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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美國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草根階層發起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這場運動不僅對美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還波及了其他西方主流國家，各國的民眾紛紛仿效，使“佔領華爾街”運動成為去年最受世界關注的事件。
“佔領華爾街”運動被稱為是上世紀中期民權運動後，發生在美國本土的最大規模社會抗議活動，有評論稱該運動“無組織、無紀律”，即缺乏統一的領袖、缺乏統一的組織、沒有明確的政治訴求，參加者多為失業者、學生和小型工會，口號和訴求五花八門，有的要求就業，有的呼籲公平，有的譴責貪婪，有的要求對富人增稅，多少帶有自發的烏合之眾的色彩，這和美國歷史上其他著名的抗議活動（如民權運動、反越戰等）有本質上的區別。鑒於該運動的草根性，當時，我們就戲稱，“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澳門的五一遊行！這當然是戲言，不過從形式上看，二者還是頗具幾分形似，比如參與主體多為底層民眾、無統一的口號和組織者等。
在小城澳門，五一遊行的影響力不亞於美國的“佔領華爾街”。一年一度的五一遊行，自從2007年以後，儼然已成“固定節目”,甚至成為澳門社會的一道景觀，成為澳門除了博彩以外，能夠吸引外界高度關注的一個元素。
今年的五一，本澳依舊有上千人上街遊行，或許是佛陀頂骨舍利蒞臨澳門，佛光顯靈佑護了一方祥和，今年遊行的規模和聲勢沒有去年那般浩大，整個遊行過程也算平穩有序。但是當看到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穿過鬧市區，群情振奮、高喊著口號赴政府總部請願時，還是頗令人感受到了民眾力量的震撼。同往年一樣，今年的遊行，仍然沒有統一的組織方和明確的政治訴求，遊行者的主張涵蓋了民生、就業、交通、公屋、環境保護、政制發展、新聞自由等與民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多元議題。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從最早以反映民眾的勞動權益為主，到後來圍繞民生展開的反貪腐、求民主，五一遊行的主題逐漸多元化，參與者也逐漸擴大化，去年教師團體近似散步的“無聲表達”，今年“黑衣表述”、80/90後“青流”的加入，都令觀察者感受到了五一遊行影響力的新變化；不時也有一些特定的論證團體加入進來，借助媒體對遊行的關注以博取知名度，宣傳時政主張。這顯然說明，五一遊行已不僅僅是“吐苦水”的集會，也成為某些團體“搏出位”的流動舞臺。我們認為，隨著五一遊行的這些變化，其傳遞出的信息是極其豐富的，也說明，五一國際勞動節在本澳已經成為“遊行日”的代名詞，從形式上已經實現常態化，並且成為觀察者瞭解澳門社會各界利益博弈和政府施政績效的一個重要窗口。
從形式上看，澳門的五一遊行和“佔領華爾街”運動同屬社會抗爭活動，都反映了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和批評，但是，我們認為,從表現出的社會張力看，二者卻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後者屬於社會危機，是美國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的印證，帶有社會免疫機能啓動的色彩，代表了美國民眾對體制性弊端的沮喪和深刻反思，凸顯了民眾對政府的深深失望；而前者屬於社會矛盾，更多的是民眾個人利益的自我主張，諸如打擊黑工、超齡子女來澳等，一般是特定人群的利益訴求,並且將解決的希望寄託於政府，說明民眾還是願意信任政府。這種本質上的差異，一方面決定了五一遊行的社會認同性和感召力要遠低於“佔領華爾街”；另一方面，也從側面說明本澳的社會矛盾還停留在可調和、可控制的階段，或者說未到爆發的臨界點。因此在短時間內，我們還看不到“五一遊行”會演變為“佔領華爾街”。然而這並不值得慶倖，因為本澳社會矛盾畢竟大量存在，否則何以解釋五一遊行竟成常態化？
並且尤為重要的是，從“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爆發因素看，正是因為點點滴滴的民生矛盾彙聚成了憤怒的海洋，令強大的美國政府深陷尷尬和被動中。這足以警示各級政府，如果對社會矛盾，尤其對根源性社會矛盾表現出不應有的麻木和冷漠，就有可能使本來是局部的問題擴大化和全域化，形成雪球效應，致使社會不安和躁動。因此，對於澳門政府而言，對於所有熱愛澳門的人而言，認真解讀“佔領華爾街”運動，汲取經驗、反思過失，擺脫因發散而失序的困境，遠離因抗爭帶來的社會撕裂，無疑是澳門的真正福祉。
一、必須解決社會矛盾的根源性弊端
無論是澳門的五一遊行，還是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都屬社會抗議活動，都是民眾表達對政府、政策不滿的一種情緒發洩。所不同的是，澳門的五一遊行針對的對象是政府，每次遊行都以赴政府總部請願為最終目的；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也是針對政府，但他們沒有赴華盛頓請願，也沒有“佔領白宮”，而是佔領華爾街，這種“曲線救圍”的方式可謂意義重大，儘管誰都明白，“失敗政策的制定者”是白宮，而非華爾街。然而恰恰是這點，才更加彰顯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特殊性和前瞻性，說明美國民眾認識到了社會問題的根源，說明了民眾對美國政府的失望，這種“隔山打牛”的功法頗具“替天行道”的悲壯，觸及到了美國的最敏感神經，所以才有了巨大的號召力和感染力。
眾所周知，華爾街作為美國的象徵，不僅創造了美國財富神話，也親手打造了次貸危機等災難；不僅創造了大量就業，也以“金元”方式牢牢控制美國政府，成為所有“失敗政策”的始作俑者。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在經濟蕭條中，美國民眾繞過從前針對政府進行抗議的傳統思路，直擊美國政府的“金主”，頗有釜底抽薪、直搗黃龍的意味。
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美國民眾喊出的“貧富差距”、“保障就業”、“社會不公”等口號，其實也是歷年本澳五一遊行的“固有節目”，這說明，無論是美國民眾，還是本澳居民，普羅大眾的切身感受都是大同小異的，但正是這些普通人的生活感受，竟然在世界頭號強國內部催生了“佔領華爾街”這樣的大事件，不但促使美國政府反思經濟政策，甚至越來越多的政治家都開始反思美國社會的體制性弊端。這樣近似蝴蝶效應的民生訴求，足以提醒所有的當權者，民生問題始終是頭等大事，對於根源性弊端引起的問題，即使阻力再大、困難再多，也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魄力，僥倖式的迴避，祇能錯失良機、貽誤發展。
正如華爾街和金融業造成了美國的許多社會弊端一樣，本澳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局面已經引起了社會的憂心忡忡，越來越多的聲音認為必須對經濟增長方式作出檢討和審視，“回顧過去的十年，依靠博彩井噴式發展的經濟增長方式本身已經使澳門自身付出了資源、環境和民生的重大代價，否則怎麼解釋經濟發展和民怨加劇的尷尬局面”，博彩成就了澳門經濟過去十年甚至更久遠時間的繁榮，不過卻難以護佑澳門經濟和社會未來的成長。我們有理由認為，本澳現階段的諸多社會矛盾，實則都與“賭業獨大”的畸形經濟結構有關。物價特別是房價上行壓力的不斷增強，收入不公平和機會不均等的急劇發展，大型娛樂場所進入造成的居民生活空間令人壓抑的擁擠，數十倍於本地居民的遊客數量令本澳的接待能力接近臨界值，凡此種種，匯成了形形色色的潛在隱患和社會不滿。
想當年，鐵達尼郵輪號稱“永不沉沒”，但還是被隱藏在水面下的冰山撞沉；一個城市也如一艘航行的巨輪，而根源性的社會弊端就如同水面下的冰山一樣，時刻威脅著航行的安全。選擇正確的航線以避開災難性的冰山，註定不會是一個輕鬆的過程，但也是必須要認真思考的工作。對於澳門而言，聚集更加徹底的變革的魄力和動力、推動深層次的多元化經濟結構調整，是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
二、應對社會運動時政府的正確行為
本澳的遊行畢竟還有示威的成分，不僅僅祇有近似散步的“嘉年華”，也有聲嘶力竭的怒吼和揮拳頭，在官民對峙的情境中，完全不發生衝突要建立在雙方都要高度克制和冷靜的基礎上，遺憾的是，在過去的幾年內，遊行時發生了或大或小的肢體衝突，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克制和冷靜並不容易實現。因此，每臨五一，本澳政府如臨大考、如履薄冰，這凸顯出政府對突發事件的掌控能力，以及對社會異質性因素的思維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近兩年來，特區政府在處理五一遊行時，顯得更加理智和成熟，學會溫和、克制地對待抗議者，雖然依然缺乏證據證明政府已具備足夠的能力來應對各種挑戰，但至少說明現屆政府的進步，說明政府正在正確的軌道上行進。因為，從“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以對抗制衡對抗”並無助於事態的解決。
佔領華爾街運動一開始，並沒有太大的號召力和認同感，反而引起了市民的反感和投訴，原因是這些示威者干擾了他們的正常生活。但是當警察開始驅趕這些示威者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警察的強勢和示威者的無助，一下子激起了美國人的同情，支持者開始從四面八方湧來，加入到抗議隊伍中。警察的出動，非但沒有撲滅星星之火，反而助推其為燎原之勢，成為整場運動內聚人氣、外溢影響的戲劇性轉折，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是美國政府始料未及的。
美國政府很快認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認識到了“烏龍政策”的可怕後果，在強大的社會運動面前，美國政府迅速調整了思路，紐約政府宣佈“只要抗議者需要，可以繼續抗議下去”，洛杉磯市議會甚至通過決議，“支持佔領洛杉磯活動”，政府這樣的態度促使警方慎重、溫和地處置抗議活動，從而使抗議活動平和進行，總體可控。事實上，在本澳，我們也不難發現類似的現象，即暴力的反彈性，警方愈粗魯，抗議者愈暴躁，事態愈容易失控和升級；警方愈溫和，抗議者愈克制，場面也就愈平和。這是一種施政技巧，更是一種行政理念上的昇華。
雖然五一遊行已呈現出了“常態化”的趨勢，並且肢體衝突也時有發生，但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推斷，抗爭型社會運動已經被本澳社會所接受。長期以來，澳門一直以平靜安寧著稱，也有“蓮花寶地”的稱謂，這是與澳門本土文化中的和諧、與世無爭大有關聯的，因此，我們推斷，未來本澳發生大規模的社會對抗事件的概率也不會太高，但未來究竟如何發展，還要依賴本澳各界的齊心協力和共同建設，在推動經濟多元的路徑設計同時，加強政府的自身建設，應對各種可能的風險，才不孚各界眾望。
“佔領華爾街”運動被稱為是上世紀中期民權運動後，發生在美國本土的最大規模社會抗議活動，有評論稱該運動“無組織、無紀律”，即缺乏統一的領袖、缺乏統一的組織、沒有明確的政治訴求，參加者多為失業者、學生和小型工會，口號和訴求五花八門，有的要求就業，有的呼籲公平，有的譴責貪婪，有的要求對富人增稅，多少帶有自發的烏合之眾的色彩，這和美國歷史上其他著名的抗議活動（如民權運動、反越戰等）有本質上的區別。鑒於該運動的草根性，當時，我們就戲稱，“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澳門的五一遊行！這當然是戲言，不過從形式上看，二者還是頗具幾分形似，比如參與主體多為底層民眾、無統一的口號和組織者等。
在小城澳門，五一遊行的影響力不亞於美國的“佔領華爾街”。一年一度的五一遊行，自從2007年以後，儼然已成“固定節目”,甚至成為澳門社會的一道景觀，成為澳門除了博彩以外，能夠吸引外界高度關注的一個元素。
今年的五一，本澳依舊有上千人上街遊行，或許是佛陀頂骨舍利蒞臨澳門，佛光顯靈佑護了一方祥和，今年遊行的規模和聲勢沒有去年那般浩大，整個遊行過程也算平穩有序。但是當看到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穿過鬧市區，群情振奮、高喊著口號赴政府總部請願時，還是頗令人感受到了民眾力量的震撼。同往年一樣，今年的遊行，仍然沒有統一的組織方和明確的政治訴求，遊行者的主張涵蓋了民生、就業、交通、公屋、環境保護、政制發展、新聞自由等與民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多元議題。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從最早以反映民眾的勞動權益為主，到後來圍繞民生展開的反貪腐、求民主，五一遊行的主題逐漸多元化，參與者也逐漸擴大化，去年教師團體近似散步的“無聲表達”，今年“黑衣表述”、80/90後“青流”的加入，都令觀察者感受到了五一遊行影響力的新變化；不時也有一些特定的論證團體加入進來，借助媒體對遊行的關注以博取知名度，宣傳時政主張。這顯然說明，五一遊行已不僅僅是“吐苦水”的集會，也成為某些團體“搏出位”的流動舞臺。我們認為，隨著五一遊行的這些變化，其傳遞出的信息是極其豐富的，也說明，五一國際勞動節在本澳已經成為“遊行日”的代名詞，從形式上已經實現常態化，並且成為觀察者瞭解澳門社會各界利益博弈和政府施政績效的一個重要窗口。
從形式上看，澳門的五一遊行和“佔領華爾街”運動同屬社會抗爭活動，都反映了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和批評，但是，我們認為,從表現出的社會張力看，二者卻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後者屬於社會危機，是美國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的印證，帶有社會免疫機能啓動的色彩，代表了美國民眾對體制性弊端的沮喪和深刻反思，凸顯了民眾對政府的深深失望；而前者屬於社會矛盾，更多的是民眾個人利益的自我主張，諸如打擊黑工、超齡子女來澳等，一般是特定人群的利益訴求,並且將解決的希望寄託於政府，說明民眾還是願意信任政府。這種本質上的差異，一方面決定了五一遊行的社會認同性和感召力要遠低於“佔領華爾街”；另一方面，也從側面說明本澳的社會矛盾還停留在可調和、可控制的階段，或者說未到爆發的臨界點。因此在短時間內，我們還看不到“五一遊行”會演變為“佔領華爾街”。然而這並不值得慶倖，因為本澳社會矛盾畢竟大量存在，否則何以解釋五一遊行竟成常態化？
並且尤為重要的是，從“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爆發因素看，正是因為點點滴滴的民生矛盾彙聚成了憤怒的海洋，令強大的美國政府深陷尷尬和被動中。這足以警示各級政府，如果對社會矛盾，尤其對根源性社會矛盾表現出不應有的麻木和冷漠，就有可能使本來是局部的問題擴大化和全域化，形成雪球效應，致使社會不安和躁動。因此，對於澳門政府而言，對於所有熱愛澳門的人而言，認真解讀“佔領華爾街”運動，汲取經驗、反思過失，擺脫因發散而失序的困境，遠離因抗爭帶來的社會撕裂，無疑是澳門的真正福祉。
一、必須解決社會矛盾的根源性弊端
無論是澳門的五一遊行，還是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都屬社會抗議活動，都是民眾表達對政府、政策不滿的一種情緒發洩。所不同的是，澳門的五一遊行針對的對象是政府，每次遊行都以赴政府總部請願為最終目的；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也是針對政府，但他們沒有赴華盛頓請願，也沒有“佔領白宮”，而是佔領華爾街，這種“曲線救圍”的方式可謂意義重大，儘管誰都明白，“失敗政策的制定者”是白宮，而非華爾街。然而恰恰是這點，才更加彰顯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特殊性和前瞻性，說明美國民眾認識到了社會問題的根源，說明了民眾對美國政府的失望，這種“隔山打牛”的功法頗具“替天行道”的悲壯，觸及到了美國的最敏感神經，所以才有了巨大的號召力和感染力。
眾所周知，華爾街作為美國的象徵，不僅創造了美國財富神話，也親手打造了次貸危機等災難；不僅創造了大量就業，也以“金元”方式牢牢控制美國政府，成為所有“失敗政策”的始作俑者。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在經濟蕭條中，美國民眾繞過從前針對政府進行抗議的傳統思路，直擊美國政府的“金主”，頗有釜底抽薪、直搗黃龍的意味。
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美國民眾喊出的“貧富差距”、“保障就業”、“社會不公”等口號，其實也是歷年本澳五一遊行的“固有節目”，這說明，無論是美國民眾，還是本澳居民，普羅大眾的切身感受都是大同小異的，但正是這些普通人的生活感受，竟然在世界頭號強國內部催生了“佔領華爾街”這樣的大事件，不但促使美國政府反思經濟政策，甚至越來越多的政治家都開始反思美國社會的體制性弊端。這樣近似蝴蝶效應的民生訴求，足以提醒所有的當權者，民生問題始終是頭等大事，對於根源性弊端引起的問題，即使阻力再大、困難再多，也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魄力，僥倖式的迴避，祇能錯失良機、貽誤發展。
正如華爾街和金融業造成了美國的許多社會弊端一樣，本澳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局面已經引起了社會的憂心忡忡，越來越多的聲音認為必須對經濟增長方式作出檢討和審視，“回顧過去的十年，依靠博彩井噴式發展的經濟增長方式本身已經使澳門自身付出了資源、環境和民生的重大代價，否則怎麼解釋經濟發展和民怨加劇的尷尬局面”，博彩成就了澳門經濟過去十年甚至更久遠時間的繁榮，不過卻難以護佑澳門經濟和社會未來的成長。我們有理由認為，本澳現階段的諸多社會矛盾，實則都與“賭業獨大”的畸形經濟結構有關。物價特別是房價上行壓力的不斷增強，收入不公平和機會不均等的急劇發展，大型娛樂場所進入造成的居民生活空間令人壓抑的擁擠，數十倍於本地居民的遊客數量令本澳的接待能力接近臨界值，凡此種種，匯成了形形色色的潛在隱患和社會不滿。
想當年，鐵達尼郵輪號稱“永不沉沒”，但還是被隱藏在水面下的冰山撞沉；一個城市也如一艘航行的巨輪，而根源性的社會弊端就如同水面下的冰山一樣，時刻威脅著航行的安全。選擇正確的航線以避開災難性的冰山，註定不會是一個輕鬆的過程，但也是必須要認真思考的工作。對於澳門而言，聚集更加徹底的變革的魄力和動力、推動深層次的多元化經濟結構調整，是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
二、應對社會運動時政府的正確行為
本澳的遊行畢竟還有示威的成分，不僅僅祇有近似散步的“嘉年華”，也有聲嘶力竭的怒吼和揮拳頭，在官民對峙的情境中，完全不發生衝突要建立在雙方都要高度克制和冷靜的基礎上，遺憾的是，在過去的幾年內，遊行時發生了或大或小的肢體衝突，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克制和冷靜並不容易實現。因此，每臨五一，本澳政府如臨大考、如履薄冰，這凸顯出政府對突發事件的掌控能力，以及對社會異質性因素的思維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近兩年來，特區政府在處理五一遊行時，顯得更加理智和成熟，學會溫和、克制地對待抗議者，雖然依然缺乏證據證明政府已具備足夠的能力來應對各種挑戰，但至少說明現屆政府的進步，說明政府正在正確的軌道上行進。因為，從“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以對抗制衡對抗”並無助於事態的解決。
佔領華爾街運動一開始，並沒有太大的號召力和認同感，反而引起了市民的反感和投訴，原因是這些示威者干擾了他們的正常生活。但是當警察開始驅趕這些示威者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警察的強勢和示威者的無助，一下子激起了美國人的同情，支持者開始從四面八方湧來，加入到抗議隊伍中。警察的出動，非但沒有撲滅星星之火，反而助推其為燎原之勢，成為整場運動內聚人氣、外溢影響的戲劇性轉折，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是美國政府始料未及的。
美國政府很快認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認識到了“烏龍政策”的可怕後果，在強大的社會運動面前，美國政府迅速調整了思路，紐約政府宣佈“只要抗議者需要，可以繼續抗議下去”，洛杉磯市議會甚至通過決議，“支持佔領洛杉磯活動”，政府這樣的態度促使警方慎重、溫和地處置抗議活動，從而使抗議活動平和進行，總體可控。事實上，在本澳，我們也不難發現類似的現象，即暴力的反彈性，警方愈粗魯，抗議者愈暴躁，事態愈容易失控和升級；警方愈溫和，抗議者愈克制，場面也就愈平和。這是一種施政技巧，更是一種行政理念上的昇華。
雖然五一遊行已呈現出了“常態化”的趨勢，並且肢體衝突也時有發生，但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推斷，抗爭型社會運動已經被本澳社會所接受。長期以來，澳門一直以平靜安寧著稱，也有“蓮花寶地”的稱謂，這是與澳門本土文化中的和諧、與世無爭大有關聯的，因此，我們推斷，未來本澳發生大規模的社會對抗事件的概率也不會太高，但未來究竟如何發展，還要依賴本澳各界的齊心協力和共同建設，在推動經濟多元的路徑設計同時，加強政府的自身建設，應對各種可能的風險，才不孚各界眾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