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在我国文学史上堪称讽刺小说的第一部作品，鲁迅先生对它的评价很高，认为它的问世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杰出的讽刺艺术是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整部小说的成功也与这一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儒林外史》最真实地描绘了一代儒林的真相，在冷静、如实地叙述中，使人物自身的言行构成了讽刺。《儒林外史》的讽刺风格，不是剑拔弩张的“犀利”，而是娓娓道来的深沉，即如鲁迅所说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它的讽刺艺术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诙谐的讽刺和严肃的现实主义的统一
　　《儒林外史》中很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這就增加了文学形象的真实感。如：马纯上取材于冯粹中，迟衡山取材于樊南仲，庄征君取材于程锦庄等。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常见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并加以概括。作为文学形象，这些人物巨大的概括性，又反映了时代的真实。作品中的事件与场景平平常常，作品中的形象处处保持着生活本身固有的自然形态。如范进中举后发疯时的一举一动，作者只是将他如实地描摹下来，便收到了尖锐的讽刺效果。《儒林外史》虽然建筑在严肃的现实生活中，但为了收到更好的讽刺效果，作者也作了些许夸张，但这并不妨碍作品的真实性。因为艺术的真实性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基础上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
　　二、不主观评论，运用白描的手法达到讽刺目的
　　这种讽刺手法是一种比较冷静的讽刺风格，是指作者在叙事描写的过程中，不流露主观的情绪，“直书其事，不加断语”，语言含蓄有味，不落一字褒贬，对人对事，纯以白描出之。所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如，第二十回，匡超人对这景兰江和蒋书办攻讦曾经给过他许多帮助的潘三说：“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对这番话，作者只是悠悠道来，并无着意用力之处，但这种口气越是随便冷静，在读者的心目中激射起来的反差情绪就越强烈。
　　三、善于通过人物本身言行的矛盾，使人物处于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
　　在《儒林外史》中，大多数篇章在运用讽刺手法刻画人物形象时，于嘲弄之中饱含着辛酸的泪。以王玉辉为例，他前后自身言行的矛盾，深刻地反映了“良心与礼教的冲突”。作者通过对他前后言行矛盾的描写，讽刺了像王玉辉这一类深受理学毒害的人。
　　四、将互为矛盾的事物组织到一个场面里来，达到讽刺的目的
　　这种手法又有几种表现方式：1.进行场面描写时运用突转造成极不协调的手法，造成讽刺的效果。比如说，范进中了举人之后，作为举人的范进，因“先母见背，遵制丁忧”，在酒席上既不用“银镶杯箸”，也不用磁杯、牙箸，必须换了“白颜色竹子的筷子”才肯，以此表示孝子的情状。但是吃起来，他却毫无丧母之忧，抢先“在燕窝碗里拣了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在官方理学规范下的虚情假意，一下子便暴露无遗。2.用喜剧或闹剧形式来表现庄重的内容，从而达到讽刺这些庄重内容的目的。吴敬梓的讽刺态度是极为严肃的，不是出于“私怀怨毒，乃逞恶言”的挟私情、泄私愤，而是“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将讽刺锋芒指向造成种种社会弊端的黑暗政治，指向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这种讽刺的表达方式在文中有很多例子，比如说，写范进得知中举后发疯的场面的描写。范进的发疯虽然像一个作者特定的闹剧，但恰恰是这一发疯的举动，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给文人造成的巨大的心理伤害。当渴盼已久的成功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已经无力承受了，他只有发疯，以此向社会发出愤怒和警告。总之，这一特点也是吴敬梓讽刺艺术的一个独特之处。
　　五、运用对比的手法进行讽刺
　　吴敬梓采取广泛而又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成功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成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最显著的特色。他在刻画人物时，常常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而是通过鲜明的对比，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含义，引导读者一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王冕、虞育德、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兴世教”的人物，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权勿用、杨执中等一批堕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伪造文书、代人考试、休妻再娶、忘恩负义。牛浦郎为了结交官府，贪图名利，竟冒名牛布家，进行招摇撞骗，后来原形毕露。作者以针针见血的笔锋，说明这类人物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功名富贵腐蚀人心的恶劣影响。
　　六、秉持公心，针对不同的人物作不同程度的恰如其分的讽刺
　　作者态度的严肃和爱憎的分明，使他能针对不同人物进行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批判。如，他对王惠、汤知县、严氏兄弟这些贪官劣绅的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鞭挞。作者的讽刺，有时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如范进中举以前，处境相当可怜，作者对他的讽刺，主要是同情；范进中举以后，做了官，行为变得很恶劣，作者的态度也随之转变，而采取了辛辣的讽刺。由此可见吴敬梓的讽刺艺术，是恰如其分的，是有针对性的。他将矛头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