，于今年初出版。“我把自己假想成小说的作者，将小说一一拆解。”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小说课”传递的是写作技巧和经验，“并不一定就是对的，只是打开另一扇进入小说的门而已”。
“打开这扇门的意义是什么？”记者问。
毕飞宇没有直接回答，讲了自己的一次经历：2005年，法国一处海滩上，两位摄影师为他拍宣传照，忙乎了两个小时。其中一人突然躺下，让他从面前走过，咔嚓咔嚓拍个不停。当时他觉得很好笑，怎么拍不行，为什么要躺着拍？后来转念一想，为什么人家不能躺着拍呢？换一个角度，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发现。“读小说也是如此，可以坐着看，也可以跪着看，躺着看。”毕飞宇说。
自由开放的小说课
毕飞宇最近一次讲小说是上个月底，在位于甘肃张掖的河西学院“贾植芳讲堂”讲鲁迅。那晚，台下坐满了人，讲座的主题是“沿着圆圈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读《阿Q正传》”。
3万余字的《阿Q正传》，在毕飞宇眼中是一个巨大而丰富的世界。他以小事件为切口，讲阿Q的“三无”身份（无姓、无名、无归属地），讲阿Q的作风问题，以及阿Q与吴妈的关系，鲁迅创作阿Q的时代意图……
“小说是圆形结构，阿Q是人物关系的中心。在这个封闭的系统里，阿Q的人生等于零，他只是一直沿着自己的内侧，在自己的心中得到了荒谬的精神胜利。”毕飞宇说。
比起这样站在台上作报告式的讲课，毕飞宇更喜欢大学课堂上的小说课。往往就是二三十人，有本地大学生，也有特地从远处赶来的小说爱好者。大家在教室里围成一圈，没有麦克风，每人手上都捧着小说，在老师的引导下，一字一句往下讲，人人都可以随时打断，提问并讨论。“我可以观察每张脸和每个表情，倾听每一个声音。为什么这样？因为文学是自由的，开放的，谁都不拥有绝对真理。”
他记起去年在课堂上讲《阿Q正传》，讲到阿Q调戏小尼姑，小尼姑很愤怒，骂道：“断子绝孙的阿Q！”他停下来，发起一个讨论：如果这本小说是你写的，你会如何去骂？学生们给出各种答案，有说臭流氓的，有说臭不要脸的等等。
“为什么鲁迅选择‘断子绝孙’这四个字？”毕飞宇紧接着抛出问题，大家面面相觑。
“从前往后读作品，从后往前读作者。”这时，毕飞宇开始梳理整部小说的脉络：阿Q最终死了，因为被怀疑偷东西；为什么被怀疑？因为有偷东西的前科；为什么偷东西？因为必须离开故土；为什么离开？因为口碑不好，没人敢用他；为什么口碑不好？因为调戏了吴妈；为什么调戏吴妈？因为焦虑没孩子，想和吴妈生一个；为什么焦虑？因为小尼姑的那句骂。一点一点往上推，最终找到作者“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写作技巧。
这样的小说课，毕飞宇陆陆续续讲了10节。每节课两个小时，他以作者的视角，理出小说逻辑的、非逻辑的脉络，听了他的解读，不少人最直接的感受是“好像从未读过这部小说”。
他讲《促织》，称它“在极其有限的1700字里铸就了《红楼梦》一般的史诗品格”，同时指出其在思想上与西方小说的差距——《促织》的主旨依然是旧式的，“他在提醒君主，你的一喜一怒、一动一用，都会涉及天下……它只是‘劝谏’文化的一部分”；他评点《项链》，戳穿了关于这部小说定位的误解，“这不是什么揭露资产阶级的虚荣，歌颂劳动的可贵的小说”，它讲的是“契约精神”，也就是“借东西要还”；至于海明威的《杀手》，他像放电影一样，将小说中的刀光剑影一一揭示出来，让读者看到对话间蕴含的杀气，看到海面下更大的冰山。
毕飞宇讲经典自有毕飞宇的味道。这味道源自他的幽默，让整个文本变得欢快，叮咚作响，回味无穷。他讲张爱玲的“冷”，“我要是遇见张爱玲，离她八丈远我就会向她鞠躬，这样我就不必和她握手了。我受不了她冰冷的手。”
再如，谈起汪曾祺文字的幽默，他觉得用“会心”更合适，“它属于温补，味甘，恬淡，沒有绞尽脑汁的刻意”，并提醒大家不要随便追求幽默，“幽默是公主，娶回来固然不易，过日子尤为艰难，你养不活她的。”
“从《小说课》你会看到，毕飞宇是不走寻常路的小说家，是别具风格的‘这一个’读者——像纳博科夫说的‘用心灵、用脑筋，敏感的脊椎骨进行阅读’。”毕飞宇的朋友、文学评论家张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她还记起，大概是10年前的一天，电子邮箱里突然跳出一封信，来自毕飞宇。信没头没尾，写道：“最近读老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为是自己写的，却不是，很痛苦。”那一年，毕飞宇一直在读老陀，读的很投入。
读出来的小说家
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前，必然先是读者。“什么叫学习写作？说到底，就是学习阅读。你读明白了，自然就写出来了。”毕飞宇说，他还由此得出结论：阅读的才华就是写作的才华，写作是阅读的儿子。
可以说，毕飞宇的写作成长史，也是一部阅读史。
童年时，他就开始读长篇，如《剑》《高玉宝》《欧阳海之歌》等。他不只读，而且很快就学会将“读”转化为“写”。小学三、四年级时，教语文的父亲辅导他写作文，要求将一首诗改为记叙文，讲地主欺压小孩的故事。毕飞宇很快联想到《高玉宝》，“大雪纷飞”“寒风呼啸”等词信手拈来，还写“孩子的身上一件衣服都没有”。父亲读后，用红笔在作业本上一顿划拉，“寒风呼啸”等都被划去。最后问他，怎么可能一件衣服都没有呢？“我非常生气，都想咬他。”毕飞宇回忆说，后来才慢慢明白父亲的删改——文章必须符合基本事实。 1978年，14岁的毕飞宇离开父母，到县城读高中。一有空，他就去图书馆读书，开始接触伤痕文学，读王蒙、丛维熙等作家的作品。高二那年，因看了王蒙的《当你拿起笔》——毕飞宇将之称为自己的“第一本写作指南”，他开始写作，并按照刊物上的地址投稿。当时，王蒙刚开始“意识流”的写作，在小说《夜的眼》里，王蒙写道：“咣当一声，夜黑了。”一下子击中毕飞宇，他开始不自觉地模仿，把类似的句子用到作文里，自觉得意，语文老师却很不待见。
高中毕业，又复读了两年，毕飞宇考到扬州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大学里接触的大都是西方文学，博尔赫斯、海明威等都是那时读的。他真正知道自己可以写小说，是在一堂写作课上。那是1983年秋，黄申寿老师布置写作文，毕飞宇开始炫技，继续“意识流”写作，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没有逻辑，完全依靠人物内心世界的意識去写。老师将之拿到课堂上，批评说“这位同学写了一大堆废话”。他自然不服气，当面和老师争执起来：“你的方法早就过时了，我这才最厉害。”
黄老师没有生气，反而课后邀请他到家里吃晚饭。饭后还把他送到小区门口，叮嘱说：“你好好写，我看好你。”他至今难忘那一幕，“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走路时肩膀都耸起来了，脖子也直起来了，觉得自己真的很行，可以走小说这条路。”
毕业后，毕飞宇被分配到南京特殊教育学院教书。闲暇时给刊物投稿，但“退稿退得快发疯”。后来，他做了一件事：拿出海明威的作品，夜里没事之时，拿一张纸，一支笔，把小说整篇整篇往下捋，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像庖丁解牛一样，捋小说的结构、逻辑、语言等。 “一片叶子，它是怎么长起来的？没人知道，但是，当叶子枯萎，拿在手上抖一抖，除了脉络，别的都掉光了。回头再看叶子，简单了。”
拆解小说，让毕飞宇明白“小说好在哪里”，之后用在自己的写作上。1991年，他的处女作《孤岛》在《花城》上发表。这部小说讲述了3个人意外来到扬子岛，并在岛上进行权力争夺。当时的文学界，“先锋写作”正盛行，受其影响，《孤岛》的语言也满是先锋味。
之后的《叙事》《楚水》等作品，依然没能摆脱先锋的痕迹。这种过于注重小说修辞的写作，让他感到困难，一度写不下去。直到1994年的一天，他突然问自己：你为什么不把眼睛睁开来看看当代的生活呢？他意识到应该“低下头”，将目光转向当代生活，随即开始走上现实主义道路。
因为疼痛，所以写作
《哺乳期的女人》是他转型的开始。这部小说发表于1996年，讲述断桥镇的儿童旺旺和爷爷生活在一起，因为对母爱的渴望，啃咬了一个“哺乳期的女人”慧嫂的乳房，在镇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部小说聚焦女人、留守儿童和老人，有着明显的现实批判，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后来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部小说被认为是毕飞宇的成名作，但他自己不这么认为，“写出《青衣》，那个叫毕飞宇的作家才真正出现。”
《青衣》的灵感来自《扬子晚报》。1998年的12月，《扬子晚报》刊登了一则报道，一位身染沉疴的艺术家在北京演出时，救护车就停在人民大会堂西门外。毕飞宇被这个故事击中，匆匆结束手里的一个短篇小说，开始讲述青衣的故事。
筱燕秋天生是个青衣胚子，“命中就有两根青衣的水袖”。这个性格偏执却充满力量的女人，真正把毕飞宇推到人们面前，“好像突然有一天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她，谈论青衣”，毕飞宇回忆说，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在写作上立住了。紧接着，《青衣》被拍成了电视剧，徐帆演筱燕秋，被认为是她最好的角色之一。之后，又被舞蹈家王亚彬搬上舞台，一演好几年。
然而，也是在那一时期，毕飞宇发现他失去了目标。他很清楚地记得，整整13个月，没写一个字，他始终在等，而且害怕：自己这么年轻，就一下子不能写了？等着等着，突然有那么一天，《玉米》出现：村支书王连方的大女儿玉米，十几岁就成为家庭的顶梁柱，照顾弟弟妹妹和母亲，原本要嫁给邻村的一个飞行员，但因家里出了丑事，不得不嫁给一个和父亲差不多岁数的镇上干部。随后，两个“妹妹”《玉秧》《玉秀》也来了，作家毕飞宇又回来了。
如果说乡土女性三部曲讲述的是过去，那么2008年创作的《推拿》，写的则是现在进行时，讲述了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
不管是筱燕秋、玉米，还是盲人推拿师，毕飞宇的笔下都是平凡的小人物，用他的话说都是“疼痛的人”。“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写的小说人物内心都那么疼？都不舒展？其实可以反过来看，结论就是我对内心舒展和人生自由多么地渴望。”毕飞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用一摞书换了买房的折扣
毕飞宇的热情在作家圈里是出了名的。采访结束，他执意邀我们共进晚餐，在他家马路对面的一个餐厅。小区门口的马路正在翻修，几个筑路工人蹲在路边吃饭，有说有笑，我们的目光在他们身上停了几秒，“他们也许要比我们幸福得多。”毕飞宇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不做任何解释。
他就喜欢这么没有主题，漫无边际地聊。提到南京，这个他生活了近30年的城市，他回忆起自己换房买房的一段经历：2003年，他和太太看中对面的房子，售价5500元一平方米。等到一个月后付款时，涨到5700元，太太劝说不买了，毕飞宇执意要买。付款那天，他拿着一摞自己的书，摆在售楼经理的面前，说：“这是我写的书。”最终，经理给他打了个折。
用书换取折扣，也是无奈之举——写作为他带来盛名，却并没有带来太多物质上的利益。他还提到一件小事，太太最近去看望在美国读书的儿子，他没有同去，因为9月份正好要去美国参加一个活动，可以顺道看下儿子，“路费就省下了”。
上来一盘小龙虾，他忆起童年，乡下人不吃小龙虾和鳗鱼，“因为它们吃动物的尸体”。之后冷不丁蹦出一句：“乡下人看待生死，要比城里人淡得多。”他说，乡下人的幸福是直接的，馒头就是馒头。“而城里人，尤其是艺术家，会把馒头放大或想象——馒头放久了会发霉，会散发臭味，而这臭味一旦感知就挥之不去了。这种感知让人觉得疼痛、无力、难过。”
和毕飞宇相处的几个小时，能明显感觉到他的焦虑。这种焦虑不是来自于金钱，或者未写完的小说，而是一个作家，确切说是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的责任。他给知识分子作家的定义是：要有风骨，不是人云亦云、溜光水滑。有对抗性，坚持，骨头硬，不胆怯。
“他有意识地向鲁迅学习，关注社会问题，时代问题，认识到文学不仅仅是文学，好的文学与思想和时代紧密相关。”张莉分析说。
对毕飞宇来说，这两年最大的变化是拿起了手机。2015年8月，儿子去美国读书的前一个月，他买了一部手机——此前他从不用手机。但他和儿子并不经常通话，偶尔的联系就是短信。他也从不把作品拿给儿子看，直到有一天儿子和他说，“你跟《青衣》里的筱燕秋最像，都很偏执”，他发现儿子是懂他的。
在和儿子相处的过程中，毕飞宇也渐渐理解了父亲和他之间的感情。父亲一向沉默寡言，面对他也无话可说，这种疏离感持续了很长时间，常常令他感到煎熬。在《推拿》完稿的前三天，父亲突然失明。“那一刻，我握住了父亲的手，感受着另一个有着血脉关系的男人的温度。”
就在3个月前，毕飞宇站上《朗读者》的舞台，读了《推拿》中的一章，献给自己的父亲。读到“后天的盲人不一样了，他们经历过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链接处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也就是炼狱……”他的眼中有些湿润，但没有落泪。
在毕飞宇的“人生小说”里，每个人都要经历3个时代：童年的艺术时代，青春期之后的哲学时代，中年之后的史学时代。“中年之后你要印证这个世界。现在的我，更多的是回望和反思——我的人生是什么？去看看我的作品列表和目录，那就是我的过往，我的未来也将在那里。”
1964年1月生，江苏兴化人。作家、南京大学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曾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并凭借小说《推拿》于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代表作有《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推拿》等。
毕飞宇家养了一条大金毛，门一开就往人身上蹭，撒娇示好。金毛取名 “面瓜”，与他小说《青衣》里的男主人公同名。看着“面瓜”上蹿下跳，毕飞宇一脸宠爱地揪着它的两只耳朵往里屋拉。
毕飞宇一向很“宅”，这几年除写作外，他最上心的事就是“小说课”了——2013年春，他成为南京大学的特聘教授，开设讲述中外经典的“小说课”。在课堂上，他讲蒲松龄、曹雪芹、莫泊桑等作家的作品，带着学生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经典小说之旅”。这些讲稿被集结成书《小说课》，于今年初出版。“我把自己假想成小说的作者，将小说一一拆解。”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小说课”传递的是写作技巧和经验，“并不一定就是对的，只是打开另一扇进入小说的门而已”。
“打开这扇门的意义是什么？”记者问。
毕飞宇没有直接回答，讲了自己的一次经历：2005年，法国一处海滩上，两位摄影师为他拍宣传照，忙乎了两个小时。其中一人突然躺下，让他从面前走过，咔嚓咔嚓拍个不停。当时他觉得很好笑，怎么拍不行，为什么要躺着拍？后来转念一想，为什么人家不能躺着拍呢？换一个角度，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发现。“读小说也是如此，可以坐着看，也可以跪着看，躺着看。”毕飞宇说。
自由开放的小说课
毕飞宇最近一次讲小说是上个月底，在位于甘肃张掖的河西学院“贾植芳讲堂”讲鲁迅。那晚，台下坐满了人，讲座的主题是“沿着圆圈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读《阿Q正传》”。
3万余字的《阿Q正传》，在毕飞宇眼中是一个巨大而丰富的世界。他以小事件为切口，讲阿Q的“三无”身份（无姓、无名、无归属地），讲阿Q的作风问题，以及阿Q与吴妈的关系，鲁迅创作阿Q的时代意图……
“小说是圆形结构，阿Q是人物关系的中心。在这个封闭的系统里，阿Q的人生等于零，他只是一直沿着自己的内侧，在自己的心中得到了荒谬的精神胜利。”毕飞宇说。
比起这样站在台上作报告式的讲课，毕飞宇更喜欢大学课堂上的小说课。往往就是二三十人，有本地大学生，也有特地从远处赶来的小说爱好者。大家在教室里围成一圈，没有麦克风，每人手上都捧着小说，在老师的引导下，一字一句往下讲，人人都可以随时打断，提问并讨论。“我可以观察每张脸和每个表情，倾听每一个声音。为什么这样？因为文学是自由的，开放的，谁都不拥有绝对真理。”
他记起去年在课堂上讲《阿Q正传》，讲到阿Q调戏小尼姑，小尼姑很愤怒，骂道：“断子绝孙的阿Q！”他停下来，发起一个讨论：如果这本小说是你写的，你会如何去骂？学生们给出各种答案，有说臭流氓的，有说臭不要脸的等等。
“为什么鲁迅选择‘断子绝孙’这四个字？”毕飞宇紧接着抛出问题，大家面面相觑。
“从前往后读作品，从后往前读作者。”这时，毕飞宇开始梳理整部小说的脉络：阿Q最终死了，因为被怀疑偷东西；为什么被怀疑？因为有偷东西的前科；为什么偷东西？因为必须离开故土；为什么离开？因为口碑不好，没人敢用他；为什么口碑不好？因为调戏了吴妈；为什么调戏吴妈？因为焦虑没孩子，想和吴妈生一个；为什么焦虑？因为小尼姑的那句骂。一点一点往上推，最终找到作者“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写作技巧。
这样的小说课，毕飞宇陆陆续续讲了10节。每节课两个小时，他以作者的视角，理出小说逻辑的、非逻辑的脉络，听了他的解读，不少人最直接的感受是“好像从未读过这部小说”。
他讲《促织》，称它“在极其有限的1700字里铸就了《红楼梦》一般的史诗品格”，同时指出其在思想上与西方小说的差距——《促织》的主旨依然是旧式的，“他在提醒君主，你的一喜一怒、一动一用，都会涉及天下……它只是‘劝谏’文化的一部分”；他评点《项链》，戳穿了关于这部小说定位的误解，“这不是什么揭露资产阶级的虚荣，歌颂劳动的可贵的小说”，它讲的是“契约精神”，也就是“借东西要还”；至于海明威的《杀手》，他像放电影一样，将小说中的刀光剑影一一揭示出来，让读者看到对话间蕴含的杀气，看到海面下更大的冰山。
毕飞宇讲经典自有毕飞宇的味道。这味道源自他的幽默，让整个文本变得欢快，叮咚作响，回味无穷。他讲张爱玲的“冷”，“我要是遇见张爱玲，离她八丈远我就会向她鞠躬，这样我就不必和她握手了。我受不了她冰冷的手。”
再如，谈起汪曾祺文字的幽默，他觉得用“会心”更合适，“它属于温补，味甘，恬淡，沒有绞尽脑汁的刻意”，并提醒大家不要随便追求幽默，“幽默是公主，娶回来固然不易，过日子尤为艰难，你养不活她的。”
“从《小说课》你会看到，毕飞宇是不走寻常路的小说家，是别具风格的‘这一个’读者——像纳博科夫说的‘用心灵、用脑筋，敏感的脊椎骨进行阅读’。”毕飞宇的朋友、文学评论家张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她还记起，大概是10年前的一天，电子邮箱里突然跳出一封信，来自毕飞宇。信没头没尾，写道：“最近读老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为是自己写的，却不是，很痛苦。”那一年，毕飞宇一直在读老陀，读的很投入。
读出来的小说家
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前，必然先是读者。“什么叫学习写作？说到底，就是学习阅读。你读明白了，自然就写出来了。”毕飞宇说，他还由此得出结论：阅读的才华就是写作的才华，写作是阅读的儿子。
可以说，毕飞宇的写作成长史，也是一部阅读史。
童年时，他就开始读长篇，如《剑》《高玉宝》《欧阳海之歌》等。他不只读，而且很快就学会将“读”转化为“写”。小学三、四年级时，教语文的父亲辅导他写作文，要求将一首诗改为记叙文，讲地主欺压小孩的故事。毕飞宇很快联想到《高玉宝》，“大雪纷飞”“寒风呼啸”等词信手拈来，还写“孩子的身上一件衣服都没有”。父亲读后，用红笔在作业本上一顿划拉，“寒风呼啸”等都被划去。最后问他，怎么可能一件衣服都没有呢？“我非常生气，都想咬他。”毕飞宇回忆说，后来才慢慢明白父亲的删改——文章必须符合基本事实。 1978年，14岁的毕飞宇离开父母，到县城读高中。一有空，他就去图书馆读书，开始接触伤痕文学，读王蒙、丛维熙等作家的作品。高二那年，因看了王蒙的《当你拿起笔》——毕飞宇将之称为自己的“第一本写作指南”，他开始写作，并按照刊物上的地址投稿。当时，王蒙刚开始“意识流”的写作，在小说《夜的眼》里，王蒙写道：“咣当一声，夜黑了。”一下子击中毕飞宇，他开始不自觉地模仿，把类似的句子用到作文里，自觉得意，语文老师却很不待见。
高中毕业，又复读了两年，毕飞宇考到扬州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大学里接触的大都是西方文学，博尔赫斯、海明威等都是那时读的。他真正知道自己可以写小说，是在一堂写作课上。那是1983年秋，黄申寿老师布置写作文，毕飞宇开始炫技，继续“意识流”写作，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没有逻辑，完全依靠人物内心世界的意識去写。老师将之拿到课堂上，批评说“这位同学写了一大堆废话”。他自然不服气，当面和老师争执起来：“你的方法早就过时了，我这才最厉害。”
黄老师没有生气，反而课后邀请他到家里吃晚饭。饭后还把他送到小区门口，叮嘱说：“你好好写，我看好你。”他至今难忘那一幕，“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走路时肩膀都耸起来了，脖子也直起来了，觉得自己真的很行，可以走小说这条路。”
毕业后，毕飞宇被分配到南京特殊教育学院教书。闲暇时给刊物投稿，但“退稿退得快发疯”。后来，他做了一件事：拿出海明威的作品，夜里没事之时，拿一张纸，一支笔，把小说整篇整篇往下捋，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像庖丁解牛一样，捋小说的结构、逻辑、语言等。 “一片叶子，它是怎么长起来的？没人知道，但是，当叶子枯萎，拿在手上抖一抖，除了脉络，别的都掉光了。回头再看叶子，简单了。”
拆解小说，让毕飞宇明白“小说好在哪里”，之后用在自己的写作上。1991年，他的处女作《孤岛》在《花城》上发表。这部小说讲述了3个人意外来到扬子岛，并在岛上进行权力争夺。当时的文学界，“先锋写作”正盛行，受其影响，《孤岛》的语言也满是先锋味。
之后的《叙事》《楚水》等作品，依然没能摆脱先锋的痕迹。这种过于注重小说修辞的写作，让他感到困难，一度写不下去。直到1994年的一天，他突然问自己：你为什么不把眼睛睁开来看看当代的生活呢？他意识到应该“低下头”，将目光转向当代生活，随即开始走上现实主义道路。
因为疼痛，所以写作
《哺乳期的女人》是他转型的开始。这部小说发表于1996年，讲述断桥镇的儿童旺旺和爷爷生活在一起，因为对母爱的渴望，啃咬了一个“哺乳期的女人”慧嫂的乳房，在镇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部小说聚焦女人、留守儿童和老人，有着明显的现实批判，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后来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部小说被认为是毕飞宇的成名作，但他自己不这么认为，“写出《青衣》，那个叫毕飞宇的作家才真正出现。”
《青衣》的灵感来自《扬子晚报》。1998年的12月，《扬子晚报》刊登了一则报道，一位身染沉疴的艺术家在北京演出时，救护车就停在人民大会堂西门外。毕飞宇被这个故事击中，匆匆结束手里的一个短篇小说，开始讲述青衣的故事。
筱燕秋天生是个青衣胚子，“命中就有两根青衣的水袖”。这个性格偏执却充满力量的女人，真正把毕飞宇推到人们面前，“好像突然有一天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她，谈论青衣”，毕飞宇回忆说，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在写作上立住了。紧接着，《青衣》被拍成了电视剧，徐帆演筱燕秋，被认为是她最好的角色之一。之后，又被舞蹈家王亚彬搬上舞台，一演好几年。
然而，也是在那一时期，毕飞宇发现他失去了目标。他很清楚地记得，整整13个月，没写一个字，他始终在等，而且害怕：自己这么年轻，就一下子不能写了？等着等着，突然有那么一天，《玉米》出现：村支书王连方的大女儿玉米，十几岁就成为家庭的顶梁柱，照顾弟弟妹妹和母亲，原本要嫁给邻村的一个飞行员，但因家里出了丑事，不得不嫁给一个和父亲差不多岁数的镇上干部。随后，两个“妹妹”《玉秧》《玉秀》也来了，作家毕飞宇又回来了。
如果说乡土女性三部曲讲述的是过去，那么2008年创作的《推拿》，写的则是现在进行时，讲述了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
不管是筱燕秋、玉米，还是盲人推拿师，毕飞宇的笔下都是平凡的小人物，用他的话说都是“疼痛的人”。“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写的小说人物内心都那么疼？都不舒展？其实可以反过来看，结论就是我对内心舒展和人生自由多么地渴望。”毕飞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用一摞书换了买房的折扣
毕飞宇的热情在作家圈里是出了名的。采访结束，他执意邀我们共进晚餐，在他家马路对面的一个餐厅。小区门口的马路正在翻修，几个筑路工人蹲在路边吃饭，有说有笑，我们的目光在他们身上停了几秒，“他们也许要比我们幸福得多。”毕飞宇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不做任何解释。
他就喜欢这么没有主题，漫无边际地聊。提到南京，这个他生活了近30年的城市，他回忆起自己换房买房的一段经历：2003年，他和太太看中对面的房子，售价5500元一平方米。等到一个月后付款时，涨到5700元，太太劝说不买了，毕飞宇执意要买。付款那天，他拿着一摞自己的书，摆在售楼经理的面前，说：“这是我写的书。”最终，经理给他打了个折。
用书换取折扣，也是无奈之举——写作为他带来盛名，却并没有带来太多物质上的利益。他还提到一件小事，太太最近去看望在美国读书的儿子，他没有同去，因为9月份正好要去美国参加一个活动，可以顺道看下儿子，“路费就省下了”。
上来一盘小龙虾，他忆起童年，乡下人不吃小龙虾和鳗鱼，“因为它们吃动物的尸体”。之后冷不丁蹦出一句：“乡下人看待生死，要比城里人淡得多。”他说，乡下人的幸福是直接的，馒头就是馒头。“而城里人，尤其是艺术家，会把馒头放大或想象——馒头放久了会发霉，会散发臭味，而这臭味一旦感知就挥之不去了。这种感知让人觉得疼痛、无力、难过。”
和毕飞宇相处的几个小时，能明显感觉到他的焦虑。这种焦虑不是来自于金钱，或者未写完的小说，而是一个作家，确切说是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的责任。他给知识分子作家的定义是：要有风骨，不是人云亦云、溜光水滑。有对抗性，坚持，骨头硬，不胆怯。
“他有意识地向鲁迅学习，关注社会问题，时代问题，认识到文学不仅仅是文学，好的文学与思想和时代紧密相关。”张莉分析说。
对毕飞宇来说，这两年最大的变化是拿起了手机。2015年8月，儿子去美国读书的前一个月，他买了一部手机——此前他从不用手机。但他和儿子并不经常通话，偶尔的联系就是短信。他也从不把作品拿给儿子看，直到有一天儿子和他说，“你跟《青衣》里的筱燕秋最像，都很偏执”，他发现儿子是懂他的。
在和儿子相处的过程中，毕飞宇也渐渐理解了父亲和他之间的感情。父亲一向沉默寡言，面对他也无话可说，这种疏离感持续了很长时间，常常令他感到煎熬。在《推拿》完稿的前三天，父亲突然失明。“那一刻，我握住了父亲的手，感受着另一个有着血脉关系的男人的温度。”
就在3个月前，毕飞宇站上《朗读者》的舞台，读了《推拿》中的一章，献给自己的父亲。读到“后天的盲人不一样了，他们经历过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链接处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也就是炼狱……”他的眼中有些湿润，但没有落泪。
在毕飞宇的“人生小说”里，每个人都要经历3个时代：童年的艺术时代，青春期之后的哲学时代，中年之后的史学时代。“中年之后你要印证这个世界。现在的我，更多的是回望和反思——我的人生是什么？去看看我的作品列表和目录，那就是我的过往，我的未来也将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