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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鲜为人知的是，她还曾经是一名出色的教师，有过五年从教经历。
求学京津两地打下坚实基础
邓颖超幼年丧父，跟随母亲杨振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13年，杨振德经中国社会党成员张星华介绍来到北京平民义务学校任教，邓颖超在这里插班读三年级。该校校长陈翼龙一面推行平民教育，一面从事社会党的革命活动，反对袁世凯独裁卖国，主张社会平等。在这里，邓颖超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陈校长常常用讲故事的形式告诉同学们中国为什么会受列强的欺凌，讲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讲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讲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等，讲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社会。陈校长的讲授，每次都给邓颖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危若累卵的祖国激发了她强烈的爱国意识。她后来回忆道：“陈先生为革命忠诚之士，平易近人，生活艰苦朴素，对人真挚和蔼，工作认真负责，受到全校教职员的尊敬，留给我的印象也极为深刻。”
学校终因进行反袁秘密活动而被查封，陈翼龙也被枪杀，邓颖超的学业被迫中断。1913年夏，邓颖超随母亲回到天津。暑假后，邓颖超进入直隶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后因母亲失业，邓颖超被迫辍学在家。身为教师的母亲辅导她完成了剩下的小学课程。母亲的循循善诱，耐心教诲，使邓颖超获得大量知识。1915年8月，邓颖超虚报两岁，考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预科。1916年夏，凭着刻苦的学习，邓颖超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升入本科，开始了她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四年的学习生活。在这里，邓颖超接受了严格的师范教育。
1916年，以“敦睦前后师生之情谊，扶助本校教育之发达”为目的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成立，并出版了《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同年11月，护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蔡锷因病不幸在日本逝世。学校校友会组织250名学生举行题为《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感言》的作文比赛，选出四篇佳作，刊登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二期上。邓颖超的文章便是其中之一。她以简练的文笔饱含深情地叙述了蔡锷将军一生的革命历程，对蔡锷在护国战争中的表现予以了高度赞扬：“揭张正义，共伐民毒，而卒达其志，推倒巨憝，民国再造。”在文章最后，邓颖超高呼：“望吾国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世事靡常，岂能一定，安知吾国异日不立于万国之上哉！”阐发了她爱国救国的强烈愿望。邓颖超展现出的写作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是她今后从事教师的必备条件。
邓颖超不仅认真学习文化知识，还认真对待习字课，她书写的颜体楷书非常好，是班里书法成绩中最好之一。她所写的“甫事”二字，字体匀称，被老师选中，收入到《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三期上，成为同学们欣赏和学习的榜样。这是迄今发现的邓颖超最早的书法作品。一手好字得益于邓颖超自小勤学苦练，这也是教师所具备的专业素养之一。
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邓颖超热心社会活动，先后与郭隆真、张若名等人筹建了学生乐群会、学生自治会、青年会等组织，参加进步学生团体组织的活动，得到多方面的锻炼，培养了爱国思想。上学期间，她还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在组织成立妇女进步团体和担任女界讲演队队长的过程中，其领导才能逐渐得以显现。尽管参加学生运动耽误了一些课程，但由于学习刻苦，邓颖超最终仍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于1920年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应聘男校教师促进教育公平
1920年夏，16岁的邓颖超从直隶第一女师毕业，应聘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现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任教，从此走上了教师岗位，开始了执教生涯，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独立到社会上谋事。当时，教育界对女子总抱有一种歧视的态度，不愿意聘请女教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以前聘请的也都是男教师。邓颖超的到来，使得学校“在教育界开了一个先例”“也给女界进入教育界服务打了一条先路”，影响深远。
开学后，学校每天安排一位老师带领学生们做操。当这位稚嫩的年轻女教师出现在学生们面前时，一些学生便开始说笑打闹，根本没有把她放在眼里，站在一旁的男老师似乎也不服气，议论纷纷，台下乱作一团。邓颖超非常镇定地站在学生面前，一声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们。渐渐地学生们在她的目光中感到不安了，放低了嬉笑声。她开始用洪亮亲切的声音问道：“说够了没有？笑够了没有？”操场上立刻变得鸦雀无声。学生们按着她示范的起伏节拍，做起了早操。邓颖超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负责的精神、和蔼的态度，使全校师生都非常敬佩。
邓颖超非常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教学当中。她负责教一年级的课程，还担任年级主任，她的教学方法十分灵活，给学生上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用讲故事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解各种知识。学生们都很喜欢她，愿意和她亲近，即使下课了也不愿意回家，总是围着她问问题。
邓颖超工作勤恳细致，与男同事相比毫不逊色。为研究和改进国语教学，学校自编课本，但无教法，于是邓颖超编写了第一、二册的教学方法，由学校刊印出版，受到了教师们的欢迎。在这里，她“努力工作，处事有方，在实践中为男女平等、开放女禁树立了榜样”。她同师生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
邓颖超对她任教的第一所学校——今天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非常有感情。1992年是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建校80周年，邓颖超不顾重病缠身，以该校第一位女教师的身份写了一封长达800多字的贺信。信中写道：“我以学校七十二年前第一位任教的女教师名义，向建校八十周年致以热烈的祝贺！我作为老教师，因为革命事业的需要，在校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始终惦记着我曾经工作过的学校，并以曾作为实验一小的教师为荣。就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也从未忘却过。解放后，我虽因工作关系不能常回学校，但每当我驅车路过南新华街时总是要掀开窗帘，看上一眼学校……”
任教达仁女校启蒙爱国教育
1922年夏，邓颖超受天津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的邀请到该校任教。她在达仁女校任教三年多时间。达仁女校是天津民族资本家乐达仁于1921年出资、以他的名字命名创办的一所国民女子小学，不收学费。 邓颖超在达仁女校担任一年级的教学工作，负责教授语文、算术、说话、唱歌等课程。她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从不让学生死读书，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在教学中，她还特别重视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学生关心社会和时政。马千里的女儿马翠官满6岁时到达仁女校就读，年仅21岁的邓颖超是她的启蒙老师。马翠官回忆：“邓老师教书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前边一个黑板，叫我们把课桌椅在教室里围成一个圈，邓老师坐在最前面。她讲课也不一样，她不是按课本一个字一个字地教，而是经常给我们讲简单而有趣的小故事，或看故事图画，从故事内容中引出要學的字词和记数方法，有时引导我们复述她讲的故事，讲得好时给予鼓励。所以，我们学得很有兴趣。邓老师耐心地教育着我们这一班无知的调皮的小姑娘，使我们逐步地懂得了遵守课堂常规，逐步地学会一些基础文化。她很喜欢我们，经常在课余时间领我们在院子里做捉迷藏、丢手绢的游戏。她很重视从小灌输我们爱国主义思想，在一些重大纪念日中，她常常用浅显的语言给我们讲这一纪念日的来历和意义。‘五一’国际劳动节当时并不被重视，她就给我们讲当年美国工人为了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争取到每人每天工作、学习和休息各八小时的‘三八’制的胜利;‘五四’爱国运动纪念日，讲她当年亲自参加一些斗争的经历……”邓颖超用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既给学生传授了文化知识，又对学生们进行了很好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
邓颖超在达仁女校的工作十分出色，赢得了校长的器重和信任。有时校长马千里因公外出，邓颖超还代理学校的校务。她工作认真负责，得到教师们的一致好评，成为当时天津教育界的新秀。邓颖超先后当选为省教育会委员、天津县教育会执行委员和直隶平民教育促进会董事。
开办补习学校救济失学妇女
1923年初，以邓颖超为首的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创办“女星社”。其宗旨是“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并加入无产阶级革命”。邓颖超任女星社总务部书记、教育部委员，后任总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女星社主要负责人之一。
为了早日实现妇女解放，邓颖超等人力图通过教育唤醒女子，培养其自主生活能力。1923年8月，邓颖超等女星社社员在河北大经路（现中山路）达仁里创办了天津“女星第一妇女补习学校”。学校以“救济失学妇女，授以相当知识及浅近技能，使其自谋生活”为宗旨，面向社会大力推行女子教育，达到“援助被压迫妇女的目的”。邓颖超担任校董和教务长，女星社社员担任义务教员。邓颖超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长篇发言，她说：“在中国几千年来我们女子被不好的礼教、风俗、习惯所束缚，虽外形没有什么，但精神上被这不好的礼教、风俗、习惯……一条条绳子捆缚着，绝无自由可言。”她希望学校在“最短期内给诸位一些应有的知识和相当的技能”。
1924年7月初，有7名学生从补习学校毕业，获得证书。在毕业典礼上，邓颖超向毕业学生提出三点希望：第一，要担当起引导社会的责任;第二，要时常关心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第三，要努力扶助中国所有的成年女子跳出失学的苦海。
女星第一妇女补习学校创办后，因经费不足，特邀请同志新剧社和女星社社员一同在北马路国货售品所演出《新闻记者》等剧目，用所售票钱补充办学经费。在办学过程中，邓颖超等女星社社员目睹了下层家庭妇女终日工作，难以到补习学校读书的苦状。为了让这些家庭妇女能够来到学校读书，1924年6月初，她们又创办了“女星星期义务补习学校”。该学校招收成年失学妇女，每星期日下午两点到五点授课，不收学费。
邓颖超等女星社社员开办的补习学校，通过教授妇女文化知识，传授妇女技能，对这些妇女摆脱封建枷锁的束缚，争取自身的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邓颖超还十分注重思想教育。她把教学与社会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增强了妇女学员对社会现状的认识，培养了一批未来中国妇女运动的骨干。
1924年，邓颖超在天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后因引起天津反动当局的密切关注，党组织安排她离开天津，南下广州。尽管邓颖超为中国革命事业离开了教师岗位，但她始终都对教师职业充满怀念和崇敬之情。1986年6月，在母校（河北师范大学）成立80周年校庆典礼上，邓颖超激动地说道：“如果要我选择职业的话，我还是选择当教师！”（责任编辑 王煜霏）
作者：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馆员
求学京津两地打下坚实基础
邓颖超幼年丧父，跟随母亲杨振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13年，杨振德经中国社会党成员张星华介绍来到北京平民义务学校任教，邓颖超在这里插班读三年级。该校校长陈翼龙一面推行平民教育，一面从事社会党的革命活动，反对袁世凯独裁卖国，主张社会平等。在这里，邓颖超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陈校长常常用讲故事的形式告诉同学们中国为什么会受列强的欺凌，讲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讲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讲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等，讲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社会。陈校长的讲授，每次都给邓颖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危若累卵的祖国激发了她强烈的爱国意识。她后来回忆道：“陈先生为革命忠诚之士，平易近人，生活艰苦朴素，对人真挚和蔼，工作认真负责，受到全校教职员的尊敬，留给我的印象也极为深刻。”
学校终因进行反袁秘密活动而被查封，陈翼龙也被枪杀，邓颖超的学业被迫中断。1913年夏，邓颖超随母亲回到天津。暑假后，邓颖超进入直隶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后因母亲失业，邓颖超被迫辍学在家。身为教师的母亲辅导她完成了剩下的小学课程。母亲的循循善诱，耐心教诲，使邓颖超获得大量知识。1915年8月，邓颖超虚报两岁，考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预科。1916年夏，凭着刻苦的学习，邓颖超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升入本科，开始了她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四年的学习生活。在这里，邓颖超接受了严格的师范教育。
1916年，以“敦睦前后师生之情谊，扶助本校教育之发达”为目的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成立，并出版了《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同年11月，护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蔡锷因病不幸在日本逝世。学校校友会组织250名学生举行题为《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感言》的作文比赛，选出四篇佳作，刊登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二期上。邓颖超的文章便是其中之一。她以简练的文笔饱含深情地叙述了蔡锷将军一生的革命历程，对蔡锷在护国战争中的表现予以了高度赞扬：“揭张正义，共伐民毒，而卒达其志，推倒巨憝，民国再造。”在文章最后，邓颖超高呼：“望吾国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世事靡常，岂能一定，安知吾国异日不立于万国之上哉！”阐发了她爱国救国的强烈愿望。邓颖超展现出的写作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是她今后从事教师的必备条件。
邓颖超不仅认真学习文化知识，还认真对待习字课，她书写的颜体楷书非常好，是班里书法成绩中最好之一。她所写的“甫事”二字，字体匀称，被老师选中，收入到《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第三期上，成为同学们欣赏和学习的榜样。这是迄今发现的邓颖超最早的书法作品。一手好字得益于邓颖超自小勤学苦练，这也是教师所具备的专业素养之一。
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邓颖超热心社会活动，先后与郭隆真、张若名等人筹建了学生乐群会、学生自治会、青年会等组织，参加进步学生团体组织的活动，得到多方面的锻炼，培养了爱国思想。上学期间，她还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在组织成立妇女进步团体和担任女界讲演队队长的过程中，其领导才能逐渐得以显现。尽管参加学生运动耽误了一些课程，但由于学习刻苦，邓颖超最终仍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于1920年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应聘男校教师促进教育公平
1920年夏，16岁的邓颖超从直隶第一女师毕业，应聘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现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任教，从此走上了教师岗位，开始了执教生涯，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独立到社会上谋事。当时，教育界对女子总抱有一种歧视的态度，不愿意聘请女教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以前聘请的也都是男教师。邓颖超的到来，使得学校“在教育界开了一个先例”“也给女界进入教育界服务打了一条先路”，影响深远。
开学后，学校每天安排一位老师带领学生们做操。当这位稚嫩的年轻女教师出现在学生们面前时，一些学生便开始说笑打闹，根本没有把她放在眼里，站在一旁的男老师似乎也不服气，议论纷纷，台下乱作一团。邓颖超非常镇定地站在学生面前，一声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们。渐渐地学生们在她的目光中感到不安了，放低了嬉笑声。她开始用洪亮亲切的声音问道：“说够了没有？笑够了没有？”操场上立刻变得鸦雀无声。学生们按着她示范的起伏节拍，做起了早操。邓颖超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负责的精神、和蔼的态度，使全校师生都非常敬佩。
邓颖超非常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教学当中。她负责教一年级的课程，还担任年级主任，她的教学方法十分灵活，给学生上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用讲故事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解各种知识。学生们都很喜欢她，愿意和她亲近，即使下课了也不愿意回家，总是围着她问问题。
邓颖超工作勤恳细致，与男同事相比毫不逊色。为研究和改进国语教学，学校自编课本，但无教法，于是邓颖超编写了第一、二册的教学方法，由学校刊印出版，受到了教师们的欢迎。在这里，她“努力工作，处事有方，在实践中为男女平等、开放女禁树立了榜样”。她同师生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
邓颖超对她任教的第一所学校——今天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非常有感情。1992年是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建校80周年，邓颖超不顾重病缠身，以该校第一位女教师的身份写了一封长达800多字的贺信。信中写道：“我以学校七十二年前第一位任教的女教师名义，向建校八十周年致以热烈的祝贺！我作为老教师，因为革命事业的需要，在校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始终惦记着我曾经工作过的学校，并以曾作为实验一小的教师为荣。就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也从未忘却过。解放后，我虽因工作关系不能常回学校，但每当我驅车路过南新华街时总是要掀开窗帘，看上一眼学校……”
任教达仁女校启蒙爱国教育
1922年夏，邓颖超受天津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的邀请到该校任教。她在达仁女校任教三年多时间。达仁女校是天津民族资本家乐达仁于1921年出资、以他的名字命名创办的一所国民女子小学，不收学费。 邓颖超在达仁女校担任一年级的教学工作，负责教授语文、算术、说话、唱歌等课程。她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从不让学生死读书，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在教学中，她还特别重视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学生关心社会和时政。马千里的女儿马翠官满6岁时到达仁女校就读，年仅21岁的邓颖超是她的启蒙老师。马翠官回忆：“邓老师教书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前边一个黑板，叫我们把课桌椅在教室里围成一个圈，邓老师坐在最前面。她讲课也不一样，她不是按课本一个字一个字地教，而是经常给我们讲简单而有趣的小故事，或看故事图画，从故事内容中引出要學的字词和记数方法，有时引导我们复述她讲的故事，讲得好时给予鼓励。所以，我们学得很有兴趣。邓老师耐心地教育着我们这一班无知的调皮的小姑娘，使我们逐步地懂得了遵守课堂常规，逐步地学会一些基础文化。她很喜欢我们，经常在课余时间领我们在院子里做捉迷藏、丢手绢的游戏。她很重视从小灌输我们爱国主义思想，在一些重大纪念日中，她常常用浅显的语言给我们讲这一纪念日的来历和意义。‘五一’国际劳动节当时并不被重视，她就给我们讲当年美国工人为了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争取到每人每天工作、学习和休息各八小时的‘三八’制的胜利;‘五四’爱国运动纪念日，讲她当年亲自参加一些斗争的经历……”邓颖超用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既给学生传授了文化知识，又对学生们进行了很好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
邓颖超在达仁女校的工作十分出色，赢得了校长的器重和信任。有时校长马千里因公外出，邓颖超还代理学校的校务。她工作认真负责，得到教师们的一致好评，成为当时天津教育界的新秀。邓颖超先后当选为省教育会委员、天津县教育会执行委员和直隶平民教育促进会董事。
开办补习学校救济失学妇女
1923年初，以邓颖超为首的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创办“女星社”。其宗旨是“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并加入无产阶级革命”。邓颖超任女星社总务部书记、教育部委员，后任总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女星社主要负责人之一。
为了早日实现妇女解放，邓颖超等人力图通过教育唤醒女子，培养其自主生活能力。1923年8月，邓颖超等女星社社员在河北大经路（现中山路）达仁里创办了天津“女星第一妇女补习学校”。学校以“救济失学妇女，授以相当知识及浅近技能，使其自谋生活”为宗旨，面向社会大力推行女子教育，达到“援助被压迫妇女的目的”。邓颖超担任校董和教务长，女星社社员担任义务教员。邓颖超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长篇发言，她说：“在中国几千年来我们女子被不好的礼教、风俗、习惯所束缚，虽外形没有什么，但精神上被这不好的礼教、风俗、习惯……一条条绳子捆缚着，绝无自由可言。”她希望学校在“最短期内给诸位一些应有的知识和相当的技能”。
1924年7月初，有7名学生从补习学校毕业，获得证书。在毕业典礼上，邓颖超向毕业学生提出三点希望：第一，要担当起引导社会的责任;第二，要时常关心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第三，要努力扶助中国所有的成年女子跳出失学的苦海。
女星第一妇女补习学校创办后，因经费不足，特邀请同志新剧社和女星社社员一同在北马路国货售品所演出《新闻记者》等剧目，用所售票钱补充办学经费。在办学过程中，邓颖超等女星社社员目睹了下层家庭妇女终日工作，难以到补习学校读书的苦状。为了让这些家庭妇女能够来到学校读书，1924年6月初，她们又创办了“女星星期义务补习学校”。该学校招收成年失学妇女，每星期日下午两点到五点授课，不收学费。
邓颖超等女星社社员开办的补习学校，通过教授妇女文化知识，传授妇女技能，对这些妇女摆脱封建枷锁的束缚，争取自身的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邓颖超还十分注重思想教育。她把教学与社会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增强了妇女学员对社会现状的认识，培养了一批未来中国妇女运动的骨干。
1924年，邓颖超在天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后因引起天津反动当局的密切关注，党组织安排她离开天津，南下广州。尽管邓颖超为中国革命事业离开了教师岗位，但她始终都对教师职业充满怀念和崇敬之情。1986年6月，在母校（河北师范大学）成立80周年校庆典礼上，邓颖超激动地说道：“如果要我选择职业的话，我还是选择当教师！”（责任编辑 王煜霏）
作者：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馆员