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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经典再版并非“旧籍重刊”，也不是“拾遗补漏”，而是通过编辑在内容、体例和版式等方面下功夫，提高图书编辑含量，从而推陈出新，增加图书附加值，使再版学术经典获得新生。
关键词：学术经典再版;编辑含量;规范标准
图书的编辑含量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学界和编辑界关注。所谓编辑含量，是指编辑依据编辑规范和学术规范对学术著作进行加工，使学术著作符合出版规范，并提升作品学术水准。1党的十九大报告为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提出了新要求2，而学术经典因其巨大的学术价值使其再版成为一种常见的出版形式，如何使再版的学术经典更加完善，给研究者和读者提供更加准确的文本，是一件富有挑战的事情。笔者以《荆楚文库》“荆楚文献编”图书编校经验为例，阐述如何通过具体的编辑工作，提升学术经典的编辑含量，使再版学术经典获得新生。
《荆楚文库》是为全方位搜集整理湖北历史文献，建立完整的研究湖北的资料系统发起的一个重大项目，分“荆楚文献编”“荆楚研究编”“荆楚方志编”三部分。“荆楚文献编”收录历代鄂籍人士著述，长期寓居湖北人士著述，省外人士探究湖北著述。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民间文献。笔者担任了《荆楚文库·汤用彤集》《荆楚文库·黄焯集》的责任编辑。
《荆楚文库·汤用彤集》共四册，收入《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印度哲学讲义》和汤用彤1949年以前的论文。
《荆楚文库·黄焯集》共二册，收入《古今声类通转表》《毛诗郑笺平议》《诗疏平议》。
一、选目须简汰精当，不漏不误
《荆楚文库》“荆楚文献编”录籍以 1949 年为下限。汤用彤先生写作于1949年之前的著作不但篇多量大，出版情况也比较复杂，有的著作为著者生前手定出版，但在日后的出版中又迭有修改，这些修改，有的虽为他人修订，但得到作者认可，有的则为后来者校改;有的著作则为著者辞世后，由后人据手稿整理出版，且各版迭有修订，亦迭滋讹误。出版时间从民国年間延续自今，版本较多，繁简不一。选目的过程中，笔者根据《荆楚文库》的要求，查阅了汤先生名下著作的写作时间、编著方式，著者编者的前言后记，最后确立了《荆楚文库·汤用彤集》的入选篇目。
黄焯先生的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只有部分标记了写作时间。笔者寻访了作者的子女、学生，查阅了黄先生的日记和其师友学生的回忆录，发现《古今声类通转表》是黄焯先生伺学黄侃先生时按照黄侃先生要求采录整理而成。而《毛诗郑笺平议》与《诗疏平议》两部著作源于1949年前，黄焯先生讲授《诗经》的讲稿。讲稿经学校批准编纂成书，由学校印刷厂印行。所以，《荆楚文库·黄焯集》收入了这三部著作。
二、选择优良的版本作底本
书籍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不止一个版本，尤其是一版再版的学术经典其版本情况更加复杂。因此在再版学术经典时，必须要弄清版本和版本源流，选出优良底本。有了优良底本，既达到了追流溯源的要求，更为后面保证校勘质量提供了前提。
《荆楚文库·汤用彤集》所采用的底本，凡是汤用彤先生生前已经出版者，尽量选用初版本;由后人据手稿整理出版者，则选用相对较好的整理本。如果有多个版本，则以其他版本作为参校本。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197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胡适批注本为底本，以中华书局本及其他各本为参校本;《印度哲学史略》以1946年重庆独立出版社本为底本，以汤一介先生主持整理的其他各本为参校本;《隋唐佛教史稿》以汤一介先生主持整理的中华书局1982年本为底本，以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为参校本。论文集中所收作品，如曾经发表，则以初刊本为底本，如系后人整理出版，则以首版为依据，并参校他本。
《荆楚文库·黄焯集》中的《古今声类通转表》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黄焯先生手写全稿原版影印。《毛诗郑笺平议》与《诗疏平议》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繁体竖排出版。此次整理所采用的底本，即以上述三个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本为底本。
三、套书体例一以贯之
清代桐城史学家姚仲实在《史学研究法》一书中说：“史之为法大端有二：一曰体（指体裁——引者）;二曰例（指类例——引者）。必明乎体，乃能辨类，必审乎例，乃能属辞，二者如鸟有两翼，车有两轮，未可缺一也。”姚仲实虽然就史书而言，其实对所有著作都适用。
《荆楚文库·汤用彤集》《荆楚文库·黄焯集》所收著作因成书于不同时期，体例不尽相同。比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全书注解均采用夹注形式，而《隋唐佛教史稿》将汤用彤旧稿中的夹注改易为脚注和括注两种;标明卷次的方式两书也不尽一致。笔者按照套书的体例做了大量细致琐碎的编辑工作，以保持套书体例的统一。
四、规范用字，慎重修改
规范用字包括正确识别和应用繁简字、异体字。《荆楚文库》旧籍整理图书有关用字的规定，散见于点校条例和《古籍编纂点校工作规定》《民国旧籍的整理与编校规定》三个文件中。概括起来，主要有这么几条：
1.一书内的用字应力求统一（至少是局部统一）。
2.异体字原则上应改为通行字，但可能影响文意表达的应予保留，如人名、地名、书名、器物名、年号等。用作说解对象的异体字、俗体字等不改。叙述文字中的异体字与不规范的俗体字、篆楷字等，可改为通行的繁体字。
3.避讳改字者，一般不回改。但明清人翻刻古书，或引用古书而避当朝名讳者，均应据古本回改并于首处出校说明。缺笔讳则补足笔画，如“ （胤）”。避讳字中沿用已久、习非成是者不改，尤其是一些形同更名的地名不改，如商邱、章邱。
4.民国旧籍的用语用字，一仍其旧。但错字要改。
5.原书中以草书、行书、篆书等书写的，无特别意义者，改为规范楷书字。 6.旧字形的字一般应改作新字形。
7.版刻讹字要改。所谓版刻讹字，是指雕版印刷的过程中产生的错字。
《荆楚文库》旧籍整理中异体字的规范，在实际操作中包括两种方式：一是改易成《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选定的规范字;一是将异体字统一为书中占多数的某一异体字，或古书中的通行字。如“韵”是选定的规范字，但古书中通行的是“韻”。异体字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改为通用字。如人名、地名、书名、器物名、年号等专名用字，用作说解对象的异体字不改。用作说解对象，或者例字时，不仅异体字不改，篆楷字、行书楷化字和草书楷化字均不得更改。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分第十九章的“而保誌、亦作寶志。傅弘均業禪，尤以神通顯於世”，此处的誌和志均应如旧。同理，此书中的“誌公”一律不得改为“志公”。改还是不改，采用哪种方式，必须事先有一精密的规划，做到成竹在胸。切忌仓促行事，轻下雌黄。
五、编排上贴近读者，传播方式上融入新意
《荆楚文库·汤用彤集》《荆楚文库·黄焯集》的整理出版，基本遵循《荆楚文库》对民国文献的出版要求和古籍整理的通行做法，即尊重原著。除明显的版刻误字，一般不改字。引文中与所据底本不符的，系据文中所标出处，如《大正藏》等，进行查改。疑有讹误之处以脚注方式标出，如《古今声类通转表》“凡纯为字形之误而非声通通用着，不取”，疑误衍一“通”字，并不径改只加以标注。
但是，学术经典再版并非“旧籍重刊”，也不仅仅是“拾遗补漏”，笔者在内容、体例和版式等方面下功夫，提高图书编辑含量，力图推陈出新。在编排形式上，两套书采用繁体横排的方式，贴近读者的阅读习惯，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古今声类通转表》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是根据黄焯先生手写全稿原版影印的，故特请武汉大学古籍所熊桂芬、汪波两位老师予以排录整理，以繁体横排形式出版。整个过程极耗心力，但这部几十年前的著作能以全新的形式呈現给读者，对于研究黄焯先生其人其学不无裨益。在图书的发行上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方式，使再版产生足够的社会影响。《荆楚文库·汤用彤集》《荆楚文库·黄焯集》均于出版后第一时间在微信公众号上予以推送，湖北电视台还专门制作了《荆楚文库·书人书事》文化系列专题片介绍《荆楚文库·汤用彤集》，以获得更深远的影响力。
“对内容资源注入更多的编辑含量，是多出好书的必要条件。”3笔者希望通过规范的编校辅之以新技术的充分利用，提高学术经典再版的编辑含量，使学术经典得到更好的传承。
参考文献
1.金平.编辑的工匠精神与出版物的编辑含量[J].编辑之友，2018（10）：74-77.
2.周玉波.在新时代，出版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J].人民网-理论频道，2020-9-18.
3.王涛.出版业共给侧改革关键在提高编辑含量[J].光明网，2016-3-13.
4.蔡夏初.旧籍中异体字、讳改字、新旧字形字如何处理？[J].木铎书声，2018（12）.
5.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2014.
6.张庆园，宋成.创造性破坏：自媒体时代经典图书再版现象反思[J].现代出版2019（3）.
7.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8.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M].重庆：重庆独立出版社，1946.
9.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汤用彤.汤用彤全集[M].台北：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
11.汤用彤.荆楚文库·汤用彤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12.黄焯.古今声类通转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3.黄焯.毛诗郑笺平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4.黄焯.诗疏平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5.黄焯.荆楚文库·黄焯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关键词：学术经典再版;编辑含量;规范标准
图书的编辑含量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学界和编辑界关注。所谓编辑含量，是指编辑依据编辑规范和学术规范对学术著作进行加工，使学术著作符合出版规范，并提升作品学术水准。1党的十九大报告为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提出了新要求2，而学术经典因其巨大的学术价值使其再版成为一种常见的出版形式，如何使再版的学术经典更加完善，给研究者和读者提供更加准确的文本，是一件富有挑战的事情。笔者以《荆楚文库》“荆楚文献编”图书编校经验为例，阐述如何通过具体的编辑工作，提升学术经典的编辑含量，使再版学术经典获得新生。
《荆楚文库》是为全方位搜集整理湖北历史文献，建立完整的研究湖北的资料系统发起的一个重大项目，分“荆楚文献编”“荆楚研究编”“荆楚方志编”三部分。“荆楚文献编”收录历代鄂籍人士著述，长期寓居湖北人士著述，省外人士探究湖北著述。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民间文献。笔者担任了《荆楚文库·汤用彤集》《荆楚文库·黄焯集》的责任编辑。
《荆楚文库·汤用彤集》共四册，收入《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印度哲学讲义》和汤用彤1949年以前的论文。
《荆楚文库·黄焯集》共二册，收入《古今声类通转表》《毛诗郑笺平议》《诗疏平议》。
一、选目须简汰精当，不漏不误
《荆楚文库》“荆楚文献编”录籍以 1949 年为下限。汤用彤先生写作于1949年之前的著作不但篇多量大，出版情况也比较复杂，有的著作为著者生前手定出版，但在日后的出版中又迭有修改，这些修改，有的虽为他人修订，但得到作者认可，有的则为后来者校改;有的著作则为著者辞世后，由后人据手稿整理出版，且各版迭有修订，亦迭滋讹误。出版时间从民国年間延续自今，版本较多，繁简不一。选目的过程中，笔者根据《荆楚文库》的要求，查阅了汤先生名下著作的写作时间、编著方式，著者编者的前言后记，最后确立了《荆楚文库·汤用彤集》的入选篇目。
黄焯先生的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只有部分标记了写作时间。笔者寻访了作者的子女、学生，查阅了黄先生的日记和其师友学生的回忆录，发现《古今声类通转表》是黄焯先生伺学黄侃先生时按照黄侃先生要求采录整理而成。而《毛诗郑笺平议》与《诗疏平议》两部著作源于1949年前，黄焯先生讲授《诗经》的讲稿。讲稿经学校批准编纂成书，由学校印刷厂印行。所以，《荆楚文库·黄焯集》收入了这三部著作。
二、选择优良的版本作底本
书籍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不止一个版本，尤其是一版再版的学术经典其版本情况更加复杂。因此在再版学术经典时，必须要弄清版本和版本源流，选出优良底本。有了优良底本，既达到了追流溯源的要求，更为后面保证校勘质量提供了前提。
《荆楚文库·汤用彤集》所采用的底本，凡是汤用彤先生生前已经出版者，尽量选用初版本;由后人据手稿整理出版者，则选用相对较好的整理本。如果有多个版本，则以其他版本作为参校本。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197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胡适批注本为底本，以中华书局本及其他各本为参校本;《印度哲学史略》以1946年重庆独立出版社本为底本，以汤一介先生主持整理的其他各本为参校本;《隋唐佛教史稿》以汤一介先生主持整理的中华书局1982年本为底本，以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为参校本。论文集中所收作品，如曾经发表，则以初刊本为底本，如系后人整理出版，则以首版为依据，并参校他本。
《荆楚文库·黄焯集》中的《古今声类通转表》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黄焯先生手写全稿原版影印。《毛诗郑笺平议》与《诗疏平议》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繁体竖排出版。此次整理所采用的底本，即以上述三个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本为底本。
三、套书体例一以贯之
清代桐城史学家姚仲实在《史学研究法》一书中说：“史之为法大端有二：一曰体（指体裁——引者）;二曰例（指类例——引者）。必明乎体，乃能辨类，必审乎例，乃能属辞，二者如鸟有两翼，车有两轮，未可缺一也。”姚仲实虽然就史书而言，其实对所有著作都适用。
《荆楚文库·汤用彤集》《荆楚文库·黄焯集》所收著作因成书于不同时期，体例不尽相同。比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全书注解均采用夹注形式，而《隋唐佛教史稿》将汤用彤旧稿中的夹注改易为脚注和括注两种;标明卷次的方式两书也不尽一致。笔者按照套书的体例做了大量细致琐碎的编辑工作，以保持套书体例的统一。
四、规范用字，慎重修改
规范用字包括正确识别和应用繁简字、异体字。《荆楚文库》旧籍整理图书有关用字的规定，散见于点校条例和《古籍编纂点校工作规定》《民国旧籍的整理与编校规定》三个文件中。概括起来，主要有这么几条：
1.一书内的用字应力求统一（至少是局部统一）。
2.异体字原则上应改为通行字，但可能影响文意表达的应予保留，如人名、地名、书名、器物名、年号等。用作说解对象的异体字、俗体字等不改。叙述文字中的异体字与不规范的俗体字、篆楷字等，可改为通行的繁体字。
3.避讳改字者，一般不回改。但明清人翻刻古书，或引用古书而避当朝名讳者，均应据古本回改并于首处出校说明。缺笔讳则补足笔画，如“ （胤）”。避讳字中沿用已久、习非成是者不改，尤其是一些形同更名的地名不改，如商邱、章邱。
4.民国旧籍的用语用字，一仍其旧。但错字要改。
5.原书中以草书、行书、篆书等书写的，无特别意义者，改为规范楷书字。 6.旧字形的字一般应改作新字形。
7.版刻讹字要改。所谓版刻讹字，是指雕版印刷的过程中产生的错字。
《荆楚文库》旧籍整理中异体字的规范，在实际操作中包括两种方式：一是改易成《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选定的规范字;一是将异体字统一为书中占多数的某一异体字，或古书中的通行字。如“韵”是选定的规范字，但古书中通行的是“韻”。异体字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改为通用字。如人名、地名、书名、器物名、年号等专名用字，用作说解对象的异体字不改。用作说解对象，或者例字时，不仅异体字不改，篆楷字、行书楷化字和草书楷化字均不得更改。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分第十九章的“而保誌、亦作寶志。傅弘均業禪，尤以神通顯於世”，此处的誌和志均应如旧。同理，此书中的“誌公”一律不得改为“志公”。改还是不改，采用哪种方式，必须事先有一精密的规划，做到成竹在胸。切忌仓促行事，轻下雌黄。
五、编排上贴近读者，传播方式上融入新意
《荆楚文库·汤用彤集》《荆楚文库·黄焯集》的整理出版，基本遵循《荆楚文库》对民国文献的出版要求和古籍整理的通行做法，即尊重原著。除明显的版刻误字，一般不改字。引文中与所据底本不符的，系据文中所标出处，如《大正藏》等，进行查改。疑有讹误之处以脚注方式标出，如《古今声类通转表》“凡纯为字形之误而非声通通用着，不取”，疑误衍一“通”字，并不径改只加以标注。
但是，学术经典再版并非“旧籍重刊”，也不仅仅是“拾遗补漏”，笔者在内容、体例和版式等方面下功夫，提高图书编辑含量，力图推陈出新。在编排形式上，两套书采用繁体横排的方式，贴近读者的阅读习惯，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古今声类通转表》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是根据黄焯先生手写全稿原版影印的，故特请武汉大学古籍所熊桂芬、汪波两位老师予以排录整理，以繁体横排形式出版。整个过程极耗心力，但这部几十年前的著作能以全新的形式呈現给读者，对于研究黄焯先生其人其学不无裨益。在图书的发行上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方式，使再版产生足够的社会影响。《荆楚文库·汤用彤集》《荆楚文库·黄焯集》均于出版后第一时间在微信公众号上予以推送，湖北电视台还专门制作了《荆楚文库·书人书事》文化系列专题片介绍《荆楚文库·汤用彤集》，以获得更深远的影响力。
“对内容资源注入更多的编辑含量，是多出好书的必要条件。”3笔者希望通过规范的编校辅之以新技术的充分利用，提高学术经典再版的编辑含量，使学术经典得到更好的传承。
参考文献
1.金平.编辑的工匠精神与出版物的编辑含量[J].编辑之友，2018（10）：74-77.
2.周玉波.在新时代，出版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J].人民网-理论频道，2020-9-18.
3.王涛.出版业共给侧改革关键在提高编辑含量[J].光明网，2016-3-13.
4.蔡夏初.旧籍中异体字、讳改字、新旧字形字如何处理？[J].木铎书声，2018（12）.
5.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2014.
6.张庆园，宋成.创造性破坏：自媒体时代经典图书再版现象反思[J].现代出版2019（3）.
7.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8.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M].重庆：重庆独立出版社，1946.
9.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汤用彤.汤用彤全集[M].台北：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
11.汤用彤.荆楚文库·汤用彤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12.黄焯.古今声类通转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3.黄焯.毛诗郑笺平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4.黄焯.诗疏平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5.黄焯.荆楚文库·黄焯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