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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人民警察，连自己的家都保护不了，还能保护老百姓么？”
当了几十年民警，王辉最害怕的事儿，是半夜听到狗叫。
一旦院子里那两条小土狗突然狂吠不止，他便会蹿下床，查看电脑上的实时监控画面，拿手电筒朝院子漫无目的地扫射，同时大声喊话，既为警示“来访者”，也给自己壮胆。
尽管四周林立的高档住宅楼早已入住居民，小区入口的门卫全天轮岗，但他依然战战兢兢。不怕小偷，就怕那些“打算拆他们房子的人”搞突然袭击。
3年前，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岳各庄民警家属院面临拆迁。因为没有达成拆迁协议，他和另一位邻居至今没有搬走，成为院子里最后的住户。
他是一名警察，也是个“钉子户”。
“违章建筑”
这是一幅不太和谐的画面。
位于岳各庄桥北的中堂小区，是个新建的商品房楼盘。爬上任意一栋20多层的楼，眺望小区内部，都会看到楼下整齐的绿化带、古色凉亭、鳞次栉比的轿车，以及一座杂草丛生、残垣断壁的小院子—王辉的家。
王辉驱车进入小区时，警卫亭身着红色西式礼服的保安，没有敬礼，反而投来警惕的目光。小区车道拐入他家的土路上，散落着碎砖和生活垃圾，几段凹陷处留下草草填补的痕迹。
“当时开发商要挖沟隔离院子，被我们阻止了。”他解释道。现在，院外西侧还立起一排蓝色铁板，阻挡着路人的视线。
这里如同震后废墟般荒凉破败。
掉漆的木质院门咧着大口子，旁边潮湿的墙砖，轻轻一扣，便像糟木头般簌簌掉渣；小院东侧屋子只剩拆后的残骸，唯一半堵摇摇欲坠的墙，还是他们后来捡废弃砖头和石块垒的；散落的二十多个大小不一的塑料桶，以及角落一套半新的柴油发电机，证明这里曾经断水断电；他屋子的墙壁，刚刚粉刷过，水渍却已经蔓延到床头—这里是小区地势最低的位置，一到下雨就会积水。
尽管过着“不是正常人能忍受”的生活，王辉和邻居大张目前还没有搬走的打算。
王辉介绍，他们所居住的岳各庄第九街区397号院，70年代成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岳各庄派出所办公地。90年代初派出所搬迁，院内的房子分配给分局住房困难的民警使用。
“这棵白蜡树，还有之前的核桃树，都是我家老爷子和同事亲手种的。”大张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父亲已经退休，曾是最早在这办公的民警，当时只有五间北房，以及煤棚、自行车棚和厕所。后来因民警入住需要，核桃树被砍，那棵已经几十年的白蜡树，如今依然枝繁叶茂。
90年代初，王辉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下辖的派出所。
因为没有居所，单位先后给他安排了家属院两间10多平米的屋子作为住房。当时，11间房里的9户，有8户是丰台区分局、各派出所民警及民警家属（另一户是因个人原因与后来一户民警换房的普通市民）。他出示了2000年左右单位补发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因为套着一层皮革外皮，民警们约定俗成地称之为“内部房本”。其中，出租方（甲方）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承租方（乙方）是王辉。
王辉说：“水费、电费、房租和后来的住房补贴，我们的工资单上都有记录。”作为无房职工，目前正科级的老王本应享受60平米的住房待遇，因为住房实际面积没有达到该标准，不够的面积，单位会折合成一定的金额补给他。按着他的理解，一旦真面临拆迁，也是他和单位之间通过内部协商解决。
直到2011年下半年，区里下发了会议文件，就岳各庄居住东区五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问题做出指示：区教委和区公安分局分别对地块内滞留的9户教委职工和2户分局民警继续做好动拆工作。如不能达成协议，由区城管大队依据相关规定，于“两会”后组织相关部门对违章建筑予以拆除。
其中的“2户分局民警”，指的就是王辉和大张的父亲。当时，民警院的其他住户都已经搬走，两家人成了滞留的“钉子户”。
“住了20多年，我又没有私搭乱建。”王辉说，“结果成了违章建筑。”
为什么当钉子户
作为老警察、老党员，王辉还是有觉悟的。
早在2000年，丰台分局东院的看守所搬走，留出的空地开始建民警家属楼。当时，王辉和妻儿、老人挤在一起，曾向分局主管领导反映居住紧张的情况，想申请一套楼房。负责人告诉他，因为他有了岳各庄民警院的房屋，不能再享受这一次的分房待遇，让他等待岳各庄的拆迁。他便安心工作，没再提这事儿。
2009年，儿女面临小升初。为了有个好点的学习环境，王辉又一次找到分局，希望把公租房退了，申请一套经济适用房的指标。分局的回复是：你就别管了，等拆迁进行房屋置换吧。这次，他留了电话录音。
“我毕竟受党教育这么多年，知道服从大局。”他描述当时的心态，“所以还是选择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到了2010年上半年，岳各庄一带开始拆迁。和领导谈话时才得知，自己住居房子的产权不是分局的，是卢沟桥乡的。但分局承诺会负责和各方协调安置。他觉得不对劲儿：“产权不是单位的，能给我们发内部房本，还给住房补贴？”他将疑惑提了出来，却并没有得到正面回复。
分局领导曾问他，想要多少钱，多少套房？他一直强调“按政策来”，绝不多要。
1990年代末，中国进行了房屋改革，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公务员、事业单位及国企工作人员，都可以付出少量现金，将单位租给自己的房子，化为自己的产权。当公租房被拆迁时，之前的租房户都会获得产权归属自己的房子。
但王辉多了个担心。私下里聊天时，有人告诉他，给民警的安置房，目前审批手续不全，产权方是岳各庄村委会，“都是小产权房”，而且要等几年之后才建成。他将很难拿到房产证。
王辉的担心，来自近年来北京市对于小产权房严厉的清查政策。“我是城镇居民，跟村民还不一样，如果哪天村里不让住了，我就无家可归啦。”
当了几十年民警，王辉最害怕的事儿，是半夜听到狗叫。
一旦院子里那两条小土狗突然狂吠不止，他便会蹿下床，查看电脑上的实时监控画面，拿手电筒朝院子漫无目的地扫射，同时大声喊话，既为警示“来访者”，也给自己壮胆。
尽管四周林立的高档住宅楼早已入住居民，小区入口的门卫全天轮岗，但他依然战战兢兢。不怕小偷，就怕那些“打算拆他们房子的人”搞突然袭击。
3年前，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岳各庄民警家属院面临拆迁。因为没有达成拆迁协议，他和另一位邻居至今没有搬走，成为院子里最后的住户。
他是一名警察，也是个“钉子户”。
“违章建筑”
这是一幅不太和谐的画面。
位于岳各庄桥北的中堂小区，是个新建的商品房楼盘。爬上任意一栋20多层的楼，眺望小区内部，都会看到楼下整齐的绿化带、古色凉亭、鳞次栉比的轿车，以及一座杂草丛生、残垣断壁的小院子—王辉的家。
王辉驱车进入小区时，警卫亭身着红色西式礼服的保安，没有敬礼，反而投来警惕的目光。小区车道拐入他家的土路上，散落着碎砖和生活垃圾，几段凹陷处留下草草填补的痕迹。
“当时开发商要挖沟隔离院子，被我们阻止了。”他解释道。现在，院外西侧还立起一排蓝色铁板，阻挡着路人的视线。
这里如同震后废墟般荒凉破败。
掉漆的木质院门咧着大口子，旁边潮湿的墙砖，轻轻一扣，便像糟木头般簌簌掉渣；小院东侧屋子只剩拆后的残骸，唯一半堵摇摇欲坠的墙，还是他们后来捡废弃砖头和石块垒的；散落的二十多个大小不一的塑料桶，以及角落一套半新的柴油发电机，证明这里曾经断水断电；他屋子的墙壁，刚刚粉刷过，水渍却已经蔓延到床头—这里是小区地势最低的位置，一到下雨就会积水。
尽管过着“不是正常人能忍受”的生活，王辉和邻居大张目前还没有搬走的打算。
王辉介绍，他们所居住的岳各庄第九街区397号院，70年代成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岳各庄派出所办公地。90年代初派出所搬迁，院内的房子分配给分局住房困难的民警使用。
“这棵白蜡树，还有之前的核桃树，都是我家老爷子和同事亲手种的。”大张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父亲已经退休，曾是最早在这办公的民警，当时只有五间北房，以及煤棚、自行车棚和厕所。后来因民警入住需要，核桃树被砍，那棵已经几十年的白蜡树，如今依然枝繁叶茂。
90年代初，王辉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下辖的派出所。
因为没有居所，单位先后给他安排了家属院两间10多平米的屋子作为住房。当时，11间房里的9户，有8户是丰台区分局、各派出所民警及民警家属（另一户是因个人原因与后来一户民警换房的普通市民）。他出示了2000年左右单位补发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因为套着一层皮革外皮，民警们约定俗成地称之为“内部房本”。其中，出租方（甲方）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承租方（乙方）是王辉。
王辉说：“水费、电费、房租和后来的住房补贴，我们的工资单上都有记录。”作为无房职工，目前正科级的老王本应享受60平米的住房待遇，因为住房实际面积没有达到该标准，不够的面积，单位会折合成一定的金额补给他。按着他的理解，一旦真面临拆迁，也是他和单位之间通过内部协商解决。
直到2011年下半年，区里下发了会议文件，就岳各庄居住东区五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问题做出指示：区教委和区公安分局分别对地块内滞留的9户教委职工和2户分局民警继续做好动拆工作。如不能达成协议，由区城管大队依据相关规定，于“两会”后组织相关部门对违章建筑予以拆除。
其中的“2户分局民警”，指的就是王辉和大张的父亲。当时，民警院的其他住户都已经搬走，两家人成了滞留的“钉子户”。
“住了20多年，我又没有私搭乱建。”王辉说，“结果成了违章建筑。”
为什么当钉子户
作为老警察、老党员，王辉还是有觉悟的。
早在2000年，丰台分局东院的看守所搬走，留出的空地开始建民警家属楼。当时，王辉和妻儿、老人挤在一起，曾向分局主管领导反映居住紧张的情况，想申请一套楼房。负责人告诉他，因为他有了岳各庄民警院的房屋，不能再享受这一次的分房待遇，让他等待岳各庄的拆迁。他便安心工作，没再提这事儿。
2009年，儿女面临小升初。为了有个好点的学习环境，王辉又一次找到分局，希望把公租房退了，申请一套经济适用房的指标。分局的回复是：你就别管了，等拆迁进行房屋置换吧。这次，他留了电话录音。
“我毕竟受党教育这么多年，知道服从大局。”他描述当时的心态，“所以还是选择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到了2010年上半年，岳各庄一带开始拆迁。和领导谈话时才得知，自己住居房子的产权不是分局的，是卢沟桥乡的。但分局承诺会负责和各方协调安置。他觉得不对劲儿：“产权不是单位的，能给我们发内部房本，还给住房补贴？”他将疑惑提了出来，却并没有得到正面回复。
分局领导曾问他，想要多少钱，多少套房？他一直强调“按政策来”，绝不多要。
1990年代末，中国进行了房屋改革，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公务员、事业单位及国企工作人员，都可以付出少量现金，将单位租给自己的房子，化为自己的产权。当公租房被拆迁时，之前的租房户都会获得产权归属自己的房子。
但王辉多了个担心。私下里聊天时，有人告诉他，给民警的安置房，目前审批手续不全，产权方是岳各庄村委会，“都是小产权房”，而且要等几年之后才建成。他将很难拿到房产证。
王辉的担心，来自近年来北京市对于小产权房严厉的清查政策。“我是城镇居民，跟村民还不一样，如果哪天村里不让住了，我就无家可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