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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出的嫌疑人是好人堆里的那一种
还真让丁同春给说中了，这个杨树明就是属于划入好人堆里的那一种。过去的14年里，办案人员在摸排中多次接触、调查过这个杨树明。按照邻居的说法，杨树明“成天笑眯眯的，孝敬父母，对妻子、孩子特别好”，“一家三口说说笑笑很和睦，没见什么异常”。郭某遇害案发生后，只是因为杨树明的家就位于郭某失踪的那一地段，是郭某日常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杨家住两间平房，他本人是个体电焊工，在院子里盖了一间小屋作为操作间，家中有冰箱——部分符合警方对此案排出的嫌疑人必备条件（不是独居，但有冰箱），因此将他列为嫌疑人。他唯一的不良记录是年轻时曾因“涉嫌侵害妇女” 被派出所传唤。
但是，若认定杨树明有重大作案嫌疑，目前除了丁同春的犯罪心理测试结论外，再找不到其他过硬的理由。所以，李志林在知道了丁同春的测试结果后，先是去向领导汇报了情况，经过审慎考虑，觉得不宜贸然采取措施。于是当天接受测试的人，包括杨树明在内，都让他们回家了。当然，为防止意外，专案组采取了一定的防控措施。
再说杨树明接受完测试，民警带他回到休息室里等候。杨树明坐在那里，冷眼旁观屋里其他的嫌疑人一个一个地出去接受测试，又一个一个回到这里。这段时间里，杨树明的内心应该是非常紧张的，但表面上若无其事，抽烟喝水都不耽误，类似调查他已经历过多次，还不都是安然无事过关了。
等找来的嫌疑人都轮过一遍后，天色已晚，听到民警说可以回去了，杨树明便随着众人出了门，一路小跑着回到了家中。他的妻子因每天两班倒，照例回来得很晚。饭后拾掇完家务，两口子聊了会儿家常话，妻子就问到了白天的事：“今天公安找你啦？”
“找啦。”
“啥事儿？”
“还是查杀人凶手的事，找我调查呢。”
“那是你干的吗？”
“嗨，怎么会是我呢！”
说了一阵子话，夫妻俩便睡下了，一切如常。
第二天早饭后，专案组再次研究昨天犯罪心理测试情况。
对认定杨树明的嫌疑，首先李志林就感到信心不足：说杨树明有作案嫌疑来得太突兀，缺少直接的根据;再者，过去也看过一些测谎办错案的新闻报道，这项技术的准确率究竟如何，并不十分了解。专案组多数同志基本都持有这种看法。而且，早先他们曾请省厅的同志来使用过“测谎”技术，对此案的嫌疑人进行甄别，但没有发现什么。丁同春当即追问，对杨树明有什么结论？经回忆，那时还不曾把杨列为嫌疑人，也就是说那时的测试跟现在的结论不存在矛盾。
但是，也有人觉着丁同春的结论值得重视：为什么那么多嫌疑人单单认定了杨树明？说明这种甄别检测有它的科学道理。再者，这起系列杀人案14年没进展，在那几个所谓的重点嫌疑人身上没少使劲，可又怎样？说明作案人十分狡猾，就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还不足以将他挖出来。再说杨树明，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异常来，但没准正是这种假象迷惑了大家的视线，掩护了他。鉴于他居住在发案地带，有的条件又与作案人的必备条件相吻合，有必要将他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审查。
大家觉得如此分析不无道理，但还是有人对心理测试的结果不放心，提出要丁同春重新对杨树明进行测试，最好其他的嫌疑人一并都再做一次测试，还是以稳妥防错为上。
在丁同春的测试生涯中，类似的要求或者说请求已听过N多次，有这种想法很正常，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这个必要，就好像指纹鉴定、DNA鉴定一样，再多做几次结果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人的心理活动有其特殊性，影响因素甚多，不适合多次检测。所以，丁同春说：“别浪费时间啦，再测也是这个结果，还是把人弄来审审看吧。”
然而，大家的意见不一，主要是顾虑较大，直到丁同春离开阳泉的时候，这一讨论仍处于“现在进行时”。
丁同春赴阳泉工作约一周时间，至此已完成了对案件嫌疑人的甄别检测任务，给出了明确结论，再待下去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此行能够锁定涉案嫌疑人，对这一结果他是相当满意，因为在以往的案件检测中，全部嫌疑人都被排除也是常有的事，这往往意味着下一步的侦查将更为艰难。
他对所下结论具有相当的自信和把握，这自信和把握则是源于大量案件测试的实证检验——自打干上这一行，十多年来还未发现有过失误。
但是，他不能跟专案组打包票，做出百分百的认定，他的表述只能止于“倾向认定”，这不是在为万一出错留余地，而是客观地按照测试图谱分析作出结论。况且，确认了嫌疑人并不等同于破案，侦查审讯突破才是最为关键的，由于审讯不利功亏一篑的案例也不少见。
因此，临到告别之际，丁同春仍在叮嘱李志林：心理测试结论只起到辅助侦查作用，不能作为证据，抓紧时间审吧。此人虽然性格内向，但也有胆汁质特点，情绪波动大，易动怒，不服软，可用激将法，审对了路子，让他开口有希望……
三个大老爷们儿抱头痛哭
回到北京，丁同春稍事休整后便飞到了海南。对他来说，阳泉的案子已经翻篇儿，现在满脑子里填装的是发生在海口的一起疑难案件。
然而，阳泉警方却恐怕是再也忘不掉他了。4月3日夜里11时30分左右，李柏局长的电话打到了丁同春的手机上，开口便说：“丁老师，谢谢你啦！案子破了，杨树明彻底交代了……”说到这儿，手机里声音哽咽，分明传出的是哭泣声。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破案后，李局长已是几次泪奔。
丁同春赶紧说：“李局长，这是你们运气好，赶上啦……”
“哎——可不能这么说，你给我们的帮助太大啦！我是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第一个告诉你的，专案组全体同志都非常感谢你……”
就在当天中午，阳泉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马家坪系列杀人案告破。消息传开，全城沸腾，市民纷纷涌上街头庆祝，其热烈气氛不亚于一场盛大节日。当晚市区交通几近瘫痪，满街的人们奔走相告，额手称庆，敲锣打鼓扭秧歌，喜庆的鞭炮响个不停，一股股人流涌到市委、市政府送锦旗，到公安局慰问破案民警…… 时值清明将至，光马家坪那片平房区，就有上百人聚集在发案地点烧纸钱，告慰死去的亲人。更有一二百人情绪激动，手持器械，嚷嚷着要砸犯罪嫌疑人的家。市局紧急调集一二百名民警、武警前去保护并耐心劝说，才避免了意外事件的发生。
两个月后，专案组的陈副局长、冯静杰、李志林专程到公安大学送锦旗，感谢丁同春在破案上给予的帮助，并向他汇报了后来的破案情况。
原来，丁同春离开阳泉后，专案组的意见最终达成统一：既然丁老师测试认定了他，那就按他说的做吧;即使做错了再纠正，不做肯定是一大遗憾！
3月7日，杨树明和其他几名嫌疑人一同被请到公安机关。当然，主要目标是杨树明。讯问时，专案组的几位领导都在旁边屋里听审，审前再三交代预审人员，一定要慎重行事，切不可因破案心切做出违法违纪的举动。
审讯人员非常有经验，东拉西扯跟他聊天，谈他喜欢看的中央电视台的法治节目，虚实并用，软硬相间，巧妙地将话题引到案件上。
一提案件，杨树明马上显得特别敏感，处处设防抵抗，以“不记得”，“你们搞错了”等话语来搪塞。虽然他反复地表白自己是如何老实本分，并表示：这么大的案子我绝对全力配合，随叫随到。但在言来语去之间，还是露出了破绽，竟说出这样的话来：算你们聪明，从测谎到现在，没人说我是凶手，谁说我是凶手，非扎死他不可！
这话让办案人员吃惊，也让丁同春吃惊：那个时候危险近在咫尺而毫无察觉;倘若当时没有谨慎行事，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初步交锋，审讯人员从杨树明的身上读出如下信息：过度的防卫心理，犹如此地无银，欲盖弥彰，恰恰暴露了内心所守护着的秘密;恶狠狠地口吐狂言，更让人相信他不是个“善茬儿”，表明他除了人们在公开场合所看到的勤快顾家、为人老实的“好男人”形象外，还具有脾气暴躁、一触即怒等不为众人所知的性格侧面……种种迹象透出诸多有待深究的端倪。最为重要的是，办案人员依法搜查杨树明的住处和工作间，查获40余把长短不一的刀具，以及性药、淫具等，这么多刀具，还都是自制的，到底意欲何为？令人发指的是，细心的办案人员经勘验发现，个别刀具上还有残留的人体组织！
事不宜迟，3月28日，杨树明被依法刑事拘留。
审讯进行到第三天，杨树明终于吐口，交代出三起案子，不光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还包括许多外人所不知的细节。至此，马家坪系列杀人案的真凶浮出水面。
那一刻，李柏局长、冯静杰副支队长、李志林队长三个大老爷们儿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他们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相拥抱头痛哭。十多年来历经的苦辣酸甜，伴随泪水挥洒而去;壅塞在心头的压力重负，借助哭声释放融解……情之所至，唯有泪奔。
别看杨树明平日里性情孤僻内向，不爱与人交流，但坐在办案人员面前，一旦打开话匣子，便是滔滔不绝，连说带比划，声调越来越高，似乎忘记了身在何处，似乎憋了一肚子的“秘密”不吐不快，讲到某些作案情节时，竟激动得有些口吃。办案人员摸准了他的这一特性，当他出现回避、停顿、犹疑时，便施以“鼓励”：“……还是你能干，我做了这么多年公安，也没斗过你……”这样的话最让杨树明爱听受用，又勾起了他的炫耀兴头：“我早就知道，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审讯至4月3日凌晨，杨树明交代了重伤3人的犯罪经过，并交代出14年来作案12起，杀死9人……
许多疑问有了澄清的可能
破案的消息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但凡认识杨树明的人无不感到吃惊，他们眼中标准的好男人，既顾家又爱老婆孩子，竟是个杀人狂！有人甚至怀疑，是不是抓错了。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个杨树明当初常到作案现场看热闹，看了还发议论：“谁干的，太狠了！”冲着出现场的警察就指责，“怎么这个地方又杀人了，又杀了个女的，老百姓还怎么在这里生活？你说要你们这些警察干什么？”如果有人说，抓住这个坏蛋非毙了他不可。“噫，毙了那可便宜他了，非得一刀一刀割死他，那都不解气哩！”杨树明说得比谁都狠。
实际上，即使在警方内部，不理解的也是大有人在。一位省厅的老刑侦看了破案报告，仍然半信半疑，表示有工夫要深入了解此案。一位指导研究过此案的老刑侦专家得知是“测谎”找出嫌疑人，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就用那个玩意儿（指心理测试仪器），去了几天，就把十多年破不了的大案给解决啦？
的确，这起案子有着太多的吊诡之处，人们很难一下子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以至于造成种种误读误判。然而，随着侦讯工作的深入和案件的审结，笼罩在案件上的迷雾渐渐散去，许多疑问有了澄清的可能。笔者不揣浅陋，在此择其要试作分析。
【专杀“红衣女”】
由于此案中多名受害人身穿红色衣服，于是当地流行着这样的说法：歹徒专杀穿红衣的女性。以至于马家坪的女性居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敢穿红衣服。
但杨树明的交代却不是这样：“我选择时机，我不选择目标。我是正面攻击，相遇的一刹那，即便是在后面，刀放在背后，错过身，反过来就干。我是运动战……在行动的过程中，干完，马上就走了。”
选择女性作为侵害对象，是因为杨树明“过去也想过对男的下手，但毕竟男的反抗能力强。弄不好，早早地‘暴露’了，反而把自己‘搭’进去。”
如果联系杨树明作案的时间地点分析，他只选择时机，不选择目标，还是可信的。在他交代的罪行中，确有一例是在“马家坪变电站附近致一男子重伤”的抢劫作案，可知他不只是“想过对男的下手”，还有过亲身体验;而且有的受害人确实穿的不是红衣。
【多次恋爱失败导致仇恨女性】
当时一些媒体的报道中提到，杨树明婚前有过多次恋爱经历，均因人家没看上他而失败，他因此心灰意冷，后来发展到仇视几乎所有的女性。
如果杨树明果真是“专杀红衣女”，说他因婚恋受挫而演变出报复女性动机，倒也合乎逻辑;但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他“不选择目标”，此说便难以成立。 有记者曾问杨树明为何要伤害无辜女性，他说：“发生这些事的原因很多……”又说，“我不是别人所说的什么搞对象、婚姻受挫那些方面的因素。如果谁当时遇上我，就自认倒霉吧！”即使在法庭上，他依然如是申辩：“我并不是如起诉书中指控说的是婚姻问题，当年我和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感情不错，两个人谈了四年。”
况且，他的妻子、姐姐均否认有些媒体描述的杨树明“性格孤僻，多次恋爱失败导致变态杀人，甚至还对自己的妹妹拳打脚踢”等等情节。
【变态杀人狂】
这是此案从侦查到破案后的新闻报道，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在杨树明系列杀人案中，有两起带有毁尸行为，其余的都是只杀，不奸、不抢。由此而来的判断：前者性变态犯罪特征明显，后者似为报复女性，也不排除含有变态成分，结论是倾向于不同的作案人所为。但是，侦查结果证实，看似不同的两类案件竟集于杨树明一身——这也是此案侦破的难点所在。
查阅有关论著可知，性变态犯罪有一类施虐色情杀人狂就是只杀不奸，这类罪犯往往以毁尸作为满足性欲的代偿行为，获得性快感。其作案特点，主要为袭击青年妇女，无特定目标;系列作案，在时间、地点、手段、方式上有一定的习惯性、规律性;只对陌生异性行凶。相关案例表明，这类作案人往往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还可能是工作、学习中的“模范”人员……
若拿杨树明来对照比较，可以说是相似之处多多。不过有一条，性变态的人平时总会或多或少有所“流露”，而从杨树明交代以及调查走访的情况看，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迹象。
据他交代，两起带有毁尸行为的杀人案是酒后所为，其余案件都是“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在外面转悠。每次（作案）都是在路上巧遇的，只要是天色晚、附近没有其他人，我就动手”。
杨树明身边亲人对他的评价基本都是正面的。
家人说他：“从小就是个乖孩子，没和人打过架，也从不与父母顶嘴，对人很有礼貌，见了人总要主动打声招呼。喜欢待在家里看电视。结婚后在家洗衣做饭，早晚都要接送老婆和孩子。”
姐姐说他：“弟弟的人性挺好的，虽说与别人没什么深交，但和谁都能处得来。干活特别细，喜欢自己琢磨。家里有什么决定都是听我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我给他介绍的。他干得不顺心了，我就给他换个工作。”
妻子说他：“丈夫是个对家庭极度负责的男人。我们恋爱5年，结婚13年，在这期间就吵过一次架。我们这么亲密，他有什么反常行为，我会察觉不到吗？他性格是内向了点，但不能说没有朋友，更谈不上心理变态。”
一张面孔却有着黑白分明的两面性格，显然又不是伪装，着实令人难以相信。犯罪心理学专家给出的解释是：犯罪行为极为变态，日常生活表现却很正常——此现象的心理学价值在于，某些行为变态不等于所有行为变态，更不等于是变态人。
侦破杨树明案中的最大迷惑不解正是由此而来。
【犯罪动机】
在对杨树明进行犯罪心理测试时，丁同春发现，他在多个作案动机上均有明显反应，经分析将其归为“综合性的报复社会的杀人动机”。杨树明的交代也表明，他认为周围的人都过得比自己好，社会对他不公平，因而产生杀人报复社会的念头。
从他的经历看，初中毕业后开始先后多处打工，在建筑行业、税务所、钢琴厂等，当过铸造工、水泥工、油漆工、维修工等，但时间都不长，有的是他干得不顺心走人了，有的是被裁员下岗。在税务所打工期间，他有机会从书摊借书、看录像，其中包括黄色书籍和录像。抽烟、看书、看录像成了他的三大嗜好。但是，就在打工的这些年，用他的话说， “我自己就没有遇到过一件顺心的事情。看看我周围的人，谁都过得比我好，我觉得这对我不公平，所以我要报复！”显然，杨树明在自我认知上有着严重的挫折感和不满情绪，报复心理早已有之。按照心理学观点，挫折通常引发愤怒情绪，易导致攻击行为;或者是由于不满情绪的累积，直至不能忍受的程度，就要爆发宣泄。
1992年3月2日晚上，刚刚失业而又处于热恋中的杨树明送走女友后，睡不着，心很烦（应与失业和结婚面临的经济压力相关），便又带刀外出溜达。想必此前他已习惯于夜间带刀溜达解闷，对马家坪的夜间道路状况早已了如指掌，有过杀人的念头。所以，那一晚路上偶遇的下夜班女工便成了他首个攻击目标（寻找弱者泄愤），杀人的念头付诸行动。据他自己交代：“当时想都没想就转身给了她一刀，就一刀！”
此后，他屡屡夜间作案，欲罢不能，犯罪心理持续强化，报复社会的意图更加明晰：“自从我第一次（作案）之后，就已经无法收手了。”据他交代，“在这14年的（作案）过程中，也是我和公安（机关）较量的一个过程。”他把作案看作是同公安人员“斗智斗勇”：“我是学生，你是老师，我给你出道题，你来解吧。解的对，我就输了;解不对，你就慢慢解吧。”他杀人毁尸，多处抛尸，“那还不是给社会造成一种恐惧，让受害人家属对公安机关发难，看他们公安是干什么吃的？我就是要和执法机关斗，就是要报复社会。”
不过，细观杨树明的作案特征，并不是仅用“报复”二字所能概括的。从他扎刀的情况看，第一次1刀，第二次4刀，第三次六七刀，第四起8刀，以后都是连扎数刀，最后一次连扎17刀——带有明显的扎刀成瘾的犯罪特征，有两次为了扎受害人，甚至追踪上楼，不扎上几刀不罢休。与此相关的是，杨树明平日里自制了几十把刀具，磨刀是他的癖好，每把刀都磨得锃光瓦亮、锋利无比。磨刀霍霍的他，恐怕当时内心里充斥的都是扎人的狂乱念头。而在两例酒后杀人碎尸案中，则出现了剖腹、割乳头、切割外生殖器官、切挖肛门等典型的性变态犯罪特征。
在破案后，曾经参与侦破此案并进行过心理画像的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专题进行了深层次研究，将其归类于危险心结中的意结类犯罪心理，认为其动机源于幼年时所遭受的某一特殊刺激而引发的“意识抑结”，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外化为犯罪行为，其表现出的是“强迫性禁欲的心理”。
说起来，李教授的研究有些深奥，所得结论非专业人士恐难理解;然而，为啥大致相同的人生际遇和境况，有的人却成了连环杀手？这类犯罪有无规律可循，如何防控，怎样侦讯？要整明白这些问题，李教授所进行的深层次研究，那是必须的。
总之，无论对于犯罪心理学还是刑事侦查学，无论是借鉴破案中成功的经验还是汲取所走弯路的教训，杨树明系列杀人案都是值得列入研究课题的稀有样本，具有不容忽视的案例教学价值。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
还真让丁同春给说中了，这个杨树明就是属于划入好人堆里的那一种。过去的14年里，办案人员在摸排中多次接触、调查过这个杨树明。按照邻居的说法，杨树明“成天笑眯眯的，孝敬父母，对妻子、孩子特别好”，“一家三口说说笑笑很和睦，没见什么异常”。郭某遇害案发生后，只是因为杨树明的家就位于郭某失踪的那一地段，是郭某日常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杨家住两间平房，他本人是个体电焊工，在院子里盖了一间小屋作为操作间，家中有冰箱——部分符合警方对此案排出的嫌疑人必备条件（不是独居，但有冰箱），因此将他列为嫌疑人。他唯一的不良记录是年轻时曾因“涉嫌侵害妇女” 被派出所传唤。
但是，若认定杨树明有重大作案嫌疑，目前除了丁同春的犯罪心理测试结论外，再找不到其他过硬的理由。所以，李志林在知道了丁同春的测试结果后，先是去向领导汇报了情况，经过审慎考虑，觉得不宜贸然采取措施。于是当天接受测试的人，包括杨树明在内，都让他们回家了。当然，为防止意外，专案组采取了一定的防控措施。
再说杨树明接受完测试，民警带他回到休息室里等候。杨树明坐在那里，冷眼旁观屋里其他的嫌疑人一个一个地出去接受测试，又一个一个回到这里。这段时间里，杨树明的内心应该是非常紧张的，但表面上若无其事，抽烟喝水都不耽误，类似调查他已经历过多次，还不都是安然无事过关了。
等找来的嫌疑人都轮过一遍后，天色已晚，听到民警说可以回去了，杨树明便随着众人出了门，一路小跑着回到了家中。他的妻子因每天两班倒，照例回来得很晚。饭后拾掇完家务，两口子聊了会儿家常话，妻子就问到了白天的事：“今天公安找你啦？”
“找啦。”
“啥事儿？”
“还是查杀人凶手的事，找我调查呢。”
“那是你干的吗？”
“嗨，怎么会是我呢！”
说了一阵子话，夫妻俩便睡下了，一切如常。
第二天早饭后，专案组再次研究昨天犯罪心理测试情况。
对认定杨树明的嫌疑，首先李志林就感到信心不足：说杨树明有作案嫌疑来得太突兀，缺少直接的根据;再者，过去也看过一些测谎办错案的新闻报道，这项技术的准确率究竟如何，并不十分了解。专案组多数同志基本都持有这种看法。而且，早先他们曾请省厅的同志来使用过“测谎”技术，对此案的嫌疑人进行甄别，但没有发现什么。丁同春当即追问，对杨树明有什么结论？经回忆，那时还不曾把杨列为嫌疑人，也就是说那时的测试跟现在的结论不存在矛盾。
但是，也有人觉着丁同春的结论值得重视：为什么那么多嫌疑人单单认定了杨树明？说明这种甄别检测有它的科学道理。再者，这起系列杀人案14年没进展，在那几个所谓的重点嫌疑人身上没少使劲，可又怎样？说明作案人十分狡猾，就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还不足以将他挖出来。再说杨树明，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异常来，但没准正是这种假象迷惑了大家的视线，掩护了他。鉴于他居住在发案地带，有的条件又与作案人的必备条件相吻合，有必要将他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审查。
大家觉得如此分析不无道理，但还是有人对心理测试的结果不放心，提出要丁同春重新对杨树明进行测试，最好其他的嫌疑人一并都再做一次测试，还是以稳妥防错为上。
在丁同春的测试生涯中，类似的要求或者说请求已听过N多次，有这种想法很正常，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这个必要，就好像指纹鉴定、DNA鉴定一样，再多做几次结果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人的心理活动有其特殊性，影响因素甚多，不适合多次检测。所以，丁同春说：“别浪费时间啦，再测也是这个结果，还是把人弄来审审看吧。”
然而，大家的意见不一，主要是顾虑较大，直到丁同春离开阳泉的时候，这一讨论仍处于“现在进行时”。
丁同春赴阳泉工作约一周时间，至此已完成了对案件嫌疑人的甄别检测任务，给出了明确结论，再待下去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此行能够锁定涉案嫌疑人，对这一结果他是相当满意，因为在以往的案件检测中，全部嫌疑人都被排除也是常有的事，这往往意味着下一步的侦查将更为艰难。
他对所下结论具有相当的自信和把握，这自信和把握则是源于大量案件测试的实证检验——自打干上这一行，十多年来还未发现有过失误。
但是，他不能跟专案组打包票，做出百分百的认定，他的表述只能止于“倾向认定”，这不是在为万一出错留余地，而是客观地按照测试图谱分析作出结论。况且，确认了嫌疑人并不等同于破案，侦查审讯突破才是最为关键的，由于审讯不利功亏一篑的案例也不少见。
因此，临到告别之际，丁同春仍在叮嘱李志林：心理测试结论只起到辅助侦查作用，不能作为证据，抓紧时间审吧。此人虽然性格内向，但也有胆汁质特点，情绪波动大，易动怒，不服软，可用激将法，审对了路子，让他开口有希望……
三个大老爷们儿抱头痛哭
回到北京，丁同春稍事休整后便飞到了海南。对他来说，阳泉的案子已经翻篇儿，现在满脑子里填装的是发生在海口的一起疑难案件。
然而，阳泉警方却恐怕是再也忘不掉他了。4月3日夜里11时30分左右，李柏局长的电话打到了丁同春的手机上，开口便说：“丁老师，谢谢你啦！案子破了，杨树明彻底交代了……”说到这儿，手机里声音哽咽，分明传出的是哭泣声。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破案后，李局长已是几次泪奔。
丁同春赶紧说：“李局长，这是你们运气好，赶上啦……”
“哎——可不能这么说，你给我们的帮助太大啦！我是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第一个告诉你的，专案组全体同志都非常感谢你……”
就在当天中午，阳泉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马家坪系列杀人案告破。消息传开，全城沸腾，市民纷纷涌上街头庆祝，其热烈气氛不亚于一场盛大节日。当晚市区交通几近瘫痪，满街的人们奔走相告，额手称庆，敲锣打鼓扭秧歌，喜庆的鞭炮响个不停，一股股人流涌到市委、市政府送锦旗，到公安局慰问破案民警…… 时值清明将至，光马家坪那片平房区，就有上百人聚集在发案地点烧纸钱，告慰死去的亲人。更有一二百人情绪激动，手持器械，嚷嚷着要砸犯罪嫌疑人的家。市局紧急调集一二百名民警、武警前去保护并耐心劝说，才避免了意外事件的发生。
两个月后，专案组的陈副局长、冯静杰、李志林专程到公安大学送锦旗，感谢丁同春在破案上给予的帮助，并向他汇报了后来的破案情况。
原来，丁同春离开阳泉后，专案组的意见最终达成统一：既然丁老师测试认定了他，那就按他说的做吧;即使做错了再纠正，不做肯定是一大遗憾！
3月7日，杨树明和其他几名嫌疑人一同被请到公安机关。当然，主要目标是杨树明。讯问时，专案组的几位领导都在旁边屋里听审，审前再三交代预审人员，一定要慎重行事，切不可因破案心切做出违法违纪的举动。
审讯人员非常有经验，东拉西扯跟他聊天，谈他喜欢看的中央电视台的法治节目，虚实并用，软硬相间，巧妙地将话题引到案件上。
一提案件，杨树明马上显得特别敏感，处处设防抵抗，以“不记得”，“你们搞错了”等话语来搪塞。虽然他反复地表白自己是如何老实本分，并表示：这么大的案子我绝对全力配合，随叫随到。但在言来语去之间，还是露出了破绽，竟说出这样的话来：算你们聪明，从测谎到现在，没人说我是凶手，谁说我是凶手，非扎死他不可！
这话让办案人员吃惊，也让丁同春吃惊：那个时候危险近在咫尺而毫无察觉;倘若当时没有谨慎行事，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初步交锋，审讯人员从杨树明的身上读出如下信息：过度的防卫心理，犹如此地无银，欲盖弥彰，恰恰暴露了内心所守护着的秘密;恶狠狠地口吐狂言，更让人相信他不是个“善茬儿”，表明他除了人们在公开场合所看到的勤快顾家、为人老实的“好男人”形象外，还具有脾气暴躁、一触即怒等不为众人所知的性格侧面……种种迹象透出诸多有待深究的端倪。最为重要的是，办案人员依法搜查杨树明的住处和工作间，查获40余把长短不一的刀具，以及性药、淫具等，这么多刀具，还都是自制的，到底意欲何为？令人发指的是，细心的办案人员经勘验发现，个别刀具上还有残留的人体组织！
事不宜迟，3月28日，杨树明被依法刑事拘留。
审讯进行到第三天，杨树明终于吐口，交代出三起案子，不光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还包括许多外人所不知的细节。至此，马家坪系列杀人案的真凶浮出水面。
那一刻，李柏局长、冯静杰副支队长、李志林队长三个大老爷们儿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他们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相拥抱头痛哭。十多年来历经的苦辣酸甜，伴随泪水挥洒而去;壅塞在心头的压力重负，借助哭声释放融解……情之所至，唯有泪奔。
别看杨树明平日里性情孤僻内向，不爱与人交流，但坐在办案人员面前，一旦打开话匣子，便是滔滔不绝，连说带比划，声调越来越高，似乎忘记了身在何处，似乎憋了一肚子的“秘密”不吐不快，讲到某些作案情节时，竟激动得有些口吃。办案人员摸准了他的这一特性，当他出现回避、停顿、犹疑时，便施以“鼓励”：“……还是你能干，我做了这么多年公安，也没斗过你……”这样的话最让杨树明爱听受用，又勾起了他的炫耀兴头：“我早就知道，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审讯至4月3日凌晨，杨树明交代了重伤3人的犯罪经过，并交代出14年来作案12起，杀死9人……
许多疑问有了澄清的可能
破案的消息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但凡认识杨树明的人无不感到吃惊，他们眼中标准的好男人，既顾家又爱老婆孩子，竟是个杀人狂！有人甚至怀疑，是不是抓错了。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个杨树明当初常到作案现场看热闹，看了还发议论：“谁干的，太狠了！”冲着出现场的警察就指责，“怎么这个地方又杀人了，又杀了个女的，老百姓还怎么在这里生活？你说要你们这些警察干什么？”如果有人说，抓住这个坏蛋非毙了他不可。“噫，毙了那可便宜他了，非得一刀一刀割死他，那都不解气哩！”杨树明说得比谁都狠。
实际上，即使在警方内部，不理解的也是大有人在。一位省厅的老刑侦看了破案报告，仍然半信半疑，表示有工夫要深入了解此案。一位指导研究过此案的老刑侦专家得知是“测谎”找出嫌疑人，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就用那个玩意儿（指心理测试仪器），去了几天，就把十多年破不了的大案给解决啦？
的确，这起案子有着太多的吊诡之处，人们很难一下子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以至于造成种种误读误判。然而，随着侦讯工作的深入和案件的审结，笼罩在案件上的迷雾渐渐散去，许多疑问有了澄清的可能。笔者不揣浅陋，在此择其要试作分析。
【专杀“红衣女”】
由于此案中多名受害人身穿红色衣服，于是当地流行着这样的说法：歹徒专杀穿红衣的女性。以至于马家坪的女性居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敢穿红衣服。
但杨树明的交代却不是这样：“我选择时机，我不选择目标。我是正面攻击，相遇的一刹那，即便是在后面，刀放在背后，错过身，反过来就干。我是运动战……在行动的过程中，干完，马上就走了。”
选择女性作为侵害对象，是因为杨树明“过去也想过对男的下手，但毕竟男的反抗能力强。弄不好，早早地‘暴露’了，反而把自己‘搭’进去。”
如果联系杨树明作案的时间地点分析，他只选择时机，不选择目标，还是可信的。在他交代的罪行中，确有一例是在“马家坪变电站附近致一男子重伤”的抢劫作案，可知他不只是“想过对男的下手”，还有过亲身体验;而且有的受害人确实穿的不是红衣。
【多次恋爱失败导致仇恨女性】
当时一些媒体的报道中提到，杨树明婚前有过多次恋爱经历，均因人家没看上他而失败，他因此心灰意冷，后来发展到仇视几乎所有的女性。
如果杨树明果真是“专杀红衣女”，说他因婚恋受挫而演变出报复女性动机，倒也合乎逻辑;但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他“不选择目标”，此说便难以成立。 有记者曾问杨树明为何要伤害无辜女性，他说：“发生这些事的原因很多……”又说，“我不是别人所说的什么搞对象、婚姻受挫那些方面的因素。如果谁当时遇上我，就自认倒霉吧！”即使在法庭上，他依然如是申辩：“我并不是如起诉书中指控说的是婚姻问题，当年我和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感情不错，两个人谈了四年。”
况且，他的妻子、姐姐均否认有些媒体描述的杨树明“性格孤僻，多次恋爱失败导致变态杀人，甚至还对自己的妹妹拳打脚踢”等等情节。
【变态杀人狂】
这是此案从侦查到破案后的新闻报道，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在杨树明系列杀人案中，有两起带有毁尸行为，其余的都是只杀，不奸、不抢。由此而来的判断：前者性变态犯罪特征明显，后者似为报复女性，也不排除含有变态成分，结论是倾向于不同的作案人所为。但是，侦查结果证实，看似不同的两类案件竟集于杨树明一身——这也是此案侦破的难点所在。
查阅有关论著可知，性变态犯罪有一类施虐色情杀人狂就是只杀不奸，这类罪犯往往以毁尸作为满足性欲的代偿行为，获得性快感。其作案特点，主要为袭击青年妇女，无特定目标;系列作案，在时间、地点、手段、方式上有一定的习惯性、规律性;只对陌生异性行凶。相关案例表明，这类作案人往往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还可能是工作、学习中的“模范”人员……
若拿杨树明来对照比较，可以说是相似之处多多。不过有一条，性变态的人平时总会或多或少有所“流露”，而从杨树明交代以及调查走访的情况看，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迹象。
据他交代，两起带有毁尸行为的杀人案是酒后所为，其余案件都是“情绪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在外面转悠。每次（作案）都是在路上巧遇的，只要是天色晚、附近没有其他人，我就动手”。
杨树明身边亲人对他的评价基本都是正面的。
家人说他：“从小就是个乖孩子，没和人打过架，也从不与父母顶嘴，对人很有礼貌，见了人总要主动打声招呼。喜欢待在家里看电视。结婚后在家洗衣做饭，早晚都要接送老婆和孩子。”
姐姐说他：“弟弟的人性挺好的，虽说与别人没什么深交，但和谁都能处得来。干活特别细，喜欢自己琢磨。家里有什么决定都是听我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我给他介绍的。他干得不顺心了，我就给他换个工作。”
妻子说他：“丈夫是个对家庭极度负责的男人。我们恋爱5年，结婚13年，在这期间就吵过一次架。我们这么亲密，他有什么反常行为，我会察觉不到吗？他性格是内向了点，但不能说没有朋友，更谈不上心理变态。”
一张面孔却有着黑白分明的两面性格，显然又不是伪装，着实令人难以相信。犯罪心理学专家给出的解释是：犯罪行为极为变态，日常生活表现却很正常——此现象的心理学价值在于，某些行为变态不等于所有行为变态，更不等于是变态人。
侦破杨树明案中的最大迷惑不解正是由此而来。
【犯罪动机】
在对杨树明进行犯罪心理测试时，丁同春发现，他在多个作案动机上均有明显反应，经分析将其归为“综合性的报复社会的杀人动机”。杨树明的交代也表明，他认为周围的人都过得比自己好，社会对他不公平，因而产生杀人报复社会的念头。
从他的经历看，初中毕业后开始先后多处打工，在建筑行业、税务所、钢琴厂等，当过铸造工、水泥工、油漆工、维修工等，但时间都不长，有的是他干得不顺心走人了，有的是被裁员下岗。在税务所打工期间，他有机会从书摊借书、看录像，其中包括黄色书籍和录像。抽烟、看书、看录像成了他的三大嗜好。但是，就在打工的这些年，用他的话说， “我自己就没有遇到过一件顺心的事情。看看我周围的人，谁都过得比我好，我觉得这对我不公平，所以我要报复！”显然，杨树明在自我认知上有着严重的挫折感和不满情绪，报复心理早已有之。按照心理学观点，挫折通常引发愤怒情绪，易导致攻击行为;或者是由于不满情绪的累积，直至不能忍受的程度，就要爆发宣泄。
1992年3月2日晚上，刚刚失业而又处于热恋中的杨树明送走女友后，睡不着，心很烦（应与失业和结婚面临的经济压力相关），便又带刀外出溜达。想必此前他已习惯于夜间带刀溜达解闷，对马家坪的夜间道路状况早已了如指掌，有过杀人的念头。所以，那一晚路上偶遇的下夜班女工便成了他首个攻击目标（寻找弱者泄愤），杀人的念头付诸行动。据他自己交代：“当时想都没想就转身给了她一刀，就一刀！”
此后，他屡屡夜间作案，欲罢不能，犯罪心理持续强化，报复社会的意图更加明晰：“自从我第一次（作案）之后，就已经无法收手了。”据他交代，“在这14年的（作案）过程中，也是我和公安（机关）较量的一个过程。”他把作案看作是同公安人员“斗智斗勇”：“我是学生，你是老师，我给你出道题，你来解吧。解的对，我就输了;解不对，你就慢慢解吧。”他杀人毁尸，多处抛尸，“那还不是给社会造成一种恐惧，让受害人家属对公安机关发难，看他们公安是干什么吃的？我就是要和执法机关斗，就是要报复社会。”
不过，细观杨树明的作案特征，并不是仅用“报复”二字所能概括的。从他扎刀的情况看，第一次1刀，第二次4刀，第三次六七刀，第四起8刀，以后都是连扎数刀，最后一次连扎17刀——带有明显的扎刀成瘾的犯罪特征，有两次为了扎受害人，甚至追踪上楼，不扎上几刀不罢休。与此相关的是，杨树明平日里自制了几十把刀具，磨刀是他的癖好，每把刀都磨得锃光瓦亮、锋利无比。磨刀霍霍的他，恐怕当时内心里充斥的都是扎人的狂乱念头。而在两例酒后杀人碎尸案中，则出现了剖腹、割乳头、切割外生殖器官、切挖肛门等典型的性变态犯罪特征。
在破案后，曾经参与侦破此案并进行过心理画像的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专题进行了深层次研究，将其归类于危险心结中的意结类犯罪心理，认为其动机源于幼年时所遭受的某一特殊刺激而引发的“意识抑结”，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外化为犯罪行为，其表现出的是“强迫性禁欲的心理”。
说起来，李教授的研究有些深奥，所得结论非专业人士恐难理解;然而，为啥大致相同的人生际遇和境况，有的人却成了连环杀手？这类犯罪有无规律可循，如何防控，怎样侦讯？要整明白这些问题，李教授所进行的深层次研究，那是必须的。
总之，无论对于犯罪心理学还是刑事侦查学，无论是借鉴破案中成功的经验还是汲取所走弯路的教训，杨树明系列杀人案都是值得列入研究课题的稀有样本，具有不容忽视的案例教学价值。
（编辑·宋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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